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际间绿色发展福利测量与评价

在绿色发展理念下,对绿色发展福利进行测量和评价比传统的GDP评价更能体现发展的质量。本文基于生态绩效理论,将绿色发展福利增长速度推导为脱钩指数与GDP增长速度的乘积。首先以人类发展指数作为绿色发展福利的判别标准,根据脱钩指数理论,以数值0和0.1为界线,将2002—2014年中国31个省份的绿色发展福利水平划分为"负福利增长"、"绝对低福利增长"、"相对低福利增长"三类。其次,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及Malmquist指数测度兼顾期望产出(GDP)与非期望产出(生态足迹)的绿色经济增长,并对中国省际绿色经济增长效率进行分解,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为技术效率变动、技术变动、纯技术效率变动和规模效率变动,以探讨影响中国绿色发展"C"模式的关键因素。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大陆31个省份的脱钩指数均小于0.6(两个省份的脱钩指数小于0),处于低福利增长状态,但是整体上省际间脱钩指数与GDP增长速度呈现正相关关系,省际间人类发展指数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公平的教育机会与收入分配差距两个方面。对中国大陆31个省份绿色经济增长速度的分解表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主要得益于技术效率变动、纯技术效率变动、规模效率变动指数的提高,且每个时期三者的贡献率均在1左右波动。检验期间,北京、上海、广东、天津四个省份作为"创新者"共同推动产出朝着最优生产前沿面外移。最后,为了构筑中国绿色发展"C"模式,认为应该以绿色发展福利水平的提升为导向,在依据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同时,应注重教育公平与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减。同时,应积极发挥创新者省份绿色发展的示范效应,带动非创新者省份共同发展。     

雾霾会促进公众绿色投资意愿么?——基于SEM的实证研究

当下雾霾天气愈发严重,全国各省市相继推出一系列雾霾治理政策,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等一系列绿色金融产品涌现,一方面政策大力支持环保企业发展,另一方面投资者对于绿色金融市场的参与热情并不高,因此研究雾霾相关政策如何引导公众参与绿色投资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本文根据雾霾污染程度及政策力度两个指标,将中国省级区域划分为高、中、低雾霾敏感区,基于"风险感知-态度-行为"理论框架,设计里克特5级量表,对高、中敏感区人群按照雾霾风险感知、风险偏好和绿色投资意愿三个潜变量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并以低敏感区投资者的绿色投资意愿进行对照分析,共收集有效问卷517份,利用SPSS和AMOS等软件进行数据测算以及模型拟合,研究雾霾风险对公众绿色投资意愿的长期影响。结果表明:对于高、中敏感区投资者来说,绿色投资意愿与纯粹的风险偏好之间没有直接关系,但在风险偏好与雾霾风险感知两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公众绿色投资意愿与雾霾风险感知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对照分析表明,低雾霾敏感区与高、中敏感区的绿色投资意愿同样强烈。公众的绿色投资意愿的表现为:公众投资者期望提高绿色金融产品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愿意接受低于常规收益的雾霾治理类投资产品,并看好环保类股票的投资价值。这表明充分披露雾霾天气情况,提高绿色金融产品标的资产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以及加强监管等,都有利于促进公众的绿色投资意愿,且该意愿在全国范围内没有显著差异,因此引导各地区绿色投资的协调发展具有良好前景。同时投资者对绿色投资不存在先入为主的风险水平判断,在合理的引导下,绿色产业可能获得平等或更多的融资机会。政府应加大支持力度支持有资质的企业发行绿色债券及绿色股票;金融机构应有针对性地推出环保类投资理财产品,丰富绿色投资市场的产品种类,为环保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让公众投资者拥有更多参与绿色投资的机会。     

碳排放权交易机制能否兼顾企业效益与绿色效率?

基于碳减排治理全球变暖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探讨了碳交易能否兼顾企业效益与绿色效率,及企业减碳优化策略。通过匹配2006—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及所在地区数据,首先运用双重差分方法,总体衡量碳交易对企业要素投入产出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然后运用平行趋势、滞后两期、工具变量及安慰剂,检验碳交易双效模型的稳健性,并利用三重差分检验是否存在因企业性质不同而造成差异化影响。最后运用中介与调节效应方法,检验碳交易与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并考察了绿色创新、市场化与政府补贴影响下有调节的中介作用。实证结果显示:碳交易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显著负向影响。碳交易促进碳减排,导致营业成本增加、劳动生产率降低,但同时也显著正向影响资本生产率,促进企业利润与收入增长。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绿色创新、市场化和政府补贴显著的调节影响下,对碳交易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研究表明,碳交易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实现绿色效率和企业效益双赢,碳交易的作用在于依次实现碳减排、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绿色效率和企业效益协同尚处于“遵循成本”阶段。因此,要建立一套集市场化、政府奖惩和绿色创新为核心的碳交易体系,进一步健全绿色低碳的激励约束机制,加强绿色创新补偿,增强企业自主研发和协同创新能力,提升绿色技术转化率,优化绿色产业结构,完善配套环保标准和管理规范,诱导企业完成“创新补偿”的蜕变。     

