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目湖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核算探讨

对天目湖流域居民生态补偿认知状况进行问卷调查,选取支付意愿法、水资源价值法和收入损失法三种方法对天目湖流域生态补偿标准进行核算。改进的支付意愿法得到生态补偿总额为12 924.08×10⁴元;基于水源保护功能的水资源价值法测算的生态补偿标准为6 190.4×10⁴元;采用直接收入损失法计算的天目湖流域生态补偿总额为5 839×10⁴元。三者相比较,引入旅游者门票反哺支付意愿的支付意愿法,更完善地表达了天目湖流域的生态补偿标准额,可以作为现阶段天目湖流域水源地生态补偿标准制订的重要依据。只有从政策层面上对水源保护区实行差别化政绩考核制度,给予水源区一定程度的政策倾斜,才能从根本上调动政府和当地居民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     

基于CVM的潮滩湿地生态补偿意愿研究——以连云港海滨新区为例

在调查连云港潮滩湿地生态环境状况的基础上,以支付卡方式设计调查问卷,采取面对面方式调查了638位连云港海滨新区居民对围填海工程对潮滩湿地影响的补偿意愿,及其影响居民补偿意愿的相关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有98.2%的人选择了非0补偿意愿值,平均最小补偿意愿为443.68元/(人.a),海滨新区围填海工程对潮滩湿地生态环境资源影响值(损失值)为1.2735×108元/a;未来20 a内,在不考虑生态效益折旧的前提下,连云港海滨新区潮滩湿地的总服务价值至少为25.471×108元/a;被调查者的职业、对围填海工程的了解程度以及认为围填海工程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大小等因素对补偿意愿值有十分显著的影响。     

基于CVM的海洋保护区生态补偿标准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嵊泗马鞍列岛为例

生态补偿标准的核定是海洋保护区生态补偿研究的关键,而利益主体的生态补偿意愿与水平及其影响因素是制定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和提高补偿效率的重要基础。本文以嵊泗马鞍列岛海洋保护区为例,根据利益相关者分析,确定该生态补偿的主要受偿者为居民,主要补偿者为政府、游客和外来经商人员。在此基础上,根据条件价值评估法,通过对保护区内居民和游客的问卷调查,并结合Logit和Tobit模型对影响居民和游客的生态补偿意愿与水平的关键因素进行识别。结果表明:68.54%的被调查居民具有受偿意愿,平均受偿水平约为248.03元/（人·年）。其受偿意愿主要受年龄、职业等因素影响,而受偿水平主要受年龄、家庭年收入等因素影响。绝大部分游客（97.62%的被调查者）具有支付意愿,平均支付水平约为203.55元/（人·年）。其支付水平主要受家庭年收入、居住地和对生态补偿的了解程度等因素影响。     

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支付意愿影响因素及价值评估——以成都市温江区为例

以成都市温江区为例,采用条件价值法,通过调查居民对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支付意愿,研究了温江区城市生态系统维护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并通过Logit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居民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受访者对保护城市生态系统以维护生物多样性的支付意愿较高;在温江区受访者的年平均支付意愿为82.1元,得到维护温江区城市生物多样性的年均价值为331.6万元;在成都市受访者的平年均支付意愿为75.9元,得到温江区城市生态系统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年均价值为9.1895亿元.影响受访者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有受访者的居住地、年收入、对城市生物多样性的了解程度以及对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态度.     

浙江省居民快递垃圾处置支付意愿及支付水平研究

全球气候变暖已成为世界面临的极具挑战性的难题，我国产生的大量快递垃圾已无法应对当前“低碳经济”潮流。因此，从浙江省居民快递垃圾着手，通过问卷调查获得数据，利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并结合Logit模型和Tobit模型，探究浙江省居民快递垃圾处置支付意愿及支付水平。研究发现：浙江省大部分居民具有快递垃圾补偿的支付意愿，并且其每月愿意花费6～10元用于补偿快递垃圾的后期处理；认知重要性、满意度和消费习惯对快递垃圾碳补偿支付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污染关注度、认知重要性和收入对快递垃圾补偿支付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可通过建立低碳消费策略、普及生态知识、建立快递垃圾支付实现制度等促进生产和生活消费低碳化。     

基于CVM的城市大气细颗粒物健康风险的经济评估

运用权变评价法(CVM)调查北京居民对降低PM2.5健康风险的支付意愿,结果表明居民为PM2.5年平均浓度降低30%、45%和60%的平均支付意愿分别71.60元/月、85.66元/月和94.31元/月.基于结构方程模型,以风险特征、风险情绪、风险沟通3个维度衡量风险认知,构建风险认知与支付意愿相关模型,分析表明风险认知对支付意愿的影响系数为0.37;风险认知3个维度中风险情绪反映度最高,负荷量为0.95,且风险情绪中“现实满意度”影响最显著,负荷量为0.71;风险特征中PM2.5健康风险发生可能性、后果严重性影响程度最高,负荷量均为0.85;个人特征能直接或通过风险认知间接影响支付意愿,总影响系数为0.47,且个人特征中受教育程度与收入表现出强共变性,共变系数为0.67.     

