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补贴对双渠道低碳运输供应链的协调研究

本文以北江大宗货物供应链为研究背景,建立了一个制造商和一个分销商的两级供应链系统。分销商同时拥有水路运输渠道和公路运输渠道,以统一的价格向市场销售产品。分别研究了两种价格补贴策略对大宗货物供应链的影响。结论表明:两种价格补贴策略不仅都能增加供应链的整体利润,同时还能增加水路运输量,降低碳排放量,协调水陆运输方式的分担量。当分销商采取价格补贴策略时,整体供应链增加的收益都由分销商占有。而当政府采取价格补贴策略时,整体供应链增加的收益都由制造商占有。因此,从长远来看,政府要间断性的实施价格补贴策略,与分销商价格补贴策略交替使用才能有效促进实现北江大宗货物低碳运输的目标。     

考虑碳税和产品绿色度的闭环供应链网络Nash博弈均衡模型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的逐渐加剧和部分资源日渐枯竭,减少碳排放并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已成为世界范围内共同关注的热点议题之一,多数国家对温室气体排放采取了多种形式的限制措施,其中碳税是较为常见的政府政策。考虑到制造企业的生产与再制造活动是碳排放的重要来源,为应对碳税政策,制造商可对产品进行低碳技术投资来提升产品的绿色度水平。通常产品绿色度水平越高,则单位产品的碳排放量越低。故在此背景下,企业如何在增加的投资额与降低的碳排放量之间进行权衡,进而得出最优的生产/再制造与定价策略是其面临的重要决策问题。本文以变分不等式、互补理论和拉格朗日对偶理论为基础,在考虑闭环供应链网络同类成员竞争的基础上,结合制造商在产品设计过程中的绿色度决策,在政府碳税和补贴政策下建立了消费者具有低碳偏好的闭环供应链网络均衡模型。结合变分不等式的修正投影收缩算法,设计了模型求解程序。在数值算例中,分析了政府碳税和补贴、回收比例因子以及消费者低碳偏好的变化对产品绿色度决策、产量与价格决策以及企业利润的影响,进而给出相应的管理学启示。结果表明:政府一方面需合理选择补贴力度,补贴过低无法充分发挥该机制的作用,而补贴过高又影响政策效果;另一方面,政府应引导企业将回收比例设置在合理区间内,具体应结合再制造成本节约水平与产品的绿色度水平综合选取。碳税机制是一种值得推广的碳减排机制,可促使企业选择低碳生产技术减少碳排放量并使利润略有增加。尽管制造商利润随消费者低碳意识的提高而略有改善,但其更应依靠政府等外部力量来提升消费者的低碳偏好意识。本文所得结论对低碳供应链研究和政府政策设计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考虑供应商竞争的第三方物流参与的供应链融资决策

在供应商面临资金约束的情况下,零售商的订购决策将同时受到市场竞争、自有资金量以及融资策略的影响。考虑两个竞争供应商和一个零售商构成的两级供应链,第三方物流企业(3PL)提供代采购及物流服务,并在供应商面临资金约束时为其提供融资,分别建立3PL的融资决策模型,以及零售商和供应商的收益模型,通过分析求解给出3PL是否提供融资以及融资收取的服务费用决策,并进一步分析3PL参与融资对供应商、零售商和供应链整体收益的影响。研究发现向资金短缺供应商提供融资能增加3PL的收益,还能增加零售商和供应链整体的收益,并且供应商之间竞争越激烈,3PL和零售商的获益越大。3PL参与融资下的供应链中供应商之间的竞争和资金约束会对零售商的运营决策产生重要影响。     

考虑政府碳减排补贴与谈判的供应链碳中和契约研究：博弈的视角

文章研究了一个由制造商和零售商构成的两级供应链通过碳中和契约选择解决净零碳排放生产的问题。制造商通过碳减排和碳吸收两种策略推进净零排放生产,政府通过补贴碳减排以推进供应链碳中和。基于此,文章运用博弈论比较分析了无契约、成本分担契约及收益共享契约并确定实现碳中和的占优策略,进一步引入谈判情形,考虑谈判势力均等和谈判势力不等对供应链契约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不考虑谈判时,收益共享契约是供应链碳中和的占优选择,政府补贴作用使得收益共享契约占优成本分担契约和无契约,政府补贴大小受到制造商碳减排努力成本系数大小的影响;当考虑谈判时,成本分担契约依然不是占优选择,收益共享契约占优非谈判情形,若制造商谈判势力小于平均水平,谈判势力均等优于谈判势力不等的情形;否则,谈判势力不等情形更优。消费者碳中和敏感性对供应链双方及其整体利润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均有正向影响。这意味着要想实现产品生产的净零碳排放,既需要把握政府补贴的激励作用,还需要厘清相关参数的影响机理激发参与主体的积极性,以推进供应链碳中和的实现。     

