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碳税和产品绿色度的闭环供应链网络Nash博弈均衡模型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的逐渐加剧和部分资源日渐枯竭,减少碳排放并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已成为世界范围内共同关注的热点议题之一,多数国家对温室气体排放采取了多种形式的限制措施,其中碳税是较为常见的政府政策。考虑到制造企业的生产与再制造活动是碳排放的重要来源,为应对碳税政策,制造商可对产品进行低碳技术投资来提升产品的绿色度水平。通常产品绿色度水平越高,则单位产品的碳排放量越低。故在此背景下,企业如何在增加的投资额与降低的碳排放量之间进行权衡,进而得出最优的生产/再制造与定价策略是其面临的重要决策问题。本文以变分不等式、互补理论和拉格朗日对偶理论为基础,在考虑闭环供应链网络同类成员竞争的基础上,结合制造商在产品设计过程中的绿色度决策,在政府碳税和补贴政策下建立了消费者具有低碳偏好的闭环供应链网络均衡模型。结合变分不等式的修正投影收缩算法,设计了模型求解程序。在数值算例中,分析了政府碳税和补贴、回收比例因子以及消费者低碳偏好的变化对产品绿色度决策、产量与价格决策以及企业利润的影响,进而给出相应的管理学启示。结果表明:政府一方面需合理选择补贴力度,补贴过低无法充分发挥该机制的作用,而补贴过高又影响政策效果;另一方面,政府应引导企业将回收比例设置在合理区间内,具体应结合再制造成本节约水平与产品的绿色度水平综合选取。碳税机制是一种值得推广的碳减排机制,可促使企业选择低碳生产技术减少碳排放量并使利润略有增加。尽管制造商利润随消费者低碳意识的提高而略有改善,但其更应依靠政府等外部力量来提升消费者的低碳偏好意识。本文所得结论对低碳供应链研究和政府政策设计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扩散的演化博弈分析

环境污染问题的日趋严重,使社会环境参与者对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要求不断加深,监督力度也随之加强。政府、创新企业以及公众消费者之间存在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利益关系,同时多方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准则也将影响绿色技术创新在社会系统中的扩散,因此,探究三方利益相关者对绿色创新行为以及绿色创新扩散的影响成为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通过借鉴利益相关者理论,对社会系统中参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利益、权利分析,构建政府、企业与公众消费者之间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根据演化的仿生学研究,引入Lotka-Volterra模型,探究环境利益相关者的规制行为,对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扩散的演化影响,利用Matlab仿真工具,对演化博弈以及仿生演化模型进行数学推导求解并赋值仿真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利益相关者的污染抵制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扩散;高强度的污染税收、低强度的公众环保宣传与适度的创新激励补偿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果最明显;公众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推广促进其在社会系统中的扩散,而政府对于绿色创新技术的过度推广,则会降低绿色创新扩散效率。本文的研究对社会环境监管参与者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第一,政府作为绿色创新的推动者及环境监管的权利机关,应注重把握监管力度,合理选择环境规制手段、规划环境规制成本,防止过激手段的实施对绿色技术创新带来的阻碍;第二,公众消费者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更为广泛,因此,消费者应从自身做起,杜绝非环保产品,不断推动社会绿色创新技术的发展。第三,企业作为绿色技术创新的生产方,应将环境保护作为己任,努力研发环保类产品,减少环境污染及能源的消耗。     

基于竞争视角下央地政府环境规制行为策略研究

鉴于"经济分权,政治集权"的管理模式下,地方政府在执行环境规制过程中与中央政府目标不一致这一现象,本文考虑了相邻地方政府投资环境保护行为的正外部效应与投资经济行为的负外部效应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环境规制选择策略的影响;运用演化博弈理论构建了相邻地方政府竞争视角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演化博弈模型,探讨了博弈双方的演化规律及行为特征;进一步结合理论分析,选取数值对奖励力度、惩罚力度、相邻地方政府投资环境保护的正外部效应系数及投资经济行为的负外部效应系数对博弈主体实现稳定演化策略的作用机制进行仿真,并对博弈双方实现演化稳定策略的动态轨迹进行分析,研究影响因素如何促进博弈主体实现博弈均衡。研究表明:(1)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意愿对各影响因素的敏感性存在较大差异,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执行意愿对奖励力度、相邻地方政府竞争产生的正负外部效应更为敏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惩罚力度均有较强的敏感性。(2)奖励力度、惩罚力度和相邻地方政府不同投资行为产生的正、负外部效应系数对实现环境规制理想局面的影响均存在门槛效应,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当相邻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正负外部效应低于阈值或奖励力度、惩罚力度超过阈值时,有利于促进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实现(执行,不监管)的理想局面。相对于投资经济行为的负外部效应,有效控制投资环境保护行为的正外部效应更易于促进地方政府选择执行环境规制策略。中央政府在绩效考核体系中应充分运用相邻地方政府竞争机制和奖励机制对环境规制博弈双方的影响差异,制定有效措施激励地方政府积极执行环境规制。     

