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林业碳汇市场供需研究——以广东长隆碳汇造林项目为例

广东长隆碳汇造林项目作为我国首个获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签发的林业温室气体自愿减排(CCER)项目,对于我国林业碳汇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本文对广东长隆碳汇造林项目进行了成本收益分析,发现林业碳汇交易价格被远远低估,从而使该项目不具备经济上的可复制性。为探究交易价格被低估的原因,本文考察了林业碳汇市场的供需关系,发现目前碳交易市场对林业碳汇CCER需求不足仅是表象,供需错配才是实质。首先,从需求侧来看,广东省碳排放配额设置过于宽松,缺乏林业碳汇CCER的接纳能力;其次,就供给侧而言,CCER的交易成本很高,且项目申报要求业主为企业法人,这严重限制了林业碳汇CCER的有效供给。鉴于以上问题,本文提出应同时从林业碳汇CCER的需求侧和供给侧着手改革。就需求侧而言,收紧广东省碳排放配额总量,并将林业碳汇CCER交易由补充机制改为配额管理。就供给侧而言,可以结合广东省推进林业碳普惠制度,将项目申报主体和交易主体放宽到独立法人和个人,广泛吸收民间资本、培育大型林业企业开展碳汇造林项目;降低碳汇项目进入门槛,根据省情制定方法学,简化签批手续。     

内蒙古与发达地区开展跨区域碳排放权交易的优势与劣势分析

内蒙古既是碳排放大省,也是国家实现减排战略目标的重要减排大省,与发达地区开展跨区域碳排放权交易是内蒙古实现经济增长和实现减排目标的重要渠道。内蒙古丰富的森林碳汇和草原碳汇储量为其与发达地区开展碳汇清洁能源项目提供了碳汇供给条件,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扶持政策也为内蒙古参与碳排放权交易提供了一定的政策支持。但内蒙古较高的碳排放量、不合理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耗结构使之与发达地区开展碳排放权交易处于需求劣势,不健全的碳排放交易政策法规进一步弱化了内蒙古在碳排放权交易中的市场地位。内蒙古可从碳排放权交易的市场机制和监管机制两个角度构建与发达地区开展碳排放权交易机制。     

中国国家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机制优化途径初探

2012年以来，我国逐步建立完善了国家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机制，在制度体系、登记管理、交易管理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备案了1315个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项目产生的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实现全国交易，形成初具规模的二级交易市场。研究表明，受到国家主管部门在2017年暂缓自愿减排项目备案等因素影响，现有国家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机制已无法适应国家“双碳”目标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新要求，以及实现CCER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国际航空减排市场履约抵销等新形势，亟须在制度设计、平台支撑、市场建设、能力保障等各方面优化重塑，以重启为契机，加快推动我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机制在新形势下深入发展。     

我国碳交易制度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问题及对策

本文从我国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愿景、碳交易体系中的CCER抵消交易、建立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长效机制等方面对我国碳交易制度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宏观形势做出研判,系统梳理了我国利用碳交易制度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完善我国碳交易制度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建议:一是重启CCER项目申请备案,协调国内国际碳交易,增加碳交易的脱贫攻坚资源;二是统筹项目签发与碳抵消规则,调整项目类型和地域限制,提高碳交易的脱贫攻坚效率;三是建立低碳交易数据共享平台,提升项目交易活跃度,保障碳交易的脱贫攻坚质量。     

林业碳汇项目开发可行性设计

中国作为最主要的碳汇供给国,随着森林碳汇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大,森林碳汇市场发展前景可观.森林碳汇市场交易的碳信用产品主要以林业碳汇项目为载体,在此背景下指出林业碳汇项目开发的可行性设计,从项目开发原则、项目框架设计和项目市场化三个角度分析林业碳汇项目开发,为林业碳汇深度开发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     

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政策灵活性:国际经验及启示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关注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考虑到碳排放交易体系比碳税更具有政治可行性,不少国家或地区开始实施碳排放交易体系,以最低的减排成本来达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然而,采用碳排放交易体系,其排放总量是固定的,而减排成本是不确定的,可能会出现由于政策或外部冲击而产生的配额价格异常波动的现象。因此,为确保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成本有效性,政策灵活性十分重要。在理想情况下,碳排放市场具有完全的时间灵活性(包括长期的履约期、自由的配额储存与预借)和空间灵活性(即建立全球碳市场),这将对增强市场流动性、降低减排成本、缓解价格波动起到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政策设计需要考虑更多因素,实际上理想状态很难达到。本文将对国外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政策灵活性设计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和比较,尤其关注履约期的长短、配额的跨期使用、配额的抵消、区域碳市场连接等方面的具体政策设计,这对我国在7个省市进行碳排放交易试点以及今后建立全国性的碳排放交易体系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全球碳市场发展中我国碳交易体系的构建

近年来,全球碳市场进程表现出存在分割格局、EUETS配额分配供求失衡、长期价格信号缺失、监管不力风险加大、CDM的改善等特征。我国作为碳排放大国,应结合我国国情,通过加强碳交易相关制度建设、构建碳交易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机制、培育多层次碳市场交易体系、鼓励金融机构参与碳市场、引导资金流向低碳领域等措施谋求碳定价权,把握我国碳市场发展主动权。     

