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生态补奖政策能抑制牧户超载过牧行为吗?——基于社会资本调节效应的分析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通过政府行政手段干预牧户超载过牧行为,成为减少牧区牲畜养殖数量和保障草原可持续利用的政策之一。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牧户通过长期交往形成的社会信任、关系网络等社会资本,不仅可以有效解决草原生态保护中政策监督执行成本高等问题,还能形成减畜的集体行动从而确保政策目标的实现。探讨社会资本与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牧户超载过牧行为的影响效应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从理论上阐述了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牧户超载过牧行为的影响机理,并基于内蒙古、甘肃两省474户牧户实地调查数据,运用线性回归模型和分组回归模型,检验了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牧户超载过牧行为的影响效应及社会资本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影响牧户超载过牧行为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草原生态补奖资金对牧户超载过牧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政策监管对牧户超载过牧行为的影响效应为负。社会网络在政策监管影响牧户超载过牧行为中发挥了负向调节作用,社会信任对草原生态补奖资金和政策监管影响牧户超载过牧行为均具有负向调节作用。此外,是否草场流转、非牧业收入占比对牧户超载过牧行为具有正向影响,而家庭收入对牧户超载过牧行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基于以上分析,建议政府优化草原生态补奖资金的发放方式,加强政府对牧户减畜的监管力度,同时发挥社会资本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作用。     

草原生态补奖背景下异质性资源禀赋对牧户福利变动影响研究

在维系草原生态平衡框架内,凭借现有的资源禀赋实现牧区的经济发展和牧民的福利增进,是牧区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本文在已有生态补偿和人类福利研究的基础上,对草原生态补奖后牧户的福利变化进行理论分析。基于可行能力理论构建包含6个福利维度20个因子在内的牧户福利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模糊数学综合评价方法考察草原生态补奖前后内蒙古边疆牧户福利变动情况,剖析家庭资源、人力资源、社会资源、自然资源和金融资源等异质性资源禀赋约束下牧户的福利差异,为建立牧户福利持续提升的草原生态补偿机制提供思路。研究结果表明:①补奖后牧户的福利水平提高了0.017,但牧户总体福利水平依然不高且仍有提升空间。②牧户福利水平的变动,受牧户拥有异质性资源禀赋的制约。从横向看,对牧户福利变动的影响由大到小依次为自然资源禀赋、社会资源禀赋、金融资源禀赋、家庭资源禀赋和人力资源禀赋。从纵向看,补奖后家庭资源禀赋更丰富的草畜平衡型牧户比禁牧型牧户的福利状况更好,牧户的受教育年限越长、生计多样性指数愈大、人均草场面积越广、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越多,牧户的福利水平越高。③与补奖前相比,补奖后牧户间福利分配差距拉大。为此,建议对于不同资源禀赋的牧户,有针对性地适当加强资源倾斜,转变补偿制度,因地、因户采用多元化的补奖方式,转变牧民观念,以期持续改善补奖后边疆牧户的福利状况,缩小牧户内部福利分配差距。     

可持续生计框架下农户气候变化适应能力研究

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利用江苏,山东,四川,福建,江西5省754个样本的实际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的probit回归模型和养殖利润方程,从农户方面分析了当期的养殖利润,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的相互影响关系。分析结果表明,当期的养殖利润对生计策略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养殖户采取应对策略具有滞后性;物质资本中的通用型资产,金融资本中的消费类资产对生计策略的影响为负,通用型资本的增加意味着养殖户的转移成本较小;消费类资产越多,农户可用于应对的风险的资金越少,因此这两者都会减少养殖户对生计策略的选择。而物质资本中与气象风险相关的专用型资本、金融资本中的储蓄类资产、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为正;专用型资本越多,农户的沉淀成本越多;而储蓄类资产、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增加,农户应对风险的资源增加,故上述生计资本的增多会使得农户的适应性能力增强。而生计策略对当期养殖利润的影响受养殖规模的影响。因此要想提高农户在气候变化下的适应能力,政府就必须加强对其专用型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补贴,提高农户的受教育水平以及对规模化的养殖场进行政策补贴,税收减免等政策支持。     

