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境旅游流空间格局演化及大都市旅游高质量发展——以上海市为例

入境旅游是大都市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指标,是相关研究的重点领域。通过对上海市入境旅游数字足迹大样本数据信息挖掘与分析,探索大都市入境旅游流空间格局与演化特征,分析都市旅游资源高质量开发与发展的路径及对策。研究结果表明：（1）上海市入境旅游流总体上呈现高中心集聚,空间密度由核心向外围逐次递减分布。在主城区围绕CBD/RBD、核心吸引物、文体场馆、特色街区及交通枢纽集聚,并绵延成片;在外围区围绕旅游吸引物集聚,呈“小集聚,大分散”的分布特征。（2）跨区域模式是入境旅游流的主要空间行为轨迹模式,呈现由中心向外围放射的中心扩散主导特征。（3）入境旅游流整体网络核心与边缘节点间的等级及联接程度差异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网络规模不断扩大,网络结构呈现持续优化与均衡发展的态势。（4）新世界、田子坊等文创旅游节点在整体网络结构中的等级和中心性持续提升,世博遗产的中华艺术宫对网络结构影响显著,集聚扩散功能日益增强。（5）依托地域文化资源进行创意开发并形成有效集聚;充分利用大事件影响,进行主题开发,整合边缘节点与区域资源,打造网络增长新空间;强化公共体系建设,联动核心边缘节点等,是推动区域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与策略。研究可为大都市旅游空间格局优化、重大事件旅游开发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借鉴。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安徽天柱山风景区旅游资源空间容量调控机制研究

解决风景区旅游环境容量问题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科学测算景区旅游资源空间容量及合理进行景区内游客时空分流是解决景区旅游环境容量问题的关键。本文首先利用数学模型测算出国家风景名胜区安徽天柱山的各旅游资源空间容量,然后基于物联网技术开展了天柱山游客流的智能化空间管理模式研究。     

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多尺度时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以中国337个地级以上城市内的5A和4A级景区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总体分异指数（GDI）并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等方法,从省级、城市群、城市等不同空间尺度,对2001—2019年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时空演化特征进行综合分析。结果表明：（1）4A级景区主导了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数量与增长率的变化趋势,2015年之后增长速度进入相对平缓状态;（2）时序上,中部和东北地区的各省份高等级旅游景区数量较少,但增长率较高,而西部省份则均相对较高,东部省份则是数量最多但增长率最低,到2017年西部超过东部,数量最多;城市规模与高等级旅游景区数量呈正比,与增长率呈反比;（3）空间上,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分布密集程度逐年升高,呈现出主要依托东部沿海地区与中部地区城市群集聚分布的特征,且空间热点、次热点地区占主导地位,形成了“两点集聚—多极多区—集群集聚”的空间演化格局;（4）GDI指数随着研究尺度的缩小而增大,空间尺度越小,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的差异越大;（5）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主要受社会、经济、资源等因素相互作用的影响,其中人口规模、旅游经济、人文资源是共同的最为关键的因子。研究结果可为优化中国景区资源空间布局以及旅游业高质量及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一定参考。     

大湘西高级别景区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

旅游景区既是旅游业发展的先决条件和核心载体,也是最主要和最根本的旅游供给。基于大湘西高级别旅游景区数据,引入高级别景区发展差异指数,运用标准差椭圆分析法、核密度估计、全局空间自相关等多种空间统计方法,对2007年、2012年和2016年大湘西高级别旅游景区时空分布特征进行测度,并运用全局回归（OLS）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分析大湘西高级别景区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大湘西高级别景区空间分布总体走向为东北—西南方向,且整体呈现小幅度逆时针旋转;高级别景区空间分布格局呈现出由“三核心两区县”向“一极多点”再到双核带动的“遍地开花型”空间格局的演化;高级别景区数量的空间正相关性不断减弱,且其在空间上的分布呈现一定的集聚特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政策扶持力度、交通条件、旅游资源因素对大湘西高级别景区空间分布格局影响显著,且不同影响因素呈现出一定的空间异质性。研究结论可为全域旅游背景下深化旅游景区体制机制改革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价值。     

