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河长制的发展实践与推进

河长制是联动中央和地方政府乃至全社会治理体系改革的对接口,有助于地方率先转变政府职能、打破部门壁垒、构建共治体系,树立样本.文章通过案例分析,回顾了河长制在太湖流域乃至江苏地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分析了河长制在云南、浙江、江西、福建等省的创新实践;归纳了河长制发展演变特点,揭示了其面临的职责非法定、权责不对等、协同机制失灵、考核欠科学等待解难题,并从环境治理体系改革顶层设计角度,在法律制定、考核机制和公众参与等三个方面提出具体建议,为全面推进河长制提供参考.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的动态演进及其驱动机制

重构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马尔可夫链以及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了2005—2017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水平、时空分异格局、空间动态演进以及驱动机制。研究发现：（1）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东部高、西南低”的分布特征,中级协调区域逐步向中部扩散,高级协调区域数量不断增加;高级协调类型省（市、自治区）中“乡村振兴滞后型”占大多数,初级协调和濒临失调类型省（市、自治区）中“新型城镇化发展滞后型”居多。（2）耦合协调度的动态演进呈现维持原有状态稳定性的特征,较难实现跨越式转移,处于高级协调阶段的省（市、自治区）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向上转移的省（市、自治区）主要集中在中部,向下调整的以北方省（市、自治区）居多;耦合协调较高的省（市、自治区）对邻近省（市、自治区）具有正向溢出效应,而耦合协调度低的省（市、自治区）对周围产生负向效应,且这种影响是不对称的。（3）影响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变化的驱动力空间差异显著,表现出层级带状分布的发展态势。政府驱动、投资驱动、人口驱动呈现南北层级带状分布。消费驱动、收入驱动、产业驱动呈现东西层级带状分布。     

广东版河长制为南粤治水提供坚强保障

<正>自去年底国家提出全面推行河长制后,广东版河长制如今有了实施蓝图。《广东省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近日正式印发。《方案》明确,到2017年年底,全省境内江河湖库全面推行河长制;到2020年年底,基本实现河畅、水清、堤固、岸绿、景美的总目标。这个《方案》的新意在于:第一,广东将中央《意见》中提出的"全面建立省、市、县、乡四级河长体系"拓展到"省、市、县、镇、村五级河长体系",这是在四级体系上的细化与延伸。同时提出了"建     

基于资源场势的我国煤炭空间配置特征研究

论文将资源场势的理论运用到煤炭资源领域,利用相关公式计算全国可获得数据的30个省(区、市)的煤炭资源势、煤炭作业势和煤炭资源-作业势,分析了1986年以来我国煤炭资源空间配置的基本特征,并采用煤炭配置质量指数评价我国区域煤炭资源空间配置的合理性。研究表明:①随着时间的变化,我国煤炭资源场趋于集中,空间上呈现出以晋豫地区为中心,从东北向西北偏移的趋势;②各地区煤炭作业势在时间上变化幅度较小,空间上与煤炭资源势呈现总体相近的格局;③我国煤炭资源-作业场有向东部南部沿海地区和晋陕蒙地区集聚的趋势,目前基本形成了以东部南部沿海地区、环渤海地区为主的"S"形输入区和以晋陕蒙为主的"V"形输出区的空间格局;④可以将我国划分为三种煤炭空间配置类型区,即场源区(6个)、场汇区(19个)和基本平衡区(5个),煤炭资源空间配置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空间极化现象突出;⑤我国煤炭资源空间配置总体是合理的,但是个别地区的配置方向或配置力度不尽合理,存在输出区过度输出和输入区过量输入等情况。     

环境法视角下河长制的法律机制建构思考

以2016年《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出台为界线,我国河长制发展经历了从地方试点探索到中央顶层设计两个阶段.河长制作为一种制度创新并非凭空而生,而是存在诸多法律依据与制度支撑,是地方政府环境质量负责制的具体落实、环保问责制的典型体现、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的底线限制的实质拓展以及水资源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的有机结合.从环境法角度审视,河长制也存在一些制度内生困境,应相应构建法律保障机制:河长制存在职非法定的困境,应构建长效法律机制;河长制与现行水资源管理体制存在抵牾之处,应构建二者协调机制体系;河长制考核问责制存在异化风险,应相应体系化设计考核问责机制.     

