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制定中有关问题的思考

"里约+20"启动的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关系到未来全球发展规则的制定。在对SDGs的提出背景进行全面回顾基础上,就其制定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①SDGs应重点关注四大问题,即全球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公平性、人口快速增长以及老龄化和城市化加速、人类活动持续超过全球承载能力、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机制的不完善;②在SDGs制定中,两大阵营的斗争将持续,但其利益共同点也在增加,最终可能是重点面向2030年设定一系列具有政治意义的目标;③SDGs将为我国加快绿色转型创造机遇,与此同时,实现SDGs过程中我国也将承受更多的国际压力;④我国参与SDGs进程应坚持4点原则,即在总体目标设置方面强调三大支柱的协调性,在目标的约束性方面强调指导性和参考性,在实现目标的时间方面强调预留充足转型期的重要性,在执行手段方面强调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指导下强化国际合作的迫切性。     

关于中国推进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若干思考

千年发展目标(MDGs)的实施有效地推动了全球尤其是欠发达国家在减贫、教育、医疗、改善饮用水源等方面的发展,但是一些全球性问题仍然严峻,社会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不公平性等问题在不同的地区不断深化。2015年,联合国通过了2016—2030年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对全球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新的目标和要求。本文提出了推进实施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面临的八项主要挑战,分别是"制定科学的衡量目标的指标体系""如何将SDGs纳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保障实施SDGs的融资能力""可持续发展指标的综合观测和获取能力""加强监测数据规范与评估能力""建立衡量社会进步的科学指标和方法""权衡不同目标间的冲突问题""如何将视角从陆地转向海洋和海岸带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等。为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本文从基本原则、推进方法和政策保障三个方面,提出了有关中国推进实施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的基本思路。     

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背景、进展与有关建议

启动"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GSDR)编写进程是"里约+20"峰会达成的重要成果之一,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目前,国际社会已经在报告的总体定位、核心议题、框架结构和编写周期等方面初步达成一致,但在GSDR与SDGs/Post-MDGs的关系、应采用的组织模式以及是否需要相应编写国家可持续发展报告等问题上仍存在较大分歧。本文基于中国视角,对GSDR编写进程提出了若干建议:1报告应定位在"基于科学、面向决策"的评估报告;2以SDGs/Post-MDGs确定的优先领域为核心;3努力研究提出"数目不多、易于量化、具有普适性"的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估指标体系;4建立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国际专家工作组;5鼓励各国根据国情编写"国家可持续发展报告";6把可持续发展报告与高级别政治论坛有机结合。文章还就中国如何参与GSDR进程提出了若干建议:1在SDGs/Post-MDGs框架下根据国情研究提出面向2030年的中长期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2围绕实施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启动相应的进展评估工作并定期编写国家可持续发展报告;3组织中国科学家积极参与GSDR编写进程。     

基于SDGs的中国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是继千年发展目标(MDGs)之后联合国期望彻底解决社会、经济和环境3个维度发展问题而制定的具有一定约束性的目标指标体系。科学地监测和评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是确保实现SDGs的关键,也是各国均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之一。受制于发展的不充分性与不平衡性,不同国家及地区在实施SDGs上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关注的重点也不同。文章以可持续发展目标演变为基础,梳理了MDGs到SDGs的变化过程,结合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机构间专家组(IAEG-SDGs)提出的全球指标框架及动态发展分析了全球层面落实SDGs的进展情况,指出了当前中国实施SDGs的机遇与挑战。以全球指标框架为基础,统筹国家相关规划和政策行动确定的关键指标,考虑中国当前统计数据的可获得性、相关指标的权威性及频度,对接SDGs语境下17项目标、169项子目标、231个指标的考核基础条件,对SDGs相对应的国内考核指标进行筛选,提出了构建SDGs中国本土化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与思路,建立了由142项指标组成的SDGs中国本土化指标框架体系。对接当前城市尺度可持续发展相关评价与考核基础,衔接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立的目标指标,对中国本土化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城市层面的二次本地化,建立了由71项指标组成的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考虑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水平评估的现实需求,确定了23项关键指标,建立了由人类健康福祉指数、资源环境可持续利用指数及社会经济发展动力可持续性指数组成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估技术体系,以推动SDGs在中国从理念到实践、从目标到结果的实现。     

