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公共支出、技术效率与经济增长

在强调经济增长与资源节约协调发展的现实背景下,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环境管制以及相关环境公共政策的有效性问题。由于市场制度环境、环境公共支出规模与结构的差异,政府环境公共支出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存在着显著的异质性特征。本文从企业技术效率的角度,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估计了地市级企业技术效率,基于联立方程组检验了环境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和传导机制。研究结论表明中国环境公共支出中用于科研等技术开发性资助支出较少,没有对企业的技术效率创新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而现阶段中国环境规制水平普遍偏弱,制度质量和环境公共支出规模未能形成有效的外部创新激励,预期中的"波特假说"效应并不显著。因此,中国政府应在规模上进一步加大环境公共支出力度,大力提升环境规制水平以越过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U型拐点,在结构上提高在环境科研、环境生态信息建设、环境健康教育上的支出比重,充分发挥环境公共支出建设良好外部技术创新环境的积极作用。     

环境资源配置低效率及自然资本"富聚"现象剖析

根据技术效率、经济效率、自然效率、社会效率之间的关系，探讨了四个效率背离所导致的资源配置效率丧失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福利损失问题。在分析价格信号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的基础上，探讨了市场失效和价格背离现象。进一步指出了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存在着自然资本富聚现象，并进一步分析其根源。包括：政府有效干预不足、现行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效率实现以对自然资本的低成本占用、机会导向型的资源配置方式、资本的价值取向、对经济财富以及单一行为人的效率追逐、产权缺位等。强调需要强化环境管理的公共管理属性，并对环境资源的权益主体的权利、责任和利益进行有效的界定和实施，通过制度和政策变革，干预和规范市场运作，促进资源的高效和公平配置。     

环境资源价值评估与赔偿的若干问题的分析

环境资源价值评估与赔偿过程涉及刭环境、社会和经济领域,具有复合性.以多元化视角讨论环境资源价值评估与赔偿过程,并提出相应的社会学范式.指出该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赔偿者或接受赔偿者可能借用所拥有或使用的环境资源的特殊性、信息不对称或中间人的寻租行为,不合理定价,引发矛盾;可能导致行为变迁;政府在制定赔偿政策时.未能有效地进行政策评价,导致行为的结果和期望不符合;个人缺乏公共需求信息或缺乏物质和符号激励,导致具有环境正外部性的产品供给不足.进而提出改进的总路: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鼓励建立市场运作的第三方经济影响评价机构,鼓励NGO的发展,一定社会控制条件下的公众参与以及引入市场机制.     

“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分析——来自印度经济增长模式的启示

本文以印度经济增长模式为例,以竞争优势理论为分析框架,研究了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的内涵、生成机制与优劣势。研究表明,"基础设施薄弱、精英人才涌现"的资源禀赋结构、社会内部消费需求拉动、相关产业支撑、龙头企业带动、自由化的政策改革环境以及技术进步推动,促进了印度"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的生成。基于此,通过中印两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比较,指出"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具有资源环境友好特征、能借助服务业的发展反向刺激工业发展等优势;并揭示了"跨工业化"增长模式的劣势,即难以提高就业率、服务业持续发展缺乏基础设施和制造业支撑等。鉴于我国服务业发展滞后,工业发展面临资源与环境高消耗的困境,我国应借鉴印度经验,培养服务业人才队伍、提高社会消费需求、优化服务业产业结构、培育服务业龙头企业、加快服务业自由化改革、提高服务业创新能力,以加快服务业的发展,增强服务业对工业的反哺效应,保障我国工业化进程在"资源与环境双约束下"又快又好地和谐推进。     

城镇化与全要素生产率差异:公共支出政策的作用

纵观城镇化的发展过程及经验,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密切。城镇化是推动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对于推进社会全要素生产率也有着积极的作用。由于政府公共支出对社会经济的重要影响不容忽视,在通过城镇化推进社会全要素生产率的进程中,政府公共支出政策究竟扮演着"援助之手"还是"攫取之手"的角色,将直接影响到对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实际效应。本文基于2005-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DEA-Malmquist非参数分析方法,以地区年均劳动投入和资本存量作为投入指标,年社会总产值作为产出指标,人均GDP、产业结构、以及人口结构作为控制变量,实证研究了城镇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效应以及公共支出政策在此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单独考虑城镇化时,城镇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即单纯强调人口转移的城镇化率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而公共支出规模对社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负向效应,公共支出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不显著;第二,单纯扩大政府干预规模并不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仅从结构配置上看,提高投资性领域公共支出对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更加显著;第三,公共支出结构的变化对发挥城镇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效应影响显著,在实施城镇化进程中配套以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提高社会福利性支出,帮助转移人口更好地进行自身教育资本和健康资本的积累,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基础根源。因此,城镇化并不单纯只是人口从农业部分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新一轮城镇化应该强调"以人为本",尤其是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通过配套系统的、针对转移人口的公共福利体系,增强城乡地区间的公共福利均等化水平,减少政府对市场机制的非正常干预,才能够有效促进社会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增长。     

