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组合模型的安徽省城镇化演进对碳排放影响极限研究

探索城镇化演进对碳排放影响最小的极限时刻,对制定碳减排规划及政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从碳源、碳汇两层面,对安徽省1995—2011 年碳排放进行了测算;运用KAYA恒等式及因素分解模型,考察了城镇化发展产生的碳排放量;借鉴经济学边际理论及求导方法,构造了城镇化演进的边际碳排放变化率模型,并据此测算了研究时序边际碳排放变化率;借助Excel软件,通过作散点图并添加趋势线方法,对边际碳排放变化率变化趋势进行了刻画,采用二次函数求极值方法,对城镇化演进碳排放影响的极限时刻进行了探索,结果表明:①安徽省碳排放量由1995 年的2 182.39×10⁴ t 增至2011 年的10 120.20×10⁴ t,年均增幅10.06%;②研究时序内,城镇化演进产生的碳排放总量为3 602.78×10⁴ t,年均225.17×10⁴ t,年际变化较大;③城镇化演进边际碳排放变化率拟合曲线既非U型也非倒U型,在时间维度依存关系不明显;④安徽省城镇化发展对碳排放影响呈乘幂函数关系,城镇化演进的增量效应显著.基于研究结果,从以创新发展理念引领低碳城镇化、以优化能源结构支撑低碳城镇化、以制度建设保障低碳城镇化、以内涵建设促进低碳城镇化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可为安徽省生态省建设及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提供决策参考,也可为省域尺度的同类研究提供借鉴.     

三峡库区景观格局粒度效应及其对土地利用变化过程的响应

1992—2012年,受大型水利工程建设影响,三峡库区土地利用/覆被发生剧烈变化,论文选取工程建设重要时点1992、2002、2006和2012年的土地利用覆被图,探讨景观格局指数在30~1 000 m粒度范围内的粒度效应及其对土地利用变化过程的响应。结果表明：1）所选取的27个景观指数中,有14个对空间粒度变化高度敏感、3个中度敏感、7个低敏感、3个不敏感;不同类型景观（除裸地外）粒度效应规律相似。2）景观格局指数随粒度变粗呈5种变化规律：单调下降、单调上升、阶梯状上升、无明显变化、先增大后迅速下降。形状指数粒度效应对土地利用变化过程的响应明显,聚集度指数、面积-边缘指数、多样性指数随土地利用变化的特征不受粒度粗细影响。因此,景观格局分析最适宜粒度范围为30~60 m。3）1992—2012年三峡库区整体景观异质性增大、优势度降低、呈小斑块密集格局;耕地面积急剧下降、破碎化加剧,林地面积稳步提升,连通性提高。     

中国粮食安全系统脆弱性评价及其驱动机制分析

从粮食安全系统的视角出发,运用VSD的脆弱性分析框架,从暴露性、敏感性、适应能力三个层面构建了中国粮食安全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1991-2015年中国粮食安全脆弱性的暴露性、敏感性、适应能力进行定量分析,并探究了中国粮食安全脆弱性变化的总体趋势及其驱动因子。研究结果表明：（1）暴露性指数呈现出2阶段下降特征,年均下降0.121;敏感性指数呈现出快速上升和基本稳定的两阶段变化特征;适应能力指数则一直上升,年均提高0.117。（2）1991-2015年粮食安全系统脆弱性指数整体呈现下降趋势,表明中国粮食安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其变化过程可划分为1991-1999年、2000-2003年和2004-2015年三个阶段,第一、二阶段粮食安全水平的总体提高是基于“吃饱”水平上的提高,而第三阶段是基于“吃好”水平上的提高。（3）人均GDP、城镇化水平和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四个因子共同驱动中国粮食安全脆弱性的变化,2000-2015年的第二阶段四因子对粮食安全脆弱性的驱动作用明显小于1991-1999的第一阶段,且第一驱动因子由第一阶段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转变为第二阶段的人均GDP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城市化对长三角地区极端气温影响的时空分异研究

