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四”看中国的民族主义——一种日本视角

日本和中国民族主义关系密切,可以说日本激发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五四"如此,今天亦然。在全球化时代,民族主义还是需要的,因为全球化的本质是消灭民族国家,而民族主义是对全球化的一种反动。但由于民族主义往往与国内问题相联,因此只有对内争取民权,才有可能对外维护国权,这是近代东亚以及"五四"的重要遗产。     

“五四”以来科学在中国的命运

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理解和评价,对运动中的一面大旗"科学",我们要从历史性的角度进行考察。科学是力量,是公理,是正确的人生观的基础,但在近现代史上也是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重要方式——知识投资。破除科学的霸权和特权,通过平民的而不是精英的教育体制将科学知识推广到基层民众中去,是"五四"以来中国现代进程的一个重要主题。     

回归“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现代科学与中国文化重建方略

中国文化首先须有一个根本,没有根本,就只能拾人牙慧。传统文化是中国发展的起因,我们为什么要发展,根据在传统文化中。五四以来西方科学的传入与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同时发生,科学主义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现在的难题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没了,发展成了无序。中国迫切需要回归"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路,重建文化价值认同。     

感恩“五四”:中国如何成为一个现代国家

"五四"最大的思想功绩,是为中国人输入了现代化的概念,是对传统决绝的否定,或者是重新评估一切传统价值。"五四"提出的创造现代中国、独立的个人的任务和目标还远没有完成。历史对中国人太吝啬,太不具有宽容性,以至于我们今天还得重返"五四",从"五四"那里汲取养分和获取教益。     

“五四”之后的两种启蒙

怎么看历史跟怎么看今天,是搅在一起的。"五四"包含两个运动:救亡,启蒙。今天理解"五四",同样绕不开两者的关系。对于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来说,"启蒙"始终是"救亡"的前提,社会中下层的权利和福祉直接关系到他们对国家的认同。"五四"的"启蒙"后来一分为二:中左翼、中右翼。在世界又走到岔路口的今天,两种启蒙能否合二为一重建我们的精神世界?我们特别需要"五四"的那份"少年中国"的朝气和锐气。     

青年与成年的力量平衡:中国社会积极化的方向

近代以来中国有一个特点,凡事都是青年人打前阵,青年人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前进的火车头。现在不一样了,年轻人奉行功利主义,不争着出头露脸了。历史告诉我们,只靠年轻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青年人的冲劲与成年人的沉稳这两个力量应该结合起来达到均衡,让中国社会朝一个积极方向发展。这是"五四"走到今天值得反省的事情。     

“后五四”一代的心路历程

90年,历史的"五四"渐行渐远。"后五四"时代的青年人所了解的是一个怎样的"五四"?与"五四"世代有着怎样的代际差别?在思考什么样的问题,追随什么样的主义?"五四"时代的整体价值已经转变为"后五四"时代一种根植于社会、为社会所塑造的理性的个体价值。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并不在于制度,而在于每一个公民做好自己。     

“后五四”时代,中国要树立自己的科学观

"五四"90年来,科学的发展在中国已经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现象,然而在把科学作为研究对象的领域,中国有进步,但做得很不够,中国现在的水平和同期国际水平相比,不比"五四"时期高:我们没有自己的理论,也没有在国际上提出与中国特征或世界科学相关的新问题。"后五四"时代,中国需要提出自己的科学观。     

生态文明与后现代主义

<正>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出现的具有反西方近现代体系哲学倾向的思潮,成为20世纪70年代后被生态学家开始经常使用的一个词。美国生态文明领军人物小约翰柯布将"生态文明"归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正是出于对西方现代社会"工业革命"的反思。众所周知,工业文明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及对生态环境的污染与破坏推入了灾难性阶段,现代工业革命正在把人类带上了一条自我毁灭的不归路。"超越现代工业文明,     

科学迷失与“后五四”中国知识分子

今天讨论"五四",旨在文明反思。近现代中国的目标是进步、赶超,标志是对物质世界的掌控。为此中国文明彻底重构:学科学,抛弃传统,对世界重新解释;追求现代化生活,建设大工厂,发展新技术。在今天的工业中国,科学与技术成了主义,人与人的矛盾转变为人与自然的矛盾。人类未来怎么走?科学与人文如何关联?由此而思考中国的前景,这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后五四"任务。     

