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环境空气颗粒物质量基准研究框架及研究体系的构建

空气颗粒物来源广泛、组成复杂,我国目前尚未有一套基于完整科学理论和足量实测数据支持的颗粒物基准体系,导致其来源、暴露水平、健康和环境风险信息量不足,相关标准制、修订的依据不足. 解析了美国环境空气质量管理的模式,并追踪了美国基准文件的发布历程和世界卫生组织导则值的发布和修订历程. 辨析了环境空气颗粒物质量基准与标准的内涵,分析了空气颗粒物质量基准研究对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制/修订的支撑作用. 综合国外环境基准体系框架构成和已有研究成果,结合国内空气颗粒物质量基准研究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基于“污染源—环境空气浓度—暴露水平与剂量—健康/环境效应与风险”的各环节研究方法与目标,提出了“2-4-4”基准研究框架体系,即颗粒物质量基准研究包括空气颗粒物人体健康基准和空气颗粒物环境效应基准两部分,其中人体健康基准包括颗粒物污染特征与来源解析、个体暴露、剂量-效应关系及人体健康效应四部分,空气颗粒物环境效应基准包括颗粒物对生态系统、能见度、建筑物和材料、气候的影响四部分. 建议我国应开展大气污染健康影响前瞻性队列研究和对生态环境影响研究,采用多种方法,包括近期发展的暴露组学方法,系统研究空气颗粒物特别是PM_2.5载带的有毒有害组分对公众健康的危害和风险;基于我国人群或区域调查结果,建立我国空气颗粒物特别是PM_2.5环境质量基准体系,定期发布质量基准文件.      

不同国家基于健康风险的土壤环境基准比较研究与启示

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发达国家颁布了基于健康风险的土壤环境标准及基准背景技术文件,为发展中国家启动标准制订和开展基准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学参考.然而,由于各国在环境立法框架、基准推导过程、环境气候特征、土壤类型、人群生活方式与习惯等方面的不同,导致其基准名称、基准功能、保护受体以及基准取值等存在较大的差异.本文在综述基于健康风险的土壤环境基准科学内涵与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对不同国家场地土壤环境基准的名称、功能及基准值的差异进行了比较研究,从土地利用类型划分、暴露情景和暴露途径设定、致癌物可接受风险水平选择以及人体暴露参数确定等4个方面,对不同国家制定场地土壤环境基准的关键技术和影响因素进行了总结分析,探讨了借鉴国外经验考虑区域差异制定我国土壤环境基准的对策与方略,并指出了当前我国制定场地土壤环境基准和标准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流域累积性环境风险评价研究进展

对当前流域累计性环境风险评价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梳理并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通过概念辨析和文献调研的方法,指出了现有研究存在的3个问题:综合生态风险评价结果过于宏观,健康风险评价暴露途径考虑单一以及健康风险评价不确定性未有实质改变。进而得出结论:克服上述问题,需要在加强风险过程模型的构建与应用;开展多暴露途径的健康风险评价;将健康风险评价纳入我国现行流域管理以及开展完整的流域累积性环境风险评价等4个方面进行加强。     

