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室气体和空气污染物协同治理研究展望

温室气体和空气污染物的协同治理是一种双赢的策略。自协同效应的概念提出以来,大量研究对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之间的协同减排技术、措施、潜力等方面进行了评估。本研究回顾了协同治理理论的发展历程、典型案例以及重要的政策实践,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当前研究与实践的特点,并对未来研究提出了建议。典型案例涉及能源、交通、工业和居民部门,政策实践讨论了温室气体和空气污染协同治理政策的主要类型及其实施情况。从损失评估、协同机理、高精度排放清单及模拟等角度对未来促进协同治理的研究提出了方向建议。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关键路径与政策研究

全面推动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新发展阶段我国兑现碳达峰碳中和庄严承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环境污染物与二氧化碳排放的高度同源性是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理论基础。本文首先就目标指标、管控区域、控制对象、措施任务、政策工具五个方面的协同性系统讨论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基本内涵。其次，着眼于当前大气环境治理与碳减排在中国的重要性，本文在国家层面讨论了二者的中长期协同控制路线图，阐述了重点协同区域的识别方法和重点部门的协同治理思路，系统提出了大气环境治理与碳减排的协同路径。再次，本文还就“无废城市”建设和生态保护这两个领域与碳减排的协同治理思路展开分析讨论。最后，针对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对政策体系的需求，提出了统筹优化减污降碳协同目标、建立协同法规标准、建立减污降碳协同管理制度三个方面的建议。本研究将有助于厘清各方对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认识，对各级政府后续推进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工作提供理论和科学基础。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环境协同发展能力评价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的核心要求,城市生态协同发展是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关键。城市生态协同发展主要体现为特定地方对全流域生态环境质量的贡献度,体现了特定地方对流域性生态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以上城市生态环境协同发展能力差异悬殊。协同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能耗和污染排放较少的城市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工业污染较少的城市。而生态协同发展能力较差的城市多集中在那些能耗和污染严重的地区。这些城市形成了三大一级城市群和八大二级城市子群的空间分异格局。该格局表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生态协同发展能力之间在现阶段并非存在着严格的对应关系。长江经济带生态协同发展需要切实体现一体化治理(流域性)、中央集中性治理(国家战略性)和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统筹性治理(复合地域生态系统)三大内在需求。从长江流域整个生态系统恢复与地方生态环境保护的分工协作入手,处理好中央与地方政府在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中的责权利关系,实现上下游之间、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在生态环境治理实践中的战略协同。     

司法的流域性——兼论我国长江经济带司法协同治理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中共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要战略。法治是长江经济带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障。2021年3月1日,我国第一部流域法律《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长江流域司法协同治理是实现《长江保护法》提出的统筹协调、系统保护机制的重要保障。当前,我国长江经济带司法治理呈现碎片化特征,流域生态系统在司法保护尺度内尚未统一。本文基于对司法空间属性的理论分析,结合美国流域司法治理相关案例的考察,提出从空间协同性和专业协同性两个角度构建我国长江司法协同治理机制。     

基于CAS视角的供应链环境协同治理研究

为探究供应链环境协同治理问题,本文从复杂适应系统视角分析了供应链环境协同治理中内部主体之间以及内外部主体间的协同作用机理,以此为基础构建了供应链环境协同治理模型。为探究协同治理机制在该模型中的实际成效,本文运用多主体仿真技术,对二级供应链模型进行仿真模拟,验证了协同治理在企业运营发展以及供应链整体环境绩效方面的提升作用,并针对协同模型中制造商零售商间减排成本分担系数进行调整,检验上下游企业间减排成本分担系数变化对供应链环境治理效果的影响。仿真结果显示,虽然供应链整体利润随着制造商承担的减排成本增加而增加,但供应链单位产值排放量却随之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进一步验证了协同治理的效果。     