碳交易市场中的碳税策略研究

为实现节能减排和产业结构平稳调整,我国需要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低碳之路",这就需要选择并设计市场化减排政策工具。本文通过探讨碳交易市场中的碳税策略,提出复合碳交易体系更加符合我国国情。在此背景下,通过构建复合碳排放交易体系下的双寡头企业的合作和竞争三阶段博弈模型,对如何制定碳税税率促使社会福利最大化,不同碳减排研发策略下,企业如何确定碳计划减排量以及制定产品价格,以满足自身利益最大化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同时,对政府征收碳税税率的影响进行敏感性分析,比较企业采取合作和竞争两种不同碳减排研发策略时,碳税税率的变化对产品价格、碳计划减排量、企业利润、社会福利方面的影响。本文认为,在碳交易市场中征收碳税对于降低碳排放量,增加企业收益具有促进作用,这说明在科学合理的政府政策配置下,采用合理的市场机制,可以实现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其实现过程,需要建立碳交易市场,依靠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促使企业主动选择"提高计划碳减排量"的方式逐年降低碳排放量,同时,在加强社会监督和严格执行碳超量排放处罚机制的条件下,采用碳税方式提高计划碳减排量,而要达到最优减排量,政府还需积极引导和促使企业不断提高碳减排研发效率,并积极开展合作研发减排;而在推行过程中,应选择碳税税率征收空间较大的高产能行业,特别是产品成本和低碳度较低的行业作为试点,优先开征碳税;在垄断行业中,政府必须采取必要的规制政策,以确保市场机制的有效性和递延性,维护公共利益。同时,推广过程中必须重视对消费者低碳偏好的培养,这将有利于企业提高产品价格,应对碳减排带来的生产成本压力,减少碳税征收的阻力,为政府开征碳税赢得空间和时间,促进能源结构的优化和产业结构的平稳调整,实现低碳环保与经济发展的和谐统一。     

双重治理体制下政府碳排放监管博弈分析

中国式分权管理、官员晋升考核的经济锦标赛制度使得地方政府在多目标决策时更关注于经济增长而非环境保护,致使环境规制政策难以有效落到实处。基于国家和企业面临的日趋严峻的碳排放约束和2017年后逐渐形成的阶梯式碳税体系,构建了中央、地方双重治理体制下,中央、地方环保部门同碳排放企业间的三方博弈模型,分析了双层治理体制下实施阶梯式碳税政策对不同主体行为的影响。模型均衡分析和仿真研究发现:双重治理体制下,地方政府对经济绩效的追求会导致地方环保部门放松环境监管,弱化了环境规制的碳减排绩效;实施阶梯式碳税时,企业偷排行为与地方环保部门的检查成本和中央环保部门的审查成本正相关,与偷排惩罚系数反相关,合理的碳排放标准对约束企业的偷排倾向和偷排量有重要影响;实行阶梯式碳税比单一的标准碳税对提升地方环保部门的监管绩效具有更好的激励效果,而单纯的经济手段无法激发地方环保部门的检查积极性,还应辅之以行政手段等其他约束措施。为强化环境规制政策效果,切实达成预期的碳减排目标,必须从制度上打破环境规制的中央-地方双层治理体制,改变政府官员的晋升考核标准。探索实行环保部门的中央垂直管理并合理划分双方权限,将环保指标纳入官员晋升考核,有助于更好地提升地方环保部门的检查激励;尽快建成完善的碳税体系和全国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科学制定阶梯式碳税标准和配额标准;同时还应加大执法力度和中央环保部门的审查力度,引入第三方参与以降低环境规制的监管成本等。     

