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兰山高山草甸生物多样性和地上生物量的关系

在对贺兰山高山草甸进行群落调查的基础上,研究高山草甸生物多样性和地上生物量与环境因子之间的关系,进而分析生物多样性和地上生物量的关系.结果表明:(1)地上生物量主要与土层深度成正相关关系.(2)海拔高度与生物多样性成负相关关系,而其它影响物种丰富度或Shannon指数的环境因子仅在个别群落类型中起作用.(3)生物多样性与地上生物量主要呈单峰曲线关系.     

强烈度火后喀纳斯泰加林草本层物种丰富度和地上生物量变化

以喀纳斯泰加林强烈火干扰后40年的森林群落为研究对象,探讨不同森林群落草本层物种丰富度和地上生物量的变化,为喀纳斯泰加林火成演替群落草本层的碳汇功能以及物种多样性的研究提供参考。结果表明,(1)6个森林群落草本层物种丰富度大小依次为:Ⅰ西伯利亚云杉(Picea obovata)+疣枝桦(Betula pendula)-红果越桔(Vaccinium hirtum)-黑穗苔草(Carex atrata)+老芒麦群落(Elymus sibiricus)(26.0±1.6)、Ⅱ疣枝桦+西伯利亚云杉-红果越桔+大叶绣线菊(Spiraea chamaedryfolia)-黑穗苔草群落(25.1±1.4)、Ⅳ西伯利亚红松(Pinus sibirica)+西伯利亚落叶松(Larix sibirica)-红果越桔+北极花(Linnaea borealis)-老芒麦+寄奴花(Cerastium pauciflorum)群落(22.2±2.2)、Ⅴ西伯利亚落叶松-红果越桔+阿尔泰忍冬(Lonicera caerulea)-细叶野豌豆(Vicia tenuifolia)+老芒麦群落(21.6±1.5)、Ⅲ西伯利亚落叶松+疣枝桦-红果越桔+密刺蔷薇(Rosa spinosissima)-黑穗苔草+寄奴花群落(21.2±1.3)、Ⅵ西伯利亚落叶松+西伯利亚云杉-红果越桔-老芒麦+黑穗苔草群落(19.3±2.5);地上生物量排序为:Ⅰ(0.853±0.015) t·hm~(-2)Ⅴ(0.719±0.033) t·hm~(-2)Ⅵ(0.639±0.021) t·hm~(-2)Ⅳ(0.596±0.023)t·hm~(-2)Ⅱ(0.568±0.023)t·hm~(-2)Ⅲ(0.478±0.017)t·hm~(-2),凋落物生物量与草本层地上生物量和物种丰富度的变化趋势不同,3个变量在不同森林群落间都存在显著差异(P0.05)。在阔叶针叶林林分经针叶阔叶林转向针叶混交林过程中,草本层地上生物量递增,而草本层物种丰富度的最大值出现在针叶阔叶林中。草本层地上总生物量与其物种丰富度不相关,杂草地上生物量随着物种丰富度的提高而增加。草本层生物量受到郁闭度的影响,草本层物种丰富度的提高受凋落物积累的限制;禾本科和莎草科的生长受土壤养分影响显著。研究表明,喀纳斯泰加林强烈度火后40年的针叶阔叶林有利于提高草本层的地上碳储量和物种多样性,清除凋落物可提高草本层物种多样性和草本层的碳汇功能。     

海拔对藏北高寒草地物种多样性和生物量的影响

高寒草地是青藏高原生态系统的主体,高寒草地物种多样性和生物量沿海拔梯度的空间分布格局在气候变化及人为干扰的双重影响下已发生重大变化。为明晰海拔对物种多样性和生物量的影响,以藏北地区那曲市罗玛镇高寒草地为研究对象,于2018年8月采用样方调查法对不同海拔梯度高寒草地植物高度、盖度、地上生物量及物种多样性沿海拔变化进行调查和统计分析,探讨藏北高寒草地物种多样性和地上生物量在海拔上的变化规律及二者的关系。研究表明:(1)植物盖度和地上生物量分别由海拔4 600 m的89.0%和64.7 g·m~(-2)降至4 800 m的67.3%和41.8 g·m~(-2),即植物盖度和地上生物量随海拔的升高呈线性降低的趋势;(2)不同海拔梯度间植物物种组成存在较大差异,高海拔段中旱生禾本科植物逐渐被耐寒喜湿植物取代;(3)物种丰富度和Shannon-Wiener指数沿海拔呈单峰分布格局,而E.Pielou均匀度指数则呈U型分布格局;(4)物种丰富度和Shannon-Wiener指数与地上生物量呈负二次函数关系;地上生物量与土壤温度呈指数增长趋势,与土壤湿度呈指数降低的趋势。研究结果初步揭示了藏北高原高寒草地不同海拔梯度物种多样性及其生物量的垂直分布差异,以及不同海拔梯度间水热组合差异对物种多样性及其生物量的影响。     