从世界看中国：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成效、差距和展望

推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是世界共识,也是中国需要。在通往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进程中,如何评估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进而了解中国在世界可持续发展中所处的位置,分析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有利条件和面临的挑战,对于世界了解中国以及中国优化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该研究以2015—202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发布的可持续发展报告为主要载体,探究全球SDGs评估和进展情况,并以从世界看中国的视角分析中国落实SDGs的成效以及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差距,以期为提升中国可持续发展水平提供可能性路径,并为推动世界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研究发现,在全球范围内,可持续发展具有明显的区域和经济集聚性特征,SDGs实现进展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同质性。从世界看中国,目前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进展较稳定地处于世界中上游水平,2022年中国SDGs得分为72.4,在163个国家中排第56位。具体而言,中国在“无贫穷”“优质教育”及“负责任消费和生产”方面取得明显进展并为世界可持续发展提供经验;海洋生态系统和陆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是现阶段中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突出短板,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存在一定差距。研究认为,...     

跨国气候伙伴关系治理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巴黎协定》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确立了"自下而上"的治理路径,有助于增强各类行为体的参与动力,而后续的巴黎进程更适用于建立以跨国气候伙伴关系为代表的治理模式。在这一模式下,主要施动者是地方政府和包括气候NGO、市民社会在内的非国家行为体。他们不仅在议程设定、透明度、监督执行和代表利益攸关方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还具有擅长短期本土化项目管理等优势。本文从国际关系的跨国行为体视角出发,对这类伙伴关系的兴起及其合法性、有效性进行分析,所获得的基本结论为:(1)各国达成《巴黎协定》的内在逻辑有助于跨国伙伴关系发挥作用;(2)当前跨国气候伙伴关系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路径呈现不断制度化的趋势;(3)跨国伙伴关系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具有一定特殊性;(4)非国家行为体在参与治理的过程中逐渐交叉,更易形成联盟且相关的观念外溢也更为便利。这一新兴治理关系对中国的启示包括:(1)重新审视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2)评估一些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跨国伙伴关系,并适当鼓励国内相关机构和组织参与全球进程;(3)在国内层面,以渐进的方式,有针对性地参与、建立一些跨国气候伙伴关系,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城市与地方政府的气候治理能力;(4)在国际合作中,利用非国家行为体的优势推动中国所提出的南南气候合作倡议及相关项目的落实,进一步提升中国气候治理的话语权,并弥补资金、技术及能力建设上的不足。     

SDGs框架下中国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研究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核心内容,全球可持续发展指标框架以此为基础,用多领域指标监测可持续发展进展。SDGs通过后,各国都将其作为自身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指导,中国政府也将其上升到战略层面,并与国家"十三五"规划等实践路径有机结合。然而,SDGs的评价主体是全球和区域进展,对于可持续发展程度各异的国家进行统一评价并不适用,亟待研究一套适合于中国情况的评估体系,一方面形成国内可持续发展各领域的综合现状评价,摸清基本情况,另一方面形成对SDGs评估的对标,以促成SDGs各项目标的落地。基于此背景,本文重点分析了全球可持续发展指标框架的出台过程、概念框架、以及评估应用中的具体问题,以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基础,以可持续发展强调的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为理论支撑,对标SDGs的各项目标和具体目标,构建了一套适用于中国国家层面可持续发展进展评估的指标体系,旨在形成对中国落实联合国2030年议程的评价指标建议。选择2012—2016年为研究期,综合运用层次分析法、专家咨询法构建了针对民生改善、经济发展、资源利用、环境质量综合评价的指标体系,同时与SDGs评价目标相对应。评价结果表明:可持续发展的总得分在研究期内均保持增长的趋势,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态势始终改善。总分增长较快的年份,资源环境质量改善的得分也较高,其中贡献率较大的主要是与能耗和污染物排放下降相关的指标,通过现状评价明确了发展的薄弱环节,形成了SDGs框架下适用于中国评估的指标建议。     