区域地下水环境风险评价技术方法

针对我国在地下水环境风险评价技术方法储备不足的问题,提出区域地下水环境风险评价技术方法应遵循逐级筛选、分类分级评价的思路,突出对不同尺度的控制,将区域地下水尺度划分为区域(流域、平原)、局部地区(城市、单元)和场地(水源地、污染场地)3个层次. 通过分析区域地下水环境中风险源—受体—危害分析—生态终点的暴露响应途径,提出适宜大尺度区域地下水环境风险的评价方法;选用区域土地利用类型表征区域污染源,以地下水水质以及供水量变化为生态终点,采用相对风险模型分析大尺度区域环境风险. 针对大尺度区域内高环境风险区,采用源—路径—受体控制模型建立城市区域尺度地下水污染风险评价理论模型,并结合当地污染源特征、水文地质条件及水质现状进行局部地区地下水污染风险评价. 针对局部地区的高污染风险区,基于健康风险评价理论,突出水质安全保障,确定小尺度场地地下水健康风险的内涵与评价方法,提出场地地下水健康风险评价流程采用过程模拟方法确定污染物在包气带—地下水中的迁移转化,定量分析其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下辽河平原区域地下水环境风险评价结果显示,高环境风险区位于沈阳浑河冲洪积扇区域,而细河是区域内地下水高健康风险区,应有针对性地采取保护措施.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该研究依据相关理论研究和风险形成机理,识别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风险特征,采用专家打分法和因子分析法,建立了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结果表明,环境风险源、环境污染途径、环境风险暴露和环境风险表征等一级指标权重的接近,彰显了整个过程环境管理的重要性。环境污染途径的切断对降低环境风险最为重要,且常规管理和应急预案对环境风险的控制具有同效性。由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目标是将工业污染所产生的环境成本内部化,因此强调在环境风险评价系统中引入生态和累积损害。中国的环境管理虽然从污染源控制转向环境质量改善,但应进一步以人类健康和生态完整为导向。     

环境基准研究工作的问题与对策

当前,我国环境管理正处在从以污染控制为导向向以环境质量改善为导向的战略转型期,环境基准是进行环境质量管理以及风险防范管理的重要基础。通过分析环境基准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及我国当前基准研究工作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推进环境基准研究工作应统筹规划、加强能力建设、建立成果共享平台、开展国际基准跟踪研究等建议。     

短链氯化石蜡分析方法、环境行为与健康效应的研究进展

氯化石蜡(chlorinated paraffins, CPs)是我国目前广泛应用在工业生产中的阻燃剂和增塑剂,其中短链氯化石蜡(short chain chlorinated paraffins, SCCPs)作为新污染物,因具有持久性、高毒性、长距离迁移特性和生物蓄积性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POPs)特性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尤其是SCCPs的环境赋存对环境健康的危害亟需进一步研究. 国内对SCCPs的研究集中在分析方法与环境行为等方面,对SCCPs的环境健康效应研究较少. 本文总结了近年来SCCPs分析方法的研究进展,并对其环境健康效应进行了梳理. 结果表明,SCCPs已被证实具有潜在的毒性效应,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SCCPs在环境介质中的暴露浓度越来越高,因此SCCPs的环境外暴露对人体健康的潜在威胁越来越大. 研究显示,我国尚未停止SCCPs的生产与使用,因此在我国“十四五”规划之际,应加快SCCPs分析方法的研究进程,利用高分辨质谱将SCCPs的分析方法规范与标准化,并且在研究SCCPs的环境行为、迁移转化机制与毒性效应的基础上,深入开展SCCPs人体暴露风险与健康效应评估的研究,建立有效的环境健康风险评价模型与机制.      

基于环境舆情文本挖掘的大气环境风险感知评价

基于2015—2019年环境舆情信息,采用大数据挖掘与分析技术识别出公众对大气环境质量风险感知影响因素,建立了风险感知指标评价体系,分析了风险感知水平的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1)影响公众风险感知的首要因素是个体健康担忧,其次是环境质量变化。2)公众风险感知水平具有显著的时空差异性;从时间上看,风险感知水平整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从空间上看,风险感知水平呈现北方高南方低、东部高西部低的特征。3)河南、四川两省的风险感知水平在研究时间段内最高,且风险感知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荷兰人体健康土壤环境基准与标准研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土壤环境基准与标准是开展土壤环境保护与管理的基础. 荷兰是世界上较早开展污染土壤风险管控与土壤环境基准研究的发达国家之一,本文以荷兰为例,综述其土壤环境基准与标准研究,以期为我国土壤环境基准制定提供参考. 通过分析荷兰建立的有关土壤环境保护与管理的政策与法规,系统梳理已经制定的基于保护人体健康的土壤环境基准与标准,从人体毒理学基准、用地类型、暴露途径以及暴露参数四方面阐述荷兰土壤环境基准的制定方法,最后提出对我国土壤环境基准研究的建议. 荷兰较早制定了有关土壤修复的法案,形成了以土壤修复和可持续管理为主的法律体系,建立了以干预值和最大值为主的标准体系,并确定了土壤环境基准推导的理论方法. 我国应完善土壤污染防治的法规标准体系,开展符合区域具体情况、多种用地方式下的精细化土壤环境基准研究,加强本土化暴露评估模型研究,建立土壤环境基准数据库与优控污染物名录.      

