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EA Malmquist指数二次分解模型的江苏省旅游产业效率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旅游产业生产效率是衡量旅游资源合理利用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依据。基于DEA Malmquist指数二次分解模型，对2000~2015年江苏13个地市旅游产业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结果显示：（1）2000~2015年全省旅游全要素生产率总体上有所上升，但上升幅度不大，年平均值为1020；空间分布上，旅游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呈现明显的地区差异性, 南部城市普遍高于北部城市，东部城市优于西部城市。（2）各地市旅游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归功于技术进步变化，其中，规模技术进步变化是影响各地市旅游全要素变化的最主要因素，纯技术进步变化次之，纯技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对旅游全要素的影响最小。（3）面板回归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对外开放水平、经济发展程度、交通、劳动力是各地市旅游产业生产效率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不同地区应采取不同的旅游发展政策，推进旅游产业技术进步，大力提升旅游产业生产效率。 关键词： DEA Malmquist指数；二次分解；旅游产业效率；江苏省     

基于“三生”功能的江苏省国土空间特征及分区调控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土地利用方式进入转型期,深入分析土地利用多宜性可为科学土地利用布局提供理论支持。以江苏省55个县域为研究对象,从生产-生活-生态3个维度构建国土空间"三生"功能识别体系,借助GIS空间分析、空间计量模型探析江苏省县域"三生"功能的空间格局特征,结合地理探测器和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方法揭示关联性,并根据主导功能差异提出优化对策。结果表明:(1)江苏省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用地空间分异明显,呈现以南京、苏州、无锡为主导的生产空间,环洪泽湖、沿海、依山的生态空间和以城镇为中心的生活空间集聚特征;(2)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生活承载能力、生态因素共同驱动"三生"功能空间格局,各因素间存在明显的强度差异和空间异质性,经济发展-生活承载驱动、生态保育-生活提升驱动、农业生产-生活发展制约、经济发展-生活承载制约4种类型机理各异并呈现自东南向西北渐变特征;(3)依据生产-生活-生态三大维度功能在不同空间的强弱主次特征确定了生产-生活主导功能区、生产功能主导辅以生活功能提升区、生态功能为主导限制生产功能区、生产功能主导生态功能培育区四类功能区,并以强化生产生活功能凝聚力及保育生态功能为逻辑主线,分析总结其对应的土地利用策略。研究结果不仅可明确江苏省各县域单元的土地利用功能定位,也是优化主体功能区划及合理调控区域功能结构的理论补充和实践参考,为提升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提供了科学依据。     

工业生态效率对PM2.5污染的影响及溢出效应

针对2004—2016年中国地级市工业生态效率与PM_2.5的时空关联特征和影响作用关系的研究表明：（1）工业生态效率与PM_2.5呈时空交错分布特征,PM_2.5高污染区连片分布于华北平原及长江中下游城市,工业生态效率高等级区集中分布于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区等沿海地市及中西部城市群内部分中心地市;（2）工业生态效率对PM_2.5的冲击表现出“U型”变化的负向累积效应,PM_2.5对工业生态效率的冲击则表现为“倒U型”变化的正向累积效应;（3）工业生态效率与PM_2.5呈稳定时空关联演化特征,高高关联类型区集中分布于京津冀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内大部分城市,低低关联类型区多分布于鄱阳湖城市群、关中城市群及西部地市;（4）工业生态效率对PM_2.5总体上具有显著且稳健的正向影响,但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工业集聚水平、科技创新及城市绿化率起到显著负向影响,而城市规模、环保监督及产业结构系数影响并不显著。     

基于最低成本—周期模型的昆明市空间形态演变研究

在政治经济学背景下,由于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相互交融,城市形态演化遵循一定的周期性演变规律。基于1909~2008年间昆明市历史阶段的形态演化资料,运用参与式照片、R指数及高密度填充指数与低密度扩张指数分析了昆明市城市形态演化的周期性规律。结果表明,从理性的微观过程或个体行为及宏观过程或城市实践来看,城市形态演化包含了最低成本周期扩张模型,即低密度的扩张与高密度的填充;低密度的扩张由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所引导,而高密度的回填运动由集体与理性的个体企业所引发,故城市形态的宏观演化,是它本身的内在法则与外部机制的统一体。这一结果有助于解释更多有关土地使用及土地管理的信息,将帮助我们进行规划未来的城市发展。     