1995～2015年中国乡村土地利用功能转型特征与耦合协调演变分析

土地是支撑乡村发展的资源载体,以乡村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土地利用功能转型是实现乡村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必然要求。利用1995～2015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定量分析了中国及东中西乡村土地利用功能转型与耦合协调演变特征,并讨论了我国乡村可持续发展的路径。结果显示：时间上,1995～2015年全国乡村土地利用社会与生态功能降低,其中社会功能缘于空间承载和就业支撑的持续弱化,生态功能缘于环境净化功能持续弱化;空间上,东中西的经济、社会和生态功能呈现明显的空间优弱势差异,具体指东部的就业支撑、环境净化,中部的经济产出、空间承载和西部的食物供给等相较其他地域空间同一功能呈现相对弱势;经济与社会、经济与生态功能转型呈现权衡关系,子功能两组(即“食物供给、经济产出、民生保障和生态维持”功能组与“空间承载、就业支撑和环境净化”功能组)呈现组内协同、组间权衡关系;目前,乡村土地利用经济、社会和生态功能之间耦合协调度主要处在初级协调阶段,整体上向更高耦合协调程度递进式演化。可通过采用多功能协同转型提升模式,具体可选择动力内生型、环境友好型等路径全面发展中国乡村。     

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保障的策略转换与制度构造

随着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进入新阶段,资源型经济强大的挤出效应和传统上采纳的以政策为中心的发展策略逐渐成为资源型城市现代转型的障碍。这一制度难题表明,对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路径的研究和选择应当成为破解这些难题的首要问题。为了减少设置消除这些问题,本文从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保障的策略转换这个视角出发,以政策性保障路径带来的沉淀成本为切入点,采用比较分析和建构的方法,指出了资源型城市持续发展的保障策略应当改变传统的以政策为导向的传统路径,代之以法律为主导的法制化路径。在厘清资源型城市的社会结构、制度结构、利益结构、资本结构的基础上,尝试以资源开发与补偿、资源产业衰退与援助、新旧产业接续、民生与经济发展、投入与模式转型、发展和生态环境等关键性矛盾为核心建构《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条例》,并对《条例》的建构提出8个方面的建议,即内容上,建立包括资源开发补偿、产业衰退援助救济、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发展规划、责任追究以及激励手段等诸多制度在内的长效机制。     

金融发展影响中国能源消费的门槛效应分析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绿色发展理念,如何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在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同时,维持能源的可持续利用是中国面临的重大发展问题。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金融发展对一国能源消费也产生重要影响,在绿色发展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本文考虑到金融发展与能源消费的非线性关系,根据1997—2015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门槛回归模型实证考察不同经济增长水平下金融发展对中国能源消费的不同影响,并检验金融发展影响能源消费的渠道。研究表明:(1)金融发展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信贷规模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证券市场融资规模、金融业竞争程度呈现为单门槛效应;(2)随着经济增长水平的上升,信贷规模、金融业竞争程度与能源消费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证券市场融资规模会降低能源消费水平,FDI规模与能源消费之间始终为正相关;(3)从影响渠道看,在中高速增长及所有的增长阶段,经济增长分别增强了信贷规模、金融业竞争程度对能源消费的影响,但技术创新渠道并不畅通。研究最后建议,政府制定能源发展政策时,加强金融政策与节能减排规划的融合,政策着力点因地区经济发展差异而有所不同,逐渐消除技术优势转化为绿色发展优势的障碍,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     