中国工业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的政策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由于环境技术创新的外部性及其将给企业带来额外成本的增加,因此,只有通过环境政策的激励,才能够有效地促进企业进行环境技术创新。目前,已有文献对我国环境技术创新的研究缺乏计量经济学的证据,尤其缺乏对政府环境政策影响效应的研究与分析,政策针对性不强。本文以我国环境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工业环境技术专利申请量指标来表征工业企业的环境技术创新水平,在对中国30个省份2006-201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及Hausman检验的基础上,构建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探讨了环境政策力度、环境规制强度、技术创新投入等因素对我国工业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滞后1年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每增加1%,工业企业环境技术创新增加6.45%,表明我国的环境政策力度,即对环境改善的投入对工业企业的环境技术创新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这种激励作用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而单位工业生产总值的污染排放量与环境技术专利的申请量之间为负相关关系,表明政府增大环境规制的强度,有利于激励企业增加对环境技术创新的供给。此外,工业企业技术投入、市场需求、国际技术外溢效应和工业企业行业规模与企业环境技术创新均为正相关关系;其中,工业企业的技术投入是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的核心驱动力。为了扭转我国工业企业的传统发展模式、促进国民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政府应建立节能减排政策规制的长效机制,加大减排科技资金投入,并加速形成环境技术创新的市场需求机制。     

政府监管模式与企业污染排放演化博弈分析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的矛盾不断加剧,政府对环境进行监管已经迫在眉睫。基于我国现实国情,针对政府不同监管模式,采用演化博弈理论建立企业与政府间博弈的复制动态方程,得到不同情形下企业和政府博弈的进化稳定策略,分析了监管成功率、第三方举报概率等现实参数对策略的影响。结论表明:企业违规行为主要受违规惩罚力度、第三方监管力度以及政府监管成功率的影响;政府部门若能在演化博弈过渡时期审时度势、分阶段实施不同措施,就可以有效遏制企业的违规行为。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对我国环境污染问题的进一步解决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集群内资源型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关键影响因素的识别研究

企业作出绿色行为决策进而实施生态化的绿色行为对我国资源型产业集群走出中国式低碳之路、实现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本文通过对湖北宜昌、荆门、河南郑州资源型产业集群中30家企业的调查,采用熵权决策模型对影响资源型产业集群中企业绿色行为决策的关键因素进行了辨识,并进一步横向比较分析关键因素对不同性质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影响的关键度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在置信水平λ=0.99下,企业预期收益、环境规制、生态环境、产业集群的网络特征以及企业社会责任是影响资源型产业集群中企业绿色行为决策的关键因素,其关键度分别为0.999 8、0.998 2、0.997 7、0.996 3和0.994 8;2企业的性质未能影响其对关键影响因素的整体把握,但五项关键影响因素的关键度会因为企业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其中,预期收益驱动与环境规制约束是影响企业绿色行为决策的两类根源,不同性质的企业面对的环境规制约束相同,追求预期收益具有一致性,预期收益与环境规制对不同性质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影响的关键度非常接近;相较于私营企业,国有企业进行绿色行为决策时,更多的是基于生态环境和企业社会责任的考量,企业社会责任、生态环境对国有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影响的关键度高于对私营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影响的关键度;产业集群网络是企业获取外部资源的重要载体,国有企业在我国资源型产业集群中通常占主导地位,更多的是影响集群中其他企业的绿色行为决策,而私营企业由于规模较小,其经营方式灵活性高,更容易受到产业集群网络的影响,产业集群的网络特征对私营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影响的关键度更高。本文最后对研究的理论涵义进行了总结,并主要针对五项关键影响因素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如何影响资本跨区流动？