环京津贫困带农民生态创业减贫机制研究

立足于创新创业和精准扶贫这一时代背景,在"两山"理论的指导下,贫困地区农民实施生态创业策略可拓展农民增收渠道,增加农民经营性收入,促进该地区生态—社会—经济的复合式发展,有效实现脱贫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耦合,而生态创业如何帮助农民脱贫是当前有待研究的问题。利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参与式扶贫理论,从角色和支持内容两方面对农民生态创业减贫活动中的要素进行分析。基于机制设计理论并结合环京津贫困带的区域特点,对农民生态创业减贫机制进行设计和总结,研究发现:孵化协调机制、市场对接机制、项目引导机制、支撑服务机制和区域协同治理机制的相互协调有助于减轻政府扶贫压力。从提供孵化培育平台、打通市场通道、加强参与式项目引导、完善支撑服务链和进一步推动区域协同治理方面提出建议。     

协同实现降碳减污的管理需求与关键问题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协同推进。一方面,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我国发展阶段使然。与发达国家先解决了国内污染问题再应对气候变化的发展过程不同,我国正处于减污与降碳要求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在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总体上尚未根本扭转的新发展阶段,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同根、同源、同过程的特征使得实现降碳减污协同增效具有可行性。化石能源的燃烧和加工利用同时产生 CO₂ 等温室气体和SO₂、 NOx、颗粒物（PM）、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等大气污染物,推动降碳与减污的协同治理能够降低管理成本,获得环境质量改善、气候变化风险降低、低碳经济竞争力提升等多重政策效益,是提高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途径。     

从协调到协同：跨区域环境治理中的监管体制改革与路径——基于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视角

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理论可为跨区域环境监管体制改革提供重要理论支撑。在政策和法律法规的推动下,近年来我国跨区域环境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仍存在中央与地方权责划分不明,跨区域环境监管缺乏权威性,环境监管垂管制度改革不彻底等问题。现有机制无法有效支撑地方政府开展跨区域环境监管和深层次的环境协同高效治理。为进一步突破现有的制约障碍,提高跨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效率,应当进一步加快中央层面的跨区域统一立法和地方层面的跨区域协同立法,以法律保障跨区域环境监管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将中央与地方政府环境保护的权责在法律中进行明确和细化,中央政府成立专门的跨区域环境治理机构,地方层面成立跨区域环境治理协同机构,理顺跨区域环境治理中的纵向和横向关系,进而推进我国生态文明体制建设。     

基于彼得斯治理理论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路径重构

基于彼得斯治理理论,分析了京津冀地区的协同发展现状和要求,重构了其协同发展路径。结果表明:①要素禀赋、区域政策分别是区域协同发展的客观基础和主观条件。②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为京津冀地区提出了“坚持以北京和天津尤其是以非首都功能疏解为引领,借助市场力量调动各个主体的积极性,同时注重协同方式(机制)建设”的新要求。③京津冀协同发展路径重构可从“由软硬兼施的市场(市场平台和政府效能)、三维协同的主体(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非政府部门)和富有弹性的方式(临时机构和互动机制)”的“3M”策略入手。     

论系统论视域下的流域生态环境行政治理

流域及其生态环境问题的特殊性引发行政治理体系的变革,系统论为流域生态环境行政治理体系的建构指明了方向,流域生态环境行政治理体系的建构是系统化的工程。在系统论指引下,结合相关规范性文件,流域生态环境行政治理系统的建构需从建立协调机制、规范职权行使与推进治理协同三方面切入,并分别明确三者在流域生态环境行政治理系统中的作用,通过建立议事协调机构发挥协调机制的统筹协调功能、通过整合与上收行政机关职权明确规范职权行使的实施功能、通过建立治理协同机制发挥推进治理协同的支持与保障功能。     

区块链技术在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中的应用研究

借助于区域协同治理和区块链技术的优势,来克服传统大气污染治理过程中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的局面,降低大气环境治理成本,提高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的效益.基于协同治理理论,在对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和区块链技术的现有相关文献梳理分析之后,发现京津冀大气治理中存在组织结构分散、地方政府间的各自为政和民众的无效参与等问题.通过构建基于区块...     