碳排放规制下不同信息分享模式影响的比较研究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因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而带来的环境问题也日益严峻。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好环境与发展之间的问题。在绿色发展背景下,碳减排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和目标之一。受政府环境政策及消费者低碳环保意识的影响,不少企业也主动采取措施减少碳排放。信息是指导企业决策的重要内部要素,信息的获取与运用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与经营状况。因此,在外部经营环境和内部信息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分析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和信息管理方式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在碳限额与交易机制下构建由单一制造商和两个零售商组成的供应链系统,分析不同信息分享模式下(无信息分享、部分信息分享和信息共享),具有信息优势的零售商能否真实分享市场需求信息以及制造商的最优决策,并进一步分析信息分享对参与方的影响。研究表明:制造商的决策受信息分享方式的影响,且批发价格、碳减排水平与分享的需求信息正相关;制造商的减排能力较强时,部分分享模式下可实现真实信息分享;制造商的减排能力较弱且市场需求波动幅度较小时,部分分享和共享模式下零售商均能真实分享信息;相较于无信息分享,高市场需求的先验概率较小且波动较大时,共享高需求对供应链成员均有利,而共享低需求信息仅对信息传递方有利。由此可见,拥有信息优势的零售企业应根据制造商的减排能力和市场需求情况选择有利于自己的信息分享方式;具有信息劣势的零售企业接受市场信息并不能总是从中获利,其应当有选择性的接受信息;而制造商则可以通过调节自身减排能力引导拥有信息优势的零售商选择对其有利的信息分享方式。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为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和信息管理提供有效指导。     

基于Stackelberg博弈的循环经济闭环产业链研究

为揭示循环经济产业链的内在发展机制,本文基于循环经济产业链的特征建立了闭环产业链模型,利用企业间的Stackelberg博弈分析了消费者、企业和政府间的利益关联以及三大主体最优决策对闭环产业链的影响方式.研究结论表明,消费者的环境偏好越低,政府的环境税标准越低,且环境税的制定空间越小,企业收益越难实现从传统产业链到循环产业链的转移,消费者以新产品的消费弥补环境效用的损失；在政府的全局最优税收情况下,传统产业链的企业在横向企业竞争中仍具有先动优势,并不随环境税增加而改变；政府经济最优废弃物循环率能够保证循环产业链的回收资源供给,但只是在消费者容忍的范围内实现了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和生产总收益最大化.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废弃物循环率达到生态最优,这需要政府舍弃部分经济利益,实施更严厉的环境税政策约束传统产业链的发展规模,同时结合参与性政策提高公众的环境偏好,以保证循环经济闭环产业链的顺利运行.     

考虑环保效益的混合产品提供策略稳定性研究

当前,中国制造产业面临污染能耗大、全球竞争优势递减、人口红利消失、产品日趋同质化和客户需求日益个性化等产业困境。随着《中国制造2025》对服务型制造理念的推动,以实物产品为载体,衍生与产品相匹配的服务,并与产品构成“混合产品”来解决客户问题的观点逐渐被诸多企业认同和实践。在混合产品提供过程中,考虑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预防污染,以及生产者责任延伸制下的政府约束,制造企业能否通过调整混合产品提供策略以削减上述顾虑并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的要求?本文在耦合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和混合产品理论的基础上,发现考虑环保效益的混合产品策略主要受政府、制造企业和客户决策行为的影响,籍此,构建了“政府-企业-客户”三方演化博弈模型,探讨各主体采取不同行为决策时策略的演化路径,并以共享电动汽车为例,验证本文模型,得到一些发现:客户支付意愿能促进策略实现,但促进作用边际递减,为此要求企业服务衍生把握深度和广度,并强调政府引导供需交互的重要性;策略稳定性受制造企业间接收益影响,而服务和环境元素对间接受益的影响更为显著;制造企业服务衍生和客户支付行为之间存在意愿平衡点,为政府制定适度性的扶持政策提供参考;潜在损失的增加促使企业和客户积极参与考虑环保效益的混合产品提供策略;政府参与度的增加促进客户价值创造效用边际递增。研究结论为制造企业在生产者责任延伸制下合理地提供混合产品,政府引导市场客户与激励制造企业方面的政策制定,客户对混合产品消费观念的重塑提供了建议与理论指导。     