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如何影响绿色发展福利？

生态文明建设是构筑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新格局的必由之路，更是践行以民生福祉为价值归宿的生态民生观的应有之义。以较少的生态损耗较大程度实现由环境水平改善带来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提升，是绿色发展福利的核心内涵。该研究在系统阐释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对绿色发展福利影响的理论机制基础上，运用2006—2020年中国23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倍差法实证检验了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政策对绿色发展福利的作用效果与影响机理，并进行区域异质性分析与空间邻近效应探索。研究发现：(1)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能够显著提高绿色发展福利，且此结论在更换样本数据、排除其他政策干扰以及采用PSM-DID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2)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主要通过其政策规划中所提到的发展绿色科技、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空间格局三条作用途径，实现对绿色发展福利的提升作用。(3)政策效果存在地区异质性，其在大规模城市与东、中部地区作用效果显著。(4)生态文明试点政策存在空间邻近效应，其对本地与邻近地区绿色发展福利水平的提升均具有显著推动作用。针对上述结论，该研究从技术创新、结构优化、区际协调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为在...     

欲速则不达:地方政府经济预期目标与绿色发展效率北大核心CSCDCSSCI

地方政府的经济预期目标决定了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进而影响地区的绿色发展效率。受晋升锦标赛和同群效应的影响,地方政府易制定过高的经济预期目标,高速增长的压力造成地方政府的短视行为,降低了绿色发展效率。文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使用超效率SBM模型对中国地级市的绿色发展效率进行了测算,进而运用2003—2018年238个地级市的经济发展目标与绿色发展效率,实证检验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并研究了地方政府经济预期目标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内在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①地方政府经济预期目标显著抑制了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导致了地方政府过度追求经济快速增长而忽略绿色转型。②地方政府经济预期目标通过缩小政府的科技支出、减少污染治理投资、干扰市场的要素配置、集中发展高污染和高耗能的第二产业的内在机制影响了政府行为,抑制了绿色发展效率的提高。③地方政府经济预期目标在2014年后显著提升了绿色发展效率,说明“新常态”提出后,在绿色发展理念指导下地方政府不再单一追求经济高速增长,更注重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的协调发展;相较于中、西部,东部地区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对绿色发展效率的抑制作用更强。基于此提出:①应为地方政府制定更多元化的目标;②同时调整晋升与考核机制,促进地方政府官员重视地区的长期高质量发展;③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以充分利用绿色生态技术的扩散效应。文章为国家提升绿色发展效率与完善政府经济目标管理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对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空气质量如何影响公众主观满意度?——基于中国民生调查微观数据的证据

空气污染问题长期以来备受社会各界关注,极大地影响了社会和谐,而空气污染治理也成为考验地方政府治理的最具显示性的领域,是公众对政府工作满意度的一个重要衡量。现有研究缺乏从多个视角定量分析空气质量对公众满意度的影响。本文使用2016年中国民生调查微观数据,匹配空气质量客观数据,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实证考察了空气质量对我国城镇居民环境质量评价、个人生活评价、政府行政评价的影响。研究表明:①空气污染显著降低了城镇居民的环境满意度,表明居民的主观满意度可以反映空气质量的客观情况;②空气污染显著降低生活满意度,表明空气质量是影响居民"获得感"的重要方面;③空气污染是影响居民对政府评价的负面因素,表明空气质量治理作为"看得见"的治理,其治理水平极大地影响居民对于政府工作的评价;④个体针对空气质量的主观满意度判断不仅取决于短期内状况,一段时期内的平均空气质量对主观满意度的影响更强;⑤个体的各类主观满意度存在异质性,其中年龄、受教育水平、家庭收入水平等对满意度指标具有显著影响。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其一,公众的主观满意度具有信息价值,政府治理绩效的客观提升会得到公众的积极评价,能提高公众的福利水平和获得感。其二,随着互联网的广泛普及,公众对于政府治理的相关信息的可获性大大增强,公众参与是发展治理的重要推动力量,政府应当充分重视公众对于发展治理的主观评价,并且通过提升客观治理绩效回应公众关切,这不仅有利于提升政府治理效率,而且有助于打造责任型、回应型政府形象。     