论文利用长三角地区65个气象站1960—2014年日最高、最低气温资料,分析并比较了大城市站、一般城市站和乡村站极端气温指数变化趋势以及城市化对大城市站和一般城市站各极端气温指数趋势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极端气温暖指日数明显增加,冷指日数明显减少,极值指数呈微弱上升趋势。暖指数城市站比乡村站增加趋势明显,冷指数城市站比乡村站减少趋势明显。除月最低气温极小值外,其他极值指数变化趋势在城市、乡村间差异较小。大城市站冰冻日数、霜冻日数、冷（暖）昼日数和月最低气温极小（大）值城市化影响显著,一般城市站冰冻日数、霜冻日数和月最低气温极小值城市化影响显著,城市化对极端气温影响明显的是长三角北部、江苏南部和浙东南的部分城市站点。冷昼日数城市化效应在冬季较明显,暖昼（夜）日数城市化效应在夏季较明显,春季、夏季、冬季城市化对极值指数的影响显著。     

人口迁移视角下城镇化对典型领域碳排放驱动效应研究——以辽宁省为例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为我国带来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但城镇化进程中伴随着能源消费快速增长,使我国面临能源供应、节能减排等方面更加严峻的挑战.现有研究主要是从宏观角度研究城镇化对能源消费及碳排放的影响,较少探究人口从农村向城镇迁移过程中对典型领域产生的驱动效应.基于此,本研究以辽宁省为例,应用弹性系数模型,选取居民消费、住宅建筑、道路交通3个典型领域探讨城镇化对碳排放的驱动效应,并提出针对性的碳减排政策.结果表明,2006—2015年,城镇化对居民生活直接消费碳排放的驱动效应最为显著,弹性系数为9.91;对居民生活间接消费碳排放和道路交通领域的驱动效应次之,弹性系数分别为6.94和5.38;对住宅建筑等驱动效应最弱,弹性系数为2.71.研究表明,城乡生活方式差异导致居民直接生活消费碳排放显著增加,相较而言,城乡产品市场差异较小;辽宁省现阶段城镇住宅建筑存量与城镇新增人口的需求基本匹配,但人口城镇化带来的城市边界外扩、人口密度提高,导致道路交通碳排放增长.     

基于DEA-Malmquist方法我国海洋陆源污染治理效率评价

运用DEA-Malmquist指数对我国沿海地区2003-2012年陆源污染治理效率进行测算,并分析治理效率的动态变化、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2003～2012年我国海洋陆源污染治理全要素生产率呈下降趋势,其主要原因是企业技术进步率相对下降;（2）沿海各省市陆源污染治理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存在较大差异,技术进步差异是引起地区变化差异的主要原因;（3）环渤海经济区陆源污染治理效率较低,其全要素生产率2008年以后下降明显;（4）研发经费及环保投入都会促进陆源排污显著减少,工业企业规模对陆源入海污染物有显著正效应。     

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耦合协调性研究

论文基于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和城镇化的交互耦合机制,以陕西省为例,通过构建耦合协调模型,分别从时空两个维度对其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和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从时间序列上看,2005-2014年陕西省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和城镇化整体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由中度耦合协调发展为高度耦合协调（0.549~0.800）。耦合度方面,以2009年为界,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和城镇化两两及整体耦合度呈先升后降的倒“U”型;协调指数方面,以2007和2009年为拐点分为3个变化阶段,其中耕地保护和城镇化协调指数T₂、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和城镇化协调指数T₃以及三系统总协调指数T总体呈上升趋势,而耕地保护和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协调指数T₁下降幅度大于上升幅度。2）从空间序列上看,2014年陕西省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和城镇化耦合协调呈现“西北高、东南低”的特征。     

基于城市规模的地方政府土地财政行为差异研究

论文从城市规模的内涵出发,分析不同城市规模的地方政府土地财政行为差异。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论文提出了城市用地规模扩张效应、城市人口集聚效应、城市产业规模及其结构调整效应3个理论假说,以解释不同城市规模的地方政府土地财政行为差异;并通过243个地级市11 a的面板数据进行模型实证分析,检验并证实了3个理论假说。研究发现,不同规模的城市的土地财政行为背后有着不同的驱动力：1）中小城市的城市用地规模扩张对土地财政有明显的驱动;2）所有规模级别的城市的人口集聚效应对土地财政都有显著的影响,且呈现出“U”型特征;3）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第二产业规模对土地财政驱动方向不同,特大城市、中小城市第三产业规模对土地财政有正向驱动。因此,针对不同规模城市的土地财政问题及其治理,应该从土地政策、人口与户籍政策以及产业政策等方面给出差别化的调控政策。     

