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生态足迹和生态效率研究

介绍了生态足迹方法的基本原理及计算模型,并将生命周期评价的思想引入该计算模型计算企业的生态足迹,对成都市某企业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效率进行了计算。结果表明:该企业的生态足迹为230.66hm2,能源、原料和水的足迹最高,三者占总生态足迹的93.5%;企业生态效率为472384元/hm2,生态效率较高。这一研究定量揭示了企业的生态效率及其影响因素,为降低企业生态足迹、提高企业生态效率指明了主要矛盾和应该采取的措施。     

绿色大学建设中的生态足迹

生态足迹分析法是评价绿色大学建设水平最好的指标之一.生态足迹分析法有综合法和成分法2种.本文简要介绍了生态足迹成分法的基本原理和算法,并以东北大学为例将该方法应用大学校园的研究.结果表明,东北大学2003年的生态足迹为24787hm2,即需要约25000hm²的生态生产性土地支持学校的各类消费并吸纳所产生的废弃物.其生态效率(即单位生态生产性土地可支持的学生数)为0.94人·hm^-2.生态足迹中,能源消费的足迹最大,占总足迹的2/3多;食物消费和固态垃圾次之,分别占总足迹的21.9%和5.7%.     

基于生态效率的城市可持续性评价及应用研究

综合评价城市复合生态系统是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要面对的重要科学问题.城市生态效率反映了城市系统的资源环境与社会福利的投入产出关系,是将可持续发展的宏观目标融入城市发展规划与管理中的有效工具.综合生态足迹和人类发展指数的理论方法,构建了基于生态效率的城市可持续性评价模型.应用该模型对厦门市生态效率进行了时间序列分析:2000～2006年,厦门市生态效率呈现先平稳上升后陡然下降又小幅回升的波动性变化.厦门市人均生态足迹由4.279hm2增加至5.462hm2;人类发展指数由0.831增加至0.896;生态效率下降15.5%,资源效率下降15.7%,环境效率下降15.3%.研究表明,厦门市的可持续性经历了由可持续性次增强→可持续性增强→可持续性减弱→可持续性增强路径的转变,总体趋势仍是可持续性减弱.     

陕西秦岭南麓区域发展与生态效率变动研究

分析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的生态效率关系,描述区域发展对生态环境资源消耗和占用状况,揭示导致生态变化的重要因素,有助于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政策提出奠定基础.通过对陕西秦岭南麓区域发展与生态足迹影响因素的差异性分析以及区域内2005—2014年城市发展指数CDI和生态足迹EF的测算,分析陕南三市CDI、EF和生态效率的年际变化趋势及相互影响关系.研究表明:陕南三市CDI和人均EF均呈现不断增长态势,2005—2014年,汉中市、安康市、商洛市CDI分别增长34.99%、42.91%、33.39%;人均EF分别增长66.59%、73.59%、67.04%.结果显示,陕南三市生态效率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环境效率年际变化波动较大.资源效率是导致陕南三市生态效率波动变化的主要因素,与生态效率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化石能源消耗和建设用地占用不断增长是导致资源效率降低的主要原因.陕西秦岭南麓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能力逐步增强,但资源的高消耗和占用使生态环境压力持续增大,发展循环经济、开发生态旅游等成为政策着力点.     

成分法计算钢铁的生态足迹

运用生态足迹成分法,研究了钢铁工业排放废水、废气等的生态足迹占用,并对中国钢铁工业生态足迹及其构成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钢铁工业总的生态足迹随总产量的增加而增加,由2000年的1.89×108hm2增加到2006年的5.09×108hm2,年均增长率为17.99%,但低于钢铁总产量的年均增长率（21.78%）.单位钢铁产量的生态足迹呈下降趋势,由2000年的1.4685hm2·t-1下降到2006年的1.2150 hm2·t-1.2005年,钢铁工业的生态足迹主要由吸收二氧化碳所需要的林地（27.28%）、铁矿石的生态足迹占用（27.14%）、氮氧化物排放的生态足迹占用（18.94%）和能源地占用（18.70%）组成,四者合计高达92.06%（2005年）.近年来, 中国钢铁工业在节能减排方面取得一定成效, 但钢铁工业高能耗、高污染的特征仍十分明显, 要减少钢铁工业的生态足迹, 关键是要减少能源和铁矿石的消耗, 减少废水和废气的排放.     

