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治理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基于城市化的视角

在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探究环境治理投入促进还是阻碍了经济增长,城市化在两者关系中扮演什么角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论文基于中国大陆2003—2015年31个省份的数据,运用面板门槛模型、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探究环境治理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环境治理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参数异质性,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2）环境治理投入对省际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环境治理投入量的差异分为前期影响不显著、后期促进两个阶段;3）适度的城市化水平可以提高环境治理投入的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基于此,论文认为应在继续增加环境治理投入的同时提高城市化水平,以城市化助力环境治理投入取得环境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基于金融发展门槛效应

"资源诅咒"是经济学中的一个经典假说,但金融发展水平对"资源诅咒"产生的影响却容易被忽视。论文通过使用1996—2012年中国31个省市区域的面板数据,利用Hansen门槛模型发现:"资源诅咒"确实存在于中国省际;金融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存在门槛临界,即金融业的发展情况在门槛值1.635 2的前后,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显著不同;居民消费和政府支出可以显著影响金融业的发展;物质资本投入水平仍然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拉动地方消费、提高政府支出和物质资本投入,进而提高地区金融业发展水平,可以有效缓解"资源诅咒"现象,促进经济增长。     

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基于金融发展门槛效应

“资源诅咒”是经济学中的一个经典假说,但金融发展水平对“资源诅咒”产生的影响却容易被忽视。论文通过使用1996—2012年中国31个省市区域的面板数据,利用Hansen门槛模型发现：“资源诅咒”确实存在于中国省际;金融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存在门槛临界,即金融业的发展情况在门槛值1.635 2的前后,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显著不同;居民消费和政府支出可以显著影响金融业的发展;物质资本投入水平仍然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拉动地方消费、提高政府支出和物质资本投入,进而提高地区金融业发展水平,可以有效缓解“资源诅咒”现象,促进经济增长。     

经济全球化能够有效抑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生态足迹吗?——来自动态门槛面板模型的经验证据

基于1993-2013年"一带一路"沿线55个国家的平行面板数据,运用Hansen动态面板门槛模型,以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为门槛变量,检验经济全球化与生态足迹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的经济门槛范围内,经济全球化对生态足迹存在不同的影响。当经济发展水平小于等于3905美元时,经济全球化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降低生态足迹;当经济发展水平超过第一门槛值3905美元时,经济全球化水平对生态足迹的影响从显著抑制转变为促进作用,但是不显著;而当经济发展水平跨越第二门槛值8778美元时,经济全球化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刺激生态足迹的提高。当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集中在第一门槛区间和第三门槛区间,经济全球化对生态足迹的影响出现两极分化态势,其中在第三门槛区间的国家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应对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引起充分重视,这关系到全球化的可持续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推进。     

江苏省耕地面积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协整性与因果关系分析

江苏省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耕地面积急剧减少,土地利用变化和经济增长二者关系更为明显和完整,具有极好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论文利用近20年来耕地面积、经济增长与城市化水平之间的长序列统计资料,对江苏省1981～2004年间的耕地面积与经济增长及城市化水平的协整性和因果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耕地面积、GDP与城市化水平均是不平稳的时间序列,直接对其进行回归分析是不严谨的;江苏省耕地面积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具有长期的协整性;江苏省耕地面积与GDP、城市化水平之间只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通过研究,认为目前的土地利用方式极不合理。因此,降低耕地减少速度,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是非常紧迫的战略问题。     

金融发展、环境质量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基于1996年-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对金融发展、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机理进行分析.计量结果显示出以下三个基本结论:第一,金融发展、环境质量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存在特定的门槛值,使得经济增长速度先上升后减缓;第二,中国金融发展与环境质量均能够有效的促进经济增长,但金融发展在不同地区存在区域差异性,其中东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强.此外,金融发展与环境质量之间存在相互促进和加强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能够有效抑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生态足迹吗?——来自动态门槛面板模型的经验证据

基于1993-2013年“一带一路”沿线55个国家的平行面板数据,运用Hansen动态面板门槛模型,以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为门槛变量,检验经济全球化与生态足迹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的经济门槛范围内,经济全球化对生态足迹存在不同的影响。当经济发展水平小于等于3905美元时,经济全球化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降低生态足迹;当经济发展水平超过第一门槛值3905美元时,经济全球化水平对生态足迹的影响从显著抑制转变为促进作用,但是不显著;而当经济发展水平跨越第二门槛值8778美元时,经济全球化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刺激生态足迹的提高。当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集中在第一门槛区间和第三门槛区间,经济全球化对生态足迹的影响出现两极分化态势,其中在第三门槛区间的国家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应对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引起充分重视,这关系到全球化的可持续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推进。     