大规模城际人员流动的负向效应与城市群的安全

依托移动互联网定位大数据,测度中国城际出行人员的流动特征,探讨大规模城际人员流动的“负向效应”。基于春运与平日两个时段百度迁徙数据,运用流动规模、广度两项流动性指标,使用局部空间自相关测度全国城际人员流动空间特征;借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使用线性回归模型测算城际人员流动给不同类型城市、城市群带来负向效应的差异。结果发现：我国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是流动性最强城市的高值聚集区,城市群、超大城市的超强流动性伴随着更大的负向效应风险。表现为：第一,以超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受到城际人员流动负向效应冲击时,会产生更大的负向影响;第二,该类城市群会通过城际人员流动极大地扩散负向效应。提出城市群安全应首要保证流动性的安全,城市群安全应体现在城际流动网络的韧性上。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推动城市群发展战略需要从国土空间安全的视角审视城市群流动性与城市群的安全。     

基于31个省份事件史分析的河长制创新与扩散的影响因素

利用事件史分析（EHA）模型对河长制政策2010～2016年在省级层面的扩散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水污染越是严重的地区,越倾向于采纳河长制,平均而言,人均水污染排放量每增加一个单位,一个省份河长制政策得到采纳的优势会增加30.2%;财政自给率在水污染严重程度与河长制采纳之间具有负向调节效应,即面临严重的环境污染,财政自给率高的省份不太倾向于采纳河长制,而财政自给率低的省份则更加倾向于采纳河长制;河长制政策采纳具有明显的政治周期性,在党代会召开的当年,省政府更加倾向于采纳河长制;邻近省份的政策采纳并不会对河长制的横向扩散产生显著影响.     

乡村旅游发展促进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空间效应及机制

乡村旅游发展对实现生计可持续、促进城乡和区域共同富裕能够发挥建构性和工具性作用。选择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域的面板数据样本,采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检验和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等研究方法,从整体与区域视角分析了中国乡村旅游发展促进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中国乡村旅游发展和农村可持续生计在时间上表现出高值省域的优势锁定,且均呈现由东南向西北递减的空间分异格局,在空间上二者之间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与关联特征;乡村旅游发展能够通过内外部响应双重作用机制发挥其对传统生计替代效应的适应性,扩大增权效应、增强内源性发展动力实现本地区农村生计可持续,并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带动邻接地区农村生计可持续发展;乡村旅游发展在生计脆弱性、生计资本、生计恢复力和生计结果的多维要素作用下影响农村可持续生计,呈现出直接效应“由西部向中部和东部递减”、空间溢出效应“由中部向西部和东部递减”的区域异质性。     

县域尺度下长株潭地区城市化与碳排放的关系

基于碳代谢模型核算了1995~2020年长株潭县域碳排放,采用Tapio脱钩模型探讨了长株潭各县域碳排放与城市用地之间的脱钩关系,并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GTWR）模型分析了城市空间形态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研究区县域碳排放总体上形成了以市辖区为中心的聚集分布,且呈逐年扩散趋势.2020年相比1995年新增7个高碳排放区,均为长沙市区县.②1995~2020年,研究区整体由以强脱钩为主转变为以扩张负脱钩为主,空间上脱钩状态在脱钩和负脱钩之间来回波动;除7个县域脱钩状态在倒退外,2020年其余均达到脱钩状态或向脱钩状态靠近.③城市斑块面积（CA）、城市斑块数量（NP）和斑块结合度（COHESION）与城市碳排放之间呈正相关效应,而景观形状指数（LSI）、最大斑块指数（LPI）和欧氏距离均值（ENN_MN）与城市碳排放则呈负相关效应,不同城市形态指标对碳排放的影响具有显著空间异质性.     