基于SDGs的乡村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在城镇化和工业化不断深入推进的背景下,乡村正面临严峻的人口流失、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农业资源价值实现不充分、城乡二元结构突出等不可持续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全面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短板。对接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需求,在乡村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演变与发展形势分析基础上,该研究瞄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3个基本维度（发展动力、发展质量、发展公平）,从乡村生产要素、自然要素、社会要素与乡村治理四个方面讨论了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及核心目标,即：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动力,保障乡村发展质量,建设公平和谐乡村社会,形成健全乡村治理机制,尝试阐释“什么样的乡村才是可持续发展的乡村？”这一核心命题。借鉴当前国家和城市层面SDGs进展情况的评价经验和评估范式,讨论了乡村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的基本原则、构建思路和评估方法。聚焦乡村可持续发展目标与方向,在SDGs本土化探索经验分析基础上,统筹国家相关战略、规划和政策行动确定的关键指标,识别筛选了乡村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的SDGs考核指标,构建了由136项指标组成的乡村可持续发展基础指标库。考虑乡村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水平评估的现实需求,进...     

中国政府区域环境治理的影响因素组态与路径研究

中国政府区域环境治理成效显著但也存在异质性,如何打破线性思维把握环境治理要素与模式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该研究基于中国环境治理概念模型,构建了涵盖主体行为（政府主导、公民参与、政社协同）、主体关系优化（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以及规则对主体间关系影响（政策压力）的影响因素框架,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48个政府区域环境治理案例进行单因素变量分析和条件组合分析。结果发现：(1)中国区域环境治理成效是多要素联合驱动作用的结果,要素间以联动匹配的方式形成制度创新、协同治理、技术创新三种环境治理模式,且有各自的要素差异及共性、适用范围、促发机制与特征,并存在联动耦合、互相促进和共同进化关系。(2)在制度创新模式中,政府主导发挥核心驱动作用,通过创新环境治理体系、治理工具等,与社会建立了良性合作治理关系,共同推进制度作用发挥。(3)在协同治理模式中,政府主导、政社协同、公民参与是核心条件,该模式由区域政府主导组织形成良性合作,或者由公民个人或社会团体参与博弈形成合作。(4)在技术创新模式中,技术创新为核心条件,政府主导为补充条件,该模式往往是由政府通过项目建设资助或推动的,依托大数据、互联网、...     

全球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全球可持续发展涉及可持续经济、可持续环境和可持续社会三方面的协调统一,要求人类在发展中讲究经济效率、关注环境和谐与追求社会公平,最终达到人的全面发展。自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来,国际社会积极推动实施《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21世纪议程》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执行计划》,各种形式的国际和区域环发合作深入开展,各个国家为促进可持续发展付出了巨大努力,在消除贫困和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面取得一些成绩。但是,全球在经济、环境和社会发展方面正在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形势,全球可持续发展事业依然面临严峻的挑战。本文从经济、环境与社会三个方面,系统分析了全球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分析表明:全球经济发展依然不平衡,不稳定性在加大,而且世界贫富差距明显,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官方援助不足;全球能源结构没有根本性改变,CO2排放不断增加,气候变化问题突出,而且一些国家生态环境问题较为严重;世界总人口数不断增加,各国就业水平难以提高,各国教育水平非常不均衡,而且欠发达国家人均医疗卫生支出水平低,居民健康状况堪忧。针对全球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对策:①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可持续发展没有统一的模式,各国的发展阶段、条件和能力的不同必须予以正视;要区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国情,要充分尊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要为发展中国家向可持续发展转型提供技术、资金和能力建设方面的强有力支持。②加强各国政府在环境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仅要重视全球性环境问题,而且更要优先考虑区域性环境问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③积极推动全球社会朝向均衡、普惠和共赢的方向发展。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应有权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以及不断改进和优化治理机制,而且全球治理结构应该向发展中国家倾斜;要积极消除贫困、减少不平等现象、使增长具有包容性、使生产和消费更可持续;要增强人们做出可持续选择的权利,特别是妇女、年轻人、失业者以及社会最弱势和最脆弱群体的权利等。     