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压力会“挤出”企业绿色创新吗?北大核心CSCDCSSCI

企业环境污染行为能否在根本上得到遏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对环境政策的执行力度。以往研究更多地关注了地方政府放松环境管制对企业污染行为的影响,而尚未关注地方政府环境管制动机增强后会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什么影响。文章以《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为外生政策冲击,研究了空气质量新标准实施引致的地方政府治理动机变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基于2004—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三重差分(DDD)分析法,通过比较新标准实施前后、试点城市相对于非试点城市、重污染行业相对于轻污染行业,企业绿色发明申请量是否变化来检验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压力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2012年新标准第一阶段方案实施后,74个试点城市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压力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挤出”效应显著高于轻污染企业,并且经过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稳健。(2)经异质性分析发现,2013年新标准第二阶段方案在190个试点城市实施后上述“挤出”效应不再显著;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压力对国有重污染企业产生的“挤出”效应更为显著;将第一和第二阶段实施方案引入同一模型进行整体分析后上述研究结论依然稳健。(3)从影响机制来看,新标准实施引致的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压力增大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的“挤出”效应是因试点城市重污染企业大幅增加环保投资而挤占了绿色创新资源而导致的,在第二实施阶段,试点城市重污染企业不再大幅增加环保投资后,对绿色创新的“挤出”效应也不再显著。这意味着,中央政府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可以有效激发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动机。因此,地方政府需要加大对污染企业的环保补助和绿色创新资源支持,以有效缓解因企业大幅增加的环保投资而挤占的绿色创新资源。     

水库安置区居民土地流转前后福利变化模糊评价

在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框架下对水库移民安置区土地流转过程中安置区居民福利的变化进行了研究。首先提出构成安置区居民福利的功能性活动和指标,其次提出适合本研究的各功能性活动和指标的权重函数,最后使用模糊综合评判法对三个水库安置区居民土地流转前后福利的变化进行衡量。结果显示,土地流转后安置区居民总体福利水平明显降低,模糊评价值从0.444下降至0.347。从功能指标看,除家庭经济状况外,社会保障、政治参与、心理均较大程度地变差;从转换因素看,受教育程度是安置区居民福利变化产生差异的显著性影响因素。因此,政府对安置区居民的补偿不能单纯依靠货币补偿,而应通过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养老和失业保障制度,形成复合的补偿方式;政府要同时考虑安置区居民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有针对性得增加其受教育的机会;政府还应该改善安置区的政治参与环境,以减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国家控制性对安置区居民福利造成的负面影响。     

中国绿色经济发展中的诸方博弈研究

绿色经济是人类经济发展的新方向,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和经济模式。发展绿色经济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多方博弈过程。本文通过建立"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模型、精炼贝叶斯博弈模型和一般博弈模型,分析了绿色经济体系构建中的诸方利益博弈关系。不同的博弈主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中央政府以公共利益长期化为核心的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诉求、地方政府政绩导向诉求、企业围绕利润最大化原则和消费者在一定观念指导下的效用最大化原则,诸方利益诉求的交集在于实现社会经济的绿色化,减少污染。研究结果表明,发展绿色经济的政策目标和责任目标与政策执行人员自身利益相挂钩的制度安排是制约污染者的有效路径,制度实施机制对制度实施程度及效率有直接的影响。因此,建议通过建立监管者的奖励机制、引导正确的社会舆论评价、提高执法者的综合素质,强化企业治理污染的约束机制和提高对消费者绿色消费的补贴机制才能妥善处理博弈各方的利益诉求,顺利实现绿色经济发展。     

企业绿色投资降低了股价波动性吗?北大核心CSCDCSSCI

日益严格的环境监管下的企业绿色投资行为,不仅是对环境责任的履行,也是稳定投资者信心、降低股价波动性,从而一定程度上抑制中国股市“暴涨暴跌”这一独特异象的有效手段。有别于以往多从机构投资者持股、媒体监督、公司透明度等角度探讨股价波动或崩盘风险预防因素研究,文章以中国环境污染问题主要责任者的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将手工收集的绿色投资数据与测算的股价波动性数据相结合,从绿色投资这一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独特视角出发,基于控制函数法和敏感性分析法实证检验了绿色投资与股价波动性的关系,进一步创新性地在控制内生性的基础上利用因果中介分析模型识别了绿色投资通过信息环境、机构投资者持股影响股价波动性的因果机制,并分析了不同产权性质下和不同市场化程度下企业绿色投资对股价波动性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绿色投资有助于显著降低股价波动性,从而起到稳定股价的作用;(2)存在企业绿色投资—信息环境改善、机构投资者持股增加—股价波动性降低的因果链条;(3)存在产权异质性,即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绿色投资对股价波动性的降低效应更大;(4)不存在市场化程度差异的区域异质性,即归属于不同市场化程度地区的企业其绿色投资对股价波动性的降低效应不存在显著差异。文章建议,为降低股价波动性、促进股价平稳运行,企业应加大绿色投资力度,尤其是非国有企业需进一步强化绿色投资意识,同时政府应完善信息披露机制,以降低投资者获取企业绿色投资等环境信息的成本和难度。     