川西亚高山彩叶林群落数量分类、排序与物种多样性

植物群落是森林美学景观形成的物质基础.彩叶林是川西亚高山地区重要的森林景观美学资源,分析彩叶林群落的分类、排序和物种多样性,可以为了解彩叶林群落景观形成和维持机制提供基础数据.基于34个彩叶林群落调查数据,选用双向指示种法分析(two-way indicator species analysis,TWINSPAN)和Ward聚类对彩叶林群落进行数量分类,采用CCA(canonical correspondence analysis)排序分析彩叶林群落类型分布与地形因子的关系,采用KruskalWallis检验和拟合分析彩叶林群落物种多样性特征及其与地形因子的关系.结果显示:(1)研究区调查得到木本植物62种,其中彩叶树种50种,隶属19科31属;(2)结合TWINSPAN和Ward数量分类将34个样方划分为13个彩叶林群落类型;(3)CCA排序结果表明海拔和坡向是影响该地区彩叶林群落分布的重要环境因子;(4)不同彩叶林群落间物种多样性差异显著,分布于中海拔、阴坡区域的彩叶林群落物种多样性高.本研究表明川西亚高山彩叶林群落的分布和物种多样性受海拔和坡向的调控,结果可为川西亚高山彩叶林的生态保护和合理利用提供基础数据.(图6表4参47)     

贵州韭菜坪山区不同海拔草地群落植物多样性和生产力

草地群落特征和生产力反映草地对环境的适应,影响草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第二性生产.为了解贵州韭菜坪山区天然草地群落特征和生产力在垂直梯度上的变化规律,以4个不同海拔梯度(2 385 m、2 503 m、2 553 m和2 648 m)天然草地为研究对象,通过野外植物群落调查,采用样方法、刈割法和数据处理探讨不同草地群落的物种组成、密度、盖度、生物多样性、地上生物量、载畜量及它们与海拔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4个草地群落植物共有27种,隶属于16科27属.随海拔升高,各草地群落物种数目由14种降低到5种,群落优势种(含共优势种)的密度分别为113.70、237.30、155.00、32.34株/m~2,盖度分别为88.60%、87.10%、89.70%和63.60%,生物量分别为2 597.40、3 851.90、3 274.90、387.70 kg/hm~2,草地载畜量分别为2.16、2.72、1.64、0.13羊单位/hm~2.此外,物种数目、Pielou均匀度指数、Margalef丰富度指数、Simpson多样性指数随海拔升高均呈现逐渐减小的趋势;草地群落随海拔升高的Cody多样性分别为10.00、7.00、7.50;物种数目S、Margalef丰富度指数和Simpson多样性指数与海拔高度均呈负二次函数关系.因此,可对中低海拔(2500 m以下)草地采取划区轮牧或季节性轮牧,对高海拔草地(2 500 m以上)采取禁牧或少牧的方式,以保证该区域草地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和稳定性.     

