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共保共享绿色发展建设粤港澳美丽大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生态环境最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也是我国深入推进协调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在更高水平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重要区域。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要坚持将生态环境作为大湾区建设的重要基础与持续竞争力,高点定位、绿色发展、协同合作、共保共享,以建设国际一流的美丽大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为目标,打造绿色发展的典范。     

粤港澳大湾区丘陵地带某电镀场地重金属污染特征与迁移规律分析

粤港澳大湾区电镀企业的数量、生产规模均居全国前列,电镀生产排放的污染物造成该区电镀场地普遍存在土壤和地下水重金属污染现象,调查并分析区域电镀场地土壤和地下水重金属污染特征及迁移规律是粤港澳大湾区该类场地安全再利用的必要工作.在详细调查粤港澳大湾区丘陵地带某电镀场地土壤和地下水重金属污染现状的基础上,定量分析了不同深度土壤、地下水中的重金属空间分布特征,并结合场地水文地质条件探讨了粤港澳大湾区丘陵地带电镀场地土壤和地下水中的重金属迁移规律.结果表明,该电镀场地土壤和地下水已受到不同程度的重金属污染,土壤中Ni、Cr~(6+)和Cu超标率依次为20. 5%、12. 8%和2. 7%;地下水中Ni、Pb和Cr~(6+)超标率依次为41. 7%、33. 3%和33. 3%;场区内重金属污染与电镀厂生产功能分区相对应,说明重金属主要来源于电镀废物泄漏.由于该场区填土层以下为渗透性较差的粉质黏土,不利于重金属污染物向深部迁移,因而重金属污染物主要集中在表层土壤;但是在全风化花岗岩埋深较浅的电镀车间范围内,土层渗透性增大,重金属迁移深度显著增加,其中Cr~(6+)由于酸性土壤的吸附作用较弱,甚至出现了10 m深度的高浓度检出现象.虽然场区浅层含水层渗透性较弱,但是酸性土壤和地下水氧化环境有利于Cr~(6+)和Ni的迁移,因而在地下水位埋深较浅和土壤重金属迁移深度较大的电镀车间出现了Cr~(6+)和Ni超标现象;而粤港澳大湾区花岗岩中Pb含量背景值较高可能是造成场区地下水Pb超标的主要原因.因此,粤港澳大湾区丘陵地带电镀场地的Ni、Cr~(6+)和Cu主要集中在浅层土壤和地下水中,区域广泛分布的低渗透黏土层在一定程度上阻隔了重金属的扩散迁移;但是在土壤酸化和花岗岩埋深较浅的地区,以及地下水以氧化环境为主的丘陵地带,Ni和Cr~(6+)在土壤和地下水中的迁移深度将显著增加.     

珠三角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评价与展望

珠三角城市群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也是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珠三角城市群的九个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评价珠三角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结果表明,深圳市、广州市和珠海市的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综合指数排名前三,相对地,东莞市、中山市等城市得分较低。通过对相关指数得分的分析,提出珠三角城市群应突出创新驱动和示范带动,将颗粒物防控、氮氧化物与VOCs协同控制作为大气污染防治的重点方向,保障地表水水质稳定达标,差异化推进产业和能源的绿色低碳转型,鼓励生态文明制度创新与推广,建立健全城市群生态环境协同共治机制,统筹推进珠三角城市群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     

20世纪90年代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臭氧污染研究进展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20世纪90年代以来,粤港澳三地政府在空气质量监测、空气污染治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粤港澳大湾区颗粒物浓度持续下降,但臭氧浓度快速增长,臭氧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首要污染物.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臭氧污染研究及臭氧污染防控,本文综述了粤港澳大湾区20世纪90年代以来臭氧污染观测研究的主要进展,回顾了臭氧监测网络建立、臭氧浓度水平及其时空变化特征、臭氧生成和污染输送的气象过程、区域臭氧来源解释等方面的研究发现,提出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臭氧研究的建议.     

污染场地风险管控可持续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关键影响因素分析

以可持续发展理论和风险管理理念为基本原则的污染场地可持续风险管控已成为当前国际社会场地管理的重要决策问题和研究前沿热点,为明确影响污染场地风险管控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决定性因素,基于国内外污染场地可持续风险管控相关文献的系统调研,构建契合我国场地管理背景的区域污染场地风险管控可持续评价体系,通过指标综合权重计算判定影响风险管控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因子.结果表明,区域尺度上可能影响我国污染场地风险管控可持续性的指标多达44个,涵盖环境、社会、经济和技术这4个维度,单指标影响程度为0.26%～5.01%(平均值2.27%).潜在风险和温室气体排放(环境指标)、健康与安全和公众参与(社会指标)、管控成本和环保投资(经济指标)、修复周期和修复效果(技术指标)是影响我国污染场地风险管控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子,影响程度为1.89%～5.01%(平均值3.58%).具有较强政策敏感性的指标,包括考核指标、投融资创新、名录管理、能力建设、安全利用和制度建设等,对风险管控可持续性已经产生1.18%～3.48%的正向影响,随着政策制度的深入落实与全面地域推广,其对风险管控可持续发展的助力效应将更加明显.     