服务业对资源枯竭城市转型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23座地级市的面板数据

实现经济平稳健康增长是当前资源枯竭城市转型的重要目标之一,以服务业为驱动的发展模式对于提高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1—2018年中国23座资源枯竭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门槛模型等探究服务业对资源枯竭城市转型的经济增长效应。结果表明：（1）服务业在不同时期对城市转型的经济效应存在差异,随发展水平提升呈现“促进—抑制—促进”变化趋势;（2）生产性服务业在不同时期对城市转型的经济效应存在“负向—正向—负向”演变趋势,生活性服务业随发展水平提升呈现“抑制—促进—抑制”的效应变动;（3）交通运输等传统服务业部门对城市转型的经济效应为负向,信息传输等高端服务业部门的效应为正向;（4）服务业对煤炭型和森工型城市转型的经济效应显著为正。     

城市用地扩张、规模经济与经济增长质量

城市用地扩张不仅影响经济增长数量,还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城市化、生态环境变化和规模经济等路径影响区域经济增长质量。城市用地扩张,促进市场范围扩大,有利于区域内与区域间开展分工合作,提升城市的集聚经济效益与规模经济水平;但若城市用地扩张使区域突破最优规模经济状态后,因管理与服务成本、交通成本和环境成本等快速增加,城市规模效率会下降,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负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全国、中部和西部地区3个空间维度,城市用地扩张与规模效率间存在倒U型关系,而在东部地区此关系并不成立;在4个空间维度,城市用地扩张通过规模经济路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都为负,表明城市用地扩张已使各区域突破最优规模经济状态,土地要素投入存在冗余现象,与资本、劳动等要素配置比例非最优。研究结果还表明,人力资本、城市化、产业结构升级、基础设施等变量对经济增长质量有正影响。     

宁夏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和环境压力互动关系的动态计量分析

文章首先分析了1985-2005年间宁夏城市化、人均GDP以及环境压力的变化趋势。基于此,运用协整检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和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通过分析城市化与人均GDP,以及环境压力变量之间的长短期因果关系及其强度,阐释了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和环境压力在时序维度上的相互作用机制及其特征,结果表明:宁夏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两者之间还未形成良性互动;城市化与环境压力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城市化对环境压力的增大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而且在短期内降低环境压力的难度较大。     

基于能源消费的浙江省碳排放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协整和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实证了在1995-2013年间浙江省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能源效率、对外贸易、城市化和人口增长的现实关系。研究表明:浙江省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弱脱钩"关系,对外贸易、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对碳排放有正向驱动效应,而能源效率和城市化水平对碳排放有负向驱动效应。Granger因果关系上,对外贸易、经济增长、城市化水平和人口增长是引起浙江省碳排放变化的Granger原因,且仅存在单向影响机制,能源效率与碳排放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     

温室气体、颗粒物排放与经济发展——基于STIRPAT模型的全球实证

本研究以世界银行绿色手册公布的2000~2008年世界范围内106个国家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STIRPAT模型,基于国家级二氧化碳排放量、可吸入颗粒物量、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要素、技术水平为研究数据,分别对碳排放和颗粒物排放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试图探究世界层面各国温室气体排放、颗粒物排放量与国家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在世界层面,国家级碳排放量受到国家人均GDP、城市化水平、能耗强度、耗电强度的显著正向影响,与人均二氧化碳损害呈现显著正向关系。国家级颗粒物排放量受到国家人均GDP、城市化水平、耗电强度的显著负向影响,与颗粒物排放损害呈现显著负向关系。世界层面国家级碳排放量与颗粒物排放量并不存在协同关系。     

双重环境规制下政府经济竞争对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利用我国2008~2018年27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基于EBM模型与GML指数测度并分析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在此基础上系统分析双重环境规制下政府经济竞争与GTFP间存在的非线性关系.结果发现：绿色技术进步是中国GTFP增长的主要引擎,但各地区的驱动力不尽相同;政府经济竞争对GTFP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存在隐性规制的单门槛效应,但地区间存在差异,西部和东北地区存在隐性规制单门槛,而东部地区门槛效应不显著;外商直接投资和科技投入支出均造成辖区内GTFP损失,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环境问题,但存在区域异质性.     

江苏省工业废水排放及其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耦合关系研究

研究了1990年-2007年江苏省工业废水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1990年-2007年江苏省工业废水排放量呈现在波动中略有上升的趋势,年均增长率显著低于GDP的增长速度,工业废水并未与经济同步增加;采用库兹涅茨曲线对废水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进行拟合发现,目前江苏省人均GDP已经超过转折点水平,因此今后一段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废水排放量呈现下降趋势,说明江苏省环境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同时,研究表明江苏省各县（市、市辖区）工业废水排放大多呈现下降趋势,排放量最高区集中于苏南一带,而环境治理投资全省呈现上升趋势,全省环境治理投资额增长速度较快,以苏北地区最为明显;研究还发现废水排放量与投资额的空间耦合关系日益密切,体现了江苏省对环境治理的力度在逐步加大。     