集群内资源型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关键影响因素的识别研究

企业作出绿色行为决策进而实施生态化的绿色行为对我国资源型产业集群走出中国式低碳之路、实现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本文通过对湖北宜昌、荆门、河南郑州资源型产业集群中30家企业的调查,采用熵权决策模型对影响资源型产业集群中企业绿色行为决策的关键因素进行了辨识,并进一步横向比较分析关键因素对不同性质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影响的关键度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在置信水平λ=0.99下,企业预期收益、环境规制、生态环境、产业集群的网络特征以及企业社会责任是影响资源型产业集群中企业绿色行为决策的关键因素,其关键度分别为0.999 8、0.998 2、0.997 7、0.996 3和0.994 8;2企业的性质未能影响其对关键影响因素的整体把握,但五项关键影响因素的关键度会因为企业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其中,预期收益驱动与环境规制约束是影响企业绿色行为决策的两类根源,不同性质的企业面对的环境规制约束相同,追求预期收益具有一致性,预期收益与环境规制对不同性质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影响的关键度非常接近;相较于私营企业,国有企业进行绿色行为决策时,更多的是基于生态环境和企业社会责任的考量,企业社会责任、生态环境对国有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影响的关键度高于对私营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影响的关键度;产业集群网络是企业获取外部资源的重要载体,国有企业在我国资源型产业集群中通常占主导地位,更多的是影响集群中其他企业的绿色行为决策,而私营企业由于规模较小,其经营方式灵活性高,更容易受到产业集群网络的影响,产业集群的网络特征对私营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影响的关键度更高。本文最后对研究的理论涵义进行了总结,并主要针对五项关键影响因素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家庭农场土地适度规模集中实现过程中的博弈研究

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发展家庭农场既要解决"地从哪里来"问题,又要妥善解决土地集中成片且期限稳定问题,因此,如何实现传统农户的零碎化、块状化、超小化的土地格局向发展家庭农场所需的成片化、集中化、规模化的土地格局转变,是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在家庭农场通过土地流转实现规模化经营的过程中,家庭农场经营者不可避免要和众多农户围绕土地流转价格展开协商谈判和激烈博弈。本文通过构建博弈模型研究发现,家庭农场经营者可以通过提高土地流转价格的策略调动农户转出土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减少或完全避免规模化成片土地上的"钉子户",然而,土地流转价格的调整幅度不是无限制的,家庭农场土地租金的最优增加额度与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状态下单位土地面积总收益、政府给予家庭农场单位土地面积的补贴、家庭农场经营者与单个农户的平均交易成本三项因素呈正相关,与家庭农场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状态下单位土地面积的生产资料支出、原始土地租金、"钉子户"给家庭农场经营者带来的经济损失这三项因素呈负相关。同时,家庭农场经营者分为两种类型:土地租金低容忍度和土地租金高容忍度。在家庭农场经营者为土地租金低容忍度时,最高土地租金支付额度不高于传统农户小规模分散经营状态下的农业净收益,在家庭农场经营者为土地租金高容忍度时,最高土地租金支付额度可以突破传统农户小规模分散经营状态下的农业净收益,但是存在家庭农场经营者与农户围绕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或改变土地用途带来的增值收益的分成问题。     

基于博弈分析的区域环境合作及收益分配研究

污染的区域性特征要求地区之间开展环境合作,不同地区在区域环境合作中的收益存在差异,需要基于公平考量进行区域环境合作收益的地区分配设计。本文以双主体的博弈分析为基础,分析具有不同属性的两个地区在环境合作与非合作情形下的效用变动。研究发现,区域环境合作可以增加区域整体的收益;但是,对于具体区域而言,存在地区间环境合作共赢的临界值。当两个地区的属性差异小于临界值时,区域环境合作才可实现两地区收益的同时提升;而当两个地区的差异超过临界值时,其中一个地区的收益在区域环境合作中反而会降低。针对区域环境合作存在的地区主体收益受损的情形,讨论了在损失补偿基础上进行合作剩余分配的收益分配思路,并进行了不同补偿原则的数值分析;最后,建议加大对参与合作主体受损的补偿力度。     

