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与管理要求

阐述了我国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的形成与发展,针对国家试行和可能发布的《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办法》,梳理分析了我国在生态保护红线管理方面的相关要求。分析了生态保护红线划定、调整、正面清单制度、有限人为活动管控、责任追究等方面可能制定的新要求;总结明确了国家对生态保护红线划分的重点是极其重要的生态功能区、极其脆弱的生态区域和具有潜在重要生态价值的区域,以避免盲目划分。阐述了国家实 行正面清单制度,对于有限人为活动管控,具体明确了9类有限人为活动。最后建议尽快制定发布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办法。     

国内外生态功能区划理论研究

生态功能区划是生态系统科学管理与持续利用的基础,通过区划能加深对生态系统的了解,有效减少管理的复杂性。对区域生态功能进行甄别,合理划分生态功能区,并按不同功能合理管理资源,已成为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重要途径。通过分析生态功能区划的概念、内涵和方法的发展,比较国内外分区框架体系的差异和应用,对生态功能区划的未来发展进行初步探讨,提出今后需关注的三个方面:1系统开展流域水生态功能区划研究,促进水环境问题由水质管理向水生态管理转变;2加深对生态功能区划应用方面的研究;3对生态功能区划的使用者或潜在使用者进行额外教育,以一种高效的方法把区划结果用于生态系统管理、保护规划。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生态环境保护战略研究

随着中共中央在2014年将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京津冀区域再次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经济增长极。然而,京津冀地区当前环境形势仍十分严峻,是全国水资源最短缺,大气污染、水污染最严重的区域,生态环境是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尽快补齐的突出短板。本文深刻分析了京津冀区域当前大气、水、生态三个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以及内在的体制机制不协调。在此基础上,明确了解决京津冀生态环保总体思路,并分别从环境功能区划、生态保护红线、大气联防联控、跨界水环境治理、环境监管联动以及体制政策创新等方面提出针对性解决措施,为国家开展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提供参考借鉴。     

新疆绿洲经济带生态功能区划的初步研究——以新疆沙雅县为例

对新疆绿洲经济带生态功能区划进行研究,不仅可以为新疆的生态环境建设、环境治理和制定环境保护规划奠定扎实的基础,也为新疆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协调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以新疆沙雅县为例,根据沙雅县地理环境、生态环境特征,以《生态功能区划暂行规程》及城市生态功能区划原理为指导,在新疆省级三级生态功能区划的基础上,对沙雅县进行第四级生态功能区的划分,共划分出9个四级生态功能区,并针对每个生态功能提出了相应的生态服务功能及建设、保护发展方向。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开展生态功能区划工作的通知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于２００２年８月１５日以环发犤２００２犦１１７号文向西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局（厅）和西部开发办（计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环境保护局和西部开发办（计委）：发出“关于开展生态功能区划工作的通知”，主要内容如下：为贯彻落实江泽民总书记在２００２年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座谈会上关于“加快生态环境调查，抓紧制定生态功能区划和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指示精神，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联合组织开展生态功能区划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一、编制生态功能区划是国…     

城市环境总体规划的空间管控体系研究——以贵阳城市环境总体规划为例

环境空间管控和环境空间规划是我国城市空间规划体系中的短板,我国亟需建立起一套城市环境空间管控体系,来参与城市空间规划体系的建立,进而彻底扭转城市环境污染被动治理的尴尬局面。构建覆盖城市各领域的环境空间管控体系是城市环境总体规划的主要任务。本文梳理了我国环境空间管控发展现状和问题,从城市环境总体规划的角度,在城市层面构建了由环境功能区划、以生态保护红线为核心的严格管控区以及环境承载调控等手段组成的环境空间管控体系,并以贵阳城市环境总体规划为案例,进行了环境空间管控体系的构建。最后提出了实施城市环境总体规划空间管控的政策建议,保障空间管控体系能够落地和发挥作用。     

构建严格的生态保护红线管控制度体系

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是我国今后生态保护工作的核心制度安排,需要以更加严格的配套管控政策与措施予以支撑。本研究在分析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了包括监测技术管控、监察执法管控、行政许可管控、法律强制管控和社会参与管控在内的生态保护红线管控制度体系,并从加快生态保护红线立法、构建"多规合一"机制、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推动离任审计制度、推进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和推动信息公开机制与宣传教育等方面提出了相应配套措施,为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支撑。     