绿色低碳已成为“十四五”时期中国发展的鲜明底色，厘清绿色发展理念下企业的资源配置策略并适时引导纠偏，对于更好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聚焦企业资本的跨区域流动，从异地投资的视角考察环境规制如何影响企业的资源配置策略。首先，文中基于理论模型考察了环境规制影响企业异地投资的作用机制；其次，以2004—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异地投资的影响。结果显示：(1)伴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企业的异地投资规模显著提升。(2)作用机理检验显示，生产成本、技术创新水平、资产质量和市场竞争效率是环境规制影响企业异地投资的重要机制。具体而言，企业生产成本的增加是环境规制推动企业异地投资的重要原因，而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以及企业资产质量和市场机制的改善能在一定程度上消减环境规制对异地投资的影响。(3)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异地投资的影响在非高新技术企业、高污染行业、低活力市场和中西部地区中更为明显。该研究从资本跨区域流动的视角揭示了环境规制下企业的资源配置策略，为进一步完善环境规制的政策框架体系提供了有益参考。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内化了企业环境污染的外部...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比较研究

波特假说提出后,引发了大量关于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但是少有文献提及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且较少涉及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非线性作用。本文基于费用型环境规制与投资型环境规制两种类型,利用我国30个省份在2003-2012年间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费用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了显著的"挤出效应",排污费的征收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但是并不能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投资型环境规制总体上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了"激励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波特假说"。投资型环境规制通过降低企业技术创新的风险,增强企业的信心和预期水平,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在三类环境投资中,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对技术创新的正向作用难以确定;而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的技术创新。门限回归分析表明,费用型环境规制与投资型环境规制均存在门限效应,即环境规制程度的不同,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也有所差异。因此,在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时,要考虑不同环境规制政策的效果差异,有所侧重地制定和实施环境规制政策。     

农业资源型技术创新三环模式及链接特性

本文将农业资源系统理论与农业技术创新学的理论与方法相结合,重点阐述了基于科技价值链的农业资源型技术创新三环模式及链接机制.农业资源型技术创新实质上就是以提高各类农业资源利用率为核心的农业技术改造和技术革新.农业资源型技术创新价值链是指从农业技术创新源到科技成果产业化开发的全过程中,由一系列相互独立、相互联系的创新主体链接起来的,使其科技开发价值不断增值的农业资源型技术创新链条集合体.其技术生命有机体在其发育成长的三个阶段形成了由相关功能节点链接而成的三个关键创新环,即研发创新环、孵化创新环和市场创新环,称为农业资源型技术创新三环模式.在农业资源型技术创新过程中,由各功能节点组配链接成链接单元,再由链接单元链接成关键创新环,进而构成三环模式链条集合体系统网络,这一"点→元→环→链→网"的逐级链接过程,表现出定向有序性、无限多样性、互利共生性和价值递增性等创新价值链接的规律性特性.     

可持续发展与技术创新

加强技术创新 ,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有利于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本文阐述了技术创新对提高综合国力竞争、调整产业结构的作用 ,分析了我国技术创新系统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技术创新及其实现产业化的政策选择。     

后危机时代我国产业升级的约束条件及对策研究

产业升级是一项系统工程,目前面临一些约束条件,制约了产业升级的成效。本文分析了三个方面的约束因素:有效需求约束、供给约束、制度约束,并提出新形势下的产业结构调整对策:调整需求结构、要素投入结构、分配结构,扩大内需;调整三次产业结构;构建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的体制机制。     

知识网络的空间极化与扩散研究——以我国生物技术为例

知识网络是由创造、转移、吸收和应用知识的行为主体在知识的传播与交流过程中彼此联结而形成的网络结构。以国际ISI和国内VIP数据库中2000~2009年发表于生物技术领域的合著论文作者信息统计数据为数据源，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理论和方法，从国际和国内省级层面运用UCINET和Pajek软件分析知识网络的空间极化和扩散规律。总体上看网络仍处于量的扩张期，网络的稳健性正在逐步提高，网络结构开始向成熟型转变。国际层面上看，知识网络的空间极化现象明显。国内层面上看，知识网络由等级结构向扁平结构转变，空间上相应地经历了由一极向多核再向多中心发展的过程。依据知识网络空间分布特征，将知识交流区域分为知识集聚区、知识门户区、知识途径区及知识边缘区四大类型，并对我国的技术创新政策提出对策建议     