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策略的演化博弈分析

我国的环境规制政策由地方政府负责执行,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策略直接影响着整个国家的环境质量状况。由于区域环境污染具有跨界性,在环境规制的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博弈关系。根据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博弈呈现出的长期性和动态性,基于演化博弈理论探讨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决策的演化过程。建立了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演化博弈模型,分别研究了未引入约束机制和约束机制下的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策略及其影响因素,根据复制动态方程得到了地方政府的行为演化规律和演化稳定策略。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策略不会受到政府间外部效应的影响,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成本、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不执行环境规制行为的处罚力度、政绩考核体系中环境质量指标的权重系数、地方政府执行环境规制的污染排放削减量以及不执行环境规制的污染排放增加量,是影响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决策的重要因素。在未引入约束机制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会通过权衡环境规制收益和环境规制成本进行策略选择,当环境规制净收益为正时,选择执行环境规制的地方政府数量会逐渐增加;当环境规制净收益为负时,选择执行环境规制的地方政府数量会逐渐降低。缺乏约束的地方政府很可能陷入环境规制决策的"囚徒困境"。而约束机制的引入可以引导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决策向"帕累托改进"的方向演化,通过降低环境规制成本、加大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处罚力度以及提高政绩考核体系中环境质量指标的权重系数,可以促进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高效执行。     

配额免费分配法下市场结构对碳交易市场运行效率的影响

在产品市场和碳交易市场均为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中,碳交易机制是一种有效的环境政策,但在现实环境下,产品市场和碳交易市场往往都是不完全竞争的。本文采用复杂适应系统仿真的方法,构建基于SWARM的碳交易市场仿真模型,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仿真系统,研究产品市场和碳交易市场结构对碳交易市场的运行效率的综合影响,同时为了降低产品市场垄断企业对碳交易市场运行效率的影响,本文通过增加碳交易市场配额缺口和增加参与交易的中小控排企业数量两种方式,探寻如何在产品市场不完全竞争的环境中设计合适碳交易机制。研究发现:1产品市场垄断会导致碳交易市场流动性不稳定,出现波动聚集等现象。2在产品市场处于相同结构时,碳交易市场垄断会导致成交量和成交额减少,流动性降低。3不同市场结构对碳交易市场的价格波动没有显著影响。4产品市场的市场结构会影响碳交易市场运行的有效性,完全竞争的产品市场下,碳交易市场的收益波动符合随机游走,而垄断力会改变这一特征。5市场流动性随着碳配额缺口的扩大发生显著变化,成交量和成交额随之显著增加,在产品市场垄断的市场结构中,通过加紧配额供给,可以增加碳交易市场的流动性,改变碳交易市场低迷的交易状况。6鼓励小企业参与市场交易对碳交易市场的流动性没有产生显著影响,但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垄断企业在碳交易市场上的支配力,从而改善碳交易市场的有效性。     

环境规制与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国际垂直专业化视角的实证

在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过程中,存在污染工序的转移问题,但鲜见有学者基于这一新型国际分工背景探讨环境规制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带来何种影响。为了对此进行研究,本文利用SBM模型测算了中国2002-2010年27个制造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以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国际垂直专业化过程中加强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最后考察了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行业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①环境规制强度与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上符合"U"型关系,即环境规制强度由弱变强,将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先削弱后提升的影响;②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清洁型部门与污染密集型部门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因此,适度加强环境规制强度,采取灵活多样的环境规制形式,不仅有利于保护环境,而且利于促进技术创新,提升制造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政府环境规制内生性的再检验

政府作为环境规制的主体,致力于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相互协调。将环境规制作为内生变量还是外生变量不仅决定了计量方法的选择,甚至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理论影响机制和实际规制效果。本文采用联立方程组模型,基于2006—2014年中国287个地级城市非平衡面板数据,以废水各项指标为例,分别选择城市废水排放总量、单位工业产值的废水排放量与工业污水集中处理率作为环境规制指标,考察了中国政府环境规制的内生性问题。实证结果表明,不同规制指标均具有显著内生性,且不同指标呈现不同的内生影响机制。总量排放规制指标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显著的线性正相关,而单位工业产值污染排放规制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其原因在于,就城市层面而言,单纯的总量约束仍与经济发展紧密相关,企业更有可能选择迁移或改变对生产要素的选择;而对单位产值排放和集中处理率的约束则是直接指向企业的技术改进。环境规制的内生性及不同的影响机制为城市优化环境规制策略提供了思路。为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必须注重规制措施的传导机制并加强经济和环境政策的相互配合,不同城市应根据自身发展情况在总量污染与单位产值污染规制间做出选择。已跨越拐点的东部发达城市,其经济产出的增加不再单纯依靠高排放,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应该着重控制总量污染;未跨越拐点的中西部城市和资源型城市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经济产出增加依靠各种要素的投入,应该着力于尽可能降低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提高生产的绿色化程度。     