普适道路还是隐形门槛?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发展路径的外源因素

在乡村振兴新时代,审慎选择适宜的乡村旅游发展道路成为重要的实践和学术问题。以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为例,基于“起点—动力”假说,利用地理分析方法探讨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发展路径的外源因素。研究发现：（1）全国乡村旅游发展东南热、西北冷,形成京津和长三角两大热点区。景区依附型、文化遗产型、新型三农型空间分布差异显著。（2）高程、地貌、水系、生态地理分区、陆地生态系统类型、中心城市和交通干道是影响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发展路径的自然基础与地理区位外源因素。（3）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发展路径的社会经济外源因素不同：景区依附型为高级景区数量和公路客运量;文化遗产型为国家传统村落数量、A级景区数量和公路客运量;新型三农型为地区第三产业产值、人均可支配收入、旅游人次、公路客运量、城镇化率和政府政策。乡村旅游并不是普适道路,资源赋存决定不同的旅游发展路径,并需要不同的隐性外源因素支持方能持续发展。     

旅游景区(点)系统空间分布的分形发育及演化特征——以四川省为例

论文以四川省为例,借用分形理论中的网格维测算方法分析旅游景区(点)系统的空间分形特征,用位序-规模双对数拟合方法研究旅游流的规模分布规律,得到以下结论:①旅游景区(点)系统分形是演化的分形,分形结构是逐步进化而来的。1980年以前,四川省旅游景区(点)的空间分布尚未发育分形结构,直至1990年,分形结构才逐渐形成;②旅游景区(点)空间分布的分形发育与旅游流流量规模分布的分形演化在总体趋势上是一致的,但具体过程有不同步性;③旅游景区(点)空间分布的分形发育为旅游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载体平台,但并不意味着旅游流的规模分布就一定会发育成理想的分形结构,还需要对相关要素进行调控,才能使旅游流的规模分布也具有分形特征。     

交通体系对入境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基于省级数据的实证研究

交通体系是旅客往返旅游目的地的途径,是完成旅游的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基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旅游统计年鉴》的数据,实证研究交通体系对过境过夜游客的影响,结果表明:(1)良好的陆地交通会促进外国游客流入,而陆地交通对国内游客的旅游目的地选择没有显著的影响。(2)旅游目的地的水路、铁路、航空的交通途径对入境游客的影响并不显著。(3)相对于交通体系,国内外游客更关注旅游目的地的旅游景区数量、绿化水平、生态水平。     

景区动态承载力估算方法及其应用

景区承载力是旅游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由于现有景区承载力估算模型以景区由“均质的可游览空间”构成为假设前提,通过面积和游客单位游览面积进行景区承载力的估算,未涉及游客进入景区游览行为的动态性。由于游客不能瞬时填满整个景区,景区承载力具有时空特性,故建立景区动态承载力计算的概念模型,并构建以停留区、通道以及出入口等要素为空间实体的网络结构逻辑模型,从而提出基于网络结构的景区动态承载力估算方法,选取南京总统府景区作为实验区域,验证所提出的模型和算法。将地理信息科学应用于旅游管理,有利于确定景区承载力的具体量化水平,使景区管理分时管控措施得到有效发挥,进而促进旅游景区实现更高质量的经济社会效益。     

我国半资源消费型野生动物旅游景区时空演变特征及其驱动因素分析

选取1906—2019年间我国574个半资源消费型野生动物旅游景区为研究对象,采用地理学的空间分析方法对其时空分布特征、演变规律及驱动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1）我国半资源消费型野生动物旅游景区的发展可分为探索（1906—1948年）、快速发展（1949—1959年）、慢速发展（1960—1992年）和高速发展（1993—2019年）四个阶段。（2）空间上呈凝聚型分布,地理集中程度较高,地区间不均衡程度高,形成了以北京、江浙沪交界及广州为核心的三个高密度区;整体呈现东南沿海多,中部过渡,西北内陆少的格局;随着时间的演化,凝聚形态一直延续,地理集中度逐渐下降,地区间的不均衡程度逐渐加深。（3）时空演化的影响因素包括历史背景、国家政策和地方人口数量、经济及旅游发展规模等,呈现了较强的正相关性。     

井冈山红色旅游流时空分布及网络结构特征

旅游流是红色旅游目的地产业运行的重要监测指标,对旅游地规划和经营管理具有显著的指针意义。基于网络游记数据,利用ArcGIS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井冈山旅游流的时空分布及网络结构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井冈山旅游流形成了以“茨坪—黄洋界”为中心的双核多点空间格局,而时间分布上则呈现出周期性循环的季节差异。（2）井冈山旅游流网络呈现出“核心—边缘”的层级结构,形成了西北—东南走向的“龙市—杜鹃山”密集流动区,其中黄洋界、龙潭、茨坪三个景区占据旅游集散枢纽的核心地位。（3）井冈山旅游流网络中的11个节点（景区）可划分为扩散型、平衡型和集聚型三类,其中“茨坪→黄洋界”“黄洋界→龙潭”构成了核心路径。     