安徽省近10年能源足迹测度及驱动因子分析

安徽省为生态建设省,随着中部崛起战略与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的实施,能源消费给当地生态环境形成了较大压力. 依据生态足迹模型对安徽省2000—2009年能源足迹进行了时间序列测度,基于STIRPAT模型揭示了能源足迹驱动因子的边际贡献,运用灰色GM(1,1)模型预测了2015年与2020年能源足迹. 结果表明:安徽省人均能源足迹由2000年的0500 8 hm2增至2009年的1043 5 hm2,人均能源足迹赤字由2000年的0432 9 hm2扩至2009年的0975 5 hm2;煤炭足迹对能源足迹平均贡献率为7629%,占主导地位;能源足迹强度由2000年的1083 3 hm2104元降至2009年的0704 7 hm2104元;研究时段内,能源足迹生态压力指数均大于5 人均GDP和第二产业在经济中所比例均与能源足迹呈正相关,二者边际弹性系数分别为0000 073 57和0006;而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与能源足迹呈负相关,其边际弹性系数为-0186.      

中国大陆足迹家族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分析

论文选取我国1987—2013年土地利用、温室气体排放和用水量数据,运用投入产出法计算足迹家族中的土地足迹、碳足迹和水足迹,采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进行足迹整合,将整合得到的足迹综合指数与足迹家族各项指标取对数后进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分析。计算结果表明：足迹综合指数从1987年的2.274 2增长到2013年的3.816 9,与人均GDP呈平缓型曲线协同增长关系,说明生态占用持续增加,呈现资源利用的不可持续性;土地足迹、碳足迹与水足迹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分别呈∽型、协同增长型以及平稳型,说明我国城镇化正在进入转型期,碳排放仍处于上升阶段,水资源可持续性不乐观,指标的选取影响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形态。     

创新集聚空间分布模式对霾污染的影响

为了比较分析创新集聚空间分布单中心与多中心两种模式对霾污染的影响机制,本文构建了省域面板数据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创新集聚可通过规模效应降低霾污染;但创新集聚空间分布模式对霾污染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其中,单中心模式诱发了霾污染,存在创新集聚环境效应悖论;多中心模式对霾污染具有改善效应;随着创新集聚多中心的提高,其霾污染改善效应增强,但具有边际递减特征;能源利用效率是创新集聚空间分布模式影响霾污染的重要渠道之一.基于此,本文建议省级政府推进空间协同创新发展战略,建构省域多中心的创新网络空间组织体系,以此形成多中心协同治霾机制,破解创新集聚环境效应悖论.     

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工业污染与规制效应分析研究

利用2001年-2012年中国30个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分别估计了城镇化的工业污染总量效应、相对量效应和规制效应.结果发现,不断扩张的工业污染是城镇化进程的“副产品”,城镇化率与工业污染排放总量及密度有显著的回归关系,尽管环境规制力度增强起到了一定抵消作用,但仍未阻止近十余年来工业污染排放总量及密度随城镇化而加剧的态势.为实现城镇化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中国一方面应继续加强环境规制,推广减排降耗技术,加大政府补贴,另一方面要着重提高企业清洁生产的能力和意愿.     

城市化对水体非点源污染的影响

非点源污染现已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水体污染的重大污染源.长期以来,农业非点源污染受到高度重视,城市非点源污染的研究相对较少.而城市化是当今土地利用变化影响水质、流域的水文和其他物理特性以及发生潜在非点源污染的突出形式.城市化对水体非点源污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使非点源污染的"源"、"过程"和"汇"发生了变化.本文从描述-预测评价-应用的角度总结了国际上城市化对城市水体非点源污染影响的研究.目前主要侧重于用模型来描述城市化对城市非点源污染过程的影响,模拟预测非点源污染物的负荷等.从景观生态学格局与过程的角度,探讨城市化和城市非点源污染之间的关系.城市化带来的城市景观格局的时空变化对城市非点源污染的综合影响研究是今后发展的一个方向.     

我国工业部门环境污染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基于“十二五”工业排放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LMDI模型将我国“十二五”时期工业污染排放变化分解为规模、结构、强度3种驱动因素，结果显示：规模效应是该时期大部分工业污染物排放下降的首要驱动，表现为：全国范围内加快淘汰落后、过剩产能，抑制了工业规模的无序扩张，进而对工业污染物排放形成向下的“拉力”.结构效应虽不如规模效应显著，但两者相差不大，表明产业结构调整对污染物减排起到积极作用.相比而言，强度效应不显著.本研究的启示是：“十三五”时期的减排政策应继续向有利于发挥规模效应的方向倾斜；考虑到规模效应的边际减排成本不断增长，还应建立长效机制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和减排技术创新.     