后2015时期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与中国参与战略

"里约+20"开启了新一轮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改革进程。从趋势看,未来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将可能以"一组目标、四大机制"为主体,也即"2015年后发展议程"。一组目标是指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四大机制是指"政府间高级别政治论坛"、"全球可持续发展态势评估机制"、以及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与转让机制"、"资金筹集机制"。这一系列变革将对全球可持续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有利于全球走出"气候变化泥潭"、有利于全球治理朝更加公平的方向发展和有利于促进全球发展合作。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变革也将对中国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利弊兼有。有利的方面主要体现在有利于中国开展对外合作,不利的方面主要体现在中国将面临来自国际社会的"三重压力"。面对全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中国应重点从三个方面进行布局:一是把"2015年后发展议程"作为中国与联合国互动的平台,促进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二是在发展合作的内容上,形成"软、硬"合作并重的格局;三是围绕实现"2015年后发展议程"建立以中国为主导的区域性乃至全球性伙伴关系。     

中国三种生态文明建设模式的反思与超越

生态文明建设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生态文明建设有政府主导模式、市场主导模式和社会主导模式三种。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历史证明政府主导模式效果不佳,市场主导模式存在着诸多问题,而社会主导模式则存在着前提困境、思想困境、途径困境和结果困境,因此,本文认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应该实行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面合作的协同治理模式。在我国构建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治理模式应从主体协同、过程协同和外部关系协同三个方面着手,注意处理好三者的关系。     

中国参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战略思考

2015年联合国发展峰会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这是一幅由全世界所有国家共同描绘的未来发展蓝图.联合国制定该议程的内在原因有两个,一是为了完成千年发展目标的未竟事业,二是为了汇聚国际社会力量共同应对新的全球性挑战.“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重塑当今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体系,为发展中国家深入参与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提供了机遇,也有利于全球可持续发展走出“气候变化泥潭”.但是,该议程也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一些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互重复和难以量化、没有对不同类型国家给出建议、以及里约原则被弱化等.“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中国未来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机遇主要体现在有利于中国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开展对外合作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挑战主要体现在中国将面临来自国际社会的“三重压力”.面向未来,中国应在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定位下,积极、主动参与相关进程.从对内看,应在该议程框架下根据中国的国情制定“2030年中国可持续发展议程”,并建立有利于产业界、地方政府、民间团体等参与的机制,在实现议程中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就业机会;从对外看,应在坚持“力所能及、互惠互利”原则下,积极开展国际发展合作和发展援助,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该议程做出中国贡献.     

“竞争申请制”: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与央地关系重构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提出,开启了人类可持续发展领域最宏大的政策实验,也为开展国际视野的比较公共政策研究提供了难得机遇。执行SDGs及国家可持续发展政策需要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关系,而政策试点是协调这一关系的重要政策工具。已有文献对经济政策试点做了较充分的研究,然而对旨在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现有研究尚缺乏成型理论。在复杂央地关系格局下,对于需持续投入成本且成果难以界定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其具有怎样的不同于经济政策试点的机制?此外,众多西方学者将美国作为政策试点研究的制度基础并视其为“民主实验室”。然而,政策试点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不同体制国家中同样存在,并以多样的机制发挥作用。那么,不同国家体制内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又有哪些异同?政策试点影响下中国既有的央地关系发生了怎样的重构?对此,本文基于最典型案例原则,选取中国与美国响应SDGs分别开展的政策试点进行比较研究。笔者识别了不同体制下试点机制的异同,指出中国基于“竞争申请制”开展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强化了中央部委与地方政府间关系,形成了地方官员的可持续发展激励,保障了政策试点的实施。     