基于游客视角的红色旅游资源开发价值共创机制

以井冈山风景名胜区作为案例地,基于价值共创理论,运用大数据分析与内容分析方法,收集并分析马蜂窝网站上井冈山景区的游记文本,构建红色旅游资源开发的价值共创机制：以历史文化遗产、自然景观资源和标志性景观符号为资源基础,游客通过红色文化体验、学习培训活动、解说服务体验和自然景观体验等实践活动,获得对红色历史文化的认知、情感的联结和价值观的塑造。另外,红色旅游景区现有的价值共创实践仍旧有限,红色旅游资源开发价值共创机制整合了游客需求、景区支持以及可能存在的价值共创实践,对创新红色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手段与产业转型升级具有实践意义。     

长三角游乐型主题公园客流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上海欢乐谷、常州恐龙园、芜湖方特为例

以长三角三大大型游乐型主题公园为研究案例地,基于大样本资料,将数理统计与ArcGIS空间分析相结合,分析主题公园客流时空分布特征,并采用地理探测器探讨影响其旅游客流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1）长三角主题公园客流空间分布整体呈现出“核心区（长三角）点轴辐射、外围区（环长三角）面状均质、边缘区点状分布”格局。长三角确立客流分布主体边界,省级行政区（除上海）勾勒出核心市场边界。（2）客流空间分布特征因时间段和案例地不同而存在差异。主题公园游客空间使用曲线符合基本型曲线特征,一般性时间客源呈近域型分布,而节假日特殊时期为广域型分布。（3）三大主题公园客源主体范围与形态存在一定异质性。上海欢乐谷与常州恐龙园客源市场形态较为相似,芜湖方特客源市场呈近似饼状分布。主题公园80%市场域的重叠区域较大,主题公园间存在一定空间竞争关系,客源市场分布受其所在城市等级和地位的影响。（4）主题公园客流量的影响因素在空间上发生不同程度和强度的变异。经济联系强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交通距离是影响客流量的主导影响因素,但不同区域的主导驱动因素存在显著差异。两两因子交互作用,双线性或非线性地加强了对游客来源地空间分布的解释力。     

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休闲旅游是旅游消费的发展趋势,休闲旅游资源是休闲旅游产业发展的载体与基础。以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POI数据为基础,运用最近邻层次聚类分析、Ripley's K函数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研究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整体呈现中心集聚与外围分散的分布模式,康娱类、文化类、专项类以及自然类休闲旅游资源分别表现出以传统商圈、文化中心、绿地公园以及自然景点为依托的布局特征。（2）不同类型休闲旅游资源的特征空间尺度存在差异,康娱类特征空间尺度最大,专项类和文化类特征空间尺度次之,自然类特征空间尺度最小。（3）距市中心距离、游客密度、街道活力、居民密度、资源禀赋、道路密度等是影响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4）在影响因素中,距市中心距离、游客与当地居民密度是主导因素;资源禀赋、街道活力是驱动因素;道路密度、距主干道距离与区域经济是诱发因素;政府行为、重大事件是调节因素,四个维度共同作用,形成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的空间格局。     

基于空间距离和时间成本的中小文化旅游城市可达性研究

在区域旅游发展中,中小文化旅游城市是其重要内容之一。除旅游景点本身的吸引力之外,旅游目的地的可达性及旅游景点基础设施的完善是其旅游发展的重要内容,因此中小文化旅游城市的可达性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GIS软件,论文从空间距离和时间成本角度对全国34个中小文化旅游城市的可达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中小文化旅游城市的可达性表现出非均衡的空间分布特征,其3 h可达服务范围(即游客市场)并未覆盖全国。其中,东北地区、华南地区、内蒙古高原、青藏高原等地区因中小文化旅游城市分布较少而出现可达服务范围的空白区域,而长江三角洲、成渝、鲁西南和海峡西岸等地区中小文化旅游城市的可达服务范围已绵延成片,具有较大的区域旅游合作潜力。此外,通过对中小文化旅游城市的旅游收入、旅游人数与可达范围内社会经济属性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旅游收入与1 h可达范围内的GDP相关性最高,而旅游人数与50 km范围内的GDP相关性最高。     

北海市银滩国家旅游度假区西区的环境问题

简介了北海市银滩国家旅游度假区西区的旅游资源条件和发展概况，分析其存在的资源破坏、视觉污染、水污染、沙质退化、旅游超载等环境问题。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是没有进行资源调查与评价、规划不力、管理不善和环保投资少。应在查清资源与环境的基础上制定新的总体规划，加强环境景观保护，并且要制定环境政策和管理措施，明确环境管理机构的权力和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