关于推进生态保护补偿工作的思考

国家和地方在生态保护补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积累了一定经验,补偿领域逐渐由单一领域走向综合补偿、补偿范围由省内拓展到省际间、补偿资金由切块分配转向与成效挂钩、补偿方式由资金补偿拓展到多元化补偿。但在工作实践中仍存在生态保护补偿立法滞后,标准体系不完善;内涵的理解不全面,补偿方式较单一;国家层面生态保护补偿政策综合性效果有待进一步提高;上下游地区间横向生态保护补偿长效机制尚未完全建立;缺乏系统有效的监测评估机制等问题。对此本文提出了扩大补偿范围,继续推进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做好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配套管理;加强跨界断面水质监测、考核和绩效评价;完善配套制度与标准体系;创新政策协同机制等建议。     

引滦入津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机制试点进展与建议

实施生态保护补偿是调动各方积极性、保护好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本研究首先对引滦入津工程生态补偿的背景、津冀两省市协议内容、考核目标、实施进展、取得的成效进行了概述;并针对生态补偿实施中存在的资金缺口较大、库区脱贫攻坚任务艰巨、生态补偿协同机制有待完善等问题提出建议:提高补偿标准,建立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方式;结合精准脱贫和生态脱贫,建立长效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创新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协同机制,健全配套制度体系。     

我国生态补偿相关政策评述

当前,国家和地方都有建立和实施生态补偿机制的政治意愿和需求,但从我国目前生态补偿的具体实践来看,尚未建立一套相对完整的生态补偿政策体系和生态补偿机制,并且缺乏专门性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工具.由于法律和政策体系不完善,我国的生态补偿实践缺乏法律支持和政策指导,不仅不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也影响到了整个社会环境经济利益的公平分配和地区间的协调发展.     

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现状、问题与优化路径研究

我国需要以市场化手段、多元化补偿方式推动生态保护补偿“输血”与“造血”机制相结合。近年来,我国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的政策机制不断健全,创新举措不断推出,但仍然存在法律法规不完善、补偿标准缺乏科学评估和市场化工具不健全等问题和挑战。本文构建政府引导、生态产品价值科学核算、“产品—价值—交易”的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框架,提出通过丰富市场交易模式、协议付费模式、绿色金融投资模式等方式创新市场化补偿模式,通过推动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培育高质量现代生态产业项目来科学制定差异化补偿标准,通过完善政策制度设计、强化约束激励机制、健全技术支持体系来完善市场化生态保护补偿配套政策。     

基于准自然实验的生态转移支付政策环境效应评价

生态转移支付政策的完善是深化生态补偿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解决生态转移支付政策尚未充分改善环境质量这一现实问题,基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决策机理提出相应假设,选取山西省96个县域的环境和社会经济相关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评估生态转移支付政策的环境效应. 结果表明:生态转移支付政策的实施总体上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改善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所在县域的环境质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环境效应逐渐变差. 生态转移支付资金规模的扩大进一步改善了环境质量,每增加1 000元生态转移支付资金,环境质量就得到2.285个百分点的改善,且生态转移支付政策的环境效应呈现出功能区类型、民族聚集程度的差异化特征. 进一步研究发现,贫困程度是导致不同地区生态转移支付政策环境效应存在差异的重要因素. 基于此,建议坚持实施生态转移支付政策,逐步扩大生态转移支付规模,强化生态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的导向性和差异性,完善生态转移支付政策的市场化,多元化投入机制和完善补偿资金考核机制等,从多角度完善生态转移支付政策.      

新疆自然资源领域生态补偿制度调查研究

为了明晰新疆生态补偿主体,以及精准制定生态补偿标准并完善效益评估体系,采用文献调查及实证调查法分析了当前新疆自然资源生态补偿机制的现状。结果表明,当前新疆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逐步趋于完善,而且生态移民、生态公益林补偿、煤炭资源开发生态补偿、退耕还林工程建设和草原生态补偿等生态补偿工程均有不同程度的不足,而且当前自治区生态补偿机制存在补偿标准过低、补偿方式单一、补偿组织不全以及相关法律不健全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构建自治区自然资源领域生态补偿机制时相应的实施措施及建议。     

新安江流域(第二轮)生态补偿试点进展及机制完善探索

新安江流域是我国首个流域生态补偿的试点地区,首轮试点于2012—2014年实施,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经济效益显著。第二轮试点实施期为2015—2017年,文章重点对第二轮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协议的内容以及黄山市为生态保护所做的"10个覆盖""10个推进"等工作和机制完善探索工作进行了阐述。文章指出目前生态补偿工作还存在横向补偿长效机制尚未健全,流域上游地区工作压力大、试点补偿方式单一,补偿范围难以满足实际保护需要,发展与保护矛盾突出,水质保持为优难度加大等问题。为此,为探索出一种可复制、可推广的新安江模式,提出应建立长效的生态补偿机制、推进多元化的补偿方式、探索上下游水权交易等建议。     