碳排放权配额管理体系的比较和借鉴

在地方性试点的基础上,我国已在电力行业启动全国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配额管理不仅直接影响参与者的经济利益,还决定着碳排放权交易机制能否成功建立和持续运行。从配额总量设定、地区和企业层面的配额分配、配额的调控和灵活管理机制等角度总结比较了各国碳排放权配额管理制度设计的经验教训,并从五个方面提出了对我国全国性碳交易市场建设的启示。     

中国碳排放交易体系行业覆盖范围研究

气候变化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在全球减排的总趋势下,逐步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全国统一碳市场是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客观要求,碳排放行业覆盖范围的确定是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基础工作,研究碳排放交易体系行业覆盖范围对全国碳市场制定纳管行业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欧盟等国外碳排放交易体系行业覆盖的范围和我国七个碳排放交易试点省市行业覆盖范围的分析,发现它们具有一些共同的纳入标准。基于我国的实际情况,考虑行业碳排放量、行业碳排放强度、行业减排成本等因素,确定全国统一碳市场行业选择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纳入行业模型。     

“排污权”和“碳排放权”交易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研究——基于污染治理和政策管理的双重视角

全面系统地评估排污权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对于进一步发挥应对气候变化和大气污染治理的协同效应、推进全国统一生态环境市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污染治理和政策管理的双重视角,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和倾向得分匹配,分别检验排污权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的减污和降碳效应;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三种政策情景下（排污权交易、碳排放权交易以及组合政策）的协同减排效应差异。研究表明,从污染治理视角,排污权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均显著降低了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实现了减污降碳的协同效应;从政策协同管理视角,在减少二氧化硫污染方面,组合政策比各类政策的单独实施更为有效;在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方面,碳排放权交易比排污权交易和组合政策更为有效。因此,在推进气候变化应对和大气污染治理机制融合的进程中,应有所侧重地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和排污权交易组合使用。     

基于“权额分立”理念的碳排放权性质与相关概念审视

碳排放交易是推动碳减排,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政策工具。为提高碳排放交易市场的规范化管理与运营,生态环境部加快了推动碳排放交易市场法治化的步伐。然而《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中用碳排放额度来解释碳排放权,直接影响了学界对碳排放权的性质定位。碳排放权和碳排放配额在碳排放交易机制中所发挥的功能并不相同,有必要确立“权额分立”的理念对碳排放权的性质进行重新检视。在“权额分立”理念下,剥离碳排放配额的碳排放权仅作为一种行政许可权存在,碳排放配额则具有物权性质,两者互不影响。作为行政许可权的碳排放权不具有可交易性,因此,在规范文件中以“碳排放交易”取代“碳排放权交易”较为稳妥;另在碳排放权的概念界定中也应当与碳排放配额相区分。     

试点碳市场配额有偿分配经验及对全国碳市场的借鉴意义分析

我国7省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经过多年实践,积累了宝贵经验。在配额分配方面,多数试点在免费分配的基础上进行了配额有偿分配的探索,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有偿分配实践。研究表明,试点碳市场配额有偿分配的经验对全国碳市场配额分配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建议结合全国碳市场建设和发展实际以及配额分配实施方案的制定,科学合理设计有偿分配相关规则,并建立相应的监管机制。     

自愿减排项目碳泄漏：内涵、类别及应对

自愿减排项目是碳排放交易市场抵消机制的运行载体,灵活的自愿减排抵消机制是碳排放交易市场的补充,对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碳泄漏,作为严重影响抵消项目减排效率的热点问题值得关注。目前,中国已形成较大规模的自愿减排市场,截至2018年底,国家发展改革委共签发了约7200万tCO_2当量减排量,我国在建立健全自愿减排抵消市场机制的过程中,需要把握项目碳泄漏的负外部性这一实质,厘清其运行机理并积极应对。本文旨在系统阐述该问题,并为进一步实现抵消项目减排潜力提供思路和方向:从自愿减排项目碳泄漏的内涵与定义出发,首先对项目碳泄漏的分类进行梳理,并依据产生途径的不同重点分析了活动转移排放、生命周期、市场路径、生态以及技术泄漏的作用机制、影响因素及其相应的研究方法;其次从具体项目应用、系统项目应用和宏观应用三个层面讨论了应对自愿减排项目碳泄漏问题的管理对策;最后结合我国自愿减排抵消市场的实际情况,建议未来抵消项目碳泄漏的应对和管理应在分门别类对其概念进行精准定义的基础上将解决措施的成本效益考虑在内,此外,在评估泄漏量时需要同时测算不同类型的碳泄漏,探究其协同效应以免高估其泄漏程度。     