冀北山区森林群落草本多样性及其与地形关系研究

通过野外调查取样,应用Menhinick丰富度指数、Simpson指数、Shannon-Wiener指数和Pielou均匀度指数研究了冀北山区12种典型森林群落内的草本植物多样性规律,并采用典范对应分析（CCA）方法研究其分布与地形的关系。结果表明：不同的群落类型草本植物的组成和多样性指数不同,山杨（Populus davidiana）纯林的种数最多为34种,黑桦（Betula dahurica Pall）纯林的种数最少为19种,其Simpson指数、Shannon-Wiener指数最高,分别为0.927 3和2.879 6;在1 200～1 700 m之间,随海拔升高物种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和丰富度指数呈正相关性,但没有线性上升的趋势关系;选取的地形因子对样点草本的影响程度大小为：坡向〉海拔〉坡度〉坡位〉坡形,坡向是样点草本植物空间差异的最主要地形制约因子,环境解释率为98.7%,证明排序可信。     

山西太岳山森林群落分布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研究太岳山群落分布及其与环境因子之间的关系,旨在为深入研究太岳山群落资源、生境和群落学特征奠定基础,亦为太岳山资源开发利用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以山西太岳山森林群落为研究对象,从海拔1 600~2 200 m,海拔每上升100 m设置1个样地,每个样地由8个10 m×10 m的样方组成,并分别在每一个样方内取2个5 m×5 m的灌木样方和4个1m×1 m草本样方,共7个样地,50个样方。根据7个样地50个样方的调查数据,采用多元回归树(MRT)对群落进行分类;采用典范对应分析(canonical correspondence analysis,CCA)进行排序分析,旨在研究太岳山森林群落的植被分布格局。结果如下,(1)MRT分类将植被划分为6个群落类型。(2)太岳山森林群落样方与环境因子的CCA排序结果显示,12个环境因子对物种分布的解释量为40.78%,Monte Carlo置换检验结果显示,制约森林群落类型分布格局的主要环境因子是海拔、坡度、坡向和土壤p H值。(3)利用偏典范对应分析(PCCA)定量分离地形、土壤及其交互作用对植被格局总体变异的影响,分析表明,土壤因子和地形因子解释了物种格局变化的40.78%,其中地形因子占13.61%,土壤因子占19.53%,地形因子与土壤因子交互作用解释的部分为7.64%。地形因子和p H值对太岳山森林群落的分布影响最大,是决定植物群落空间分布的主导因子。     

宝天曼木本植物群落数量排序与环境解释

研究选取14个分别代表植被群落、地形因子、土壤因子的指标,利用宝天曼自然保护区32块样地资料,研究了物种分布与环境之间关系。采用DCCA法可将该地区木本植物群落划分为3个类型;物种与9个环境因子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前4轴可解释物种总变异的94.1%;海拔、坡度、土壤含水量、坡向是影响该地区物种分布的主要因子,其中海拔是指示物种分布变化的最敏感因子。不同指标集团的典型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地形与植被因子之间、土壤因子与植被因子之间第1对典范相关系数分别为0.712和0.783,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影响植被特征的最重要地形因子是海拔和坡度,土壤因子为土壤厚度和土壤含水量,而对地形和土壤反应最敏感的植被指标分别为林分密度和平均树高,群落分布状态是由地形和土壤因子共同作用所控制的。     

喀斯特山地草地群落多样性海拔特征及土壤理化性质特征

为了明确喀斯特草地群落多样性海拔特征及其与土壤的互动效应,采用生态学统计与排序分析,连续3年研究了桂西北喀斯特山地草地群落多样性海拔特征及土壤理化性质特征,并探讨了群落多样性与土壤理化性质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不同海拔草地根长、高度、地上和地下生物量在2015-2017年呈现增加的趋势,但增幅不明显,3年平均值基本表现为中海拔低海拔高海拔,并且不同海拔差异均显著(P0.05)。不同海拔草地土壤全碳、全氮、全钾、碱解氮和速效磷均表现为中海拔高海拔低海拔,不同海拔草地土壤全碳、全氮、全钾、碱解氮和速效磷含量差异均显著(P0.05);土壤pH值呈相反的变化趋势,而土壤全磷在不同海拔之间差异不显著(P0.05)。不同海拔草地丰富度指数、均匀度指数和多样性指数均表现为中海拔高海拔低海拔,而优势度指数呈相反的变化趋势。相关性分析表明:植被多样性各指标和生物量均与pH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与土壤理化性质等均呈正相关关系。物种丰富度指数(S)和多样性指数(H)与土壤理化性质的相关系数绝对值均高于优势度指数(D)和均匀度指数(E);其中土壤全碳和全氮与根长和生物量呈显著正相关(P0.05),由此可知全碳和全氮是影响根长和生物量的主要土壤因子。冗余分析(RDA)表明植物群落多样性与土壤理化性质均呈正相关(除了pH);沿着RDA的第1排序轴,随着显著性影响因子(土壤理化性质)的增加,植物丰富度指数逐渐增大,其中相关性最大的是全碳及全氮,这是影响研究区植物群落分布的主要因子。     

