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信息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表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部门可以通过环境教育、环境立法、环境税收等手段,增强政府的“绿色控制”能力,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解决我国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努力将环保理念作为调节社会关系的新杠杆,使之成为我国生产力布局和资源配置的调节器。比如让东部地区拿出更多的资金,支持西部地区保护生态;加大城市对农业的绿色补贴;引导富裕居民改善环保公共设施,让遭受环境危害最大的弱势群体得到实惠。     

保护环境 共建我们的家园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经济文明的发展,全球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建设绿色的家园成为全世界人民的迫切愿望和各国政府的责任。我国作为一个发展大国,如何保护环境,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笔者认为解决环境问题的基本思路是首先政府要转变观念,通过立法、税收等强制性手段来保护环境,通过技术创新来解决环保中的技术问题,将环境污染的程度降到最低。     

我国环境政策改革对企业行为的优化机制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环境政策改革举措,探索出了一条有别于发达国家的绿色发展道路,形成了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引领环境保护的整体思路。本文构建了政府与企业有限理性动态博弈模型,模拟了党的十八大后环境税收、环保垂改和加强公众监督、环保激励三类政策的改革对企业绿色发展行为的影响效果。结果表明,三类政策均可大幅提高环境保护约束能力,且政策联合应用取得了激励相容的效果,协同促进了企业绿色发展行为。为了更好地服务美丽中国建设,本文建议我国后续环境政策改革应增大污染处罚力度引导全程减量减害,健全长效防控机制提升环境监管能力,拓展环保激励手段激发绿色发展动能,加强环保顶层设计发挥政策协同作用。     

环境管理中引入绿色税制的构想

市场经济条件下，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依靠市场机制，运用经济手段。而经济手段的最新发展趋势是将环境税作为新的绿色税制改革的关键。因此对环境税的内涵和要素进行分析，探讨环境税在倡导清洁生产和绿色消费方面的优越性，并对中国现行税制的绿色化改革提出设想就具有现实的意义。     

绿色经济与税收政策

随着绿色经济的出现,税收也被赋予了新的职能。“绿色税收”便是这种新型经济下的产物。绿色税收是为了保护自然环境,合理开发利用资源,推进清洁生产,实现绿色消费而征收的税收或税收体系。从这个层面可以看到,绿色税收政策改变了资源之间、产品之间的相对价格关系,通过税收价格效应对生产和消费起到调控作用,政策的实施和执行不仅鼓励利用可再生资源和废旧物资,促进资源综合利用,促进建设环境和谐、     

绿色贸易壁垒的成因

环境问题的全球化、政治化、社会化、累加化和用经济手段解决环境问题，使形成绿色贸易壁垒成为可能，关贸总协定中达成一些与生态环境保护有关的协定为绿色贸易壁垒的设置提供了法律依据，而“环境标志”制度则是实施绿色贸易壁垒的重要的通常的手段。     

OECD主要成员国绿色税收实施经验

20世纪90年代,各国际机构都积极推进绿色税收的研究,世界绿色税收迎来了发展高潮。在这些组织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绿色税收政策的研究和实施最具代表性。通过分析其成员国绿色税收的实施效果,为我国开征环境税提供借鉴。特别是美国、丹麦、挪威、瑞典和德国五国,他们都属于OECD组织中绿色税收的典型代表。一方面,绿色税收最直接的效果是对环境的治理,五国绿色税收的征     

绿色证券 大浪淘沙——机会更多 责任更大——首创集团总经理、首创股份董事长刘晓光谈绿色证券

党的十七大明确了生态文明的发展方向,给予环境保护空前的重视,其中“环境经济政策”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更是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加快实现历史性转变、推动科学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为全面反映我国环境经济政策的深刻变革,充分报道环境经济政策在促进环境经济协调发展中的作用,及时总结和分析环境经济政策的制订和实施的经验和问题,《环境经济》杂志特组织“环境经济发展报告（2008）及系列报道活动”。此次活动从本期起,对绿色证券、绿色信贷：绿色税收、排污权交易、生态补偿、环境收费、绿色贸易、绿色保险等进行专题调研,深度采访,反映政策变化,剖析典型经验,并请专家评点得失。敬请读者关注。     

完善我国环保绿色税收的几点思考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不合理的经济增长方式使我国生态环境遭到巨大破坏,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生存和发展受到严重威胁。文章从可持续发展与绿色税收、环境保护措施比较分析、国外绿色税收立法实践、我国税收现状评析和完善绿色税收政策的设想等几个方面来探讨绿色税收法律制度的构建问题。     