太湖双酚A的水质基准研究及风险评价

水质基准是制定水质标准的重要科学依据,制定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水质基准已成为当前的迫切需求.BPA（bisphenol A,双酚A）是一种典型的内分泌干扰物,基于太湖流域的人群暴露参数和生物累积系数,采用HJ 837-2017《人体健康水质基准制定技术指南》推荐方法,推导出太湖BPA的人体健康水质基准为0.738 μg/L,通过太湖儿童暴露参数得到保护儿童BPA的人体健康基准为0.628 μg/L（6~ < 9岁）、0.821 μg/L（9~ < 12岁）、0.620 μg/L（12~ < 15岁）,与成人基准差异不大.基于太湖流域水生生物的毒性数据,采用SSD（species sensitivity distribution,物种敏感度分布）法得到水生生物慢性基准为0.189 μg/L.使用RQ（risk quotient,风险商值）法评价太湖水体中BPA暴露所造成的健康与生态风险,结果表明,太湖中有0.03%区域面积水体存在较高健康风险,有2.03%区域面积水体存在较高的生态风险.另外,采用联合概率曲线法进一步分析生态风险发现,太湖水体中BPA对1%与5%的水生生物造成危害的概率分别为0.71%和0.33%.研究显示,我国太湖水体中BPA暴露造成的健康与生态风险处于可接受水平.      

固定源排放污染物健康风险评价方法的建立

将AERMOD模型应用于健康风险评价中,建立固定源排放污染物的健康风险评价方法,直接预测污染源排放毒性污染物通过某种暴露途径引起的健康风险.以兰州市三大电厂在采暖期和非采暖期排放可吸入颗粒物(PM_(10))中多环芳烃(PAHs)和其中的苯并[a]芘(Ba P)对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人群在呼吸暴露下的健康风险(包括致癌风险值和非致癌危险指数)为例,结合兰州市采样点处PM_(10)中PAHs的实测数据,分析三大电厂排放PM_(10)中PAHs和Ba P对人群呼吸暴露下的健康风险在采样点处的贡献率.结果表明贡献率与性别和年龄无关,与时间段和风险类别有关,非采暖期的贡献比采暖期的大,非致癌危险指数的贡献比致癌风险值的大.通过与传统方法的对比验证该方法的可靠性.该方法适用于所有固定源排放毒性污染物的健康风险评价以及环境影响评价中环境风险的评价.     

构建省级环境与健康监测评估体系

从构建国家环境与健康技术管理体系出发,提出构建省级环境与健康监测评估体系。运用环境系统工程的思想,确定对人体、生态环境构成健康风险的污染因子优先开展监测、评估。提出环境健康标准体系,并建立与之对应的环境与健康监测系统、信息系统、技术系统、法律系统、经济系统和产业系统等。提出为开展环境与健康影响的研究,应首先开展环境污染健康效应调查方法、环境污染监测布点与健康调查监测布点及数据的关联与处理、典型区域环境污染物对人体及生态环境的健康损害风险评估方法、特征污染物暴露反应关系模型及健康效应剂量一反应关系等研究工作,借以为开展以人体健康指标特征为基础的环境风险评价和环境污染控制提供科学依据。     