在西方中心的世界中,保持中国文化自主性——文化、社会价值如何转化为政治实践

在现代资本主义以物质为核心的结构下,在现代世界以西方为中心的结构下,重物质轻精神成了现代社会的普遍问题,政治性与文化、社会脱了钩。对自身历史,尤其是对近代历史中正确性的否定,使得中华民族在解放进程中形成的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利他主义的价值观受到伤害。如何把政治价值问题跟文化、精神、传统、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并转化为政治实践,从而在西方中心世界里保持中国文化的自主性、中国知识分子的实践传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五四”重建传统之功——我读李零(二)

国学是中国近代挨打的产物,是国将不国之学。近代以来,从西方中心论到中华老大论,从骂祖宗到卖祖宗,互为表里、欢喜冤家,是现代化病灶在中国水土不服的表现。中国的事,搞不好还是搞得好,与中国的传统没什么关系,归根到底的责任是我们自己。"五四"不是中断传统,而是重建传统,功不可没。     

“碳运动”泡沫的膨胀与破灭及中国立场

碳运动由西方文化左派孕育萌芽,由西方尤其是英国政府与金融资本所推动壮大。其针对中国,则有一箭数雕之效：既能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设置羁绊,又能让西方金融资本借碳交易大发其财,还能让西方创立新的低碳＂普世价值＂以继续占据道德制高点。迎合西方,企图用低碳要求倒逼中国实现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已被历史证明不可行。碳运动的科学根基已经坍塌,碳泡沫在中国却为何继续膨胀？     

风险社会理论反思:以中国为参考背景

全球风险社会已然来临。处在现代转型与向世界开放的中国,不仅风险数量多,而且性质复合——过程风险与结构风险共震。如何应对风险?西方三大风险研究范式——文化、治理性、风险社会—已被引介到中国,其中又以吉登斯、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影响最大。与后现代的西方去民族国家偏重个人化应对风险不同,当代中国应围绕民族国家建构风险治理机制,并在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同时,相应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和个人治理能力。     

中国的问题是软实力与硬实力不对称

中国取得了很多成就,也面临着种种问题,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软实力与硬实力的不对称。中国人喜欢把美国当目标,但美国被世人最乐道的恰恰是软实力。但要提高软实力,不能接受开历史倒车的新儒家。当代中国重要的软实力是民族主义:中国是中国人惟一的家园,我们应该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充满信心。民族主义不是简单要求个人服从民族国家,而是承认只有组成国家和民族才能更好地维护个人利益,国家利益只是手段,个人利益才是目的。     

饮鸠止渴式的现代化之路

现代化,广义而言,是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狭义而言,它不是自然的社会演变过程,而是落后国家采取高效率的途径,赶超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就是典型的外生型现代化:"中国制造"一度成就了中国经济的腾飞神话;但同时又以大范围的雾霾天气,显示以粗放式发展和能源过度消耗为代价的增长模式的不可持续性。     

一个现代环境主义的神话——“生态的印第安人”假说辨析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环境主义运动的兴起和西方社会对基督教环境伦理的反思,"生态的印第安人"遂成为北美社会颇为流行的一个词汇,它所代表的是一种快乐、无忧无虑、生活在与大自然和谐之中的印第安人的形象,这与西方社会那种恣意破坏     

“次生焦虑”:中国的工业发展及环境问题

水污染问题可以从技术、人的行动、体制和深层结构等不同角度去理解。比较中国传统社会及西方社会的特点,"次生焦虑"可以成为理解当代环境问题的一个工具概念。重溯历史,审视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的断后焦虑和怕落后、赶英超美的次生焦虑正复杂交错地影响着中国的环境极其解决。     

新的大陆文明:完成“现代”,克服“现代”

中国现代化的课还没补完,又已背负超克现代化的新使命。面对崛起中的中国,左派右派的想象力都显得贫乏,提不出新的远景和方案。20世纪中国以及东亚甚至整个亚洲的中心问题是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而21世纪的中心问题则是提升为一个"文明—国家"。新的文明不是像西方文明(海洋文明)一样把"异"与"不同"作为"恶"和"敌人",而是不同文明的和平共存,这是一种新的大陆文明。     

转型社会中“工业人”的权力与自由

社会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多面体结构。对于治国者而言,关键是要在多个维度之间寻求平衡,偏向于任何一方都会导致社会结构失衡。历史上,当西方社会从"重商主义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型时,由于过于强化市场经济自发秩序中的"经济人",不可避免地衍生出诸如生态恶化、贫富差距、政治腐化、社会同质化等社会危机。当前,中国社会同样面临这样的转型问题。在德鲁克看来,要避免转型社会的治理难题,在工业社会中实现多元化,必须使社会成为一个自由的功能性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