国际碳排放权交易模式的更替发展与协同优化路径

实现碳中和是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选择。碳市场作为以碳排放权交易为核心的市场机制是加速全球碳排放目标实现的重要途径之一。尽管当前全球碳市场的发展仍呈现区域性和碎片化状态,但随着能源危机的加剧,极端气候灾难的不确定性增多,未来通过碳市场领域的国际合作实现全球碳市场的协同以应对气候变化仍是大势所趋。本文试图通过对国际碳市场进行回顾和类型化总结,并就《巴黎协定》下国际碳交易模式的协同困境从技术、制度和参与程度三个维度开展分析。作者认为,如欲加快全球碳交易的协同进程,应尽快完善国际碳交易中的技术适用细节,提升碳交易相关制度的适用力度,扩大碳交易相关制度的适用范围,加强发展中国家的碳市场的基础建设,拓展发展中国家碳交易市场建设支持来源,最终建立全球碳价格统一机制。提前布局研究碳市场的跨境连接方案对于中国而言极具现实意义,本文最后对中国参与全球碳交易市场的国际合作前景作出了展望。     

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家族控制与绿色创新效率

随着“双碳”战略持续推进，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作为一种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通过不同主体根据自身需求对碳排放限额进行交易，从而实现碳配额资源的有效配置。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基于外部组织合法性的压力机制与内部社会情感财富的动力机制两方面对家族企业绿色创新效率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选取 2010—2019年我国 2417家家族企业，建立多期 DID面板模型，从家族控制视角探讨了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对家族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促进了家族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家族控制弱化了两者间的正向关系。当家族企业处于低CO₂排放额度地区且实际控制人代数为一代时，两者关系及家族控制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更显著。机制分析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宏观层面通过降低规制强度与碳排强度、微观层面通过提高战略差异度与信息透明度来促进家族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因此，本文从低碳资产的“提质增效”、风险管理和低碳技术推广三个方面改善家族企业绿色创新效率，以最终实现家族企业的基业长青和可持续发展。     

碳排放权交易的激励性法律规制研究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作为我国应对气候变暖的市场化工具,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有效手段。然而,当前我国碳排放权交易法律规制中存在立法效力等级低、监管制度体系不健全、法律规范激励性不强等问题。以国内碳排放权交易立法现状和需求为视角,运用实证研究方法,指出激励性法律规制是解决上述问题,激发碳市场活力,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有效路径。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激励性法律规制的完善建议,通过构建碳排放权交易的协同监管模式、完善碳信息披露制度、健全激励性配套措施、实行差异化风险补偿机制等,激发市场主体和监管主体参与碳市场的积极性,实现企业减排行为与政府低碳目标的激励相容。     

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项目纳入碳市场的现状、挑战与对策

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被认为是燃煤和燃气电厂以及钢铁、水泥和石化等行业实现碳中和的重要技术选项,而碳市场则是重要的市场化减排机制,提高两者的衔接水平,对于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总结国际上CCUS项目与碳市场衔接的成功经验,可以为我国CCUS项目与碳市场衔接提供相关借鉴。本文系统梳理了国内外CCUS项目纳入碳市场的立法、激励政策、CCUS减排核算方法学研究情况,识别出我国在CCUS项目与碳市场衔接方面尚存在法律支撑不足、缺乏激励政策以及CCUS项目碳减排核算方法不准确等一系列问题,最后提出多项建议以推动我国CCUS项目与碳市场的衔接：①完善碳市场监管和法律体系,促进CCUS与碳市场衔接;②研判CCUS优先领域,分阶段促进不同行业CCUS项目纳入碳交易市场;③强化政策激励,打通CCUS与碳市场衔接的投融资与成本疏导路径;④分阶段完善碳交易市场建设,充分发挥碳市场金融属性促进CCUS与碳交易市场衔接;⑤建立完善的监测、报告和核查（MRV）标准体系和证书制度,保证CCUS项目减排量核证的准确性和规范性。     

市场型环境规制交互下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效应分析

利用中国减污降碳的主要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试点——排污权交易政策和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本研究基于2003—2018年中国26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三重差分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及嵌套模型,探究减污降碳的政策协同与区域协同效应。研究发现：实施“双权”交易可以对碳排放和PM_2.5减排产生政策协同效应,并促进区域间的协同效应;实施单一的环境规制会对非排放清单的排放物减排产生负面效果,且没有形成区域协同效应;实施“双权”交易可以提高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促进区域间的协同效应。本研究的发现可以为中国推进减污降碳协同效应提供政策启示。     

从地方碳试点到全国碳交易中心

2021年,全国碳市场首个履约周期正式启动。年初生态环境部印发《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对原主管气候变化的国家发展改革委2014年发布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做出了修改,以规范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及相关活动,包括碳排放配额分配和清缴,碳排放权登记、交易、结算,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与核查等。早在2017年,当时气候变化的主管部门国家发展改革委就确立了由武汉和上海分别牵头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系统和全国碳排放交易系统的建设工作。     

探索林业碳汇的解决之道

我国的"十三五"规划纲要对减排作出了部署。其中除了主动控制重点行业的排放外,还将推动建立全国统一的碳排放交易市场提上议程。森林多重效益项目,是自然保护组织中的一类林业碳汇项目的称谓,通过森林碳汇项目增加的森林面积和其固碳作用,不但满足了可持续发展要求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也完善了森林生态服务功能的市场价格体系;还调动了更多的企业与社会力量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这不仅为我国林业项目的开发提供了新模式,也为绿色金融和生态文明建设注入了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