人体健康水质基准特征参数研究及应用

人体健康水质基准是指在摄入饮用水和水产品时,保护人群健康不受危害的相对应水体中污染物的浓度.我国近年来系统开展了水质基准的研究,但在人体健康水质基准方面的报道相对较少.为保护我国人群健康免受水体中污染物的危害,依据人体健康水质基准制定方法,对基准制定过程中涉及的我国人群暴露参数〔体重（BW）、饮水量（DI）和水产品摄入量（FI）〕和水环境参数〔溶解性有机碳（DOC）、颗粒态有机碳（POC）浓度以及水生生物脂质分数〕进行研究与总结,建议在制定我国人体健康水质基准时,普通人群暴露参数BW、DI和FI分别采用61.9 kg、2.785 L/d和0.030 1 kg/d,水环境参数DOC和POC浓度分别采用2.68和0.73 mg/L,第2、3、4营养级淡水水生生物的脂质分数分别采用2.47%、3.08%、3.16%.基于我国人群暴露参数和水环境参数,推导了12种多环芳烃（PAHs）的人体健康水质基准,其中苯并[a]芘的基准值（4.53×10-4 μg/L）最小,蒽的基准值（173 μg/L）最大.此外,在人体健康水质基准的制定过程中,除饮水途径外,建议充分考虑食用水产品对人体健康产生的危害效应;针对关注区域、年龄组与致癌风险水平不同造成的基准值的较大差异,建议在人体健康水质基准制定过程中对其予以充分考虑.      

天津市饮用水源地水环境健康风险评价

水环境健康风险评价是将水环境污染与人体健康定量联系的一种新型评价方法,它可将单项指标直接落实到人体健康上去,从而确定污染物的主次和治理的优先权。文章通过对于桥水库进行水环境健康风险评价,指出目前于桥水库水体中存在的各类污染物所致危害的风险很低,并呈逐年下降趋势,饮用水比较安全,主要风险因子为化学致癌物中的砷,非化学致癌物的影响非常微小。     

三峡库区水环境多环芳烃和邻苯二甲酸酯类有机污染物健康风险评价

为研究三峡库区水环境中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对人体健康产生的潜在危害风险,在介绍健康风险评价方法的基础上,建立了水环境健康风险评价模型,根据三峡库区水质监测资料对水源水主要持久性有机物多环芳烃和邻苯二甲酸酯类污染进行健康风险评价. 结果表明,在所评价断面中,长江和嘉陵江汇合的寸滩断面污染较严重,健康危害的风险相对较大. 水源水6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由饮水途径所致健康危害的个人年风险为2.79×10-10～4.44×10-13 a-1,按年风险大小依次为DEHP＞DBP＞Pyr＞NA＞FLA＞DEP;有机污染物对健康危害的年总风险仅为3.70×10-10 a-1,远低于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ICRP)推荐的最大可接受值(5.0×10-5 a-1). 三峡库区水体中6种POPs污染所致的健康危害年风险度目前还处于很低水平,但应引起管理部门的重视.      

废旧有机玻璃再生利用行业挥发性有机物(VOCs)排放特征研究

以浙江省湖州某镇的废旧有机玻璃裂解再生行业污染整治为例,通过选取4家具有代表性的废旧有机玻璃裂解再生企业,对其整治后排放的工艺废气和厂界空气中特征污染物浓度进行监测,分析其与国内外现有标准限值的符合性,并评估其厂界特征污染物产生的人体健康风险,为建立该行业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提供依据.结果表明,废旧有机玻璃再生行业排放废气成分主要为甲醇和甲基丙烯酸甲酯,且后者存在超标的情况;虽然厂界空气中的臭气浓度基本超过了现行的国家标准,但其特征污染物基本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较大的危害.另外,根据现有企业的实际情况,以较先进治理技术为依据,并参考国内外相关标准的基础上,建议该行业地方标准中甲醇、甲基丙烯酸甲酯及臭气浓度指标现有/新建(无组织)限值分别为45/30(0.5)mg·m-3、30/25(0.5)mg·m-3及1 000/800(20).     

长治市某县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健康风险评价

文章采用美国环境保护署(U.S.EPA)提出的水质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对长治市某县6处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进行评价,探讨了水体中所含污染物对人体健康潜在影响。结果表明,该县6处饮用水水源所含污染物对人体健康潜在危害均高于国际辐射委员会(ICRP)推荐的最大可接受限值5.0×10-5 a-1;化学致癌物是该县饮用水中危害人体健康的主要风险来源,对人体健康危害的风险度排序为:Cr6+﹥As﹥Cd。水环境健康风险评价模型较传统的水质等级评价体系能够量化表征水体中各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潜在危害,有利于明确水体污染物治理的优先顺序,为水环境管理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