青海省生态畜牧业政策效应与评价研究

国家对草原生态特别是西部牧区的生态保护高度重视,相应出台草原生态奖补等措施,打破了西部牧区传统畜牧业生产中人、草、畜的要素安排模式。如何在草原生态环境保护"新常态"下,实现西部牧区经济功能、社会功能、生态功能的协调统一,已引起各级政府和社会高度重视。为实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青海省从2008年开始在牧区六州试点开展了生态畜牧业建设,实现了牧区外部性的内部化从而形成牧区经济、社会、生态三大功能协调发展。本研究运用层次分析法,就青海省2008-2010年草原生态畜牧业发展的政策效益构建AHP评价模型。建模过程中,将青海省生态畜牧业发展的政策效应评价分成三个层次;将政策效应评价指标分为经济指标、社会指标和生态指标等三个方面,具体包括畜牧业产值、种羊场能繁母畜数、种牛场能繁母畜数、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数量、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牧业收入、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中农村牧区存款、牧区县定居牧户数、草原建设人工种草当年新种面积、草原建设围栏草场面积等9个细化指标。通过模型分析显示,2008-2010年生态畜牧业政策效应评价排序结果为:12010年0.643 0,22009年0.220 1,32008年0.136 9;2010年和2009年政策效应均优于2008年政策效应,2010年政策效应最佳。模型分析得出的政策含义主要有:生产发展、生态好转、牧民持续增收的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已成为当前草原生态环境保护"新常态"下畜牧业发展的重要选择。     

草原生态补偿:生态绩效、收入影响和政策满意度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的第一轮实施期(2011-2015)即将结束,系统地评估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对于完善下一期补助奖励机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利用2014年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四子王旗、陈巴尔虎旗三个旗县的470户牧户样本数据,从生态绩效、收入影响、政策满意度三个方面对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即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进行了评估。生态绩效评估结果表明:草原生态环境得到了一定的改善,草原利用方式更趋合理,平均牲畜超载率下降明显,但超载过牧的现状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样本调研旗县2011-2014年减畜任务达成比例为42%,总体减畜任务达成情况一般。收入影响评估结果表明:平均每户理论收入影响为-8 607元,草原生态补偿标准偏低,需要在原有基础上提高35%;平均每户的实际收入影响为16 686元,牧民没有严格按照政策要求进行完全的减畜;草原生态补偿标准不只是单纯标准偏低的问题,同时也有标准差别化问题,需要在不同地区之间做出调整。政策满意度评估结果表明: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满意度为57%,其中陈巴尔虎旗的政策满意度最高,为87%;四子王旗其次,为62-63%;阿拉善左旗最低,为18-32%。政策满意度与实际收入影响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实际收入影响正向越大,政策满意度越高。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政策满意度越高,并不意味着草原生态补偿的政策设计和执行就越好,政策满意度越高,实际收入影响正向越大,但生态效果可能不佳。     

生态政策下草原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评价——以宁夏盐池县为例

随着人类活动对地球影响的不断深入,人地关系耦合系统、社会-生态系统等复杂适应性系统的研究成为目前研究的新趋势。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这一概念也已经受到不同领域学者们的关注,但是由于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测量难度较大,很少有人把这一概念运用到实践中去。本文尝试将社会-生态系统作为一个优势循环过程,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测量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并以中国西北草原生态环境较脆弱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为例,研究生态政策对草原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状况的影响,并模拟未来10年,在不同国家生态补偿标准下草原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的可能情景。结果显示:(1)系统动力学模型通过连续激活和停用的系统动力学方法模拟模型的主循环并验证对主要变量的影响,确定最终循环优势转移的过程,为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定量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行性方法;(2)国家在草原地区实施的生态政策对草原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具有明显的效果,草原社会-生态系统由不稳定逐渐趋于稳定,恢复力逐渐增强,国家生态补偿标准的提高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以及农户生态环境意识提高和生计方式的转变,使得草原社会-生态系统趋于稳定,对自然环境的冲击有较强的缓冲能力;(3)综合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各方面因素,盐池县草原在未来10年,随着补偿标准的提高,农业人口几乎不变,羊只存栏数呈下降趋势,草原产草量和植被覆盖率都呈缓慢增加趋势,农牧民人均纯收入有明显增加,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逐渐增强。综合五个草原社会-生态系统的主要指标发现,在当前生态补偿标准下,草原未来10年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更强。     