生态恢复背景下关中地区城镇与植被空间优化协调研究

针对关中地区城市化土地利用与生态建设的关系,利用2000年和2008年的TM、ETM+与MODIS影像,在不同尺度的格网下,基于土地利用度、生态位理论、廊道与点轴理论,并采用对山脊线山谷线提取的方法,从格局、过程和机理等角度进行研究,实现区域格局优化,并进行功能分区。研究结论如下:①研究区2000—2008年东部与中部土地利用程度增加、西部与南北部分土地利用程度下降,而LAI整体上增加显著,城市发展与植被恢复相对协调;②基于空间生态位理论,绝大多数区县的现实生态位都超过基础生态位的50%,表明调控可从区县所辖乡镇进行,并按照现实生态位范围进行城市发展阻力测算;③选用基于DEM的山脊线山谷线提取方法,获得关中地区景观生态廊道、城市发展轴线和缓冲区,并据此将研究区乡镇分为城市扩展型、双轨并重型、生态建设型。     

城市光污染对驾驶安全性影响评价研究

在分析城市光污染对驾驶安全性影响评价特点的基础上,结合相关评价指标体系,引入李克特量表法构建安全性评价量表,并基于物元理论对城市光污染对驾驶安全性影响进行评价。选择了成都市4条道路进行实例分析,得出了较为准确的城市光污染对驾驶安全性影响等级评价结果。     

基于VAR模型的南京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实证研究

基于南京市1985年-2013年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相关数据,建立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VAR模型.在VAR模型估计的基础上,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对南京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双向作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南京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双向作用机制,且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反作用与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影响相比要大;二氧化硫和工业固体废弃物为南京市经济增长过程中环境污染的主要表现形式,而烟尘为制约南京市经济增长的主要污染物.针对分析结果,提出优化产业结构配置,重科研引技术、提升自主创新,加大环保投入、完善环保法规等政策建议.     

中国中部农区乡村重构特征及其地域模式——以江汉平原为例

以人地关系理论为基础,以乡村地域系统内部要素变化解析乡村重构特征、外部环境变化解读乡村重构机理、外源驱动因素与内生响应要素耦合解译乡村重构模式。基于江汉平原的实证研究表明：（1）研究期内乡村地域持续经历重构过程,表现为乡村重构综合指数不断增加,高值区主要沿域内交通干线分布、低值区主要分布长江沿线和平原腹地;（2）乡村重构机制主要表现为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等外源驱动因素与经济、社会、空间等内生要素的耦合作用,非农产业规模扩张引发乡村人口外迁和就业转移,进而推动人口、土地和产业等乡村“存量”要素重组;（3）经济—社会重构主导是江汉平原乡村重构的主流模式,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变化加剧乡村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恶化,乡村振兴及其可持续发展面临水环境污染和水灾害侵袭的双重挑战。研究框架能够揭示江汉平原乡村地理剧变特征,中国中部农产品主产区的乡村重构具有与发达地区不尽相同的图景。研究结果意在为乡村地理研究和乡村振兴实践提供有益启示。     

Water quality characteristics and assessment of Yongding New River by improved comprehensive water quality identification index based on game theory

The Yongding New River is essential for the water supplies of Tianjin. To date,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report that assesses the year-round water quality of the Yongding New River Main stream. Moreover,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given to determining a combined weight for improving the traditional comprehensive water quality identification index (ICWQII) by the game theory. Seven water quality parameters were investigated monthly along the main stream of the Yongding New River from May 2018 to April 2019. Organic contaminants and nitrogen pollution were mainly caused by point sources pollution, and the total phosphorus mainly by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Dramatic spatio-temporal variations of water quality parameters were jointly caused by different pollutant sources and hydrometeorological factors. In terms of this study, an improved comprehensive water quality identification index (ICWQII) based on entropy weight or variation coefficient and traditional CWQII underestimated the water qualities, and an ICWQII based on the superstandard multiple method overvalued the assessments. By contrast, water qualities assessments done with an ICWQII based on the game theory matched perfectly with the practical situation. The ICWQII based on game theory proposed in this study takes into account not only the degree of disorder and variation of water quality data, but also the influence of standard-exceeded pollution indicators, whose results are relatively reasonable. All findings and the ICWQII based on game theory can provide scientific support for decisions related to the water environment management of the Yongding New River and other wat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