面向循环经济的共享单车可持续发展治理路径——基于上海市实践案例的政策模拟北大核心CSCDCSSCI

共享单车作为新时代居民低碳出行的典型交通工具,探讨如何实现其全生命周期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立足于中国城市共享单车发展挑战,文章创新性提出了面向循环经济的共享单车可持续发展治理框架以及基于3R原则的治理路径,构建了集故障车辆减量化、故障车辆再利用和报废车辆资源化三个子模块为一体的复杂系统动力学模型。在此基础上,基于上海市实践案例,对循环经济视角下共享单车可持续发展路径进行了多情景仿真模拟。研究发现:(1)用户使用行为治理、回收参与行为治理、城市投放总量控制、故障车辆回收监控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五种策略均对共享单车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起到显著作用;(2)就单一策略而言,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和故障车辆回收监控是政府治理故障和报废车辆、运营商降低生产和回收处置成本,进而提升行业资源利用效率的两种最佳治理举措,城市投放总量控制次之;(3)就组合策略而言,五种策略的综合集成实施是促进中国共享单车可持续发展的最优治理路径,全面实施后,2021—2031年上海市报废单车总量将减少71.15%,运营商的生产和回收处置成本节约73.77%,碳排放减少8.78万t。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文章提出实施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科学谨慎”执行城市投放总量控制、“引导+规范+约束”用户可持续使用行为、提高用户回收参与意愿、加强故障车辆回收监控等政策建议。这项研究旨在为共享单车可持续发展的顶层设计提供决策参考,为国家“交通强国建设、碳达峰与碳中和”三重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助力。此外,文章为共享经济产品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为后续循环经济与共享经济的集成探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可持续性科学:基于对象—过程—主体的分析模型

2015年9月,联合国通过了未来15年即2016-2030年的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这意味着可持续发展将进一步成为指导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概念和中轴原理。基于这个背景,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方法加强整合性的研究,已经成为具有战略性意义的任务。本文提出基于对象-主体-过程的可持续性科学的分析模型,对理论研究和政策分析中的一些经常碰到的关键问题进行辨析:在对象维度,强调可持续发展是在生物物理极限内的经济社会发展,指出环境、社会、经济三个方面有重要的包含互补关系而不是简单的并列替代关系;在过程维度,强调可持续发展将适应性治理和源头性预防结合起来,运用压力-状态-响应即PSR方法进行全过程管理,而不是应对其中一个环节;在主体维度,强调利益相关者参与影响着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不能脱离合作治理研究可持续发展。作为案例应用,讨论了可持续性科学视角下的绿色经济的对象、过程、主体问题及其意义。     

中国建立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的战略思考

2016年12月,国务院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方案》,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成为当前中国推进可持续发展的标志性事件.本文介绍了该方案的制定过程及其重要意义,对方案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解析,并提出了近期应围绕创新示范区建设开展的几项重点工作.文章认为,建立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是中国顺应全球可持续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是解决国内可持续发展主要问题的迫切需要,是回应国际社会期待的客观要求.文章提出,在建设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时关键要把握好四个原则:①勇于突破GDP导向的传统发展思维,真正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推动地方发展;②从制约地方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入手,通过制度、科技等各方面的改革和创新,形成成熟有效的系统性解决方案;③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形成政府引导、市场配置资源、各利益攸关方共同参与的机制;④主动分享系统性解决方案和实践经验,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中国贡献.文章最后提出,面向未来,建设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要做好四个衔接:①加强与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工作的衔接,形成互为支撑的布局体系;②加强与"绿色技术银行"工作的衔接,促进先进适用技术落地生根;③加强与国家科技计划的衔接,促进创新能力的提升;④加强与各领域改革工作的衔接,形成综合创新示范的局面.     