后禁牧时期农牧交错带草场利用和管理的探索——基于对宁夏盐池县开牧试验的实地调研

禁牧政策实施以来,草原上违规放牧现象一直是"公开的秘密",显性的禁牧政策文本与隐性的偷牧行为间形成僵局,禁牧政策的长期可持续性亦受到质疑。为打破僵局,探索禁牧草原的后续利用和管理,宁夏盐池县大水坑镇进行了开牧试验。通过对开牧试验村以及非试验村8个村庄40户农户的实地调研,研究发现开牧试验方案恢复了农户草场使用权并实行鼓励社区参与的草场管理机制,农民的滩羊养殖行为、草场使用和管理行为都发生了改变,在保证草场质量的同时农户生计得以改善。社区资源禀赋、社区精英、明晰的产权、草场管理行动的制度化、政府的监管与奖惩结合是草场社区化管理的影响因素。开牧试验启示要实现草场管理政策的可持续性,应注重草原生态保护和农户生计发展的兼顾、草场使用权的恢复、管理方案的弹性、社区参与的管理机制和生计替代政策。政策僵局的打破不能依赖于政府的数量可观的生态补偿,而需要借鉴开牧试验的经验,在更为综合的市场框架下建立纳入个人承诺和社区管理的草场使用制度。     

城市人口规模、就业密度与生产性空气污染排放——双重倒“U”型关系的解析与检验

随着中国城镇化快速推进，城市生产活动的活跃引致空气污染排放的加剧，明晰城市人口规模和就业密度对生产性空气污染排放的影响效应意义深远。该研究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开展数值模拟，发现城市人口规模、就业密度与城市生产性空气污染排放之间均满足倒“U”型关系，且规模与密度均对倒“U”型门槛值存在调节效应。基于此，利用2010—2018年中国274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估计结果表明：(1)城市人口规模、就业密度对生产性空气污染排放的影响均符合稳健的倒“U”型特征，2018年生产性空气污染排放由升转降的规模门槛值和密度门槛值分别为105万人和3 469人/km²。(2)目前，中国部分城市的人口规模与就业密度已超过门槛值，步入生产性空气污染排放的“双下行”通道，这些城市人口增加延长了非生产时间，对有效劳动供给造成的损失超过劳动力时间禀赋的增加，从而使得生产受限减少了生产性空气污染排放；同时，城市高就业密度有利于创新扩散和知识外溢，对生产性空气污染排放产生的减排作用强于高就业密度带来的生产激励效应对空气污染排放的增排作用，这些作用的综合结果使得生产性空气污染排放趋于下降。...     

中国资源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5-2014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发展效率予以度量,运用多种计量分析和检验方法,在通过两阶段SYS-GMM方法有效控制解释变量内生性问题的条件下,实证考察了资源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非线性影响。结果表明,资源型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呈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并表现出强稳定性,资源型产业最优集聚规模为0.891,当资源型产业集聚度小于倒"U"型曲线的拐点0.891时,资源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一旦资源型产业集聚度超过这一拐点时,产业的过度集聚就会阻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将资源型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由于资源型产业以水平型集聚为主,使得资源型产业技术效率的提高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大于技术进步,当集聚类型由水平型向垂直型转化时,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有利影响将会凸显出来;资源型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倒"U"型曲线的拐点值对于不同传导机制因素的敏感程度不同,科技创新投入、人力资本水平、市场化程度、基础设施建设四个因素推延了资源型产业最佳集聚规模阈值,降低了由于集聚规模扩大而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拥塞效应"的风险;中国48.39%的省份处于资源型产业集聚"规模效应"阶段,集聚规模的扩大会继续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51.61%的省份大多属于资源富集省份,处于产业集聚"拥塞效应"凸显阶段,若继续扩大集聚规模,过度集聚将进一步阻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数字经济是否有效促进了节能和碳减排?北大核心CSCDCSSCI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国,节能减排形势十分严峻。然而,数字经济发展方兴未艾。为探析数字经济发展如何影响能源消费和CO_(2)排放,该研究以中国2011—2019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熵值法测析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构建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和数字经济与碳排放间存在的正“U”型或倒“U”型关系。结果表明:①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省际和区域差距,广东和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最高,青海和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最低;②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规模和数字经济与碳排放规模均存在显著正“U”型关系,而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结构、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效率和数字经济与碳排放效率均显著存在倒“U”型关系,数字经济发展的节能效应大于碳减排效应;③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的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规模、能源消费结构、能源消费效率和数字经济与碳排放规模、碳排放效率间的非线性关系存在异质性;④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创新环境、数字用户规模及数字产业规模对能源消费规模、能源消费结构、能源消费效率的非线性影响存在差异,对碳排放规模、碳排放效率的非线性影响亦存在差异。据此,从缩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制定数字经济发展政策、改善数字创新环境,增加数字用户规模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为中国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兼顾节能减排效应提供实证支撑和理论依据,助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基于多层次非线性Tobit模型的集体行动对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的影响研究