退牧还草前后鄂尔多斯市生物资源产品消费的生态影响

为了明晰退牧还草工程前后生物资源产品消费结构变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差异,以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为例,通过对传统生态足迹计算中的“全球公顷”进行本地化处理,采用“省公顷”生态足迹法分析该地区1995年(退牧还草前)、2012年(退牧还草后)生物资源产品消费特点及其生态影响. 结果表明:与1995年相比,2012年鄂尔多斯市生物资源产品消费结构呈现多元化特征,由以粮食油料和肉蛋奶为主向多种食物种类转变,化石能源的大量使用使薪柴消费量相对减少;与此同时,2012年鄂尔多斯市粮食油料和薪柴消费的生态足迹消耗量均呈降低趋势(降幅分别为53.23%和86.49%),而蔬菜瓜果和肉蛋奶的生态足迹均有所增加(其中蔬菜瓜果增幅达到44.97%). 各种生物资源产品的消费主要是对耕地生态足迹的消耗,粮食油料对耕地生态足迹消耗量的贡献率由1995年的40.17%降至2012年的21.74%,而蔬菜瓜果和部分肉蛋奶的贡献率均有所增加. 2012年鄂尔多斯市生态赤字(2.738 4 hm2/人)低于1995年(3.438 2 hm2/人),生态效率亦明显较高,表明人类活动对自然资源的扰动、占用和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均有所缓解,并且资源环境利用效率得到显著提升. 但该市生态赤字率仍然很高,伴随着外来人口的迁入,还需548.83×104 hm2的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才能满足2012年鄂尔多斯市常住人口对生物资源产品消费生态足迹的总需求. 研究显示,鄂尔多斯市生物资源产品消费结构的多元化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可有效缓解其所产生的生态压力,生态效率的提高有助于进一步调解人地关系、改善生态环境.      

中国2000~2010年生态足迹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

以2000年全球平均生产力为衡量标准,核算了2000~2010年我国生态足迹,并分析了其动态变化特征和社会经济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2000~2010年我国生态足迹由17.69亿gha增加到32.59亿gha,年均增长6.30%; 碳足迹是10年间增长最快的生态足迹类型,由7.42亿gha增加到18.05gha,年均增长9.29%; 耕地足迹的净增幅也较大,由6.78亿gha增加到8.91亿gha; 林地、 草地、 渔业和建设用地足迹的净增幅相对较小. 2000~2010年我国人均生态足迹由1.40 gha增加到2.43gha,尽管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已远超我国人均生态承载力,并造成严重的生态赤字,危及我国生态安全. 全国生态足迹的急剧增加主要受人均生态足迹的快速增长驱动,而经济增长和城镇化所带来的人均消费的产品和服务的快速增长是我国人均生态足迹快速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同时,国际贸易中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大量出口也是驱动我国生态足迹快速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 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按照发达国家人均生态足迹的演变规律,随着我国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迈进,人均生态足迹将进一步快速增长,我国生态赤字将进一步加剧.     

湖南省攸县生态足迹变化趋势及预测研究

运用生态足迹理论模型,对攸县2010-2015年的生态足迹变化作动态研究,并通过建立攸县生态足迹GM(1,1)预测模型,对2016-2020年攸县生态足迹进行预测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2010-2015年攸县人均生态足迹呈不断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为2.77%。;人均生态承载力呈先增后减趋势,总体平稳,6年间的平均生态承载力为1.753550hm2/cap;人均生态赤字不断增长,年均增长率为6.58%。对2016-2020年攸县生态足迹的预测显示,人均生态足迹和人均生态赤字均不断增长,人均生态承载力却不断下降,说明攸县在预测年份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资源环境的压力将持续加大。     

上海市居民出行方式与城市交通CO2排放及减排对策

以上海市居民出行方式为研究对象,利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温室气体排放计算指南中关于交通能源消费碳排放量的计算方法,探讨2002—2006年上海市居民出行选择的不同交通方式对CO₂排放的影响和规律,并提供应对策略.结果表明,2002年以来上海市因居民出行导致的交通CO₂排放总量呈显著增长趋势.私家车的CO₂排放量增加速度最快,截至2006年私家车CO₂排放量约相当于出租车、轨道交通和公交车3种公共交通方式之和.公共交通中,出租车的CO₂年排放量和人均CO₂排放量都最大,轨道交通的CO₂年排放量和人均CO₂排放量最小.公交车和出租车的CO₂排放量所占比例减少,轨道交通的CO₂排放量所占比例增加,这种排放结构的变化有利于减少CO₂排放总量.CO₂减排的具体措施包括限制私家车数量,设计合理的道路交通方案,使汽车尽可能接近其经济车速,改变汽车燃料种类等,其中限制私家车数量最为关键.      

