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修正场模型的区域空间结构演变及空间整合〖HT2”SS〗——以泛长江三角洲为例

随着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及其面临问题,长三角泛化已成为必然,研究泛长三角空间结构演变有利于正确认识和把握其空间发展态势,从而为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提供问题依据。以场强模型为基石,根据扩散理论,构建了场对数扩散效应模型,从城市场这一新视角分析了泛长三角区域空间演进过程。泛长三角城市影响区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疏点-“之”-“几”-“皮皮虾”-“鳊鱼”5种空间形态;根据这一空间形态极其演变规律提炼出疏点类型、散块类型、条带类型、团块类型、板块类型五种空间结构类型;在此基础上,由“以点建轴,以轴布面”思想,以产业结构整体升级为引导,对泛长三角区域进行空间整合,形成由三级中心城市、三级发展轴线以及内核城市群、邻接城市群和外缘城市群组成的核心-边缘结构三级产业城市群。     

基于地学信息图谱的合肥市城市扩展时空特征及驱动力分析

利用多时相遥感影像,借助ArcGIS平台,采用空间形态分析、等扇分析、等距分析及分形分析等方法,以城市扩展强度、紧凑度、分形维数、重心坐标、扩展弹性系数等为指标,基于地学信息图谱分析了1987~2011年合肥市城市扩展时空特征及其驱动力。结果表明：合肥市在经历了轴向放射状扩展、双核组团扩展及轴间填充后,城市形态由不规则团块状向星楔形、连体双星形转变;24 a间,城市用地面积增长了22415 km2,城市规模扩大了455倍;2000年以前基本保持中、低速扩展,进入21世纪后,开始高速扩展;城市空间主要沿交通线向西南、东南、东、东北等方向非均衡延展,城市扩展最强烈的区域约在距城区中心8 km处,城市重心不断向南偏西方向转移;扩展过程中,城市紧凑度呈“W”型波动,分形维数呈“M”型波动,扩展弹性系数呈“∧”型波动,城市形态最终向着稳定、合理化方向发展;自然环境、经济发展、人口增长、交通建设、政府行为等是合肥市城市扩展的主要驱动力量     

中国资源型城市的城市形态测度:是否存在城市蔓延

中国资源型城市在长期发展中,不仅攫取自然资源,也粗放地利用着有限的土地资源。在21世纪全球城市面临城市蔓延挑战的背景下,中国资源型城市的城市形态及变化也受到学术界和决策者的关注。本文基于1996年至2006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的数据,对中国资源型城市的城市形态加以测度。分析发现,无论是从建成区的扩张、城市人口密度的下降还是城市足迹的下降等指标测度,中国资源型城市都存在着向不良城市形态的发展的趋势,甚至出现了城市蔓延的现象;并且相对于非资源型城市,资源型城市的建成区扩张更快、城市人口密度下降也更迅速。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从"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目标出发,为中国城市向着健康、可持续的城市形态方向发展提供启示和借鉴。     

1990年以来上海“大都市阴影区”的时空演替]——基于县域尺度单元的分析

概述了“大都市阴影区”的演化机制，利用断裂点公式、K means聚类和空间相关性等方法划分了上海的影响圈层与范围，界定了1990~2010年的上海“大都市阴影区”，并对其进行了时空分析。研究表明：(1)“大都市阴影区”的构造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阴影区”和“半阴影区”；(2)“大都市阴影区”是处于动态变化中的区域，与中心城市、外围地区以及阴影区城市（县、城镇）3者密切相关；(3)上海“大都市阴影区”和“次阴影区”通过20 a的时间演变，在逐渐消减；(4)目前上海“大都市阴影区”主要存在于以上海为中心的南北两翼     