中国金融包容性发展、经济增长与碳排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为中国崛起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与保障。然而,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也导致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金融是现代经济发展核心,实现中国绿色低碳经济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本文首先在分析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作用机制基础上,提出以下研究假说:(1)金融发展对碳排放存在正、负两种效应,其综合效应的大小取决于两种效应的相对大小。(2)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假说并不是稳健的,其成立与计量方法、研究区域等选取有关。(3)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与金融发展水平下存在门槛效应。(4)空间异质性对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关系存在显著影响。随后构建动态面板模型与面板门槛模型,应用系统GMM、固定效应、随机效应等多种估计方法,在核算中国各省份金融包容性发展指数与碳排放基础上,结合省级面板数据,并分东、中、西区域,对以上假说进行实证检验与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中国金融包容性发展呈现区域性差异,东部金融发展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2)当前中国金融发展有利于减少碳排放,促进低碳经济发展。(3)当以金融发展为门槛变量时,金融发展的碳减排效应是逐渐弱化的。(4)当以经济增长作为门槛变量时,金融发展的碳减排效应是逐渐增强的。(5)空间异质性影响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关系——中西部区域内金融发展有利于减少碳排放;东部区域内金融发展却导致碳排放增加。最后,本文从强化金融在绿色低碳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创新开放格局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广义物质循环模型及对循环经济的政策内涵

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下。我国资源开采、生产、消费及消费末端各个环节的环境问题都十分突出。然而传统的物质循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在总结传统物质循环的特点与局限性的基础之上。提出了旨在提高经济系统全过程资源效率与环境绩效的广义物质循环的概念及理论模型；剖析了广义物质循环的资源与环境政策内涵，并据此提出我国资源环境的生命周期政策途径；最后以广义物质循环的内涵及基本原则为指导。深入探讨了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资源政策与环境政策。本文认为。建立与发展以广义物质循环为核心的循环经济增长模式。是我国实现经济与环境持续协调发展的根本途径。     

Three Critical Issues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udies and the Transition Development of China

The core issue for China transition development in the next 30 years is to shift from the quantity growth model to the quality improvement model.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research progress in three key area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udies since the 1990s.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re is a well-being thresh-old at which the margin utility of economic growth for human well-being will decline, that there is an ecological limit beyond which more economic growth in terms of physical scale will be impossible, and that the creation of human well-being is related not only to the amount but also to the structure and efficiency of public expenditure from government. After an in-depth discussion on facts, origin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of each issue, some theory and policy thinking with long-lasting significance are raised for the transition development of China.     

亲贫式增长刍议:论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政策取向

考察了经济增长和扶贫政策之间的跨国证据,突出了区域差异和国家经验这两个层面上形成的促进共同发展的多样性。对亲贫式增长的定义表明经济增长和扶贫这两个发展战略之间可能存在一种权衡问题。跨国证据表明,平均收入增长率和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率之间关系的巨大差异性,使得扶贫战略完全基于经济增长政策的论断存在争议。持续的快速增长显然有益于贫困人口,但是,如果整体的快速经济增长伴随着收入分配的缓慢恶化,这对贫困人口的福利比对经济增长影响更大。如果一国总体处于低增长环境,那么经济增长将难以获得贫困人口的支持。同时面向经济增长和旨在明确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的混合策略被证明在实现持续减贫中可能是最为成功的。研究认为,在中国长期高速经济增长的支撑下,少数民族地区在收入改善和贫困人口数量显著减少方面取得了另世人瞩目的成就,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倡导者和干预式扶贫的拥护者提供了实践支持。然而,普适的经济增长有利于贫困人口,但不会以相同的程度发生在少数民族地区。显然,一项公共政策更关注经济增长是必要的,但也同时必须关注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收益是否会反映在提供贫困人口收入和贫困人口不可能轻易放弃的福祉上。针对于少数民族地区最有效的发展政策,是那些主张共同发展和利用公共政策创造增长的战略,同时还有利于贫困人口的共同参与,以确保他们成为积极的参与者和增长的受益者。自然资源收益管理,原生态农产品开发和区域经济带建设被列为促进这种增长战略实施的三个最有前途的领域。     

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比较

在介绍区域经济发展阶段各种理论及划分方法的基础上,通过计算1985-2004年间,广西崇左市、安徽滁州市、江苏南通市经济发展的变化轨迹,确定不同区域经济发展阶段.利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研究,表明崇左市经济结构较差,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小且竞争能力较弱;滁州市经济中增长快的产业部门比重较大,总体经济结构较好,结构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一定贡献,竞争能力较强;南通市经济中朝阳的、增长快的产业部门比重大,总体经济结构好,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且各产业部门总的增长势头大,具有很强的竞争能力.建议:①崇左市参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越"两廊一圈"经济带以及泛珠三角经济区域,吸收泛珠三角经济区的产业转移,加快发展国际贸易.②滁州市应融入南京都市圈,吸引和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注意生态城市建设,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经济和生态环境的综合协调发展.③南通市应把资源节约型的增长模式和消费方式作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核心,提升产业的综合竞争力,最终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中国绿色经济发展和机制政策创新研究

