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中国文化:人权理念的普及与仁爱精神的光复

国家行为的变化是从国家哲学的变化开始的。今天的中国,旧的国家意识形态正在发生深刻变革,新的国家哲学正在逐步形成。接受国际人权准则便是新国家哲学基础的奠基仪式。无论从理论转向实际的道路还有多远,新国家哲学的基础一旦奠定,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的变革就会加速到来。展望21世纪,国际人权理念的普及将同儒家仁爱精神的光复同时并进,从而重构中国文化。     

气候政治：国家利益与道义的博弈

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不存在单纯的气候问题,而是各国围绕碳排放权展开了激烈的政治博弈。中国目前从＂碳政治＂中获利的可能性不大,但可以借气候变化思潮推进环境改善,鼓励新能源技术开发。哥本哈根会议,中国没有提出自己的环保理念,道义主张不足根源于今天的中国社会没有一个明确、深厚的政治哲学基础。构建道义基础,我们要从中国传统文化、哲学,包括社会主义传统和自由主义传统中寻找资源。     

生态安全进行时--访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生态司副司长程立峰

国家生态安全作为一种全新的现代国家安全观,它既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国家安全的载体和基础,国际性组织以及许多国家都十分重视生态安全。由于全球环境的变化、国民的生产、生活模式、跨越国际的污染、生物入侵等等,以及科学成果的发明与应用的负效应,都是影响国家生态安全的主要因素。为此,记者专门走访了国家环保总局生态司副司长程立峰。     

市场经济与环境法制若干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是一场伟大的变革，它不仅是一场制度变革，而且是一场观念变革。这一变革势必引起我国法学理论和社会主义法制状况的新发展，我国的环境法制建设也面临着现实的挑战和革新的需要。一、市场经济与环境法观念的变革市场经济体制给环境法领域带来了新鲜的空气·并要求其转变思想．确立一系列适合时代要求的观念，这中间最重要的是法治观、权利观和效益观。第一、法治现。计划经济内在地、本能地要求人治，市场经济则相反地要求法治。人治社会中也有法，又有“以法办事”，它强调法的意志性，法律如同其他暴力工…     

优良顶层设计期待广泛落实

在我们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制建设中,缺乏“生态环境权是基本人权”的概念意识和制度设计,各种扭曲的利益观、政绩观,极易冲淡生态环境人权保护的主题。     

全球气候治理主体共同体化现状、问题与深化路径

在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加速变革等大变局背景下,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和秩序正在经历深刻变化。全球气候问题需要全球气候治理的主体去认知与改造,主体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有着关键性影响。当前全球气候治理主体的内涵和外延在持续变化,最值得关注的变化就是全球气候治理主体走向共同体化,并且正在形成一种规范。全球气候治理主体间在利益、责任与命运关系的演化,对更大范围的、更深程度的主体关系提出了新要求。本文基于近年来全球气候治理实践,分析了全球气候治理主体共同体及其关系的发展情况与趋势,同时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引导全球气候治理主体共同体及其关系,以更好聚焦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首要因素,开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新征程。     

以环境外交推进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新能源和历史上的英国、美国的霸权形成密切相关。一个在国际能源权力结构中取得主导优势的国家,必然会改变全球地缘结构,继而成为国际体系变革的主导力量。传统能源面临枯竭,国际能源权力结构即将发生变化,全球新能源竞争已经展开。在此背景之下,西方国家遏制中国技术发展的企图越来越明显,中国必须通过环境外交来争取中国的新能源发展优势。     

开放条件下的我国矿产资源安全战略

正矿产是支撑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保障矿产资源有效供给是国家资源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世界经济结构重塑和重心转移、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和寻求新动能,以及国内外资源、环境、生态治理格局的调整,重塑开放条件下的我国矿产资源安全战略,是极其必要而迫切的。为此,需要重塑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战略措施。一、国内外矿产品市场已经并仍将发生系列重大变化近期看,全球矿业伴随世界经济调整而持续低迷,国际大宗矿产品价格     

国际环境污染的国家责任

国际环境污染形式多种多样,本文着重讨论了跨国界环境污染和国际贸易往来中形成的污染转移,由此确定国际环境污染的国家责任和国家职责。目的在于通过确立国家责任防治国际环境污染。     

气候变化与中国国家安全

我们一直把气候变化问题看成是环境问题和发展问题。但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气候变化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正在加深。缺乏这一视角将使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时，难以达到应有的战略高度和保持足够的政策力度。中国不仅要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还应该将其置于国家安全的总体框架下统筹规划。     

