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化在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中的传播路径

社区既是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场所,又是传播先进文化的窗口和载体,以生态文化建设为基点,进一步探索社区生态文化的载体和加大生态化建设力度与运行体系建设等传播路径,力求提升生态文化在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中的作用,形成更加自然科学的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论环境公共治理的民主协商与沟通功能

生态文明建设进程实际上包含了多元主体对环境伦理的价值建构和对环境公共治理实践活动的参与。采用个案分析法论证我国社区环境公共治理范式对民主协商机制的创新。研究发现,执政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管理制度的变革为社会组织参与环境决策、环境立法和环境司法等民主协商活动提供了多元合作与协调的制度性建构渠道,而基层政府在社区开展的环境公共治理运动则有效地整合了社区环保力量,提升了公众参与公共治理协商的集体凝聚力及责任意识。     

各省

正吉林:生态文化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吉林省环保厅与文化厅近日联合出台《关于推进全省文化系统生态环境质量管理改善提升的指导意见》,要求文化部门和环保部门共同承担生态环境保护文化宣传、推广等工作。文化部门     

产业融合背景下文化与科技的协同创新研究

产业融合背景下的文化科技协同创新问题,是打破传统产业界限、涉及多创新主体及要素的复杂系统问题。研究创新性将自组织理论引入到这一问题的分析中,阐明了文化科技协同创新系统具有典型的自组织特征。联系协同论、超循环理论深入分析了文化科技协同创新系统的动力机制和运行机制,并就如何进行协同创新平台的建设、促进协同作用的发挥提出了相关对策与建议。     

农村生态文化建设载体研究

通过运用各种有形或无形的文化传播载体,把生态理念和生态价值观播撒在广大农民的心中,促进广大农民发展生态产业、养成生态消费的习惯,推动农村生态文化和生态经济繁荣发展。在农村生态文化建设中,选择利用好各种文化传播载体是至关重要的。农村生态文化建设的载体,即农村生态文化的外在表现形态、形式和建设农村生态文化的各种方     

政府环境责任视角下青海省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初探

新型农村社区是一种全新的农村居住形态,介于传统村落和城市社区之间,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形式之一。在生态第一、环保优先发展的战略指导下,青海省新型农村社区示范点建设必须做好社区生态环境保护。因此,文章从政府环境责任视角下探讨青海省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分析社区建设中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的压力,进而从政府环境责任的角度提出社区建设的对策和实现路径,从而丰富青海省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理论支撑。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政府治理创新

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新阶段。由于工业文明给生态环境带来的破坏,生态文明重新审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政府在重新定位自身的角色。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个人、政府组织、市场组织以及其他组织等主体的共同参与,建立多元合作治理模式是政府治理创新的必然选择。     

关于农村生态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

农村生态文化建设在意识和观念领域制约农村整体生态环境建设的进程和实现程度。如若不首先解决农村生态文化缺失的问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将有一个缺憾。     

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的利益相关者研究——以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利用文献调研法、问卷调查法、利益相关者矩阵分析法和数理统计法等探讨了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中的利益相关者.研究结果表明,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利益相关者分为核心层、紧密层和外围层,其中核心层的利益相关者为各级政府、天宝岩保护区管理局、企业与旅游公司、社区居民,对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具有重要作用.各级政府具有高影响力、低利益/高公益的特点,关注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是生态补偿的公共主体;天宝岩保护区管理局具有高影响力、高利益的特点,关注生态价值,是生态补偿实施的主体;企业与旅游公司具有低影响力、高利益的特点,关注经济价值,是生态补偿责任的主体;社区居民具有低影响力、低利益,关注经济价值,是生态补偿的客体.     

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与居民生计博弈分析

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对生态保护和居民生计有着重要的影响,如何实现生态保护和社区居民生计改善的“双赢”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但在实践中鲜见同时在两个目标上取得重要进展,究其原因,主要是对自然保护区社区居民生计考虑不足,忽略了生态保护和社区居民生计之间的联系,忽视了不同利益主体的相互作用过程与机制。从博弈的角度出发,分析自然保护区管理部门与社区居民的博弈,探讨生态补偿在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与社区居民生计中的作用。博弈结果对提升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效应和社区居民生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为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社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绿色社区创建的思考——以杭州市西湖区为例

西湖区区级以上绿色社区50%的覆盖率与城镇化趋势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高目标还不相适应。与省市绿色社区指标相比,区级指标倾向于公众参与和居民自治,建议从区域环境质量、节能减排、生态文化、"三产"等方面进行补充,并提出量化指标、设置否决指标、动态管理和复查退出机制、绿色示范工程、环境认证管理及碳汇林试点等对策。     

鄂西生态文化旅游产业集群发展研究

在分析鄂西生态文化旅游产业集群发展的效应和意义的基础上,提出了鄂西生态文化旅游产业集群发展所遵循的市场导向、规划指导、产业互动、择优扶强、注重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重点发展以旅游中心城市为依托的旅游服务业集群、以核心吸引物为中心的综合旅游产业集群、以旅游景观廊道为依托的餐饮购物业集群、以特色村镇为依托的旅游文化产业集群、以生产基地为依托的旅游商品产业集群,需要在产业要素整合、龙头企业培育、公共服务提供、重点项目建设、产品结构优化、区域品牌建设等方面推进鄂西生态文化旅游产业集群发展.     