1996~2016年间江苏省旅游空间结构演化与影响机制研究

旅游空间结构的研究有助于梳理旅游地的发展脉络，探究其发展演化的内在规律和存在的问题，指导旅游地健康持续发展。以江苏省13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选取1996、2002、2010、2016年4个研究时段，在构建旅游综合实力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交通可达性的技术方法及改进的场强模型，测度出4个研究时段江苏省各地级市旅游综合实力指数和旅游场强，揭示了江苏省旅游综合实力的区域性差异、旅游场强空间格局特征及动态演变过程，以此归纳出江苏省旅游空间结构的演化阶段，最后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探究其空间结构演化的影响机制。改进的场强模型和地理探测模型为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的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与方法，江苏旅游空间结构演化与影响机制的研究也为进一步推进江苏省区域旅游协作，实现区域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长三角地区生态城镇化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生态城镇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生态文明理念的具体实践。以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为研究区域,构建区域生态城镇化指标体系,测度2000—2018年生态城镇化的发展水平,探究生态城镇化指数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长三角地区生态城镇化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高值区逐渐在浙江集聚,低值区在江苏北部和安徽北部集中,各城市生态城镇化指数差距逐渐缩小,区域生态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2）长三角地区生态城镇化水平的空间自相关性逐渐增强,其空间演化具有较强的变动性、依赖性和整合性,变动性自西至东逐渐减弱,依赖性自西北至东南逐渐增强。（3）财政投入水平、城乡收入差距、工业发展水平、土地投资强度、人口密集程度和科技发展水平对长三角地区生态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依次降低,在众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各城市生态城镇化水平逐渐趋同。加强区域生态一体化建设,提高区域生态城镇化水平,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中国城市住宅售租比时空分异格局及影响机制

以2009～2017年中国336个地级以上城市为基本研究单元,利用空间趋势面和探索性空间回归技术(ESDA)对中国城市住宅售租比的空间分布进行模拟和估计,并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从城市的经济因素、人口因素、社会因素和预期因素4大方面探析售租比时空分异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住宅售租比整体呈波动式上升的态势,空间分布呈现出"东高西低"、"东热西冷"的阶梯状格局,且住宅价格、住宅租金和售租比均存在明显的空间正相关性和较强的区域集聚性。收入水平和工资水平是影响售租比最大的因素,住宅预期、人口吸引力、租赁户比重、家庭规模、经济预期等也是影响售租比的重要因素,经济因素、人口因素、预期因素和社会因素的解释力依次减弱,4大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中国售租比的时空分异格局。     

中国城市环境规制对PM2.5污染的影响效应

基于2005～2015年中国城市环境规制与PM2.5污染的面板数据,利用面板灰色关联、空间计量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对PM2.5污染的时空关联影响、直接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与PM2.5污染具有显著为负的时空关联性,其时序关联强度均值为负,呈"W"型波动变化,且空间关联强度负值城市占比较高.(2)环境规制对PM2.5污染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而邻近城市环境规制的溢出效应并未发挥促降本地PM2.5污染的积极作用.(3)环境规制促降PM2.5污染的重要中介变量分别是工业生态效率和技术水平,环境规制通过提升工业生态效率降低PM2.5污染的间接效应占比达55.69％,而通过提高技术水平降低PM2.5污染的间接效应占比为4.85％.(4)环境规制对PM2.5污染的影响呈现空间异质性,其并不能有效降低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城市的PM2.5污染,而对西部城市PM2.5污染起到明显的改善作用.     

长三角城市综合福利、资源环境压力与经济增长的时空响应关系

基于2000～2017年长三角城市综合福利、资源环境压力与经济增长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变差函数、面板向量自回归和面板灰色关联模型探究三者的时空演化、冲击响应及关联特征.研究发现:(1)长三角城市综合福利、资源环境压力和经济增长皆呈持续递增演进,且地市间分异趋于持续下降;(2)综合福利、资源环境压力和经济增长具有长期交互作用影响,三者间冲击响应具有时序累积效应,而资源环境压力与综合福利水平不具有因果作用关系,经济增长和综合福利存在单向因果关系;(3)面板灰色关联揭示经济增长和综合福利空间关联系数较高,表现出东高西低的分异格局,而综合福利、经济增长同资源环境压力的空间关联系数则呈现出经济欠发达地市高于发达地市的空间错位现象,且三者间的关联系数随时间呈波动下降变化.     

基于三维福利的城市生态福利强度及驱动模式——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基于2000—2017年长三角城市生态消耗和福利水平,分析生态福利强度时空演化过程及驱动模式。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城市生态福利强度不断降低,多以低强度类型为主,城市生态系统服务的生态效率得以提高;空间演化上表现为外围地市的生态福利强度低于核心地市,较低和低强度类型范围呈现由四周向中心地区蔓延态势,中高强度类型主要分布在资源型、工业密集型地市;驱动因素中资源消耗效应、技术效应及福利效应对城市生态福利强度表现为显著的正向驱动效应,效率效应和经济效应的增强导致城市生态福利强度的降低,环境消耗效应和规模效应驱动作用不显著。据此,城市福利生态强度的驱动模式可划分为单因素支配型、双因素主导型、三因素协同型及四因素均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