基于ESDA-GWR的浙江县域生产性服务业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全球产业结构“服务经济”形态转向宏观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业作为服务业重要构成正成为我国经济中低增速“新常态”下城市与区域重构竞合格局、提升位序-规模、参与新国际分工的重要“利器”。以浙江65个县域空间单元为研究对象，基于“定量测度-时空辨识-因素剖析”逻辑脉络，运用数理统计模型方法和GIS空间分析技术，揭示2003~2015年其演变特征、空间效应与影响机理，以期为浙江“县域经济”向“都市区经济”转型发展背景下统筹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布局与发展实践提供科学依据。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时空格局表现为低水平均质空间向市辖区首位型城市特别是杭州、宁波等“多中心”的非均衡空间极化演进；其次，体系结构符合Zipf位序-规模分布规律，内部六大行业空间集聚呈现以信息服务业为龙头的“三大梯度”层级分异形态；再则，全局空间存在自相关性但溢出效应微弱且渗透不均衡；最后，其地理过程、格局实践表征被验证为是信息技术水平、人力资本丰裕度、市场发育成熟度等多重因子非线性共轭影响的结果。 关键词： 生产性服务业；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地理加权回归；时空演变；浙江     

基于分形理论的徐州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研究

基于迭代原理的城市形态分形研究方法，运用分形维数（相关维数、半径维数、膨胀维数）和标度曲线，定量分析了徐州城市空间结构演变规律。结果表明：分形维数可以定量揭示城市用地的空间分布和空间组织结构，标度曲线可以定量揭示不同空间尺度下各类用地的标度行为，二者相互结合可以更好地测度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规律；徐州城市居住用地、工业用地、交通用地空间分布的均质程度在逐渐增强，但公共设施用地空间分布的均质性较差；随着城市的扩张，居住用地和工业用地表现出显著的外迁趋势，市中心区的商服功能则进一步加强，城市由市中心向外围逐渐形成明显的“公共设施用地 居住用地 工业用地”布局的圈层结构，并在城市外围形成新的商服中心；与居住用地和公共设施用地相比，工业用地边界形态复杂，稳定性较差。     

武汉城市圈土地利用碳排放效应分析及因素分解研究

土地低碳利用对减少土地利用碳排放，发展低碳经济，建设“两型社会”具有重要作用。以武汉城市圈为研究对象，估算了武汉城市圈1996～2010年土地利用碳排放量，分析了城市圈1996～2010年土地利用碳排放效应，利用LMDI模型对影响城市圈土地利用碳排放的因素进行了分解。研究表明：（1）1996～2010年武汉城市圈土地利用碳排放量由1996年的95282万t上升到2010年的4 55035万t，年均增长1182%，且上升幅度越来越大；（2）武汉城市圈居民点及工矿用地碳排放强度最大，耕地最小，不同土地利用方式碳排放强度及变化幅度存在一定差异；（3）城市圈各城市土地利用碳排放存在时空差异，时间上表现为碳排放增长速度和幅度的差异，空间上表现为各城市单元碳排放量的差异；（4）土地利用变化、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人口规模增加对城市圈土地利用碳排放存在正效应，能源效率提高和能源结构优化存在负效应     

基于层次分析的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绩效评价

“两型社会”建设是武汉城市圈建设的理性选择，是落实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通过层次分析法构建“两型社会”建设绩效评级指标体系，对武汉城市圈2006~2010年“两型社会”建设的绩效进行实证研究，数据分析显示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成效显著，不仅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区域资源利用和环境质量的总体水平也明显提高；但也存在资源节约建设力度不大、社会发展水平不高和城市圈内部各城市“两型社会”建设不均衡等问题，需要通过提高资源利用率、加快社会发展进度、发挥武汉市向外辐射作用、创新体制机制建设等对策加以完善     

中国三大城市群城市化动态特征对比

1990年代以来,中国步入快速城市化阶段,其中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三大城市群成为引领我国城市化发展的主导力量。本研究耦合城市异速增长和标准化区位商分析方法,对三大城市群1990年代至今的城市化动态特征进行对比研究,探讨城市形态扩张与功能演变的耦合作用过程。结果显示:①在城市形态扩张方面,三大城市群异速增长类型差异显著,其中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分别呈现持续的负异速增长和正异速增长形式,分别表现为人口高度聚集和建成区急剧扩张特征;而京津冀呈现正负异速增长交替增长形式,人口集聚与建成区扩张程度均较低;②在城市功能演变方面,三大城市群第二产业发展阶段不同,第三产业格局演变差异明显;③城市形态与功能耦合作用促成了城市群城市化进程向不同方向发展;对外开放、技术创新、政府干预等是影响城市群形态扩张和功能演变的主要驱动力。鉴于三大城市群对我国城市化发展的主导作用,对其形态扩张与功能演变动态特征的对比研究能够深入理解国家及区域尺度的城市化发展规律和机制,并对我国其他城市群的科学、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     