围封6年对温带典型草原坡地物种多样性及其与地上生物量的关系的影响

以内蒙古太仆寺旗地区典型克氏针茅-羊草草原为研究对象,通过调查围封6年后围栏内外典型草原群落特征,分析围封、放牧处理下典型草原植物群落结构及地上生物量的动态变化,揭示围封放牧对植被群落结构、物种丰富度和地上生物量的影响。结果发现,在围封6年后,各功能群物种丰富度与盖度围栏内外的空间变化趋势基本一致。群落物种丰富度和地上生物量均随坡位下降而显著增加,初步显示了物种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的空间变化的一致性。围栏内物种丰富度显著低于围栏外,而地上生物量却显著大于围栏外。围栏内多年生禾草、一年生植物物种丰富度显著低于围栏外,而半灌木盖度、生物量显著高于围栏外。围栏内外在禁牧和放牧不同处理下,表现出不同的草原退化方式：在禁牧条件下,尽管生物量有所恢复,但灌木和半灌木的增加却代表了草原的退化;放牧、刈割等人类活动增加了耐牧物种和不适口植物生长的可能,表现为草原退化指示物种增加,同样是草原退化的表现。围栏外一年生植物盖度和生物量显著高于围栏内,而一年生植物的频数也远远大于围栏内（围栏内外频数比13：71）,且独行菜、猪毛菜等仅出现于围栏外。同时,地上生物量随着物种丰富度的增加而增加,但只有围栏外的关系达到统计显著程度,说明围封调制了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的关系。本研究表明,对于干旱半干旱典型草原的恢复,不能简单地采用长期完全禁牧措施,应当根据区域环境、植被以及社会经济情况,制定季节性放牧或者间歇性禁牧的恢复措施,从而保证草场的可持续性恢复利用。     

林地的水分动态及其对树木生长的影响——以香桂（Cinnamomum subavenium）人工林为例

土地利用变化引起的水分条件变化反过来又会影响植被的生长,然而,森林-水分-植物生长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还很少。以香桂（Cinnamomum subavenium）人工林为例,在盐亭生态试验站开展观测,研究了无枯落物林地（FB）、有枯落物林地（FL）和裸地（BL）的水分动态（土壤水分、径流组成和径流量）,比较了FB和FL样地树木高、基径、叶面积、比叶面积（SLA）、地上和地下生物量。研究结果表明：①FL样地的土壤含水量最高,其次是FB样地,而BL样地的土壤含水量最低;②地上径流展现了与土壤水分相反的趋势（FLFB〉BL）,3个样地的总径流量则没有表现出一个明确的大小关系。在观测期间,BL、FB和FL的地表径流量分别为284.68、222.93和68.98cm,地下径流分别为57.83、134.00和289.52 cm,总径流量依次为343.16、356.93和358.35 cm;③在观测早期,FL样地和FB样地植物形态学特征、SLA以及地上和地下生物量均没有显著差异（p〉0.05）。在观测期末,虽然两个样地的基径和SLA无显著差异,然而其他指标差异极显著（p〈0.005）。在观测末期,除SLA外,FL样地植物的高、基径、叶面积、地上生物量和地下生物量分别高于FB样地,表明该样地植物生长条件更好。这些结果表明森林改善了自身的水分环境,而水分环境的改善又反过来促进了森林的生长,森林植被-水分条件的这种相互促进作用是森林系统生存策略的一种表现。     

Modifying native and exotic species richness correlations: the influence of fire and seed addition.