面向横向比较的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估方法改进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不让任何人掉队”的发展理念,提出了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和169个指标,几乎涵盖了人类发展的方方面面。围绕SDGs的评估工作是一项世界性难题,既有理论上的不足使得定性目标难以全部有效转为定量指标,也有方法学上的缺陷导致多指标合成存在困难,不能进行有效和客观的横向比较。该研究主要围绕SDGs综合评估方法优化开展讨论。研究认为,由于SDGs的经济、社会、环境三个维度指标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传统算术平均赋值权重的方法学可能引起历时性和共时性问题,从而拉大可持续发展目标完成情况评估结果的区域差距。该研究提出了指标权重客观赋值的方法学,采用多因子分析方法对指标的两两关系进行拟合,同时结合层次分析法构建SDGs的判断矩阵,实现指标权重的客观量化和赋值。以此为基础,开展中国31个省份在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的进展评估,结果显示：各省份SDGs的评估得分总体上呈现出从东部逐渐向中西部递减的趋势,其中浙、沪、京等排名领先;通过将新方法的结果与传统的算术平均评估方法进行对比,发现新方法显著降低了经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在落实SDGs方面的得分差异。这种情况也反...     

元治理视阈下中国环境治理的策略选择

针对当今社会提出的解决复杂性问题的需求,元治理理论主张简化模式和实践,以减少处理问题的复杂性,重视各种治理模式的相互协调配合;同时,要重视稳定关键角色的取向、期望以及行为准则。政府、市场、社会网络由于参与的身份和角度不同,必然会倾向于各自的偏好,但是对于环境治理这一复杂性问题,单一的治理模式均不足以解决环境问题。我国环境治理在传统模式下,政府以"统领"而非"治理"的姿态出现,各种治理模式、市场和社会网络机制无法有效运作。发展元治理理论,强化自治理,强调与政府权力相对应的责任,即政府运用手中的权力,承担起有效选择和协调各种治理模式"共振",防止治理模式之间的互相倾轧,通过保持必要的多样性增加治理的弹性以应对环境治理这个复杂系统的责任。首先,将政府定位在"同辈中的长者",意指政府的层级治理与市场治理和社会网络治理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政府不能也不可能介入环境治理的全部环节;在平等的基础上政府要起到带头作用,运用法律法规,通过强制力达成环境治理模式的共振。其次,强调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政府要加强制度建设,为市场经济运行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维护市场运行秩序,促进竞争,使市场的成本-收益机制得以有效运行,以此引导资源和技术在市场中的流向。第三,政府在促进公众参与的同时要适当鉴别和明确利益相关者,避免参与对象缺乏代表性和广泛性,同时注意杜绝环境相关政策的利益集团主导以及"一言堂"现象,畅通诉求表达机制和完善矛盾化解调处机制。第四,环境治理的政策制定要科学、明确、具体、细化。     

协同治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制度分析

对国际议程间的关联性分析已经成为全球治理中的重要问题。特别是,由联合国引领的全球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已经占据了当前国际政治议程的首要位置,两者的协同直接影响到全球治理的有效性。《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巴黎气候协定》不仅具有共同的规范性基础,而且两者通过议题衔接和叠加已经形成了密切的治理关系,国际制度关联性日益突出。从目前来看,这种关联性体现了以下特点:第一,嵌入关系。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之一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的治理目标已经嵌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之中,但也与一些目标存在矛盾,因此,协同治理具有必要性。第二,指标对应。《巴黎协定》下的“国家自主贡献”细化项目与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大部分指标已经形成对应关系,治理具有同质性。第三,制度间倡议交叉与功能外溢。其协同治理关系具体表现在诸多层面上,特别是在联合国系统内的协调、治理模式的趋同、资金渠道的整合、围绕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所进行的发展机构改革,以及联合进行政策倡议、规则建构及政策制定等方面。从制度关系演变的角度来看,两者协同治理的类型正在发生变化,制度互动在不同层次上不断累积,并逐渐转向伙伴型的协同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