政府环境规制下的企业治理动机与公众参与外部性研究

本文构建了多主体参与环境治理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进行了政府环境规制下的企业内生治理动机研究与公众参与外部性的分析,模拟结果显示,企业内生治理动机、社会福利等不同目标下对应的最优环境税率存在明显差异。随着政府环境税率的不断上升,企业环境技术研发投入会先上升后下降,当环境研发投入水平达到最大时,政府所征收的环境税完全激发了企业的内生治理动机。在环境税率提高的初期,研发引致的环境技术进步使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得以提高,经济产出不断增加,社会福利水平得到增进。当环境税率上升到一定数值之后,环境税带来的资源配置扭曲效应高于环境负外部性的改善效应,对于经济而言,环境税成为扭曲性税收,并会降低社会福利水平。因此,应在保证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增进的同时有效激励企业内在治理动机,将环境税率设定在适当水平。本文还模拟了政府与公众参与的组合对于社会福利的影响情况,与仅考虑政府环境规制政策的情形相对比,政府征收环境税和社会组织参与的共同作用可以使得社会福利提高,充分表明了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存在着正外部性。环境社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政府信息不对称等因素,改善环境治理状况。环境组织的参与还能够使得环境税所带来的环境治理改善和生产效率提高的双重红利逐渐释放。因此,在发挥政府规制与市场调节功能的同时,充分发挥环境社会组织和公众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是改善环境质量、提高公众福利的重要方式。     

碳关税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碳关税是美国提出的针对国际贸易中高能耗进口产品征税的一种新型绿色贸易壁垒。从表面上看,碳关税的提出是为了缓解全球气候变暖的现实,促进全球贸易的公平竞争。实质上,碳关税的提出是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博弈的结果,其目的是为了夺取世界经济新的话语权,同时也是为了制衡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碳关税对我国出口的影响机制有二:第一,碳关税产生的价格效应促使出口商品成本上升,出口量下降,造成出口国净福利损失。第二,长期来看,碳关税的环境规制效应会促使出口企业实施创新、改进效率,企业竞争力增强。但是,就短期来说,由于我国尚不具备"波特假说"成立的前提条件,碳关税会促使成本上升,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本文系统分析了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和地理方向,指出碳关税的推出将对我国当前出口贸易形成严峻的挑战,长期看将有利于我国市场结构、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的改善。基于以上的分析,文章提出了政府"环境外交"、逐步开征国内碳税、构建绿色制造体系等政策建议。     

作业补贴与农户绿色生态农业技术采用行为研究

绿色生态农业技术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中国提出建立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补贴制度,探索政府购买服务等作业补贴方式,促进绿色生态农业技术推广。但是“补给谁”“如何补”“补多少”等政策操作问题尚未很好解决。本文以农作物秸秆机械化还田技术作业补贴为例,基于江苏、山东、黑龙江三省622户农户2018年实地调查数据,综合评估了绿色生态农业技术作业补贴政策及补贴方式(即补贴种植户和补贴作业服务组织)对农户绿色生态农业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作业补贴政策对农户是否采用绿色生态农业技术和采用时间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补贴发放给农户的地区,农户更倾向于采用绿色生态农业技术,且采用时间更早。第二,相对于无农机的农户而言,有农机的农户更倾向于采用生态农业技术,且采用时间更早。第三,农户受教育程度、家庭劳动力人数、是否规模户、技术培训对农户是否采用生态农业技术和采用时间有显著正向影响。第四,农户类型、是否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劳动力人数、技术培训对农户是否获得补贴有显著正向影响。据此,政府需要继续扩大绿色生态农业补贴的技术类型及实施区域,适当提高重点区域补贴额度,补贴对象应当向种植户倾斜;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服务,加强绿色生态农业技术培训,提升农户生态农业理念;根据不同规模种植户禀赋特征制定相应推广政策,让不同类型农户享受到绿色生态农业技术的益处;鼓励获得补贴的农机户或服务组织等积极提供生态农业技术作业服务,使其真正成为推动农户采用绿色生态农业技术的重要途径。     