健全生态保护红线监督制度机制的对策探析

生态保护红线是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自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启动以来，如何建立完善相关制度机制、切实守好守牢这一底线和生命线，成为各地区生态保护红线监管的迫切需要。本文对当前生态保护红线监督工作的实践基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总结，并从加强部门沟通协作、完善法律法规与政策标准、提升监测评估与监督执法能力等方面，提出建立健全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监督制度机制的对策建议。     

建设生态文明背景下完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建议

生态保护补偿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制度支撑。本文系统梳理了我国当前实施的各类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并对其成效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发现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在立法、管理、理论支撑与实践等方面均存在不足,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完善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政策的对策建议。     

我国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制度的建设实施与完善建议

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制度是规范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活动,保障流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度创新。新时期,我国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制度建设与实践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也存在有效制度供给不足、政策叠加冲突、制度激励不充分等问题。未来,我国应构建完善生态补偿法制体系,尽快出台"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办法";结合生态综合补偿试点,整合空气、水、森林等环境要素的生态补偿政策,衔接横向、纵向与其他市场化补偿手段;通过制定流域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总量控制和区域限批等制度,在强化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健全激励机制;按照"四个统一"联防共治要求建设联席会议制度,实施联合执法,推动我国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制度的发展完善。     

禁牧草地补偿标准问题研究——基于最小数据方法在玛曲县的运用

以黄河重要水源涵养和补给区玛曲县为例,以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政策为分析背景。运用最小数据方法,以草地水源涵养表征生态系统服务,通过单位面积禁牧草地水源涵养量的机会成本的空间分布推导了禁牧草地水源涵养量供给曲线。结果表明：1）实施生态补偿可以激励牧户自愿禁牧,禁牧比例大小随补偿标准的变化而变化,禁牧草地所能提供的水源涵养量目标则随禁牧比例的变化而变化;2）玛曲县在现有禁牧面积17.67×10⁴ hm²上所能提供的水源涵养量目标为77 383.998 0×10⁴ m³,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按1 751.7元/hm²的补偿标准对牧户进行补偿,总计30 950.503 8×10⁴元,此外还包括实施成本2 650.235 0×10⁴元、交易成本1 768.459 9×10⁴元;而现行的补偿标准300元/hm²,能够激励牧户自愿禁牧的比例仅有0.64%,理论上所能提供的水源涵养量目标也只有495.257 5×10⁴ m³。     

秦岭生态补偿理论研究与实践进展

生态补偿是通过经济手段促进生态保护与受益地区利益共享的制度设计,是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秦岭是我国重点生态功能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生态补偿作为协调秦岭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有助于推动该区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对实现秦岭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系统梳理了秦岭生态补偿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践,主要包括秦岭在区域调水、森林生态效益、生物多样性保护、矿产资源开发等方面的生态补偿研究,以及秦岭生态补偿相关政策法规制定、南水北调、退耕还林（草）以及生态移民搬迁等具体生态保护工程补偿实践,并从补偿对象、补偿标准、公众参与、补偿方式几个角度探讨了秦岭生态补偿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秦岭生态补偿研究的建议与对策。     

城市水源地水源保护与经济协调发展策略探讨——以铁岗水库为例

随着铁岗水库流域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饮用水源的水质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文章分析了水库所在地及周边地区的社会发展状况．分析水源保护与经济发展存在的矛盾及其成因,指出建立和完善水源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是解决水源保护区保护和发展矛盾的关键所在,并对生态补偿的补偿原则、补偿标准、补偿类型和补偿方式等展开论述,最终提出落实生态补偿机制的若干建议,以促进水源保护区的可持续发展。     

黑龙江三江自然保护区湿地保护法律问题研究

长期以来,黑龙江三江自然保护区湿地由于人口的增长、经济开发活动频繁增加,社会公众和管理者对湿地的功能和综合价值缺乏足够的认知,对其只是索取,而缺乏有效的保护,致使湿地生态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造成水环境污染严重,土壤沙化、盐碱化面积不断扩大,灾害性气候频繁发生,动植物等生物多样性急剧减少,这与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主旨及世界潮流相悖.在此,对黑龙江三江自然保护区湿地的现存问题进行分析,以期通过完善区域专项立法、建立湿地专管机构和湿地管理专项资金、完善管理协调机制、建立湿地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完善环境保护相关法律责任等途径,切实做到对湿地的保护和开发利用并重.     