河长制的历史沿革、功能变迁与发展保障

河长制是我国在河湖管理和污染治理工作上提出的一种创新制度。本文追根溯源,阐述了历史上"河长"的发展及职能;通过分析现阶段水环境问题和河长功能的变化,强调了河长制出现的必然性;对比古代与当今、全国与江苏河长的任务和职能,分析了在河长制实施过程中河长功能的丰富与强化;最后对河长制实施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总结,提出了未来河长功能实现的多渠道保障,以期为我国河长制的推行及水环境的长效治理提供参考。     

基于PEI的我国环境与经济绩效评价

当前以GDP增长为主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对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激励不足,导致地方政府的环境保护绩效不理想.在参考资源、环境和经济综合评价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GDP与污染物排放关联分析的方法,构建了PEI（pollution&economy index,污染与经济指标）,从环境代价和经济效益两个维度评价区域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以2007—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环境统计年鉴》数据为基础,通过计算GDP和污染物排放当量（COD_Cr、氨氮、SO₂、NO_x）,对我国30个省（市）区的环境与经济绩效（不含港澳台及西藏自治区的数据,下同）进行了分析与评价.结果表明,2006—2015年全国平均GDP与平均污染物排放当量的比值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多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3.66%,我国的总体环境与经济效益有所改善.从PEI全国排名来看,PEI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市）区数量有所增加（由原来的9个增至12个）.2015年PEI排名前三位的依次为北京、上海和天津,而排名落后的3个省区依次为宁夏、新疆和甘肃.研究显示,PEI模型计算简单,可对不同发展阶段的省（市）区进行相对客观的评价,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可操作性,对优化现有政府绩效考核指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农业化学投入与农业经济增长脱钩关系研究——基于华东6省1市数据

论文选取华东6省1市2001—2014年的数据,分析了农业面源污染控制背景下的农业化学与农业经济增长的Tapio脱钩关系,并通过LMDI分解将农业化学投入增长的影响因素归结为规模效应、耕地效应和效率效应,最后对2014年华东6省1市农业化学效率状况进行Kmeans聚类。结果表明:农业面源污染控制背景下,农业化学与农业经济增长呈现出从扩张性负脱钩到相对脱钩,再到绝对脱钩的转变;农业化学投入物量的增加主要来自于耕地效应的作用,效率效应可以减缓农业化学投入物量的增长,规模效应的作用不明显;从空间格局的聚类结果上看,上海、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和山东的农业经济增长对农业化学品生产资料依赖程度较低,安徽省的依赖程度较高。总之,农业经济可以在农业化学化控制背景下得到持续增长,农业面源污染要得到进一步的控制,需要在采用多种农业增效手段、提高农业化学投入利用效率和采取差异化的区域农业化学投入减量控制政策着手。     

农业化学投入与农业经济增长脱钩关系研究——基于华东6省1市数据

论文选取华东6省1市2001—2014年的数据,分析了农业面源污染控制背景下的农业化学与农业经济增长的Tapio脱钩关系,并通过LMDI分解将农业化学投入增长的影响因素归结为规模效应、耕地效应和效率效应,最后对2014年华东6省1市农业化学效率状况进行K-means聚类。结果表明：农业面源污染控制背景下,农业化学与农业经济增长呈现出从扩张性负脱钩到相对脱钩,再到绝对脱钩的转变;农业化学投入物量的增加主要来自于耕地效应的作用,效率效应可以减缓农业化学投入物量的增长,规模效应的作用不明显;从空间格局的聚类结果上看,上海、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和山东的农业经济增长对农业化学品生产资料依赖程度较低,安徽省的依赖程度较高。总之,农业经济可以在农业化学化控制背景下得到持续增长,农业面源污染要得到进一步的控制,需要在采用多种农业增效手段、提高农业化学投入利用效率和采取差异化的区域农业化学投入减量控制政策着手。     

经济集聚对区域水污染物排放的影响及溢出效应

基于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排放数据集,构建影响因素计量模型,探讨经济集聚同水污染物排放的影响效应及其在不同规模城镇下影响程度的差异性,采取双变量空间自相关解析中国经济集聚对水污染物排放的溢出效应,以期为促进经济集聚与污染减排良性互动提供参考。结论如下：（1）从全国总体样本来看,经济集聚能有效降低区域水污染排放强度,经济集聚度每增长1个百分点,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排放将分别减少0.491%和0.166%;（2）经济集聚对中小城市水污染排放的减排效应更为突出,在化学需氧量估计模型中,中等城市、小城市样本的经济集聚度弹性系数分别为-0.679、-0.546,而大城市及特大城市样本仅为-0.252;（3）经济集聚同水污染物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且呈现高集聚—高排放、低集聚—低排放、低集聚—高排放等空间关联模式,其中,高集聚—高排放区从京津冀向山东半岛绵延分布,还包括哈长城市群、苏北和苏中、长株潭、珠三角等地区。政策启示包括：积极培育中小城市并发挥其经济聚集的减排效应,促进生产技术更新和扩散,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环保投入;合理控制大城市经济与人口规模,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落后产能淘汰,强化环境规制以防止“污染避难所”效应;遏制经济集聚对水污染物排放的溢出效应,重点推进高集聚—高排放区联防联控和流域共治。     