长江上游鲢幼鱼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关键环境因子判别

鲢(Hypophthalmichthys molitrix)是长江重要的中上层经济鱼类，为了解长江上游鲢幼鱼空间分布变化与环境因子之间的关系。根据2019年9月至2020年1月在长江上游至三峡库区开展的渔业资源调查和水文环境数据，并利用广义可加模型(GAM)筛选影响其分布特征的主要环境因子。结果显示，长江上游鲢幼鱼资源密度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布差异，主要分布于三峡库区丰都江段；影响鲢幼鱼资源密度分布的主要环境因子为流速、浮游生物密度、离坝距离和水温，其中流速偏差解释率最大为57.7%。随着流速增大，鲢幼鱼资源密度整体呈现降低的趋势，集中分布于0.10～0.55 m/s流速范围内；浮游生物密度和离坝距离与鲢资源密度具有显著的线性关系，即随着浮游生物密度增加和距离大坝越远，其鲢幼鱼资源密度呈现上升趋势；随着水温的升高，鲢幼鱼资源密度整体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集中分布在18℃～21.5℃水温范围内。本研究揭示了长江上游流速、浮游生物密度、离坝距离和水温变化对鲢幼鱼空间分布特征的影响。在长江十年禁渔背景下，应加强缓流生境库区和干支流汇合处的生境保护，为鲢种群资源量恢复构建重要栖息地。     

基于政府补贴的企业主动碳减排最优策略研究

由于企业碳减排策略在被动和主动阶段不同,且一些企业已启动主动减排阶段的产品再生策略,本文针对主动碳减排阶段,构建政府补贴下企业主动碳减排阶段成本收益模型和行业成本收益模型,以矩阵正定性判定最优策略是否存在,并分别用数学微分法和拉格朗日乘数法得出企业最优策略和帕累托最优策略。同时探讨如何通过政府补贴激励企业进行帕累托改进,最终实现帕累托最优,并以水泥行业为例验证模型有效性,对关键参数进行灵敏度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企业主动碳减排存在最优策略,企业对碳减排策略的投入随着其相应减排效果系数、减排收益系数与政府超额补贴系数的增加而加大;行业实现帕累托最优需要政府补贴机制引导,且超额补贴系数为行业内定值,随行业内各企业减排效果系数与创新收益系数的增加而减少。算例分析结果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证实了创新收益和政府补贴是企业主动碳减排的关键因素,且企业创新投入随相应创新收益而变化的幅度逐渐增大,企业碳排放强度随政府超额补贴系数增大呈直线下降,减排成本随超额补贴系数增大而减少的幅度逐渐增大。研究结果为企业主动碳减排最优策略选择以及政府财政政策制定提供决策依据。企业选择主动碳减排最优策略时,其产品创新投入和工艺技术创新投入应随减排效果系数的增加而加大,随收益影响系数的增大而递增。管理创新投入应随收益影响系数的增大而逐渐加大,且随政府超额补贴系数的变化更灵敏;政府制定相应补贴政策时,其超额补贴系数为行业内定值,应随行业内各企业创新收益影响系数和碳减排效果系数的增加而相应减少,随管理创新成本系数的增大而有所增加。此外,在政府引导企业碳减排帕累托改进过程中,应保障企业碳减排效率在同一水平,即创新力较强的企业,减排量相应较大,从而实现碳减排的帕累托最优。     

中国高碳资源低碳化利用的环保思索

我国煤炭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以及煤化工过热无序的发展,已经引发了诸多环境问题,如气候变暖、酸雨、汞污染、灰霾等,本文在对煤炭利用与煤化工产业发展存在的环保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后,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分析认为,我国煤炭利用存在方式单一、资源利用率低、与水资源和消费市场逆向分布的矛盾突出、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现有煤化工企业落后产能比重大、能耗高、污染重。文章通过介绍新型煤化工,指出其是实现高碳资源低碳化的有效途径,不仅可替代能源和石油化工产品,而且通过多联产可以削减电力、石化、建材、冶炼等行业的污染源和民用分散污染源以及汽车的污染排放,可有效利用劣质资源和回收大量资源,实现循环经济。文章建议,应本着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站在推动能源替代的战略高度,前瞻性地规划布局,推广高碳资源低碳化的实用技术,建设超大型、循环经济型、多联产新型煤化工综合产业群,制定资源、贸易与环境经济政策,引导煤炭及相关资源合理利用,用可持续的绿色理念优化经济发展。     

