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环境风险接受度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我国环境风险事故频发。与此同时,公众对于美好环境的需求日益提升,公众与专家和政府之间的风险判断差异是不同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主要诱因。为识别公众环境风险接受度的影响因素,本研究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11种环境风险的客观风险水平和公众感知到的风险影响度、场域了解度、政府信任度、社会经济水平等因素对公众风险接受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社会经济水平、风险影响度、场域了解度、政府信任度均直接影响公众的风险接受度;客观风险水平则通过风险影响度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风险接受度。因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降低公众风险感知偏差对生产生活的影响,我国除了通过更严格的风险管控手段降低风险事故发生概率和影响范围外,还需要通过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和生态科普等方式增强公众对风险场域的了解度和对政府的信任度以提升风险接受能力。     

环境风险治理沟通机制:现实困境与完善路径

环境风险沟通是改变风险轨迹、防范危机爆发的有效手段,在环境风险治理中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我国在环境风险沟通中面临三重困境,即环境行政主管部门沟通意识亟待提升,环境风险沟通法律规定有待细化,环境领域专业人员风险沟通能力亟需增强。应从提升公众参与水平以转向协商式沟通、夯实信任基础以增强治理能力、引入"互联网+"模式以借力技术优势、发挥媒体作用以加快信息传递、健全法律救济以保障公民权利等方面加以完善。     

土壤污染风险规制中的行政裁量研究

我国土壤污染风险规制在专家遴选标准、建设用地和农用地污染风险管控要求，以及风险管控措施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行政裁量。社会理性和科学理性的缺失形成了土壤污染风险行政裁量困局。土壤污染信息制度中“适时公开”的规定使得公众缺乏必要污染信息，弱化其参与程度，导致对行政决定合法性的质疑。此外，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中专家遴选标准和论证规则的欠缺导致土壤污染风险规制科学理性的缺失。为此，需要建构关照事实和规范的协商式行政裁量模式，强调公众的实质性参与以弥合技术理性和公众理性的鸿沟。同时，在程序上确定专家遴选标准和风险管控标准的论证规则以保证土壤污染风险管控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在不妨碍行政裁量权灵活性和能动性的前提下，规范行政裁量权的行使，控制行政裁量权的滥用。     

法治国家和风险社会理念下的环境治理机制

面对现代环境问题,我国环境治理需要以法治国家和风险社会理念为基础进一步完善。法治国家要求立法、行政与司法的长期稳定、系统有效运作,而风险管理需要以科学技术进步为基础,对风险有及时认知和科学评估,两方面都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支撑。现代环境行政法首先强化了直接行政监管,不断加强对私权干涉的程度,而且扩展了现代环境规划制度,还创新了环境影响评估制度,同时针对现代环境问题的源头:经济上的外部性,针对性采取多种经济手段。此外在风险沟通和信息公开以及加强程序性权利上,公众参与制度进一步得到细化。这些环境治理行政手段既继承了国家传统行政机制,又都基于法治国家与风险管理理念予以补充,以更有效地、针对性地实现现代环境保护。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中环境风险防范问题研究

结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审查的实际,指出报告书中关于环境风险防范方面存在的编制依据的有效性、工程分析的完整性、环境风险评价的规范性、公众参与的针对性、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真实性、环境监理的适用性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指导性等问题。根据国家近期对环境风险防范方面的法律法规等规定及研究成果,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     

城市规划中的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

城市规划中的公众参与首先是一种有效的信息提供工具,这些信息可能涉及决策者没有考虑到的或者考虑不够深入的问题,包括环境问题。公众参与的优势就是可以让决策变得审慎,最大程度地避免规划实施后所可能产生的风险。信息公开是公众参与的基础和保障,应创造条件让公众能够了解所公开的信息的含义,同时应拓宽公众参与的信息获取途径,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尽可能多地将规划相关信息提供给公众。     

观点

专家作为政策知识的重要生产者,是被国家规训最深的群体之一。在现行的专业培养体系和政策咨询制度下,专家如果要影响政策的话,注定要把国家作为最重要的听众之一。在公共空间的语境中,他们的权威很快与国家权威串联在一起,因为他们并没有独立的权威来源和制度基础。于是民众对于政府的不信任,很快蔓延到对专家的不信任。故而民众对于专家的反感,并非一场全民狂欢的反智盛宴,而是反应出在公众、国家和政策专家这个三角网络中,公众与专家之间     

论环境风险预防原则中的风险阈值

如何把环境风险预防原则确立为环境法的基本原则,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环境风险"的界定。通过对法律意义上的环境风险进行分析,指出确立风险阈值的原因,即我国对"环境风险"的界定不清,环境风险的风险性缺乏法定依据以及不同种类的利益之间存在冲突等,进而从明确环境风险的类型、评估环境风险量度、明确责任归结三方面思考了风险阈值的确立问题。     

企业环境风险浅议

本文探讨了企业面临的各种内部环境风险和外部环境风险，企业的风险主要有自身经济、技术管理水平不佳带来的风险；区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带来的风险；环境法律方面的风险；资源乏带来的风险以及绿色消费需求带来的风险。针对这些风险，提出了规避的对策。     