利用黄土高原区农户微观调研数据，运用多层次非线性T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集体行动与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之间关系的主效应和生态补偿对集体行动与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程度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集体行动对任何一种类型的水土保持技术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2）生态补偿对集体行动与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程度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但不同类型的水土保持技术，其调节作用的方向不一致，对于劳动密集型的水土保持技术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对于资本密集型的水土保持技术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基于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增强农户的集体行动参与能力和规模、细化补偿金额和年限的标准、制定技术属性差异化的生态补偿政策等。     

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生态补偿农户参与意愿分析

生态补偿是非常有效的解决世界生态问题的政策工具集,农户作为生态补偿项目的实施主体,其参与意愿直接影响生态补偿项目的实施绩效和可持续性。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承担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属国家级限制开发区,自2003年开始,实施退牧还草等生态工程。在此背景下,通过实地调研,运用二项Logistic模型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①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牧民对生态补偿项目的认知水平很低,主要是客观条件限制和政府宣传力度不足所致;②受生产方式的影响,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内,农区农户的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强于半农半牧区、纯牧区;③对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影响最显著因素是农户对现行退牧还草政策的满意度,其次为农户家庭年收入、牲畜存栏数、退牧还草政策实施后的收入变化及其对生态补偿项目的支持度,再次为农牧民对生态补偿的了解度及其环境意识。基于此,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政策、提高农户参与意愿的措施,为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提供借鉴。     

资本禀赋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人为活动限制受偿意愿的影响

生态补偿是激励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主动参与人为活动限制政策,实现生态保护红线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有效政策工具。为深入了解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人为活动限制的受偿意愿,将其决策过程分解成补偿参与意愿和受偿额度两个阶段,基于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构建资本禀赋与受偿意愿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江西省和湖北省4个县(区)生态保护红线区微观调查数据,运用双栏模型实证分析资本禀赋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人为活动限制受偿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有效的人为活动限制补偿激励应不低于农户的平均受偿意愿,对应调查区域的补偿标准应不低于0.23万元/(户·a);(2)经济资本对人为活动限制补偿参与意愿和受偿额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农业收入比重、人口负担比和住房结构对补偿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劳动力数量和人均耕地面积对受偿额度具有正向影响;(3)文化资本对人为活动限制补偿参与意愿的影响不确定,但对受偿额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村集体活动参与对补偿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外出打工经历对补偿参与意愿和受偿额度均有负向影响;(4)社会资本对人为活动限制补偿参与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受偿额度的影响不确定,其中村干部信任程度和陌生人信任程度对补偿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邻居信任程度和贷款难易程度对受偿额度具有负向影响,手机联系人数和社会声望对受偿额度具有正向影响。因此,在未来的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补偿机制设计中,要分层分阶段推进人为活动限制补偿政策,充分重视农户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其人为活动限制受偿意愿的影响。     

多重压力下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的生计适应性研究——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重点生态功能区对维护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至关重要,农户作为该区最主要的经济活动主体和最基本的生态环境保护单元,其对生计压力的适应性直接关系到重点生态功能区主体功能的发挥。本文以地处青藏高原东缘的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基于入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户的生计压力、适应能力及适应策略,并利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明了影响适应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①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有近90%的农户遭受多重生计压力的冲击,其中,“自然+社会+经济”型压力是该区农户面临最多的生计压力组合。②经济示范区农户的适应能力最高,恢复治理区次之,重点保护区最低;遭受“自然+社会”型压力冲击的农户适应能力最高,遭受“自然+社会+经济+政策”型压力冲击的农户适应能力最低。③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有87.45%的农户采取多种适应策略来应对生计压力,其中,选择“扩张+援助+收缩”型适应策略的农户占比最大。④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压力的严重程度和生计压力的多样化程度是影响适应策略的关键因素。鉴于此,政府应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拓宽农户增收渠道,建立多元化信贷机制,加强偏远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户在面临生计压力时的适应能力,促进生计可持续发展。     