An important goal in restoration is to increase the richness of native species while reducing exotic species. However, native species richness is often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exotic species richness. In a grassland-savanna system in Michigan (USA), we show that management that focuses on changing the nature of the exotic-native richness relationship can be used to restore native communities. Native and exotic species richnesse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likely due to a shared coupling with aboveground live biomass (a surrogate for productivity). The addition of native seed shifted the exotic-native richness relationship from a linear positive to a monotonic relationship: in areas of intermediate levels of exotic species richness, seed addition increased native diversity without an associated effect on exotic diversity, but in areas of high or low exotic richness, it did not affect native species richness. Prescribed burning brok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native and exotic richness with no consistent effect on the richness of either group. However, when burning was combined with native-seed addi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ve and exotic richness was maintained and was shifted upwards, enhancing native recruitment. Although aboveground productivity was strongly related to species richness across the landscape, changes in productivity did not drive these shifts.     

全尺度人工湿地中植物多样性对生产力与多样性效应的影响

在中国东南部的全尺度复合垂直流人工湿地中开展2年的植物多样性实验,以研究植物多样性（包括植物物种丰富度和植物组成）对群落生产力与多样性效应（即互补效应、选择效应和净多样性效应）的影响及其产生机制。结果表明,2007年物种丰富度与群落生产力呈线形正相关,而2008年显著的单峰格局,其关系式为：y=-0.213x2＋3.455x＋15.192（R=0.215）。2008年物种丰富度与互补效应呈显著地线形负相关,而2007年呈单峰格局,其关系式为：y=-0.389x2＋6.974x-10.707（R=0.247）,而且2007年与2008年的互补效应与生产力都呈显著的正相关,表明互补效应对生产力的提高有重要作用。然而,2007年与2008年物种丰富度与选择效应之间均没有显著相关性,且选择效应与群落生产力之间也没有显著相关性,表明选择效应对生产力的提高作用不显著。2007年与2008年中物种组成对生产力、互补效应、选择效应与净多样性效应均有显著影响,说明人工湿地的植物配置对其生态系统功能的维持尤为重要。2008年物种丰富度与净多样性效应呈极显著地线形负相关,而2007年呈显著单峰格局,其关系式为：y=-0.329 x2＋5.968 x-12.659（R=0.234）,这种趋势主要是由于植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功能关系的影响因素（如物种的竞争力和生态位）在2年中有所变化。同时,2007年与2008年的多样性净效应与生产力都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表明生产力与多样性净效应的变化趋势是同步的。与抽样效应假说不同的是,本实验中单种最高产物种（芦竹）在混种时没有表现出高产,主要是由于生长的分配、资源的竞争力与环境的变化等。     

秸秆还田下改良剂对水稻生长和Cd吸收积累的影响

土壤中的镉（Cd）易在水稻中积累而威胁人体健康,秸秆还田下不同化学改良剂对水稻Cd 吸收累积特性的影响效应值得关注.选取成都平原德阳市旌阳区Cd 污染稻田为研究对象,开展小区试验,研究秸秆（油菜、小麦）直接还田下添加石灰、钙镁磷肥、海泡石3 种改良剂对水稻生长和Cd 吸收累积的影响.结果表明：与对照相比,油菜秸秆＋钙镁磷肥和小麦秸秆＋海泡石处理均能增加水稻株高、分蘖数和产量,其中产量提高了6.34%和12.64%,达显著水平（P〈0.05）.秸秆还田下,配施改良剂（石灰、钙镁磷肥、海泡石）均能显著降低（P〈0.05）水稻糙米Cd 含量,较对照降幅分别为21.65%-36.75%（油菜秸秆还田）和21.11%-33.87%（小麦秸秆还田）.油菜秸秆＋改良剂（石灰、钙镁磷肥、海泡石）促进了土壤Cd 向茎叶的累积,较对照增加1.31-2.41 倍,这对水稻秸秆（茎叶）还田利用有不利影响.小麦秸秆＋石灰或海泡石处理均显著降低了茎秆、谷壳Cd 积累,较对照降幅为6.28%-19.63%和70.16%-78.68%.综合水稻产量及其对土壤Cd 吸收累积效应,油菜秸秆配合改良剂（海泡石、石灰和钙镁磷肥）、小麦秸秆＋海泡石是较为理想的秸秆还田与改良剂配合处理技术.     