城市再开发场地污染风险管控研究及实践

近年来,工矿企业遗留场地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问题突出,城市建设再开发利用环境安全隐患凸显。本文分析了城市再开发场地污染风险管控面临的主要难题:场地环境条件复杂,场地污染精准识别难度大;技术方法不健全,场地污染风险评估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治理修复难度高,污染场地安全利用技术支撑不足;风险管理基础薄弱,场地环境监控预警体系建设滞后。分析了场地环境精准调查、污染风险本土化评估、治理修复策略综合决策、场地污染风险控制、安全高效修复以及棕地风险分级管控等城市再开发场地污染风险管控的重点环节及具体做法,并介绍了上海桃浦工业区转型再开发过程中的场地污染风险管控与治理修复的实例,以期为城市再开发场地污染风险管控提供思路与技术路径。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的对策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高度发达,区位优势特征明显,自然资源禀赋优良,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科技创新要素聚集。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空间载体和腹地,粤港澳大湾区具备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内外部条件。但长期高速粗放的发展方式也导致粤港澳大湾区环境历史欠账较多,重要生态空间和典型生态系统受到侵占与挤压,产业结构和布局亟待优化,生态环境共治共享机制不健全。因此粤港澳大湾区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亟须从顶层设计出发,建立健全相关评价体系和政策体系,并在生态空间管控、绿色产业发展和联防联治方面创新有效运行机制,加快推进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步伐,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高水平保护、用高水平保护促进高质量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典型化工场地苯系物污染特征及迁移规律

以粤港澳大湾区某典型化工污染场地为例,共采集了247个土壤样品和20个地下水样品,探讨了场地苯系物的污染分布特征,利用GMS分别从水平和垂直方向模拟分析了该场地苯系物在土壤与地下水的污染迁移扩散规律.结果表明,场地土壤样品中苯、乙苯、间,对-二甲苯、邻-二甲苯超筛选值,其中苯系物超筛选值的土壤样品主要集中在0. 5～4 m深度范围;地下水样品中苯、乙苯、间,对-二甲苯和邻-二甲苯超标较严重,最大超标倍数分别为140. 00、101. 33、212. 00和103. 40倍,主要分布在浅层地下水.地下水中的苯污染物在水平方向主要以对流/弥散运移方式从西北往东南方向迁移,而在垂向上浮苯主要集中在地下水面处,溶解态苯主要在水动力作用下迁移.模拟验证分析结果表明,MT3D模型能较准确地反映场地苯系物的空间分布和迁移特征,可为粤港澳大湾区化工类污染场地的精准化管控与修复提供科学指导.     

污染场地风险管控环境经济政策作用路径与体系构建

随着“退二进三”和“退城进园”等政策的实施,我国工业企业搬迁、污染场地修复及再开发等问题逐步凸显,遗留了大量存在潜在污染隐患的场地,亟须加快污染场地风险管控的环境经济政策探索与创新。本文从对环境经济政策的作用机制分析入手,提出从全生命周期的视角出发,按照“防、控、治、管”的思路,在场地污染预防与调查、污染场地风险管控与效果评估、污染场地治理修复、污染场地监管和再利用四个阶段纳入多样化、差异化的经济激励政策工具,形成税费、补贴、价格、交易等多种手段组合的污染场地风险管控环境经济政策体系。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环境监测体系

正为打造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的粤港澳美丽大湾区,2019年11月19日下午,省生态环境厅在深圳召开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建设方案研讨会。部、省、市三级生态环境监测、科研等部门就方案框架稿进行研讨。会议指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战略,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环境监测体系,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基于人类压力指数的粤港澳大湾区湿地资源分布与重要湿地识别

粤港澳大湾区拥有丰富的湿地资源,但正面临人类活动造成的环境胁迫。基于人类压力指数,结合空间自相关方法,探究大湾区湿地分布与人类压力的空间关系,以此识别出具有重要意义的湿地。结果表明：（1）大湾区湿地较多分布在珠江西岸,而城市内部的湿地较稀缺;人类压力在城际、城内各有差异,珠江东岸较西岸高;湿地分布、人类压力在空间上均具相关性。（2）筛选后的空间聚类类型对应着不同类型的湿地：重要湿地、潜在的重要湿地、非重要湿地。（3）重要湿地,人类压力较高,主要分布在城市建成区及其周边地区,需同时发挥生态和景观效益;潜在的重要湿地,人类压力较低,多分布在珠江入海口及珠江西岸;非重要湿地,零散分布在各地,容易消失。研究结论为探究人类压力影响下的湿地演变奠定基础,为保护利用湿地提供应用参考。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海洋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方法及应用——以粤港澳大湾区伶仃洋为例