广东省河长制的实践经验与法制思考

广东省推行河长制以来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在河长制实施方案制定、配套制度建设中有一些创新设想.推进人大常委会监督河长制实施的地方立法、鼓励和保障村级河长和民间河长参与河长制的实施、规划河长制实施的考核督查机制、确立河湖统一的整体性生态保护理念在河长制实施中的指导地位,是广东省落实河长制的主要特色,具有创新法律制度、助力法律实施的现实意义.     

教师课堂评价偏见:形成、效应及矫正

在课堂评价中,教师往往形成关于学生的各式偏见。对于这些偏见不应无视、更不应拒斥,反而有必要将之整理为一种公开的知识。从形成看,教师课堂评价偏见通常源于"评价理念—评价实现"进程中具体环节和维度的偏差和误判。从效应看,教师课堂评价偏见对学生造成的负性影响主要包括投射效应、标签效应、晕轮效应和权威效应。教师课堂评价偏见的矫正在于使评价靠近学生而非把学生"框入"评价,对教师课堂评价知识与理论进行查漏补缺,课堂评价范式从"经验式评价"向"证据式评价"转变,课堂评价策略选择与运用从随意性过渡到专业性以及教师凭借课堂评价倾向反思实现评价行为优化。     

中国滨海旅游生态创新水平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研究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生态的角度,通过改进系统工程中的集对分析方法,构建指标体系,对我国沿海地区主要省（市）滨海旅游业的生态创新以及其分项要素的总体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在评价结果的基础上,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滨海旅游生态创新水平的影响因素及其空间差异。结果表明我国沿海省（市）滨海旅游生态创新的总体水平较低,并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性;就其影响因素而言,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海洋科研经费收入、旅游总收入占第三产业的比重、旅游企业个数与生态创新水平呈正相关关系,旅游总收入及旅游总人数与生态创新水平呈负相关关系;影响因素的空间差异方面,旅游总收入、旅游收入占第三产业比重、海洋科研经费收入、旅游总人数对生态创新水平的影响程度由南到北递增,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旅游企业个数的影响程度大致形成以东部为核心,向南北扩散的趋势。     

中国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与环境污染的空间计量研究

通过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环境污染的空间相关性及集聚效应进行检验,研究证实我国各省域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和空间集聚效应。在此基础上,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中国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各省域环境污染存在空间依赖作用和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环境污染与人均GDP之间呈现只有一个拐点的"倒N型"曲线关系。产业结构与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有助于降低环境污染。     

中国农地流转与农民收入的时空耦合关系及空间效应

基于中国省域2003—2018年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发展模型,分析农地流转与农民收入耦合协调发展时空演变特征,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剖析农地流转对不同类型农民收入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在时间维度上,农地流转与农民收入的耦合协调发展程度趋于优化,但农地流转一直以滞后于农业收入为主,农地流转由同步于非农收入转为超前于非农收入。（2）在空间维度上,农地流转与不同类型农民收入的耦合协调发展程度在不同省区之间差异明显。（3）农地流转显著促进了本地区农业收入与非农收入的提高,且农地流转对农民人均收入产生直接效应与溢出效应;虽然户均农地规模增加并没有显著提高非农收入,但农地的规模经济使得户均农地规模增加,显著促进了农业收入提高。     

环保约谈:多维动力、功能逻辑与作用机制

为突破现行环境保护体制条块分割、层级制约、权力固化的瓶颈,生态环境部以环保约谈为载体,通过中央、省、市、县四级环保约谈体系的联动,激活地方政府的行政资源,推动环境综合整治和预防控制,促进我国环境保护"央地互动、条块协同和党政同责"。本文基于对环保约谈制度的多维动力、功能逻辑以及作用机制的分析,全景式地论述了新常态背景下实施环保约谈制度的紧迫性、必要性与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