收入差距是否影响环境质量?——国内外研究综述

近年来,收入差距扩大与环境质量恶化成为许多国家同时面临的问题,也让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思考,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关联。继20世纪90年代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提出以来,一些研究发现不仅收入的绝对水平会对环境质量产生影响,收入差距对环境质量也有影响。本文对这一课题的理论研究进行了梳理,发现现有理论中收入差距对环境质量的影响途径主要有三条。第一条途径是消费者途径,即收入差距影响着以消费为主的个人经济行为,进一步影响着社会消费总量和消费结构,及其过程中产生的污染总量。第二条途径是企业途径,即认为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削弱环保型产品的正外部性,不利于环保技术的创新活动,对未来环境质量的改善产生动态影响。第三条途径是政府途径,即认为收入差距会影响相关的环境政策方式与强度选择;而且在不同的社会政策决策机制下,收入差距对环境政策的影响也是不同的,现有的社会决策机制分析框架主要有两种——权利权重型社会决策规则和简单多数规则。此外,本文还对现存的主要实证研究进行了总结,发现大多数研究结论都支持收入差距对环境质量存在着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是线性的。一方面,收入差距对环境的影响与研究的污染物种类有关,大多数研究都显示,收入不平等对CO 2排放和土壤污染存在着负向影响,但有关收入差距对空气污染和水污染影响的研究结论并不统一或并不显著。另一方面,这种影响还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在高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是不同的,存在着阈值效应。最后本文总结了针对中国的研究现状,讨论了其在我国的适用性。     

区域生态补偿均衡定价机制及其理论框架研究

首先从土地利用转移的视角,运用经济学效用理论构建生态用地-经济用地的权衡系统,并以此推演出区域生态补偿定价机制的理论模型与分析框架;然后,在保证生态系统平衡以及剥离自然因素对生态系统服务间接使用价值的影响之后对现有区域生态补偿的均衡定价方式进行修正。研究结果:①以间接使用价值为计算基础和剔除自然因素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可以有效防止区域生态补偿定价的高估,并且遵循生态补偿的基本原则。②从省级研究区域来看,坡度、坡向等地形因素对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间接使用价值产生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坡度越高、越靠近阳坡的地方生态环境水平越高。整体来看,气温在5%的生态显著性上对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间接使用价值产生正向影响,并且暖湿区域气温对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间接使用价值的边际贡献大于干旱区域气温的边际贡献,而降水量对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间接使用价值影响不显著。③人均生态足迹对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间接使用价值的边际贡献为-6. 989,即人均生态足迹增加1 hm~2,单位面积上的生态系统服务间接使用价值减少6. 989元。④2015年生态补偿的总金额达到813. 496亿元,平均每年增加54. 179亿元,并且支付重心沿着"东北-中部-西北"的V型路径进行转移。生态补偿区逐渐突破胡焕庸线,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处于严重失衡的状态,特别是西北地区由生态受偿区变为生态补偿区。表明在生态脆弱性和敏感性的作用下,西部地区生态系统的可持续能力与修复能力在不断恶化。     

反距离加权法天气衍生品空间基差风险对冲效果

天气衍生品作为一项金融创新产品,为天气风险的管理和转移提供了新的途径.与传统衍生品不同的是,天气衍生品合约标的物是常见的天气变量,本身不具有资产价格,因此面临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基差风险.天气衍生品的基差风险包括产品基差风险和空间基差风险,这些基差风险严重影响着天气衍生品的风险对冲效果,阻碍了市场发展,也是研究的重点与难点.相比产品基差风险因特定部门而异,空间基差风险具有不可避免的特点.依据反距离加权法,增加空间多样性构建天气衍生品组合,可用于对冲空间基差风险,但需要经验数据验证.研究表明,天气衍生品收益与假设收益的均方根误差(RMSE)能够很好的量化天气敏感企业遇到的天气风险,天气风险对冲效果可以通过RMSE的变化值进行度量;构建中国华东地区降雨量看跌期权交易,相较单一地区收益偏差,期权买方采用空间组合策略取得了更好的空间基差风险对冲效果.此外,研究结果发现,在构建天气衍生品空间组合时,组合中气象观测点的数目并不是越多越好,即较少的观测点个数即能显著降低天气风险对冲效果,这也为实践操作提供了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