国家海洋公园建设的制度经验与优化

我国正逐步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顶层设计,将国家公园定义为具有国家代表性的"陆域或海域"。但与国外相比,我国现有海洋类自然保护地单个及总体面积都不大,管理上也存在碎块化的问题,没有地域广阔、覆盖更完整生物链的国家海洋公园,离实现海洋生态系统性保护的目标尚有距离。而事实上,我国已经具备相关制度供给,既拥有国际规范支撑,也积累了本国海洋类自然保护地建设的法治成果,只是仍存在一些制度障碍需要克服,需进一步优化、整合原有的海洋类自然保护地体系以匹配新体制。建议明确国家海洋公园的国家公园属性,调整国家公园的监管主体,统筹陆海不同的功能分区,构建中国特色的国家海洋公园管理体制。     

固体废弃物情报的重要性

世界面临着一场科学技术发展的新变革。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一系列新技术、新产业的出观,正在引起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过去由于世界经济的盲目发展,造成了对自然资源的破坏,出现了环境污染,生态失调等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现象。使一度曾以自然征服者自居的人类,受到了大     

环境法治新形势下的污染源全过程管理

近年来我国的环境法治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排污单位的违法成本陡然提升。随着法律责任的不断增加,排污单位有必要依照污染源全过程管理的思路,尽快适应我国环境保护法治的新变化。     

法治国家和风险社会理念下的环境治理机制

面对现代环境问题,我国环境治理需要以法治国家和风险社会理念为基础进一步完善。法治国家要求立法、行政与司法的长期稳定、系统有效运作,而风险管理需要以科学技术进步为基础,对风险有及时认知和科学评估,两方面都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支撑。现代环境行政法首先强化了直接行政监管,不断加强对私权干涉的程度,而且扩展了现代环境规划制度,还创新了环境影响评估制度,同时针对现代环境问题的源头:经济上的外部性,针对性采取多种经济手段。此外在风险沟通和信息公开以及加强程序性权利上,公众参与制度进一步得到细化。这些环境治理行政手段既继承了国家传统行政机制,又都基于法治国家与风险管理理念予以补充,以更有效地、针对性地实现现代环境保护。     

试论公民环境权的性质

公民环境权是在环境危机产生后才愈加受人关注.本文通过对公民环境权的定义的探讨,对公民环境权的性质进行剖析,并且认为公民环境权是一项法定权利,它是由生存权发展而来的一项基本人权.但期待高位阶的法律做出更为明确的规定.     

保护中国的生物多样性

生物物种是否丰富．生态系统类型是否齐全．遗传物质的野生亲缘种类多少．将直接影响到人类的生存、繁衍、发展。在全球范围内生物多样性正受到威胁，生物多样性保护刻不容缓。中国既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的国家之一．同时更是生物多样性遭受最严重威胁的国家之一。对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中国从来都是不遗余力的……     

带你去厦门

厦门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台湾海峡西岸，与台湾隔海相望，是中国最适宜居位的城市之一，这里气候宜人，风景秀丽，环境整洁，拥有“国际花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和“全国十佳人居城市”、“联合国人居奖”“全国文明城市”等殊荣。[第一段]     

合理运用人权理念,达成碳排放权共识

坎昆大会上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实属希望渺茫,可以称得上是＂一场尚未召开就结局已定的谈判＂。国际气候谈判陷入僵局,谈判争执的关键点在于＂公平＂,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均有＂不公平＂感。人权理念是双方都可能认同的价值观,我们应该合理运用,确定每个人的碳排放权利,达成碳排放权共识。     

新常态下的治霾之路

一部《穹顶之下》纪录片,不仅把公众的注意力再次聚集在“雾霾锁国”的现象上,更把讨论的焦点延展到中国对煤炭的高度依赖、环保部门在执法中的无能为力以及能源利益集团为阻碍变革所扮演的角色等问题上,并进而引发了在新常态下,中国治霾路径的思考。3月1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见采访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中外记者时强调,“要向雾霾等污染宣战,不达目的决不停战”。环保法的执行不是“棉花棒”,是“杀手锏”。选择法治,这正是新常态下的中国治霾之路。     

“健康中国”战略的环境法回应及目的调适

在生态文明视野下,建设"健康中国""美丽中国""法治中国"应整体推进、相互融合。新环保法对环境污染危害健康问题予以了回应,确立了保障公众健康的立法目的和环境健康保护制度及预警机制。新环保法确立的公众健康目的符合紧迫利益优先原则与建设"健康中国"的国家战略安排,其背后隐含着"健康权优位"思想和环境健康权理论,亟待环境法回应并进行制度构建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