贺兰山东坡典型植物群落土壤微生物量碳、氮沿海拔梯度的变化特征

土壤微生物量是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开展土壤微生物量与海拔高度的关系的研究,能促使人们对土壤微生物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形成机制的认识,预测全球变化对生态系统功能的影响。本文对贺兰山不同海拔梯度具有代表性的荒漠化草原（HM）、蒙古扁桃灌丛（BT）、油松林（YS）、青海云杉林（QH）和高山草甸（CD）等5种植物群落土壤微生物生物量及其微生物商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表层土壤（0～20 cm）微生物生物量碳（MBC）、氮（MBN）大小次序为：CD〉QH〉YS〉BT〉HM,MBC、MBN随海拔梯度的升高显著增加,与土壤有机碳、氮含量有着一致的变化规律,但是微生物商（qMB）表现出沿海拔梯度先增加后减小的变化趋势,最大值出现在蒙古扁桃灌丛土壤,MBC/MBN则没有明显的变化规律。相关分析表明,不同海拔高度的土壤微生物量碳氮不仅与年均降水量、土壤含水量,而且与土壤有机碳、全氮呈显著线性正相关关系（P〈0.01）,但是与年均气温、土壤容重呈显著线性负相关关系（P〈0.01）。贺兰山土壤微生物量碳、氮随海拔高度升高而增加,降水量、气温、土壤湿度、土壤有机碳和全氮可能是影响土壤微生物量沿海拔梯度变化的关键因子。     

氮输入对沼泽湿地植物生长和氮吸收的影响

氮是湿地植物生长必不可少的营养元素之一,但当外源氮输入超出植物生长需要时,氮素将抑制植物生长。不同植物对氮输入的响应不同,同一植物不同器官对氮输入的响应也不一致。为了探讨氮输入对湿地植物生长和氮吸收的影响机制,本文选取滇西北典型湖泊湿地纳帕海湖滨挺水植物茭草（Zizania caduciflora）和水葱（Scirpus validus）为对象,通过控制实验,研究了3个不同氮输入水平[0 g·m-2·a-1（对照,CK）、20 g·m-2·a-1（N20）、40 g·m-2·a-1（N40）]对茭草和水葱生物量积累、根冠比、氮吸收的影响。结果表明：培养期内,茭草地上生物量始终表现为N40〉N20〉CK,即氮输入促进茭草地上生物量积累;而水葱地上生物量随培养时间不同而发生变化,培养早期N20处理促进水葱地上生物量积累,N40处理抑制水葱地上生物量积累。茭草地下生物量表现为N40〉CK〉N20,即氮输入不足抑制茭草地下生物量积累,足够氮输入促进茭草地下生物量积累;水葱地下生物量表现为CK〉N20〉N40,即氮输入抑制水葱地下生物量积累。植物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生长对氮输入的响应也不一致,导致植物根冠比发生变化,茭草根冠比表现为N20     

基于生态过程模型和森林清查数据的森林生长量估算对比研究

利用遥感驱动的生态过程模型-Boreal Ecosystem Productivity Simulator （BEPS）、2001-2006年国家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数据（一类清查-样地尺度）和2003-2009年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数据（二类调查-区域尺度）,分别计算江西省吉安市的森林生态系统生长量,从不同空间尺度和森林类型对3种数据源估算的森林生长量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样点尺度上,BEPS模型模拟的森林生长量（4.18 Mg·hm^-2·a^-1）低于群落生长量（5.86 Mg·hm^-2·a^-1）,与乔木层生长量（4.29 Mg·hm^-2·a^-1）基本一致,模型模拟结果与两者的拟合R2分别为0.48和0.43。区域尺度上,BEPS模型模拟、二类调查数据计算的群落及乔木层生长量分别为4.65、4.36和3.34 Mg·hm^-2·a^-1,BEPS模型估算的吉安市各县森林总生长量与二类调查数据计算的群落、乔木层生长总量拟合R2分别达0.84和0.83。一类清查数据计算结果高于二类清查数据计算结果,BEPS模型模拟森林生长量分别与基于一类清查数据计算的乔木层生长量及二类调查数据群落生长量较为一致。从研究区两种主要森林类型来看,常绿阔叶林年平均生长量高于常绿针叶林,常绿针叶林与模型估算结果差异小于常绿阔叶林。最后利用模型估算了研究区2001-2010年平均生长量,为认识研究区的森林生长空间分布差异及更新森林生物量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