环境治理投入与环境质量脱钩的省际差异研究

环境治理投入与环境质量的脱钩研究是评价环境质量能否有效改善的标准,也是判断地区能否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表征。文章以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不含港澳台)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环境质量综合指数及运用Tapio脱钩模型,分析了2006-2017年环境治理投入与环境质量之间的脱钩关系,并采用结构分解分析对影响脱钩状态的驱动因素进行分解。结果表明:(1)中国环境质量呈缓慢改善趋势,环境质量空间差异显著,且差异呈现一致性,地域不平衡问题突出,环境质量变差的空间发展方向由中、东部地区向西北地区蔓延;(2)近12 a来,中国各省环境治理投入与环境质量存在不稳定的脱钩关系,基本经历了"强脱钩-弱负脱钩-强负脱钩-弱负脱钩"的演变过程,整体处于较弱的强脱钩状态;(3)技术效应和产出效应对脱钩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尤其是技术效应的影响度日益显著。因此,需要在稳定产出效应和人口效应的基础上加大技术创新。     

资源型城市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论文以47个地级资源型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2003-2009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模型,以工业烟尘、工业废水和工业SO₂为例对其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资源类型影响资源型城市EKC的形状与转折点,同种污染物在不同资源型城市的曲线不完全相同,转折点在污染较重的资源型城市及人均GDP较低的资源型城市出现更早;资源型城市的EKC与全国的EKC不完全相同,相同的曲线下资源型城市的转折点出现更早。基于此,论文提出资源型城市应积极进行环境治理、实施绿色转型、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扩大实施总量控制的污染物范围,以促进这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长三角地区城市化对典型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的影响

长三角地区快速城市化进程影响了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的平衡关系,为实现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需要探究城市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的影响。基于生态模型、Pearson相关性、随机森林、局部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分析城市化和生态系统服务供需间的影响关系、敏感性与空间交互关系,提出生态管理措施。研究发现：2000—2018年间,长三角地区城市化综合水平上涨133.33%;各典型生态系统服务供需比均为正但均呈下降趋势,平均下降幅度22.39%;城市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供需比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2000—2018年间,影响强度平均上升82.34%;食物生产对人口城市化敏感性较强,碳储存和生境质量对经济城市化敏感性较强,水源涵养和PM_2.5去除则对空间城市化敏感性较强;城市化与生态系统服务供需比存在较大的空间错配性。由此建议将长三角地区划分为生态利用区、生态重构区、生态源地区和生态修复区,并结合城市化和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特征提出生态优化管理措施。     

长三角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异速关系及形成机制

低碳经济是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内在要求。针对2000—2017年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时空关联、异速增长关系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1）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具有正向关联,关联强度总体呈“V”型波动变化。2000—2008年高关联强度区相对集中分布于苏南、苏北及浙中等地区,2009—2017年空间关联强度明显下降,大体呈“南低北高”分布。（2）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异速变化以经济扩张弱型为主,大部分地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异速关系实现由正转负。（3）地理探测器诊断第二产业比例、第三产业比例、城市化和人口密度是驱动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异速变动的主要因子。（4）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表明人口密度显著负向影响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异速变化,投资强度和财政支出强度起到抑制作用,城市化和消费水平表现出先促进后抵消作用,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占比及固碳水平则起到先抑制后促进作用。     

常熟市耕地占用与经济增长的脱钩(decoupling)评价

论文利用常熟市1985-2005年的建设占用耕地和相关经济数据,分析了耕地占用与经济增长之间脱钩(decoupling)的机理和原因。揭示出：①建设占用耕地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来自于耕地占用引起的经济增长中土地、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增加,因而两者关系密切;②但当经济增长出现转型,技术进步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时两者会出现脱钩。此外,加大经济增长中的资本和劳动投入,发挥它们对于土地投入的替代作用也可以促使耕地占用与经济增长脱钩;③ 1993-1999年和2000-2005年,常熟市耕地占用与经济增长(非农GDP)的脱钩指数分别为0.319和0.671,均有脱钩发生;④1993-1999年,常熟市耕地占用与经济增长脱钩的主要原因是第三产业比重的大幅度提高和资本、劳动投入的大幅度增加;2000-2005年,常熟市耕地占用与经济增长脱钩的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幅度提高。由此可以看出,耕地保护与经济增长并非是一种两难选择,加大耕地保护力度不一定会影响经济的发展。     

全球环境治理背景下国际投资法的困境与变革

<正>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之间的投资越来越频繁,国与国之间的投资关系被纳入国际投资法的约束。20世纪中叶以后,环境问题引起各国的关注,涉及环境治理的国际投资逐渐增加。目前,世界各国经济关系呈现新格局,新兴大国具有资本输出与输入的双重身份,发达国家与新兴大国之间的投资互惠性凸显,而国际投资法的仲裁使发达国家、新兴大国、转型经济国家开始反思国际投资法的平衡性困境。探索国际投资法在全球环境治理背景下的变革途径,对促进国际投资的平衡化与可持续化成为主流趋势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