基于CVM的城市大气细颗粒物健康风险的经济评估——以北京市为例

运用权变评价法(CVM)调查北京居民对降低PM2.5健康风险的支付意愿,结果表明居民为PM2.5年平均浓度降低30%、45%和60%的平均支付意愿分别71.60元/月、85.66元/月和94.31元/月.基于结构方程模型,以风险特征、风险情绪、风险沟通3个维度衡量风险认知,构建风险认知与支付意愿相关模型,分析表明风险认知对支付意愿的影响系数为0.37;风险认知3个维度中风险情绪反映度最高,负荷量为0.95,且风险情绪中"现实满意度"影响最显著,负荷量为0.71;风险特征中PM2.5健康风险发生可能性、后果严重性影响程度最高,负荷量均为0.85;个人特征能直接或通过风险认知间接影响支付意愿,总影响系数为0.47,且个人特征中受教育程度与收入表现出强共变性,共变系数为0.67.     

流域生态补偿意愿的WTP与WTA差异性研究: 基于辽河中游地区居民的CVM调查

如何揭示利益相关者生态补偿的真实意愿不但是生态系统服务支付研究的难点问题,也是政府及管理部门制定生态补偿政策的关键问题。为此,论文通过对辽河流域中游地区的7个主要城市进行实地调研,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利用同一受访者同时测量其支付意愿值(WTP)和受偿意愿值(WTA)的技术手段来检验其真实补偿意愿,研究结果显示,受访地区居民保护流域生态环境和水资源的WTP为59.39元／(人·a),WTA为248.56／(人·a);同时,针对同一受访者给出的WTP与WTA之间的较大差异性利用回归分析方法,得出其呈现不对称性的主要原因是受访者的收入水平和年龄。最后,在对研究结果进行差异性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辽河流域生态补偿意愿差异性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关于建立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框架的探讨——以大伙房水库上游流域为例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迅速膨胀,流域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为了更好地协调流域各方的生态、经济利益关系,促进地区间和群体间的和谐、可持续发展,建立稳固的生态补偿激励机制就显得十分必要。以大伙房水库上游流域地区为研究对象,以公共产品理论、外部性理论、生态资本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为理论基础,结合研究区的实际情况,确定研究区生态补偿的主客体和补偿的方式与途径;再分别站在供给方和需求方的角度,通过计算水库上游地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生态保护建设总成本和水库下游地区人民的支付意愿价格来确定生态补偿的标准;最后综合考虑受益程度、支付意愿、流域面积等因素确定补偿金的分担率和分配率,并建立了生态补偿机制的配套措施。     

基于条件价值法的行业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以福建省宁德市石材行业生态补偿为例

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是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难点和重点,在资金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做好影响环境质量的关键行业的生态补偿工作尤为重要.因此,本文提出了应用条件价值法确定行业生态补偿标准的思路,并以福建省宁德市敖江流域石材行业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2010年福州市民对敖江饮用水安全保障的平均支付意愿为0.21元·t-1自来水,福州市居民愿以自来水费的方式提供3066万元的资金用于敖江饮用水的生态补偿工作.以宁德市石材行业的总产值占宁德市当年GDP总值的百分比(14.4%)作为石材行业生态补偿资金分配的权重,则2010年宁德市石材行业的生态补偿标准为441.50万元.     

基于CVM的城市环境价值评价研究——以中国34个城市为例

随着城市经济的增长,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环境也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近些年来,区域环境事件层出不穷,城市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对城市环境价值进行评价,可以反映城市环境管理的公众参与度,有利于生态文明城市的建设。文章运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对中国各大城市进行了支付意愿的计算,量化并对比分析了各大城市居民的环境支付意愿,最后给出了城市环境管理中公众参与的一些建议。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叶尔羌河平原绿洲生态经济协调发展分析

为评价叶尔羌河平原绿洲近25 a生态环境状况及其与经济发展间的协调水平,基于1991年、2005年、2016年遥感影像解译出的土地利用数据,参照中国陆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表并结合研究区生物量状况、支付意愿修订VC（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运用当量因子法核算ESV（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通过敏感度分析检测VC在该区域的适宜性,借助EEH（生态经济协调度指数）定量评价生态与经济发展间的协调程度,为重构研究区生态安全格局奠定基础.结果表明:①1991—2016年除耕地、建设用地面积增加外,其他地类面积均减小,林地面积减少最大为47.12%.②研究期间ESV减少了22.08×108元,年均减小率0.20%,这主要是由林地、水体、未利用土地、草地面积减小所致.③研究区服务性功能远大于生产性功能,其中调节服务的价值贡献率最大为78.05%,文化服务的价值贡献率最小为3.22%.④敏感度分析显示,ESV对引入的VC缺乏弹性,表明修订的价值系数适合该区域.⑤生态经济协调发展分析表明,1991—2016年研究区生态与经济发展处于低度冲突,空间上除叶城、巴楚县为低度协调外,其余县为低度冲突,莎车县冲突程度更明显.研究显示,近25 a区域生态环境总体呈恶化趋势,生态与经济发展亦由低度协调转变为低度冲突,今后需加大生态保护力度,促使冲突区向协调区转变.      