海洋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是开展海洋空间规划的基础,对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生态系统服务框架下提出伶仃洋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方法并分区。根据一级分区结果、开发适宜性—生态保护重要性矩阵和面积占比,分为重点开发区（高—低,30.63%）、限制开发区（高—高,22.71%）、保留区（低—低,23.37%）、禁止开发区（低—高,23.29%）,以上四区开发适宜性依次递减。根据资源禀赋和用海兼容条件进行二级分区,重点开发区包括港口航运、旅游、渔业等单功能二级区（近岸与岛屿周围海域）和兼容二级区（桂山岛外围海域）,关注供给/文化服务协同开发。限制开发区分为生态旅游和休闲渔业二级区,分布于香港、澳门地区近岸海域,需权衡供给/文化服务的开发和调节/支持服务的保护。     

粤港澳大湾区土壤污染问题计量及可视化分析

土壤污染问题已经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国际一流湾区的桎梏,对标纽约、旧金山和东京三大世界一流湾区可以为应对大湾区土壤环境压力提供方向指引.以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中相关文献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共被引分析、关键词共现分析和关键词突现检测的文献计量定量分析方法,对世界三大湾区土壤污染领域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目前世界湾区土壤污染的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土壤污染物来源、空间分布、修复处理研究,以及土壤污染的生物可利用度、对海洋生物的不利影响、海洋生物指标在土壤污染评估的作用;土壤污染物研究的热点集中在重金属污染和有机污染上,海洋生物关联研究则对土壤污染的毒性、引发的生物性畸变和生物标志物讨论较多.通过对比国内外湾区土壤污染研究状况,发现我国湾区土壤污染研究相比世界三大湾区起步较晚,且现有国内文献成果的研究区域和主题分布不均衡,特别是在湾区土壤污染的海洋生物关联研究方面热度较低.因此,开展粤港澳大湾区海陆一体化研究、扩展考察领域至土壤污染的相关海洋生物研究,对完善我国粤港澳大湾区土壤污染研究、应对大湾区土壤环境问题至关重要.     

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网络构建及廊道优化

以粤港澳大湾区为研究对象,利用MSPA-InVEST模型和连通性评价识别生态源地,进而在构建生态阻力面基础上,运用MCR和重力模型提取潜在生态廊道,并利用产业集聚特征构建规划廊道,提出兼具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生态网络构建方案.结果表明:生态源地共35处,总面积约17165.85km²;基础生态廊道42条,长度2085.34km;源地及廊道存在明显空间分布差异,呈现出"中心空洞型"分布特征;通过增加12个生态-产业战略节点和28条规划廊道,生态网络闭合度、连接度和连通率可提升150%、26.83%和28.57%,生态网络结构向"蜂巢状"转变;结合河流及海岸等天然廊道构建的综合生态网络连接了大湾区288个生态保护区,构成了山体、水体、湿地综合生态保护格局.总体来看,兼顾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视角构建的生态网络体系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可为粤港澳大湾区生态格局的建设和优化提供参考.     

2015~2018年中国代表性城市PM2.5浓度的城乡差异

选取中国6大城市群中的11座代表性城市为研究区域,将监测站点划分为城区、郊区和乡村站,进而分析各城市间PM_2.5浓度的城乡差异规律.结果表明,同一城市群各城市之间,或同一城市的城区、郊区、乡村站间PM_2.5日变化皆较为相似.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城区PM_2.5浓度最高,高于郊区7.8%~9.7%,高于乡村11.3%~16.9%,而粤港澳大湾区和内陆城市群（成渝、长江中游、关中平原城市群）的城市郊区PM_2.5浓度最高,高于城区2.6%~11.2%,高于乡村16.7%~26.5%.各城市间城乡PM_2.5浓度差值的日变化规律不尽相同,可呈单峰（如上海）或双峰（如杭州）变化,极值可出现在白天（如广州）,亦可在夜间（如深圳）.PM_2.5的排放与传输扩散共同对11城市城乡PM_2.5浓度分布产生影响.     