乡村旅游背景下农户生计策略转变意愿研究

近年来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乡村旅游在发展农村经济中的作用更加凸显。促进乡村旅游的健康发展和乡村农户生计的持续改善是当前学术界讨论的重要话题。现有研究表明,可持续生计框架中客观环境影响作用是可持续旅游生计研究的热点方向,但可持续生计框架外其他主观因素对生计策略转变影响的动态定量考量却较为空缺。本研究在乡村旅游背景下探讨政府信任度对农户生计策略转变意愿影响机制,引入居民参与度、居民支持度和生活满意度多重链式中介作用,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山东省乡村旅游地进行定量分析,并对特定路径间中介作用进行比较。实证研究结果显示:①政府信任度对居民参与度和居民支持度具有正向影响,居民支持度正向影响居民参与度。②居民参与度和居民支持度均正向影响生活满意度。③生活满意度对农户生计策略转变意愿产生正向影响。这表明在居民支持度、居民参与度和生活满意度多重链式中介作用下,政府信任度对生计策略转变意愿具有间接影响。因此,为了助推乡村振兴,实现乡村旅游和农户生计的可持续,应发挥政府作用,从政策实施、旅游市场监控、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提高政府信任度,培养农户的主人翁意识,引导农户融入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提高生活满意度,增强农户生计策略转变意愿。     

Empirical analysis of carbon tariff’s effect on the export structure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social welfare based on the GTAP model

In recent years, carbon emissions have gradually evolved from an environment issue into 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ne. Carbon tariff has brought about new trade barriers of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of developed countries, it will produce unfavorable impact on developing countries. Concentrated o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which is the most intensive high-carbon industry in China’s export structure,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bon tariff policy and industry structure of export trade and builds up a relation between climate change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First, by means of establishing a partial equilibrium model, it applies geometric analysis and mathematical analysis to compute the impact on China’s manufacturing export trade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US carbon tariff to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at has already imposed a domestic shipping carbon tax. Furthermore,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the GTAP model, it estimates the overall economic and welfare effects on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f the US and Europe introduce carbon tariff by means of four ways, and then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n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export structure and social welfare as well.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US carbon import tariff lowers China’s export price and export volume,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domestic carbon tax justifies a higher export price and a lower export volume for China. However, the degree of export reduction is smaller than that under the effect of the US carbon tariff. In the case of developed countries imposing carbon tariff on China’s energy-intensive industries, such as chemical rubber products, oil and coal-processing industry and paper industry, whose export would be reduced, the negative impact on the paper industry is the severest, which will decrease the paper industry’s export ranging from 1.79% to 6.05%, whereas the other industries’ export will increase. Anyhow, it will promote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o adjust the export structure to a certain extent. In addition, it will lead to a decrease in China’s welfare, with a decrease between $2.134 billion and $8.347 billion. Finally, this paper provides information on international coordination, export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green manufacturing adjustment as a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绿色防控技术对稻农经济收益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中国农业正在向绿色发展转变,绿色防控技术在确保粮食安全和保护生态环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基于四川省623户水稻种植户的微观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消除了样本选择性偏差,分析了绿色防控技术对农户经济收益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对研究结果进行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①绿色防控技术的采纳能够显著改善稻农的经济收益。与未采纳绿色防控技术的状态相比,采纳绿色防控技术能够使农户每亩水稻的毛收入增加104.96%,每亩水稻的净利润增加40.45%。②从作用机制上看,采纳绿色防控技术使稻农获得了更高的市场溢价,同时有利于激励稻农扩大水稻种植规模,并增加对农地的投入,包括提高有机肥和种子的投入费用。③尽管采纳绿色防控技术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即提高了病虫害损失率,导致一定程度的减产,但整体而言,采纳绿色防控技术所带来的价格溢价弥补了因病虫害引致的产量损失,改善了稻农的经济收益。④绿色防控技术对稻农经济收益的影响会由于教育水平的差异以及互联网的应用而存在明显的异质性。最后,研究从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入、完善农村互联网设施、强化绿色防控技术政策支持以及加强对农用化学投入品的监管等四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Mixed oligopoly,foreign penetration,and environmental tax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foreign penetration on the public firm in a mixed oligopolistic market.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ixed double oligopoly market,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the share of foreign investment affects the environmental policy, the pollutant emission, and the social welfare under the condition of the state tax.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 the introduc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has some crowding-out effects on the social level of output. Second, the entry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creases the profit of the public firm by a large margin, and the maximum profit of the private firm has been reduced. Third, the increase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public firm does not necessarily improve the environ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