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瀛湖生态环境保护对策与分析研究

运用生态足迹方法分析了安康市瀛湖地区2005年-2013年生态足迹的动态变化,并利用生态足迹等指标对其进行可持续性评估.结果表明:瀛湖人均生态足迹从2005年的0.759 ghm2上升到2013年的0.798ghm2,年均增加2.17％;生态承栽力从0.848 ghm2下降到0.809 ghm2,年均下降1.95％.结合瀛湖生态环境问题及现状,提出以可持续循环经济为主,构建绿色流域、保护丹江口水库水质质量为目标,调整流域产业结构等方面政策建议.     

关中城市群生态足迹演变趋势及公平性评价

自然资本与人造资本的分配公平与配置效率是可持续共享区域生态资源的保证。论文在测算2005—2014年关中城市群生态足迹的基础上,以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GDP分别表征区域内自然资本需求、自然资本收益、人造资本收益,采用基尼系数、时空分析指标、生态承载系数、经济贡献系数分析区域资源分配公平与配置效率的程度。结果显示,2005—2014年,关中城市群生态承载基尼系数、经济贡献基尼系数、综合基尼系数分别置于 [0.18, 0.20]、[0.24, 0.29]、[0.23, 0.28]区间。同时,结果表明,关中城市群GDP上升趋势显著快于生态足迹,生态要素匹配较好,其中,咸阳市、宝鸡市、铜川市属相对“高生态承载贡献、低经济贡献”城市,西安市、杨凌示范区属相对“高经济贡献、低生态承载贡献”城市。     

庐山风景名胜旅游地生活废弃物生态足迹分析

随着旅游业的迅猛发展,庐山风景名胜区面临着人口激增和环境破坏的双重压力,如何测量旅游发展的现状以及如何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旅游系统,是庐山风景名胜区亟待解决的问题。文章结合相关领域学者的研究成果,计算了2003年庐山风景名胜区生活废弃物的生态足迹,结果表明:(1)生活废弃物人均生态足迹为0.0117751hm2,其中CO2排放的生态足迹占总量的98.20%,而污水、粪便、固体垃圾和废弃物处理设施的生态足迹很小,仅占1.80%;(2)CO2排放量为68684.99t,其中旅游交通的贡献率为55.61%,旅游住宿的贡献率为36.26%,游客和居民的贡献率为8.13%;(3)居民废弃物排放量大于游客排放量,CO2和粪便排放量是游客的2.4倍,垃圾产生量是游客的1.32倍,污水排放量是游客的1.18倍;(4)生活废弃物对风景区、九江市以及九江市以外区域的生态影响分别为45.40%、2.78%和51.82%;(5)风景区生态效用为0.5451kgCO2/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维持可持续发展的理想水平;(6)九寨沟、黄山和庐山生活废弃物生态足迹数据表明,旅游交通对旅游地生态环境的影响最深远,因此改变交通方式或使用环保旅游观光车是减少旅游地生活废弃物生态足迹的重要途径。     

基于生态足迹方法的苏州市循环经济发展评价

依据生态足迹模型,计算了苏州市2004—2008年开展循环经济期间的生态足迹,并对其生态足迹多样性指数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指标等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自2004年推进循环经济以来,虽然苏州市生态足迹和生态赤字逐年增大,但是其年增长速度逐渐减小,发展模式正在向可持续发展方向转变。由于苏州的土地类型利用多样性不高,经济发展过度依赖能源的消耗,导致系统的发展能力受到限制,据此提出了苏州市进一步发展循环经济的对策建议。     

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鹤壁市可持续发展能力测度

基于2002统计数据,论文对鹤壁市的生态足迹进行了计算和分析.结果表明:002年鹤壁市生态足迹为6.9279 hm2/人,人均生态承载力面积为0.3781 hm2,生态赤字为6.5498 hm2/人,说明鹤壁市当前处于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状态.     

生态足迹模型的修正及在天津地区的应用探讨

文章介绍了生态足迹模型,指出了存在的缺陷并从四个方面进行了相应的修正:分别计算生产足迹、输入输出足迹以进行生态足迹来源的分析;将淡水资源足迹纳入模型;计算生态承载力时结合资源产出法以克服生态足迹模型的空间互斥性;计算CO2吸收用地的生态承载力。将改进后的模型应用于天津市2003年的生态足迹分析。结果显示:天津市消费足迹大于生产足迹,依赖外部输入资源抵消部分生态赤字,这一点在淡水足迹的输入上尤其明显;另外,生态承载力的计算结果要大于传统算法的结果,一方面因为传统算法中承载力由于空间互斥性被低估,另一方面修正后的模型考虑了CO2吸收用地的承载力。最后,提出了缓解天津市生态压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若干建议。     

基于生态足迹法的平顶山市可持续发展分析

以平顶山市为例,依据生态足迹法研究其可持续发展,计算结果表明,2003年平顶山市的生态足迹为2.4118hm2/人,生态承载力为0.2941hm2/人,人均生态赤字为2.0433hm2/人,其生态足迹是生态承载力的6.5倍,反映了平顶山市的生产、生活强度超过了生态系统的承载力,处于一种不可持续发展状态.并针对平顶山市的发展状况,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建议和对策.     