脱氮菌剂在低溶解氧黑臭水体中氮代谢特征

研究在低溶解氧浓度下氨化细菌、硝化细菌、反硝化细菌氮代谢能力,明确不同菌剂脱氮效率和氮转化关系,为大湾区黑臭水体治理提供理论依据.通过不同菌剂浓度和不同底物浓度,检测筛选出的氨化细菌(Staphylococcus sp. Ay)、硝化细菌(Microbacterium sp. Xw)和反硝化细菌(Arthrobacter sp. Fy)制成的菌剂在污水处理厂排放的水中的氮代谢特征;然后在低溶解氧条件下,研究不同Ay、Xw和Fy菌剂浓度在同浓度黑臭水体中氮代谢变化情况、以及相同菌剂浓度在不同浓度黑臭水体中的氮代谢特征.结果表明:Ay菌剂细菌浓度增加3倍,氨化效率没有成倍增加,说明增加氨化细菌浓度不是增加氨化速率的最佳方法; Xw菌剂对硝态氮浓度变化影响显著,低菌剂浓度条件下60 h硝态氮浓度增加180%,高菌剂浓度为231%,Fy反硝化效率较高,在较低浓度下能很快去除硝态氮.总氮浓度的适当提高可以增加Ay菌剂的氨化效率,过高会抑制Ay菌剂的氮氮代谢效率.Xw菌剂硝态氮的生成率在总氮浓度25 mg·L~(-1)条件下达到最好效果,浓度提高3 736%; Fy菌剂对氨氮去除效果不明显.总氮浓度为25 mg·L~(-1)时,Fy菌剂对硝态氮的去除达到最好效果.得出:氨化细菌和反硝化细菌原菌剂直接投加,氮代谢速率较高,硝化细菌菌剂浓度增加,可以提高硝态氮生成速率.在一定范围内,增加底物浓度可以增加菌剂氮代谢效率,浓度过高将抑制氮代谢效果,可为大湾区黑臭水体问题的解决提供数据支持.     

城市红树林生态系统健康评价与管理对策——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为解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红树林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基于PSR (压力-状态-响应)模型和层次分析法,构建了城市红树林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体系,对大湾区的香港米埔、深圳福田、广州南沙和珠海淇澳岛4个典型城市红树林进行生态系统健康评价,识别健康问题并提出管理对策.结果表明:红树林生态系统健康指数(EHI)为淇澳岛(3.05,健康)>米埔(3.03,健康)>南沙(2.54,亚健康)>福田(2.13,亚健康).就压力指标而言,米埔和福田红树林的自然压力源为病虫害和生物入侵,人为压力源为人口、经济相关指标及城镇生活污水排放,福田还受到工业废水排放的压力.就状态指标而言,红树林受海水营养盐污染严重,南沙和淇澳岛红树林存在严重的有机污染和重金属污染;红树植物多样性(除南沙红树林外)和大型底栖动物生物多样性偏低,但鸟类生物多样性处于较高水平.就响应指标而言,福田和南沙红树林由于面积小而生态服务功能偏低,南沙红树林的管理水平不足.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红树林存在的主要健康问题包括生态失衡导致的病虫害与生物入侵、受纳外源污染导致的环境污染、栖息地破坏导致的生物多样性下降的共性问题及自身特征与管护水平差异导致的其它个性问题.针对上述健康问题,建议:以缓解生态失衡为目标高效监测并推广基于自然法则的生态恢复,以源头控制为根本整体改善环境质量,以保护生物多样性为重点提高红树林生态系统稳定性,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城市红树林经济-社会-生态效益.     

粤港澳大湾区典型城市遗留地块土壤污染特征研究

通过识别各类工业企业搬迁遗留地块的环境风险等级,可实现差异化的环境管理,在保障人居环境安全的同时,提高地块开发效率,纾解城市土地资源紧张的问题.该研究通过分析粤港澳大湾区某典型城市2013—2018年开展调查的93个遗留地块的土壤污染风险、污染程度、污染类型及分布特征,探讨行业类型对地块土壤污染风险及污染特征的影响.结果表明:该城市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品制造业、金属冶炼及延压加工业等3个行业的污染地块占比超过85%,单位面积污染量（污染地块每平方米调查面积的污染土方量）超过0.32 m3,污染负荷指数大于0.5,为土壤高污染风险行业;其中,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加工业地块表现为无机污染,主要污染物为重金属,化学原料及化学品制造业地块主要表现为有机污染,主要污染物为苯系物、石油烃和多环芳烃,金属冶炼及延压加工业地块主要表现为复合污染,主要污染物为多环芳烃、铅、砷、镍、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装卸搬运和仓储业、商务服务业、纺织业、文教及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塑料制品业、农业和畜牧业等7个行业类型为土壤低污染风险行业.该市污染地块以复合污染为主,污染物类型主要为重金属、氰化物、氟化物和有机污染物,其中,砷和多环芳烃在污染地块中的出现频率最高,均接近50.0%.因此,遗留地块的土壤污染风险、污染特征与其区域特点、历史行业类型密切相关,在对关闭搬迁遗留污染地块进行环境调查和环境监管中,进一步对不同类型行业进行区别化监管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