环境税在世界范围内成功地减少污染

据一份世界观察研究所(WWI)的报告说,环境税在世界各国成功地减少了污染。该报告题为:“得到正确信号:税收改革保护了环境和经济。”研究所研究人员David Malin Roodman发现在荷兰已用环境税手段减少重金属的排放,瑞典已用来减少氧化氮的排放,在德国则用环境税手段减少有毒废物的产生。报告说,可以用这些税收抵消工资税,欧洲联盟委员会已建议在欧洲联盟范围内征收碳税和能源使用税,以此来减少工资税作为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的手段。     

中国环境税费政策的双重红利效应——基于系统GMM与面板门槛模型的估计

基于庇古理论征收环境税是解决环境污染外部性的规制手段,构建环境税费的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检验环境税费政策是否能产生降低污染又能激励绿色技术创新的双重红利.研究发现：我国环境税费政策的实施存在双重红利,地区高人口密度并未成为环境红利的制约因素,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需进一步优化调整才能促进双重红利效应.环境税费政策对环境污染、绿色技术创新存在非线性时变特征,只有在适宜的环境税费区间才能更好地实现双重红利效应;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环境税费的双重红利作用越明显.因此,以2018年开始征收环境税为契机,基于地区经济发展异质特征制定全方位的环境税体系是打赢环保攻坚战的重点.     

庇古税和排放量限制对环境污染外部性的作用机理

庇古税和排放量限制能促使环境污染外部性内部化,但只限于企业治理污染的成本低于环境成本时,且排放量限制比庇古税的效果差些.内部化后不仅可使企业的生产者剩余最大化,而且能使社会总剩余最大化.     

略论排污税的可行性

针对有关改排污费为排污税的建议，提出排污税应采取国家出售排污权的形式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征管，并从排污税的特点、税率的制定及其与现行环境法律制度的关系等方面，说明排污税的可行性。     

双重红利视角的环境税制改革研究

环境税“双重红利”理论自提出以来就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OECD国家对此进行了长期的实践,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其探索性的举措为解决“如何协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这一当下热门问题提供了思路和参考.借鉴OECD国家环境税政策的成功经验,立足于当下中国税制改革的现实背景,以实现“双重红利”为目标,为中国环境税制改革提供建议,使中国的环境税制度既能实现环境保护的目标,又能促进经济发展,减少税收效率损失.     

对在我国开征环境税的探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环境保护有必要很好地运用经济手段 ,环境税就是一项很有效的经济激励制度。文章探讨了环境税的经济学原理 ,在借鉴国外开展环境税经验的基础上 ,对我国环境税的开征进行了一些思考     

乌梁素海流域氮磷减排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均衡分析

以乌梁素海为例,以内蒙古自治区2002年投入产出表及巴彦淖尔市2008年统计年鉴为主要数据源,通过开展氮磷减排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均衡分析,研究了在经济-技术进步和征收排污税2种减排方案下,如何协调乌梁素海流域区域经济发展与氮磷减排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2种减排方案各具优势与不足.从环境效益来看,征收排污税方案的效果要优于经济-技术进步方案;但从对总体经济的影响来看,经济-技术进步方案则要优于征收排污税方案.经济-技术进步方案对当地GDP,投资,消费和居民收入的增长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征收排污税方案则均不同程度地导致当地GDP,投资,消费和居民收入的下降.因此,乌梁素海流域氮磷减排策略应是以经济-技术减排策略为主,以征收排污税减排策略为辅.      

关于协同推进排污许可制与环境保护税的思考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体系,为推动排污许可制与各项环境管理制度衔接融合及各项法规制度的协同执法指明了作战的方向。本文在剖析排污许可制与环境保护税发展现状、面临的挑战基础上,从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建立协同作战机制、建立核算复核机制、建立大数据共享机制四个方面构建排污许可制与环境保护税衔接耦合机制,使排污许可制与环境保护税叠加在协同作战中发挥出最大效能,给企事业单位明确稳定的污染排放管控要求和预期、推动形成公平规范的环境执法守法秩序,减少污染物排放、改善环境质量、强化绿色体制保障,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市场经济下的环境管理手段

环境管理计划型手段向市场型手段过渡是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分析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矛盾,讨论市场型环境管理原则的变化和微观管理工具的选择,侧重分析开征污染税的宏观经济效应和具体课征途径。     

推行资源税改革正逢其时

当前,中国资源税率过低,税收范围狭窄,难以有效调节资源级差收入,导致市场价格的扭曲,资源税改革势在必行。资源税改革涉及多方博弈,因为资源从“无价”到“有价”,从近乎免费使用到有偿使用,这一变动过程将牵动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所构成的复杂巨系统调整。为了资源税改革能够选择切实可行的方案,达到预期的目标,我们需要对资源税改革面临的问题以及当前的改革机遇进行系统的分析。中国经济在持续了5年的“繁荣期”之后进入“调整期”,将有助于减少资源税改革推进中的诸多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