《新疆环境功能区划试点研究》

现有的自然地理区划、综合自然区划、生态功能区划、社会经济区划、水环境功能区划、主体功能区规划等，对划分国土空间的分异状况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我国面临着新一轮产业转移和资源开发，资源环境瓶颈约束日益突显，亟需在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不同区域的主导环境功能，规避新的布局性污染，确保生态安全，维护人居健康。     

我国生态保护与建设支出账户框架构建研究

生态保护与建设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生态保护与建设支出账户核算是环境经济核算的重要内容,但我国目前尚未开展系统的生态保护与建设支出核算。本文首先梳理了生态保护与建设支出核算的国际经验,指出我国生态保护与建设支出账户核算面临统计口径不完善、统计体系尚未建立、统计主体和对象仍不完整、统计数据呈部门化和分散化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从生态保护与建设支出主体、支出分类、支出资金来源等方面初步构建了支出账户核算体系,并以2013年为例进行了初步估算。结果表明,我国财政资金用于生态保护与建设的支出总量不足,仅占当年GDP的0.25%。为推动生态保护与建设支出账户核算工作,建议应从预算科目、统计口径、统计主体、统计对象等方面不断完善生态保护与建设统计体系,加快推进生态保护与建设支出账户的构建与核算,并争取尽快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以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与制度建设的进程,促进我国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生态保护红线就是带电的高压线

<正>7月18日,环境保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召开了贯彻落实《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视频会议。生态保护红线是指依法在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划定的严格管控边界,是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的底线。生态保护红线是我国继"18亿亩耕地红线"后,又一条被提到国家层面的"生命线"。鉴于生态保护红线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空间保护线,应实施最     

四川龙泉湖自然保护区可持续性评价与撤销建议

龙泉湖自然保护区位于川中盆地西缘，以石盘水库为保护对象。本文首先从自然生态条件、资金与管理、周边社区发展3方面，选取稀有性、多样性、自然性、典型性、面积适宜性、资金状况、管理状况、社区发展8项指标，构建我国自然保护区可持续性综合评价的指标体系。对于面积适宜性，笔者统计得出判别功能区面积比是否适宜的标准，将该指标具体细化。核心一缓冲一实验区面积的合理比例约为0．4：0．1～0．2：O．5～0．4。以这一指标体系，对该保护区予以评分，验证该指标体系的可操作性。评分结果龙泉湖保护区仅得33分，处于不可持续水平。限制因素在自然生态、管理方面，尤其是生态功能重要性太低。进而分析该保护区不具备自然属性，动、植物物种数占四川省的比例很小，无特殊保护价值；且至今未设立保护区管理机构，无专业管护人员，不能履行管理职责。因此，本文建议撤销龙泉湖省级自然保护区，改设为省级水利风景区或湿地公园。     

国家海洋公园建设的制度经验与优化

我国正逐步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顶层设计,将国家公园定义为具有国家代表性的"陆域或海域"。但与国外相比,我国现有海洋类自然保护地单个及总体面积都不大,管理上也存在碎块化的问题,没有地域广阔、覆盖更完整生物链的国家海洋公园,离实现海洋生态系统性保护的目标尚有距离。而事实上,我国已经具备相关制度供给,既拥有国际规范支撑,也积累了本国海洋类自然保护地建设的法治成果,只是仍存在一些制度障碍需要克服,需进一步优化、整合原有的海洋类自然保护地体系以匹配新体制。建议明确国家海洋公园的国家公园属性,调整国家公园的监管主体,统筹陆海不同的功能分区,构建中国特色的国家海洋公园管理体制。     

云南纳板河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的模式研究

当前,国内许多自然保护区都把生态旅游作为发展规划的重点,通过社区参与生态旅游,不仅使村民直接从中获得经济效益,生活水平得到提高,更重要的是形成了"政府、企业和当地社区村民的利益共同体",使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形成"自愿机制",有效地促进了保护区生态旅游资源的保护和开发效用最大化。针对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的现状,研究借鉴国内外社区参与生态旅游模式的经验,以纳板河自然保护区为研究对象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新中国70年生态环境建设发展的艰难历程与辉煌成就