基于碳平衡的区域生态补偿量化研究——以长株潭绿心昭山示范区为例

在区域碳平衡的基础上，通过建立生态补偿中观尺度模型，对长株潭及其生态“绿心区”昭山示范区做生态补偿量化研究，并就生态补偿体制的建立和实现形式等进行了讨论。结果表明：长株潭城市群总体属于生态赤字区，其中长沙、株洲、湘潭3地均为生态赤字区，昭山示范区为生态盈余区；2008年长沙、株洲、湘潭3地应支付生态补偿资金分别为：4067、7934、7430万元，长株潭 “绿心区”昭山示范区应获得生态补偿资金1229万元，结余1 8202万元生态补偿资金；建议由长株潭生态补偿管理部门统一支配，用于统筹长株潭及其“绿心区”的生态保护与建设。研究以长株潭绿心昭山示范区为例，以生态固碳与区域碳排放为切入点构建生态补偿模型，力求为解决低碳社会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区域间矛盾提供参考     

基于格网数据的巢湖流域洪涝灾害损失评估

洪涝灾害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巨大威胁之一。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和人口与经济集聚，洪涝灾害的损失日益严重。提出了洪涝灾害损失评估流程，建立基于网格数据的洪涝灾害损失估算模型，厘定各类资产的损失率。以空间网格为计算单元，在2003年洪水监测的基础上，应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对2003年巢湖流域的洪涝灾害损失进行了估算。结果表明：巢湖流域总淹没面积2 12504 km2，水田淹没面积最大，为1 71924 km2，洪涝灾害损失总值为194 828万元，无为、合肥、庐江县等洪涝灾害损失较大，舒城和肥西县损失较小。通过验证，该模型效果较好     

区域规划实施结果评估——以《江苏省沿江开发总体规划》为例

规划评估是确保区域规划有效实施的必要环节,实施结果评估是区域规划实施评估中不可回避的重要一环,对区域规划的有效推进无疑具有现实意义,但是相关研究却极为不足。从区域规划的特征对结果评估的影响出发,试图以完成规划战略意图作为实施结果评估标准为切入点,以《江苏省沿江开发总体规划》为例,构建区域规划实施结果评估的指标体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规划在引导产业定位与布局、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从而提高了区域竞争力、减小了区域内部差异,总体实施结果良好。但在资源集约利用与生态保护方面却作用较弱,较弱的规划协调利益冲突能力以及实施保障机制是影响规划作用发挥的重要因素。最后,分析了结果评估的局限性并指出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基于分形的城市体系经济规模等级研究

利用分形理论进行城市体系的经济规模等级特征分析,推广了规模等级分形理论的应用领域。以长江三角洲地区县级以上行政单位为研究对象,以2009年经济数据为载体,分别从分部门的经济总量、经济密度和第一无标度区3个角度计算了城市体系经济规模的分维,验证了分形理论在城市体系经济规模等级研究中的适用性。结果表明：（1）城市体系中的经济规模等级呈现较好的分形特征,分形维数可以作为城市体系经济规模等级研究的有力工具;（2）长江三角洲地区当前各经济社会部门的规模等级特征差异较大,中心城市垄断性较强;（3）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规模等级层次明显;（4）以无标度区为基础可以将长江三角洲地区划分为核心经济区和经济发展边缘区     

基于本地生态足迹模型的浙江省可持续发展评价

生态足迹法是一种评估区域可持续发展程度和人类对自然资源利用情况的工具。通过对一般生态足迹法的调整，运用本地生态足迹模型，对浙江省本地生态足迹的时空特性和环境生态的潜在危险性进行了分析和评价。结果表明：(1)2006年浙江省人均本地生态足迹 2.763 8 hm2，人均生态承载力 0.437 9 hm2，人均本地生态赤字 2.325 9 hm2；(2)1991～2006年浙江省的本地生态足迹都超过了生态承载力，社会经济发展表现出环境生态的不可持续性；(3)2005年浙江省11个城市的本地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表现出一定的差异；(4)浙江全省生态足迹强度指数从1991年的2078上升到2006年的5952，16年间生态强度指数增大了近3倍，单位可承载面积内的实际生态压力越来越大，环境生态的潜在危险性有扩大之势.     