农地流转与农户生计策略联合决策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农村住户数据,采用多元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户土地流转决策、农户种植经济作物决策和非农劳动力转移决策之间的相互影响。研究发现:①农户土地流转与劳动力非农转移和经济作物种植生计决策相互关联。总体而言,土地转入与种植经济作物决策正相关,与非农劳动力转移决策负相关。土地转出与非农劳动力转移决策正相关,与种植经济作物决策负相关。②土地流转与农户非农劳动力转移和经济作物种植等生计策略的关系与农地流转规模相关,小规模和中等规模的土地转入与非农劳动力转移之间未有显著关系,与经济作物种植决策具有显著正向关系,但大规模的土地转入与农户经济作物种植决策和非农就业决策显著负相关。③土地流转是否影响农户生计多样化决策还取决于地区机械化程度。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平原地区土地转入决策与农户非农劳动力转移和经济作物种植决策未有显著关系,而机械化程度较低的高山、丘陵、高原等地区土地转入决策与农户种植经济作物和非农就业决策分别存在正相关和负相关关系,表明随着机械化对农业劳动力替代程度的增强,土地流转对农户劳动力配置的影响效应减弱。政策建议是:①统筹推进农村土地、劳动力市场发展,推动农户土地流转参与,促进转出户生计向非农专业化转移,促进转入户农地适度规模经营;②完善农机社会化服务市场,提高农机和农技融合使用深度和广度,提高农机对农业劳动力的替代弹性,增强转入户农业劳动力农地规模经营的能力,增加农业生产比较收益。     

邻里效应对牧户载畜率决策的影响——北方牧区的经验证据

草畜平衡管理已经在中国实施近20年,但天然草原超载过牧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仍然是制约北方草原生态恢复和畜牧业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如何进一步降低牧户载畜率,实现草畜平衡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该研究基于社会经济学视角,理论分析了牧户载畜率决策邻里效应的存在性及其对牧户载畜率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及异质性,并利用2020年在内蒙古、甘肃两省牧区对820户牧户的微观调查数据,采用线性均值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分组回归等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牧户载畜率决策存在邻里效应,表现出"近墨者黑"特征,且这一效应在控制内生性后依旧存在;牧户会受邻里高载畜率、高超载过牧比例的消极驱动呈现出高载畜率和高超载过牧概率,从而陷入超载过牧的恶性循环。(2)机制分析表明,邻里效应通过提高牧户畜牧业预期收益和降低牧户的心理负担提升牧户载畜率。(3)调节作用分析表明,邻里效应会受到榜样群体的调节,村干部、党员、富人和能人等榜样群体的负向示范强化了载畜率决策的邻里效应,抑制牧户降低载畜率。(4)异质性分析表明,邻里效应在低载畜率、贫困牧户、汉族牧户和受教育程度高的牧户群体中作用更小;当政府外部生态监管严格和村域内部非正式制度健全时,邻里效应对牧户降低载畜率的抑制作用更小。根据以上结论,建议政府在微观草畜平衡管理中,通过打造高效畜牧业样板、树立生态典型、强化舆论压力、改善生态监管和注重政策瞄准等方式,破解载畜率决策邻里效应的负面影响,降低牧户载畜率。     

排污补贴视角下的养殖户环保投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沪、苏、浙生猪养殖户的调查分析

随着畜牧业的发展,畜牧业污染问题日益突出。解决污染问题的关键是增强养殖户参与,鼓励他们自发进行环保投资,而政府补贴对于具有外部性的生产投资活动均具有刺激作用。为了量化分析影响农户环保投资行为的各因素的作用程度,特别是政府补贴的激烈效果,本文运用调查结合实证的研究方法,在农户模型的分析框架上,以沪、苏、浙地区394户生猪养殖户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应用有序logit模型验证排污补贴、养殖户生产经营特征、环保需求特征对养殖户环保投资的作用。研究表明除了政府补贴会刺激养殖户的环保投资外,养殖规模对环保投资有激励作用,而养殖年限却会抑制环保投资。养殖户的个人特征,对污染的认知及参与污染治理的意愿也对环保投资水平有正的影响,但作用效果不明显。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合理制定和推进排污补贴政策,以"离牧补助"等形式促使养殖规模和环保要求不符的养殖户退出养殖业,加大畜牧业污染危害的宣传力度以及政府加强对污染处理技术的研发投资,从而降低处理成本等政策建议。     