中国的生态环境建设,经历了新中国建立之初生产力低下的农耕文明、改革开放后的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的三大阶段,每个阶段都有自身的特质、挑战、应对和成效。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整体上表现为农耕文明特征,自然灾害频发、粮食生产短缺、城市化水平低下。为了跳出"马尔萨斯陷阱",新中国的缔造者带领人民治理水患,兴修水利,拓荒垦殖,问题得到缓解但没有得到解决,贫困落后依然,没能彻底摆脱"马尔萨斯魔咒"。改革开放后,工业化快速推进,城市化加速发展,使农民得以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极大地提升了劳动生产力;同时也使土地得以从农民手中部分释放出来,不仅大幅提升了土地资源价值,也使土地得以休养生息自我生态修复。虽然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大幅提升了生产力、积累了巨量的物质财富,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逼近工业文明的生态红线、环境底线和资源上线,可持续发展挑战不断凸显。2010年后,中国全面启动生态保护、污染控制和资源节约的转型发展进程,高质量、大力度建设生态文明,推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发展。     

Interactions Between Spatially Explicit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Measures: Implications for the Governance of Marine Protected Areas

Marine protected areas are not established in an institutional and governance vacuum and manage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wider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in which they are immersed. This article examines Islas Choros-Damas Marine Reserve, a small marine protected area located in a highly productive and biologically diverse coastal marine ecosystem in northern Chile, and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human, institutional, and ecological dimensions beyond those existing within its boundaries. Through documents analysis, surveys, and interviews, we described marine reserve implementation (governing system) and the social and natural ecosystem-to-be-governed. We analyzed the interactions and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marine reserve and other spatially explicit conservation and/or management measures existing in the area and influencing management outcomes and governance. A top-down approach with poor stakeholder involvement characterized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The marine reserve is highly connected with other spatially explicit measures and with a wider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through various ecological processes and socio-economic interactions. Current institutional interactions with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 are scarce, although several potential interactions may be developed. For the study area, any management action must recognize interferences from outside conditions and consider some of them (e.g., ecotourism management) as cross-cutting actions for the entire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We consider that institutional interac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networks are opportunities to any collective effort aiming to improve governance of Islas Choros-Damas marine reserve. Communication of connections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marine protected areas and the wider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as described in this study) is proposed as a strategy to improve stakeholder participation in Chilean marine protected areas.     

黄河法中生态保护制度的构建

为了更好地贯彻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国家重大战略,弥补分散立法的不足,实施流域综合管理,解决黄河流域面临的特殊生态问题,有必要制定黄河法作为黄河流域管理的基本法和综合法。本文利用数据分析法、实证分析法和文献研究法,以解决黄河流域面临的主要生态问题为目标和导向,依据有关政策文件、法律法规和改革成果,分析了黄河法需要建立健全的生态保护制度,包括全流域节水制度、水源涵养制度、水土保持制度和水污染综合治理制度、自然湿地生态修复制度等。     

遥感调查方法在河北省省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变化评估方面的应用研究

河北省省级自然保护区以自然生态系统类型为主,人类活动较为频繁,将遥感评估方法应用于河北省省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变化评估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分析高分辨率遥感卫星影像的特点,结合河北省省级自然保护区的实际情况,优先选取分辨率为2m的民用卫星,提出了遥感调查方法在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和开发建设活动中自动监测、生态系统格局变化、生态系统质量变化以及人类活动干扰程度四方面的评估应用。     

论我国自然保护地公众参与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2019年6月《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的颁布,指出自然保护地建设应“探索全民共享机制”,突出了公众参与制度的重要意义。在我国自然保护地建设过程中,公众参与制度虽然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关注,但仍面临诸多实践困境。通过分析现阶段自然保护地的立法和实践现状,探析公众参与制度在自然保护地建设中的适用路径和困境阻碍,对公众参与制度的立法表达、管理体系和保障机制等方面提出建议,从而进一步完善自然保护地中的公众参与制度,为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制度支撑。     

天全河珍稀鱼类自然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对策

天全河珍稀鱼类自然保护区是四川省珍稀鱼类和经济鱼类的重要保护区，保护区及其周边地区有高等植物100多种，脊椎动物200余种，其中鱼类5目8科26属39种。但目前保护区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和困难，如保护区组织机构不健全，管理水平低下，滥捕偷捕现象突出，与社会矛盾较大，资金不足等等。本文针对这些问题，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如完善保护区的管理机构，健全社区参与机制，发展生态旅游，适度利用保护区的相关自然资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