不同情景下的人口迁移及其对农村土地利用影响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农村人口迁移趋势愈演愈烈。人口迁移导致的劳动力投入减少对农村土地利用存在威胁。运用情景模拟的方法，研究了不同情景下的人口迁移及其对耕地撂荒和宅基地闲置的威胁。研究表明：(1)重庆市未来人口迁移由4部分构成：都市区农村人口向城区迁移；都市区外农村人口向都市区集聚；都市区外农村人口向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城镇集中；市外人口回流；(2)未来10 a，重庆市总人口流量46445~48481万，而对土地利用有影响的人口流量约36445~42481万；（3）预计到2020年，重庆市存在撂荒威胁的耕地约412~480万hm2；（4）预计到2020年，重庆市农村宅基地闲置潜力为597~611万hm2。建议改革限制农村耕地流转的政策，避免耕地撂荒；探索“复垦+流转”的农村闲置宅基地处置模式     

基于农业用地和地形约束的陇南山区适宜人口规模估算

陇南山区地形复杂，耕地不足，经济贫困，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较大。研究适度人口容量对于地震灾后重建、缓解贫困以及保护长江上游的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以人均粮食和经济水平两个指标来估算温饱、宽裕和小康3个水平上的人口承载量，测度人口和农业资源的关系。并基于地形复杂度计算劳动用工及可抚养人口。结果表明：目前陇南10县(区)的人口在温饱生活水平下尚有超载。以小康生活为标准，适宜人口规模约为135万。经营现有的农耕地和林地需要100.81万劳动力，可抚养人口191.54万人，加上城镇人口总人口为 231.03万。这个人口规模实现温饱有余而宽裕不足，难达小康目标。“人口 农业用地 劳动力”之间形成了一个怪圈，决定了陇南山区农村实现小康目标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为此，陇南山区的灾后重建和区域可持续发展需要创新思路，多方并举.     

嘉陵江流域经济空间分异研究

认识流域经济空间分异特征是科学决策、促进流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以嘉陵江流经的主要县市为研究单元，选取度量嘉陵江流域经济发展的10个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揭示流域经济差异，并用Geoda软件提供的空间分析方法揭示流域经济差异的空间分异特征。分析结果表明：流域内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并在地理空间上存在集聚性；流域内基本形成了“点 轴”式空间结构，且存在两个明显的经济热点区--绵 渝“双核区”，以及一个较大的经济盲区，即陕西、甘肃、四川三省交界处的边缘区域。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影响流域空间经济分异的主要原因，提出盲点区与热点区的发展策略，防止流域内“极化”效应加剧，为缩小流域经济差距，促进流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基础依据.     

城市化背景下中国水电移民安置的政策选择——以龙滩水库为例

中国水电发展深受城市化的影响，因此水电移民问题应该放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来审视和解决，将沿海发达地区和主要大城市作为水电移民永久安置的主体之一。无论从水电移民产生地的生态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即“推”的方面），还是沿海城市对劳动力的需要（即“拉”的方面），都存在着将水电移民彻底城市化安置的必要条件。通过龙滩水库的实例，给出一个政策组合和一个极端状态下的财务估算，说明移民问题彻底城市化解决的充分条件也是成立的，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非农安置的方式、户口准入、移民就业培训和多次安置选择等问题。     

地势起伏度对三峡库区人口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在1[DK]∶10万三峡库区DEM的基础上,采用窗口分析等方法提取了地形起伏度,利用均值变点分析方法确定三峡库区地势起伏度的最佳统计单元是015 km2。首次绘制了基于最佳统计单元的三峡库区地势分布图,确定地形起伏度是影响三峡库区人口分布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系统分析了三峡库区地形起伏度的分布规律基础上,选择城镇化率、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经济密度、人口密度等指标,定量揭示地形起伏度对人口和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三峡库区的地形总体以起伏山地为主。地形起伏度与人口密度、经济密度呈极显著的负相关,地势起伏度大的区域,人口密度较小,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农村居民生活相对贫困。地势起伏度小的区域,人口密度较大,经济相对发达。这对认知山区人口和经济的空间格局,将三峡库区资源开发利用以及产业布局在适度的地势起伏度范围,对于有效进行三峡库区资源开发、促进区域经济效益最大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