包容性区域创新体系研究

实现包容性增长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其关键在于为长期处于社会网络边缘的贫困人群提供平等参与的机会.包容性创新充分利用贫困人群中蕴藏的巨大消费、生产、创业潜力,既为企业带来难以模仿的竞争优势,又让穷人参与到价值创造的过程中,帮助其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但包容性创新活动面临着市场信息匮乏、知识和技能不足、制度体系不完善、基础设施落后、金融服务欠缺等特殊挑战,需要包容性区域创新体系为其提供支撑.包容性区域创新体系由创新主体子系统、创新支撑子系统、创新环境子系统三个子系统构成,在技术选择、改进与扩散,当地信息获取,知识传播和吸收,信任合作关系确立等方面发挥作用,并为包容性创新活动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教育与培训体系,健全有效的制度环境以及必要的金融服务.为构建一个以消除贫困为导向的包容性区域创新体系,政府需要从提供有益于包容性创新的制度框架,消除包容性创新面临的特有障碍,提高包容性区域创新提供的效率与扩散范围以及增加贫困群体能力等四个方面入手.     

中国区域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

效率问题是中国科技创新过程中需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本文以1998-2005年中国30个省份的研发面板数据为基础,以专利为创新的产出指标,R&D经费支出和R&D人员投入为创新的投入指标,应用随机前沿模型对各地区创新过程中的效率情况进行了实证测评,并就影响创新效率的环境因素进行了进一步探讨.主要的研究发现有:R&D经费支出和R&D人员投入对创新产出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R&D人员投入比R&D经费支出具有更高的产出弹性;劳动者素质对区域创新效率的提高有显著的正影响,而产业结构有显著的负影响,这可能与专利并不能全面反映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有关;各地区的创新效率呈明显上升的趋势,且与地方经济发展结合越来越紧密;区域创新效率有收敛的趋势,后进地区的追赶效应明显.本文结论为国家及地方创新工程建设提供政策参考.     

中国工业行业技能偏向型技术变化的实证检验

近年来,我国工业行业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快速增加,技能供需矛盾日益突出。虽然有文献认为技能偏向型技术变化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但是对技能偏向型技术变化存在性的规范检验几乎一片空白。本文基于经典文献提供的实证方法,以工业全行业和大中型行业为实证对象,规范检验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工业技术进步的技能偏向性。首先,对技能劳动力就业份额变化进行分解的结果表明,我国工业就业结构技能升级的主导因素是细分行业内而不是细分行业之间技能劳动力就业份额的变化。其次,基于我国工业经济的特性,计量检验了技术进步、对外开放和资本-技能互补性等因素对工业就业结构技能升级的影响,揭示了技术进步与技能劳动力就业份额之间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两方面的结果验证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工业行业的技能偏向型技术变化,并为技能劳动力短缺提供了基于需求角度的解释。     

中国30个地区环境技术创新能力分类特征

区域环境技术创新能力是决定区域产业发展水平、经济实力增长的关键,是区域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本文通过搜集环境技术创新投入、产出与关联的相关变量和数据;利用Q型聚类方法,提取最具代表性的变量指标;然后对缩减后的变量作因子分析,提取主成分,随之,按照各区域的主成分值进行聚类,确定各区域所属类别,并采用判别分析方法,对各区域所属类别进行检验、调整.结果显示:第一类地区主要包括海南在内的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相对较少的我国西部地区;第二类地区主要集中在技术引进与吸收能力强、区域内企业实力强、人力资本积聚能力强的东部和中部地区;第三类地区主要集中在我国农业产业发展历史悠久,但随着农业向工业快速发展,所遭受的环境破坏也愈发严重的中部地区;第四类地区主要包括辽宁、四川等我国工业制造业最集中和发达的地区;第五类地区则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最完善、环保方面的经济活动表现相对较优的东南沿海地区.最后,结合各类别地区环境技术创新的实际状况与原因,针对性地提出对策,为提升各区域环境技术创新能力提供参考.     

组织制度创新：生态工业发展的动力

生态产业是模拟生态系统而建立的生产工艺体系,具有较强的外部性。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企业实现外部性成本内部化的原因在于生态产业的潜在利益。社会对“生态”的需求隐藏着广阔的市场利益,构成了企业“生态化制度”的激励约束制度。这诱导企业实现了污染治理与原先独立生产方式的“一体化”,其方式是在企业组织外部性环节上增加一些“成本收益核算”的组织,从而完成了外部性内部化的组织制度创新。所以,生态产业是一系列组织制度创新,改变了企业选择空间,从而引导企业进入生态技术和生态化经营的方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