南方丘陵山地农户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感知及其影响因素——以湖南省慈利县为例

生态系统服务是保障乡村生态安全、环境健康以及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农户作为乡村地域生态系统与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关联主体,其生产生活以及对生态系统服务的认知与感知变化对维护生态系统功能具有重要影响。以南方丘陵山地重点生态功能区——湖南省慈利县6个不同发展类型的农村社区为研究对象,基于农户访谈与入户调查,探究了2008—2018年农户对各类生态系统服务的多样性感知变化,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构建农户对生态系统服务多样化感知指数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两者协同发展的建议策略。结果表明：（1）农户对各类生态系统服务感知变化以及不同区域之间的感知均呈现差异性,农业生产主导区感知强于生态保护核心区和生态经济发展区;（2）农户对林地、农田、园地、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的多样性感知以及属性感知依次减弱;（3）自然环境、资源禀赋、个体特征等是影响农户生态系统服务属性感知的重要因素。研究结果以期为维护区域生态系统服务,提升农户福祉推进生态服务提升及乡村协同发展提供参考。     

外部性视角下的节水灌溉技术补偿标准核算——基于选择实验法

合理的补偿标准是节水灌溉技术补偿政策的核心,也是促进农户技术采用的关键内容。论文以石羊河下游民勤县为例,通过选择实验调研和RPL（Random Parameters Logit）模型估计,量化了节水灌溉技术采用的外部效益,并结合特定技术与农户谈判能力讨论了兼顾公平与效率的补偿标准。结果表明：民勤县城乡居民均希望实施节水灌溉技术来改善生态环境,技术采用的外部效益约为1 052.25元/hm²;以膜下滴灌技术为例,合理的补偿标准应在789.15元/hm²左右。从现行政策看,过低的补贴标准难以保障农户切身利益,导致政策响应不足。据此建议,完善成本收益核算体系,将技术采用的外部效益纳入补偿标准的核算中,提升补偿政策的公平性,同时也要根据技术类型及其采用面积进行精准化补偿,保障资金有效利用。     

西藏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森林生态系统作为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随着环境污染和资源危机的加剧,具有可持续意义的森林生态服务价值受到人类的重视。论文采用产量-价格法、直接市场法、影子工程法、机会成本法等主要研究方法,核算了西藏森林生态系统价值,结果表明:西藏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中碳库、木材和生物多样性存量价值为44543.5×10⁸元,其中生态价值是直接经济价值的2.24倍;在流量中,年流量价值1738.3×10⁸元,其中年生态价值为1565.9×10⁸元,是直接经济价值172.4×10⁸元的9倍,社会价值只有9.5×10⁸元。论文旨在强调森林的生态功能,为西藏的生态补偿、绿色GDP核算奠定良好的基础。     

上海城市内河生态系统服务的条件价值评估

条件价值评估法(CVM)是估算生态系统服务最主要的技术方法之一。浦东张家浜的综合整治为全国河道整治的样板工程,笔者采用CVM引出张家浜沿线居民对改善张家浜生态系统的平均支付意愿(528 8元 a),初步估算出张家浜综合整治后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约为3 014～5 262亿元 a。讨论了导致支付意愿产生偏差的各方面原因,研究了张家浜沿线居民对张家浜整治项目的支付意愿和被调查者收入、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关系。最后提出了CVM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国内在CVM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研究现状与展望

由于森林的生态效益外部性和公共物品的特性,较大部分难以通过传统的市场实现其经济价值。如何通过适当的措施将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内部化,部分或全部地实现森林生态效益的价值,对森林生态效益的提供者进行补偿,吸引全社会参与森林的保护与培育,即如何用经济杠杆解决森林生态效益的外部性和公平性,是急需解决的问题,也是当前国内外生态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和难点问题。通过综合分析相关文献,理清生态效益补偿的概念,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展开研究和探讨。对发达国家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理论和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归纳,为我国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提供借鉴。分析国内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具体实践,得出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中需要完善的方面。最后,提出我国今后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工作的研究方向。     

居住区生活环境质量影响因素的多元统计分析与评价

对杭州、厦门、南京及温州市１７个居住区共１２９７户居民进行生活环境质量调查，在计算机上建立了数据库并进行平均值分析、相关分析、主成分分析及因子分析。结果表明，有３－５个独立因子共同决定居住环境的主观评价，它们是景观因子、设施因子、安全和交通因子。分析还表明，居民对居住区总感受的评分主要由居住区可视环境因素，如景观，绿化、三废污染防治及环境卫生所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