基于生态地租的生态环境补偿理论建构及应用

生态环境补偿是自然资源和生态管理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以"资源稀缺-生态地租-生态环境补偿"为逻辑主线,通过阐述生态地租Ⅰ和生态地租Ⅱ的形成过程,并以生态地租分配为依据,相应地将生态环境补偿分为反映生态资源消耗的生态环境补偿Ⅰ和反映生产效率改善的生态环境补偿Ⅱ两部分,从而构建基于生态地租的生态环境补偿理论框架,提出生态环境补偿的新思路。结合生态足迹数据及投入产出表,测算得到中国1997-2007年每年经济生产中应支付的生态环境补偿Ⅰ的总额由2 781×10⁸元增加到9 900×10⁸元,生态环境补偿Ⅱ的总额由26 318×10⁸元增加到68 262×10⁸元。今后,我国只有支付足额的生态环境补偿费用用于生态环境治理和激励生态环境保护贡献者,才能确保生态资源可持续利用。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实现生态环境补偿Ⅰ和生态环境补偿Ⅱ的相关途径。     

基于选择实验法的耕地生态补偿额度测算

生态补偿机制是一种有效协调耕地保护与经济发展矛保盾的经济激励措施。其中,生态补偿额度的确定是补偿机制构建的核心和难点。论文以武汉市民的调查为实例,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应用选择实验法模拟和构建耕地生态补偿政策及其交易市场,测算出武汉市民对不同耕地保护属性水平的偏好及不同组合方案的福利水平价值变化差异,从而间接得出市民对耕地资源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及额度。研究结果表明:对保护耕地资源而言,市民更关注耕地周边景观与生态环境属性,并愿意为耕地周边景观与生态环境的改善每年支付154元;众多属性组合中,市民愿意支付的最佳组合为方案7,即耕地面积属性保持不变、耕地质量与肥力属性改善、耕地周边景观与生态环境属性改善的组合方案,其支付意愿为每年247元。不同组合方案的福利水平价值差异化,为耕地生态补偿机制建设中确定具有一定弹性的生态补偿标准提供了参考依据。     

社会资本对生态补偿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以锡林郭勒盟草原生态补偿为例

通过对农户开展的问卷调查分析了锡林郭勒盟草原生态补偿绩效,结果表明生态补偿绩效不容乐观,农户感受到的生态环境状况仅有小幅度的改善,消除经济激励之后农户表现出较低的参与积极性.基于结构方程模型,以农户自我发展能力和生态保护能力为中介,构建社会资本对生态补偿绩效的影响机制模型.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经济效应表现出显著负影响;对生态效应表现出显著正影响.社会网络、普遍信任、机构信任、互助倾向和惩罚程度对于经济效应影响系数分别为-0.05、-0.05、-0.01、-0.06和-0.03;对于社会效应影响系数分别为0.11、0.10、0.03、0.12和0.06;对于生态效应影响系数分别为0.36、0.33、0.09、0.38和0.19.在社会资本5项维度中互助倾向反映度最高,机构信任最低,因子载荷分别为0.77和0.19.农户自我发展能力和生态保护能力在社会资本对生态补偿绩效影响中表现出显著中介作用.     

饮用水源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构建初探——厦门案例研究

生态补偿是环境管理的一种经济手段,它通过调节人类生产活动行为来达到生态环境保护的目的。本文以厦门市汀溪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区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建立汀溪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的必要性,确定了汀溪水库引用水源保护区生态补偿的主体与客体,计算出了汀溪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区2004年—2006年的生态补偿量,并提出了符合保护区实际情况、可操作性强的生态补偿方式,对构建饮用水源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进行了初探。     

生态补偿对象空间选择的研究进展及展望

生态补偿作为一种将外在的、非市场环境服务转化为当地参与者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财政激励机制而备受世界关注。为了全面认识国际生态补偿对象空间选择的状况与成果,促进国际生态补偿对象空间选择研究的交流与合作,论文在分析国际相关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基础上,概括介绍了生态补偿对象空间选择的相关概念和研究背景,对不同补偿对象选择方案进行了归纳梳理和比较分析,简要介绍了得分函数法、距离函数法和GAP分析法等研究方法,比较分析了研究方法的优缺点,最后提出了思考和展望：选择方案的设计既要注重资金效益,又要兼顾公平;努力建立生态补偿效果的评价机制,逐步完善生态补偿对象选择方案,健全生态补偿机制。     

基于生态保护成本的三江源区生态补偿资金估算

为了量化生态保护成本作为生态补偿的理论最低标准,以三江源区为例,将生态保护成本作为生态补偿标准下限,从实际需求角度分析基于生态保护成本的生态补偿标准核算范围与指标体系,结合相关政策和调研资料,采用费用分析法对生态保护成本进行动态核算,以2010年为基准年,确定与量化2011—2030年三江源区16县1乡的生态补偿标准.结果表明:① 2011—2030年三江源区生态补偿标准下限为4 095.4×108元,其中,2010年为177.7×108元,2011—2020年为2 069.5×108元,2021—2030年为2 025.9×108元.② 按补偿资金的不同投入类别,生态保护与建设投入的补偿下限为1 728.6×108元,居民生产生活改善投入的补偿下限为1 250.4×108元,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投入的补偿下限为1 116.4×108元.③ 2011—2030年,三江源区土地生态保护投入由12元/（hm2·a）增至180元/（hm2·a）,农牧民生产生活改善的投入由4 500元/人增至8 000元/人.生态补偿资金的差异主要源于草地退化严重程度、人口分布相对集中程度等方面,这将有助于缓解三江源区“人-草-畜”这一核心矛盾,同时有助于推进三江源区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