青藏地区草原旅游生态负效益评价及其补偿研究

基于对玛曲草原的实地调查,评价青藏地区草原旅游业的生态负效益,分析旅游收益对生态负效益的补偿能力以及旅游生态负效益的补偿现状。研究表明：文化参与旅游模式的生态负效益补偿能力最强,其次是游览观光模式,再次是休闲度假模式;在旅游业实际运营中,旅游生态负效益并未得到有效补偿。建议通过以下途径形成青藏地区草原旅游业生态负效益补偿的保障机制：选择生态负效益小的旅游运营模式以降低旅游生态负效益补偿难度;建立旅游生态负效益补偿督促制度;提高旅游经营者的生态补偿意愿;落实资源集体所有制并让集体成员参与资源股分红以扩大旅游收益对减畜还草的促进作用;政府加大二次分配力度以将部分旅游收益用于生态修复;为旅游业受益增设减畜还草等生态建设附加条件     

作业补贴与农户绿色生态农业技术采用行为研究

绿色生态农业技术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中国提出建立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补贴制度,探索政府购买服务等作业补贴方式,促进绿色生态农业技术推广。但是“补给谁”“如何补”“补多少”等政策操作问题尚未很好解决。本文以农作物秸秆机械化还田技术作业补贴为例,基于江苏、山东、黑龙江三省622户农户2018年实地调查数据,综合评估了绿色生态农业技术作业补贴政策及补贴方式(即补贴种植户和补贴作业服务组织)对农户绿色生态农业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作业补贴政策对农户是否采用绿色生态农业技术和采用时间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补贴发放给农户的地区,农户更倾向于采用绿色生态农业技术,且采用时间更早。第二,相对于无农机的农户而言,有农机的农户更倾向于采用生态农业技术,且采用时间更早。第三,农户受教育程度、家庭劳动力人数、是否规模户、技术培训对农户是否采用生态农业技术和采用时间有显著正向影响。第四,农户类型、是否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劳动力人数、技术培训对农户是否获得补贴有显著正向影响。据此,政府需要继续扩大绿色生态农业补贴的技术类型及实施区域,适当提高重点区域补贴额度,补贴对象应当向种植户倾斜;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服务,加强绿色生态农业技术培训,提升农户生态农业理念;根据不同规模种植户禀赋特征制定相应推广政策,让不同类型农户享受到绿色生态农业技术的益处;鼓励获得补贴的农机户或服务组织等积极提供生态农业技术作业服务,使其真正成为推动农户采用绿色生态农业技术的重要途径。     

农户生计多样性发展阶段研究——基于脆弱性与适应性维度

为了观察农户生计活动复杂化过程,分析弹性在可持续生计中发挥的作用,推动扶贫开发战略从识别贫困人口向防御贫困转变,本文采用曲线拟合、核密度函数非参数估计算法等实证研究方法,利用陕西省安康农户生计与环境调查数据,基于脆弱性、适应性维度对农户生计多样性发展阶段进行了识别、划分,系统分析了弹性在农户、社区不同尺度上、阶段上对于农户生计脆弱性与适应性的作用过程。研究发现:生计多样性发展阶段随尺度有所不同,随着适应性提高,在社区尺度上,生计活动多样性指数先增加后减小,在农户尺度上,则是先减小后增加;农户生计活动存在高脆弱性、低适应性的尝试阶段,在经历了这个阶段之后,伴随着农户适应性的提高,脆弱性会同时增加;在社区尺度上,弹性作用下伴随着收入提高,脆弱性会逐步降低,在农户尺度上,弹性作用下伴随着收入提高,生计活动脆弱性会提高,形成"高风险、高收益"的情况。研究发现说明农户、社区存在着"多样性尝试"发展阶段,在一定尺度上保持适度脆弱性有利于社区、地域的可持续发展,作为联系不同尺度生计活动脆弱性、适应性的关键,农户在这个阶段完成生计多样性水平专业化过程,社区在这个阶段形成地区特色的生计活动。扶贫开发工作应把握好这一时机,提高工作措施效果和绩效。在扶贫开发工作实践中,在目标制定上不仅需要考虑收入因素,还需要考虑生计活动复杂性因素,政策措施充分利用"多样性尝试"发展时机,同时主动开展替代生计研究、落实工作,提高贫困防御能力,推动农户、社区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