佳木斯市农村环境问题研究

畜禽养殖业污染、生活垃圾随意堆放、农用化学物质、农用塑料制品污染、工业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扩张对农村环境产生破坏是佳木斯市环境污染的主要表现。资金匮乏、法律制度不健全、农民环保意识不强、农业技术发展与环境保护不同步、各部门沟通较少是造成农村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通过加强法制建设、改变农业生产模式、走生态农业发展之路、加大资金投入和宣传教育力度、部门间协调,可有效解决农村环境污染问题。     

四川生态农业发展模式探讨

生态农业是循环经济在农村的实现形式。文章分析了四川农业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然后从自然生态条件、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服务体系等方面探讨了四川生态农业建设的可行性,提出了四川生态农业的主要模式及其适应的区域类型。     

MEETING PUBLIC EXPECTATIONS WITH ECOLOGICAL INNOVATION IN RIPARIAN LANDSCAPES1

ABSTRACT: Appearances matter for managing riparian landscapes because the appearance of landscapes affects public willingness to accept plans and designs that improve ecological quality. Riparian landscape design and planning should respect and strategically incorporate characteristics that the public values and expects to see. Such design can be quite novel in its ecological effects, but it also should be sufficiently familiar in appearance to correspond with cultural values. This paper describes some influential cultural values for riparian landscapes and demonstrates how attention to such values supports public acceptance of ecologically innovative design in rural and urban watersheds.     

新形势下河北省农村可再生能源管理与政策研究

我国农村可再生能源发展面临生态文明建设、能源安全趋紧、大气污染严重等新的形势变化。作为农业大省,河北省近年来农村可再生能源发展与管理成绩显著,为改善农民生活、保护生态环境、增加能源供应、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等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新形势下,其农村可再生能源管理也暴露出了思想认识不足、部分法规政策滞后、缺乏宏观科学规划、资金筹措机制单一、后续监督管理不够等问题,需要从加强宣传教育、提高认识水平,完善规章制度、形成法律体系,制定科学规划、明确目标计划,拓宽融资渠道、稳定资金支持、完善服务体系、加强后续管理等方面完善管理与政策,以推进其健康持续发展。     

生态文明下的环境法制

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如生态环境意识、环境立法、行政执法和司法缺陷、法律政策等,同时生态文明建设中面临诸多的难题,如公众参与、生态补偿、环境责任及环境纠纷等,应通过完善立法、执法及司法建设,以及完善公众参与机制、生态补偿机制、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等保障机制来解决这些问题。本文首先通过比较分析生态文明与环境法制的关系,结合我国生态法制建设困境,提出了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的环境法治保障措施,即从立法、执法、司法角度,从而实现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最终实现环境—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任务。     

中日农村环境管理对比及对中国的启示

日本与我国在历史上同属传统的东亚小农经济国家,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历程和存在的问题具有共通性。日本的农村生态环境管理随社会经济发展不断调整适应,政府也数次推动乡村振兴。对比研究中日两国农村环境管理及其背后的社会经济因素,虽然两国在农村环境管理上有相似性,但也有较大不同,我国不能完全照搬日本的农村环境管理体制机制,必须走一条适应我国国情的特色道路,循序渐进推进农业农村污染防治。在开展农村环保工作的具体举措上,日本也有较多可借鉴之处:一是以完善的法规政策体系保障农村环境管理;二是以精准的财政补贴支撑农村环境管理;三是以科学的规划和技术标准体系服务农村环境管理;四是以规范的行业和市场服务体系推动农村环境管理;五是以亲民务实的环境宣传教育助力农村环境管理。     

四川省米易县新农村建设可持续发展SD分析——用系统观透视

县域新农村建设必然受到当地自然—社会—经济中众多因素及其复杂关系的制约.为了从长期性与整体性角度考察四川省米易县社会、经济、生态环境与新农村建设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建立了由米易县系统动力学模型为主干,生态足迹模型和SWOT模型为支撑的米易县新农村建设可持续发展分析模型,以透视米易县新农村建设的前景,探讨规划的理论依据.     

生态补偿的价值目标：国际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明晰生态补偿的价值目标,既是健全我国生态补偿政策体系、体现公共政策属性的关键,也是调动各方生态保护积极性、提升自然生态系统稳定性与生态产品供给能力的现实需要。本文首先评述了关于生态补偿价值目标的研究进展,认为国内对该领域的研究比较欠缺,亟须补充;其次对于国际上生态补偿的价值目标选择,从维护和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农民减贫脱贫、推动城乡生态公正以及提高农民生态参与意识等四个方面进行了介绍。反思国内生态补偿价值目标的问题,本文提出生态补偿机制完善与价值目标导向:①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面向多元价值目标构建生态补偿机制;②通过生态补偿机制建设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③通过生态补偿机制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④通过生态补偿机制建设促进城乡生态公正;⑤加强生态补偿政策宣传激发公民生态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