通过绿色转型创造新的发展和就业机会对于摆脱经济危机、提升国家竞争力并占据全球制高点和领先地位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的绿色经济发展将对其未来经济繁荣乃至全球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绿色发展,这不仅是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性选择和必然需要,也是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积极贡献,将对人类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中国正逐步走向绿色发展之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已经为中国的绿色发展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但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正面临各种规模庞大、情况复杂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变与环境保护的挑战与机遇,尤其是在宏观层面,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保障尚不健全,制约了中国绿色转型的成效。如何通过恰当的制度创新,进一步推进转型成本效率的提高和体制机制与政策法规质量的改善,加快并深化中国的绿色转型是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本文针对上述问题,系统归纳总结了国际上发展绿色经济的普遍经验以及中国发展绿色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认为发展绿色经济目前并没有一种通用的模式,解决中国发展绿色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资源环境制约,必须调整现行以GDP为导向的政府和官员绩效考核体系,平衡目前财政分权体系中财权和事权不对应问题,进一步明确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及各自起作用的领域,同时,综合应用法律、财政、税收和价格等工具,重视不同手段的综合和协同运用,在不同的发展领域,提出具有适应性和包容性的发展策略,具体来说:①实施"差异化"区域绿色发展战略,针对不同的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基础,提出不同的发展重点,同时,建立分区域的绿色发展监测和评估体系;②通过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发展绿色农业,以保障农产品安全、生态安全和资源安全为重点,推动农业发展政策、农业生产组织、农业技术服务和农业管理体系的转型;③以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为基本原则,实施绿色创新战略,引导和推动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④创建绿色服务业体系;⑤推行绿色消费模式,以绿色消费倒逼绿色经济转型。     

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的脱钩——东部地区的时空分异研究

工业时代的经济增长是以大量消耗能源为代价的,直接导致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将经济增速与环境压力脱钩的同时,实现将人类福祉与资源消耗的脱钩,是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焦点问题。采用Tapio基本模型构建中国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脱钩模型,将1979-2014年的脱钩指数划分为8种脱钩类型。结果说明,绝对而稳态的脱钩是不存在的。虽然大部分年份的中国处于弱脱钩状态,但长时间尺度上,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存在"连接-脱钩-复钩-再脱钩"的动态反复过程。以中国东部地区10省份为例,研究脱钩指数变化的趋势和时间分异情况。结果显示,进入21世纪后该地区复钩的可能性不断增加,特别在经济增速趋缓的背景下,需要警惕以能源消耗驱动经济发展的模式重现。计算并比较脱钩指数的5年均值,研究中国东部地区脱钩的空间分异情况。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是否脱钩与宏观政策的调整密切相关。不断提高利用效率以减少能源消耗总量,保持弱脱钩是中国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耗关系的常态。     

2000年以来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格局及其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

基于对城市化概念的认识，通过测算中国各城市的人口、经济和空间城市化率及其增长速度，运用Arcgis93支持下的热点分析方法，考察2000~2008年中国城市单元城市化水平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揭示了中国城市化的空间模式，认为2000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热点仍然在东部沿海，主要围绕环渤海和珠三角两大城市化热点城市群，向东北、西北、西南等冷点区中心辐射、梯度推移；城市化的发展速度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的空间相关性，但与经济增长格局有较大偏差，现有经济发展水平对于城市化的拉动作用相对经济增长更为明显；城市化空间格局的形成受自然、历史、政策、经济、人口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作用机制主要包含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和市场主导的“自下而上”两种道路，未来政府作用将逐渐弱化，推力的主动力地位将进一步强化     

Target Gap of Emission Reduction for China:Analysis based on Elastic Decoupling

The present paper analyzes historical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bon emiss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different stages through adopting elastic decoupling methods and Tapio evaluation criteria along with a comparison with the national Five Year Plans.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bon emission and economy in China are differ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arbon emission have less connection in the recent 3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China. It is a difficult task to realize the promise that we will reduce carbon emission by 40%-50% in 2020 based on the data from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different expectation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economists. Through constructing the calcula- tion model of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gap according to different development scenarios,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economic growth,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further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are the main drivers to the increase of carbon emission,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particularly, the reduction of energy consumption is the primary means to reduce carbon emission in China. It is imperative to transform the economic growth pattern, and it is a grand task to perform and there is a long way to go for China to maintain economic growth and reduce carbon intensity.     