页岩气开采废水达标排放研究

在快速发展的页岩气产业中,如何在保证页岩气开采盈利能力的同时,保护公众健康和环境,页岩气开采废水的管理是一项重大挑战。从氯化物可能带来的环境风险及危害上论述了脱盐的必要性,讨论了废水达标排放可参考的排放标准及相关的脱盐技术,表明了页岩气开采废水达标排放处理需选择合理的“预处理+深度脱盐”工艺,以降低氯化物可能带来的环境风险及危害。     

公众参与环境执法角色关系探析

环境是公共的,环境利益具有公众性。在环境执法中积极吸纳公众意见,是国家民主管理社会的体现。公众参与环境执法的角色定位即：政府在环境执法中处于核心地位,拥有最终裁量权;企业是环境执法的对象;公众是环境执法的最终受益者。政府、企业与公众的沟通协调是公众参与环境执法的有效机制。     

浅述石油库综合污染防控

随着石油库数量的不断增加和公众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石油库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引人关注。正确认识和合理预防、控制油库污染对于实现企业经济、社会以及环境效益的协调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文章简要分析了石油库的常规环境污染途径、方式及火灾爆炸事故造成的环境风险,分别从规划、设计和运行三个阶段论述了常规环境污染控制以及事故状态下的风险防控,并提出此项工作应贯穿于规划、设计和运行的全过程中。     

环境法视域下的生物安全风险规制

生物安全领域的环境风险包括科技风险、生态风险和环境健康风险三种类型。我国目前尚未形成健全的生物安全风险规制制度体系,科技风险规制机制不健全、生态风险规制忽视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健康风险规制领域尚存空白等问题依然存在。为此,应确立多元化的立法目的体系,推动风险规制的类型化制度安排,有效衔接生物安全立法与环境保护法律规范,以最大限度地预防和降低生物安全风险可能带来的损害。     

熊跃辉:如何推进环境与健康工作？

近年来,环境污染已成为影响公众健康的危害因素之一。每一次环境事件都牵动着公众敏感脆弱的神经,"十一五"以来发生的Ⅲ级及以上环境事件中,25%存在健康损害风险。环境污染加剧或其相对重要性上升带来的健康风险日益凸显,而且这种健康风险在短期内难以得到解决,我国面临着环境与健康问题的重大挑战。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明确了环境与健康保护制度,为加速推进环境与健康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与支撑。加强环境与健康工作是生态文明建设的     

以理性对话解决垃圾焚烧争议

正垃圾焚烧厂的争议是一个综合社会问题,公众的"反焚烧"是一种期望对话的行动表达,正视这种行动表达,积极展开理性对话,共同探索社会共赢的垃圾管理之路,才是解决争议的根本路径。垃圾焚烧厂自出现以来,始终都是垃圾问题的争论焦点。在争论中,支持垃圾焚烧的人们习惯于用技术问题来解决争论。他们提出,垃圾焚烧厂技术先进、设备一流,不可能有任何的环境风险,人们担忧都是不必要和     

环境应急，我们刚刚起步

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的时期，各种自然灾害和人为活动带来的环境风险不断加剧，突发环境事件以更加复杂、多样的形式为公众所关注，有效防范和应对突发环境事件已成为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我国环境安全的现状是什么？环境应急管理体系是怎样的？     

工业园区氯碱项目环境风险预测评价——以新疆某城市工业园区氯碱项目为例

对工业园区引入的化工项目进行环境风险评价,是园区规划的重点工作之一。对氯碱生产项目潜在的环境风险环节进行识别和风险类型的确定,对发生泄漏性事故进行环境风险评价,预测了事故发生对环境的影响程度及范围。对事故发生后的风险提出防范和应急减缓措施,并对项目提出规划建议。     

积极的信息公开才是真正负责

环境资源应属全人类公有,政府与民众均有责任。信息透明可将环境风险降到最小,一为公众知情权的诉求推动,二为早日研究出应对之策。环境形势逼人,政府只有积极主动的信息公开,才能真正实现为民众负责。     

新时期我国环境风险防控面临的多元化挑战

当前,环境风险已成为威胁公众健康、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也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巨大瓶颈性考验。本期特别邀请南京大学毕军教授组织“环境风险管理”专题,就环境污染保险制度、环境风险规制成本、土壤污染风险评价,以及特殊风险(Natech)管理等问题展开研究和讨论。     

资源环境政策选择中的公民参与问题研究

资源环境政策是公共权力机关利用公权力对资源本身以及由资源环境产生的利益进行分配的过程,是对环境公共利益的分配与选择,它具有全民性、复杂性和不可复制性的特征,是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从公众参与政策选择的角度出发,研究了公众参与政策选择的必要性,归纳概括了公众参与政策选择时出现的非理性因素绑架民意、政府屈从民意、降低政策选择效率等问题,并从加强沟通、争取信任,建立健全政策参与制度,改进政府管理,提升公众参与意识四个方面探索解决问题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