日喀则市农业生态足迹研究

采用水资源足迹和化石能源供给地概念,对日喀则市2005年农业活动的生态足迹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日喀则市农业综合足迹为334 153.27 hm2,占日喀则市总足迹的77.6%,其中,化石能源地足迹仅占农业综合足迹的13.3%,表明农业现代化程度不高.对农业综合足迹贡献最大的是耕地和牧草地,二者合占65.6%,主要原因是大量使用农用化学品和牧草地严重超载;生产足迹占农业综合足迹的82.8%,说明农村占用的大部分资源主要用来进行资源再生产.对日喀则市农业综合足迹的实证研究表明,资源产量法可以有效减小土地面积法引起的生态赤字扩大化现象,将肉、蛋、奶产品作为次级产品更能反映牧草地利用现状.      

生态经济持续性的度量和趋势预测——以甘肃武威市为例

应用生态占用模型,对武威市生态经济的可持续性进行了评价。对武威的生物资源、能源资源和制成品资源消费的生态占用的计算结果表明,1999年武威市人均占用生物生产性空间为1.589423hm₂,调整后的武威实际生产空间供给为0.856876hm₂/人。1999年武威生态赤字0.73254hm₂/人。对于世界56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生态占用和人均GDP数据进行分析,认为二者高度相关。用幂指数模型进行趋势拟合,具有较好的拟合优度和理论一致性。武威生态占用处于强的扩张时期,到2015年,人均生态占用将会达到2.60142hm₂/人,而当年实际生态承载力阈值预测值为1.0657hm₂/人。人均生态赤字扩大到1.5357hm₂/人。生态经济系统的运行是以过度消耗自然资本为代价的。     

基于能值定理的生态足迹模型修正研究

能值生态足迹模型是定量分析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法,然而其计算未考虑到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对生态承载力的影响,得出的结论往往具有一定的误差.因此,本文引入社会经济虚拟承载力账户对该模型进行修正,并以长沙市为例进行验证.结果表明:通过相关性对比分析,修正模型可突破传统模型具有生态偏向的弱可持续性评价局限,其计算结果更加科学合理.基于修正模型,2000~2011年长沙市的生态承载力变化不大,年均值为2.31hm2/人,而生态足迹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年均值为2.44hm2/人.这导致该地区出现逐年加剧的生态超载现象,年人均生态赤字为0.13hm2/人.通过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得出,农牧业生产和重工业能耗的压力大是造成其生态赤字的主要原因.     

京津冀水源涵养生态服务供体区与受体区范围的划分

京津冀水资源问题已经严重制约区域经济发展,定量分析研究区水源涵养生态服务供受关系,有助于深刻理解区域上下游之间的生态联系,促进区域生态公平,实现区域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利用降水储量法、水量平衡法及水源涵养生态服务供体区与受体区划分方法,分析2000-2010年京津冀净水源涵养量空间格局,划分研究区水源涵养生态服务供体区和受体区范围.结果表明:①冀北燕山山区净水源涵养量最高,年均值为65.24~81.35 mm,其次是冀西太行山山区,年均值为46.47~61.28 mm;净水源涵养量负值区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和大中小城市,年均值为-130.46~-152.39 mm.②水源涵养生态服务供体区占研究区面积的41.42%,单位面积（m2,下同）平均净供水量为0.03~0.07 m3;水源涵养生态服务平衡区面积占25.01%;水源涵养生态服务受体区面积占33.57%,单位面积平均净需水量为0.18~0.41 m3,是供体区供水能力的6倍左右.③从流域来看,滦河流域的承德市为天津市、秦皇岛市及唐山市供应水资源,年均供水总量为23.7×108 m3;永定河流域的张家口市为北京市供应水资源,年均供水总量为5.3×108 m3;大清河流域的保定市为北京市及天津市西南部供应水资源,年均供水总量为8.2×108 m3;但子牙河流域和漳卫河流域供水能力严重不足.研究显示,燕山山区和太行山山区为水源涵养生态服务供体区,东部沿海和大中小城市为主要水源涵养生态服务受体区,水源涵养生态服务供体区净水源涵养能力不能满足水源涵养生态服务受体区需水量,整个研究区供受关系严重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