Integrating Concepts and Models from Development Econoimcs with Land use Change in the Tropics

In this paper I undertake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for the tropics of the rel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eaning in general increases in economic activity as measured by e.g. GDP, and its normal biophysical corollaries of increased resource use and land use change. I also examine each in relation to the intellectual concepts that underlie and guide what is commonly called economic development. Because most of the development literature is derived from economics or other social sciences, and focuses almost entirely on lifting people’s standards of living as measured in monetary units, very little examines the per unit biophysical requirements of that development, including energy or other resource use requirements, land use change or other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development plans. In addition there seems to be insufficient connection between those who create economic development plans and those who undertake empirical biophysical assessments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development plan has worked or can possibly work. The problem is deeper: there exists a series of models used in the development literature that have been used to encourage and guide development. These models have received very little scrutiny as to either their efficacy or their societal or environmental impacts until quite recently. When this has been done the models have been shown to fail miserably. It is time to develop a new model of development that synthesizes conventional economic, biophys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aspects, and that is based on the scientific method rather than on perceived wisdom. This model must also take into account population growth, issues of who wins and who looses from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incipient peak in global oil production.     

中国西部生态脆弱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污染风险分析——以青海省为例

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是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普遍趋势,也是提升经济增长速度和水平的有效途径。青海省作为我国西部重要省份之一,不仅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而且生态环境也十分脆弱。随着西部大开发进程的不断推进,青海省经济加速发展,由此产生的污染风险也日趋提高。因此,研究青海省产业结构调整对提炼西部生态脆弱区协调经济增长与污染排放的关系并实现污染风险的有效监管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依据经济增长-环境质量回归模型研究了青海省产业结构升级与污染物排放的关系,发现青海省经济增长与污染物排放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研究发现,青海省仍然处于污染物排放随经济增长而增长的阶段,且距离拐点仍有一定的距离。此外,本文分析了青海省不同产业随时间的变化趋势,虽然三大产业均有增长的态势,但是各占GDP比例变化却各不相同。其中,第一产业的比例不断下降,第二产业的比例不断增长,而第三产业在增长到一定比例后,有小幅减少的趋势。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青海省不同产业占全国相同产业的比例,分析了青海省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并利用环境投入-产出模型计算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过程中造成的污染物排放量,评价了产业结构升级可能带来的污染风险。虽然青海省第一产业占该区域GDP比例呈减少态势,但占全国比例并未发生明显变化,这表明了青海省农林牧渔业的发展趋势和速度基本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第二产业占全国比例大部分呈减少的态势,而第三产业却有一定的增长态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青海省产业发展正在向加大第三产业的发展并控制污染较严重的第二产业的发展的方向转变。产业结构的提升对不同产业污染物的排放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其中,机械电子设备制造业、住宿餐饮和零售业和房地及租赁产业的提升导致了污染物排放小幅增长,而其他产业尤其是建筑业、金属制品业等的扩张则对污染物排放均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因此,虽然其经济发展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环境污染风险,并且污染排放量会随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不断加大,但2002-2007年青海省产业结构变化对废水、废气等污染的排放产生了一定的控制作用,从而降低了青海省环境污染的风险。研究结论为青海省调整产业结构以抑制环境污染风险并保障区域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协调提供重要的决策参考信息。     

Road energy consumption,economic growth,popul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Egypt: cointegration and causality analysis

The study investigates the caus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road energy consumption, economic growth, urbanization and population growth in Egypt over the period (1980–2011). I use Johansen cointegration approach, vector error correction model (VECM), generalized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s and variance decomposition technique. The results show the existence of long-ru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ariables. Moreover, the results indicate the existence of unidirectional long-run causality running from road energy consumption to urbanization and from road energy consumption to economic growth which implies the existence of growth hypothesis in the long run. Also, there is bidirectional short-run causality between road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which indicates the existence of feedback hypothesis in the short run. These results imply that road energy consumption determines economic growth in the both short run and long run and economic growth causes road energy consumption in the short run. And according to these results, several policy implications will be suggested for policymakers. They should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while implementing energy conservation policies, the possible negative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and have to concentrate on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policies and to make a shift towards using clean alternative fuel as natural gas and focus on investment in renewable energy resour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