跨行政区划湿地保护司法协同治理的探索——以大纵湖湿地为例

在湿地环境资源开发与保护的过程中，传统行政区划治理机制已不能满足跨行政区划湿地保护系统治理需求。湿地环境的协同治理需要法治化，应重塑司法治理理念，构建新型、全面、高效的司法协同治理机制，形成湿地生态系统的整体治理格局。以江苏省大纵湖湿地为例，分析跨行政区划协同治理的必要性与不足，通过建立生态功能区公益优先制度、完善执法司法配套协作机制的方式探索跨行政区域司法协同保护与治理制度，以期促进湿地治理在生态系统内坚持公益优先，协商共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基于SWOT-AHP分析法的农村垃圾协同治理优化研究——以安吉县为例

安吉县作为“两山理论”发源地,多年来在生态保护与垃圾治理方面形成了独特模式。通过对安吉县农村垃圾协同治理模式进行SWOT分析,选择12个指标并运用AHP法计算各指标权重和影响强度。结果表明,安吉县农村垃圾协同治理偏向增长型战略,进一步从动员社会多方力量、把握扶持政策、借助科技手段等方面提出优化措施,帮助安吉县在农村垃圾治理道路上行稳致远。     

京津冀地区协作性雾霾治理的经验与反思

近年来我国虽然提出了北京-天津-河北雾霾协同治理的新举措,但这种治理方式在实施过程中依然存在着跨界合作利益协调机制不畅、合作动力机制不均衡、缺乏统一的监管标准等弊病。笔者以协同理论为依据,提出建立共同运行规则、优化利益分配与共享机制、实现信息共享、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对策。     

长江流域生态协同治理路径研究

长江流域生态治理关键在于协同推进.作为全国七大江河流域开展协同治理的先行样本,长江流域生态协同治理已经取得积极进展,但仍存在不少障碍和壁垒,提出需从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内容、治理措施等多维度入手,优化协同治理机制,形成共抓大保护的合力.     

京津冀一体化视域下流域水污染共治问题研究

随着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的纵深推进,三地在局部流域水污染治理中取得初步成效。但三地仍存在水资源短缺、水生态环境恶化与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不协调的矛盾,在流域水污染治理中陷入"碎片化"治理困境。通过深入剖析困境生成之机理——立法不协同、分割式自我治理体制、治理不同步、水资源利用补偿机制不健全,提出协同立法治理跨界水污染、搭建权威跨界水污染治理机构、编制实施水生态空间管控规划等"本土化"治理路径。     

河长制背景下流域协同治理问题探讨——基于共容利益理论

河长制是中国水环境治理的重大创新实践,其明确的责任、针对性的治理模式有效实现了水环境质量的大步提升。然而,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河长制与流域整体性治理之间依然存在着操作上的缝隙亟待解决。以流域水污染为典型对象,从共容利益的角度,讨论了上、下游河长协同治理的利益博弈结构,明确影响上、下游合作的因素,进而提出河长制背景下促进流域协同治理要从强化协同治理收益、降低交易风险、构建多方联动的协同治理网络三方面展开。     

以袋式除尘为核心的大气污染协同控制技术

我国创新发展的新思路推动大气污染治理模式从单项治理向协同控制转变。论述了近十年来我国在冶金烧结炉、垃圾焚烧炉、燃煤锅炉等多个领域开展协同控制所取得成绩和已形成的技术路线。技术经济分析比较表明:袋式除尘以其稳定高效的除尘功能和对多污染物的协控能力,是所有协同控制技术路线中应用广泛、有效的主流技术。     

海南"美丽乡村"环境协同治理状况调研:政策工具的视角

"美丽乡村"是"美丽中国"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实现"美丽乡村"的生态环境治理需要政府、社会、村民的多方协同治理,政策工具的选取、组合、使用,决定了协同模式的构建。本调研基于政策工具的视角考察海南"美丽乡村"环境协同治理状况,根据所得数据科学研究分析,科学合理地提出相应的建议对策,以期为海南"美丽乡村"环境协同治理提供实证借鉴。     

“大气十条”实施后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政策的量化研究

针对大气污染问题,2013年国务院颁布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从更高层次上实施国家及区域层面的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战略。区域联合防控及协同治理是当前情况下治理好大气污染的必然选择,但是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收集整理了100篇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相关政策文件,构建了政策工具量化的二维分析框架,探讨了当前对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政策工具使用情况,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强化命令型政策工具、弥补能力型建设工具、完善奖惩福利机制、完善监督监测预警系统等一系列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