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环境治理绩效评价指标构建与应用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为探究城市水环境治理政策效果,基于水环境主题框架模型,从环境、社会、经济和管理4个层面构建水环境治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以目标渐进法、熵权法、雷达图法等为测度方法,测算2007～2016年成都市的水环境治理绩效指数。并利用Stata 11.0软件对成都市的水环境绩效与当地经济进行相关性分析及评价方法的主成分因子检验。研究显示:(1)成都市水环境绩效指数整体呈不断上升的趋势,验证了成都市水环境治理政策发挥出有效作用;(2)相关性检验证明,水环境绩效指数与经济水平呈显著正相关,突出水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3)重视经济绩效和水生态环境保护的同时,也要提高社会绩效和健全管理机制,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提供质量保障。     

淮河流域水环境治理路径的整体性研究

无论是从流域水环境治理的语义变迁还是治理模式的路径变迁来看,其变迁的本质都是为了解决水环境治理过程中产生的低效化和碎片化问题。在如今公共管理转型和水环境治理严峻形势的双重压力下,文章基于整体性治理的理论溯源及适用性分析,结合治淮二十载的实践探索,提出了实现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和整体运作的创新路径。可行的方案是:通过结构的创新和制度的规约,最大限度激发出市场与社会组织的治理效能,通过重新评价水环境治理过程以夯实整体性治理的制度基础,以整体精神和技术支撑塑造出整体政府。     

深化水资源水环境政策改革,积极推动环境社会治理——PACE20周年纪念大会会议综述

中国工程院国际工程科技高端论坛暨PACE 20周年纪念大会于2017年8月28~29日在北京举行。PACE 20周年大会就"水资源水环境政策"和"环境社会治理"两个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并达成以下共识:政府治理是中国水资源水环境治理的主导模式,但目前我国水资源水环境政府治理仍面临政策不规范、立法不完善、监管不到位等实质性的问题,要积极促进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环境社会治理是我国环境治理的短板,环境治理不仅需要政府的主导,更需要社会上的利益相关方参与政策制定、监督与执行过程,更需要社会各行为主体的自觉自主行动,促进环境行为改善,化解由环境引起的社会矛盾。     

农村生活污水与小流域水环境协同治理的规则型构——基于临沂“兰山模式”的实践样本

如何对农村地区的流域水环境进行高效而低成本的治理,是当前农村资源环境治理面临的挑战之一。本文以山东临沂市兰山区柳青河水环境污染治理作为典型案例,从规则型构视角剖析行动规则对"兰山模式"的作用机制。其中,边界规则打破了农村生活污水与小流域水环境资源治理的边界,企业等新行动主体的资金、技术的溢出效应提高了治理效率;身份规则改变了行动主体的参与动机,加强了多方主体间的交互作用;选择规则减少了多方治理主体的责任冲突;聚合规则弥补了农户在环境治理中的缺位。在四项行动规则的共同作用下,"兰山模式"实现了农村生活污水与小流域水环境的协同治理,是农村水环境治理的实践样本。     

信任水平、互惠性偏好与PPP项目绩效协同关系研究

信任是PPP项目中政府和私人部门合作共赢的重要基础,信任水平的高低对PPP项目绩效的影响长效深远;互惠性偏好作为公私合作关系中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重要途径,直接影响PPP项目绩效水平。通过对信任水平、互惠性偏好和PPP项目绩效的维度划分,并在PPP项目绩效中引入物有所值的思想,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和AMOS统计软件,研究信任水平、互惠性偏好与PPP项目绩效的协同关系。结果表明:信任水平对PPP项目绩效起正向促进作用,互惠性偏好对PPP项目绩效起正向促进作用。同时,互惠性偏好作为中介变量,在信任水平与PPP项目绩效间有中介效应。     

水污染防治领域PPP项目投资回报机制设计

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引导下,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实施的水污染防治项目逐渐增多。合理的投资回报是社会资本参与PPP项目的关键所在。本文通过对水污染防治项目特点、不同付费方式及适用条件进行分析,对投资回报的内在机理进行了分析,提出水污染防治PPP项目投资回报机制设计原则,包括应符合市场配置特点,充分考虑项目风险影响,确保社会资本"盈利但不暴利"、以政府财政承受能力为底线、不以保底承诺、固定回报变相融资。在此基础上,从投资回报是社会资本方服务绩效的对价、合理设计保底需求和超额收益分享机制、合理设计服务价格及调整机制、合理拓宽可行性缺口补助投资回报方式等方面对投资回报机制要点进行了探讨,以期为同类项目的实施提供参考。     

博斯腾湖水环境保护防治体系与治理效果初探

博斯腾湖在开都河-孔雀河流域乃至塔里木河下游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保护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水环境的良性循环对这一地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针对博斯腾湖水环境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从维护生态稳定以及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角度，提出包括水利工程、生物措施及管理措施在内的水环境保护综合防治体系，并对可预期的治理效果进行初步分析，探讨构建一个适宜的博斯腾湖水环境保护方案，以达到逐步改善博斯腾湖水环境质量、维护其生态稳定的目的。     

基于“三生共赢”的小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对策研究

小流域是实现重点流域精准化治理的基本单元,"三生共赢"是指要把解决环境问题的目标定位于生活、生产与生态的协调发展,是实现小流域环境改善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本研究立足于流域水环境质量改善,以"三生共赢"和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指导,提出了基于"三生共赢"的小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理论架构,即立足于水环境质量改善和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强化流域水环境约束,以尽可能小的环境代价支撑流域经济结构优化、新型城镇化发展,以资源高效和循环利用为核心,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体系和循环社会体系,并通过创新流域治理体制机制构建成本共担利益共享格局,最终实现小流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本研究基于以上理论架构设计了生态环境、绿色经济、优质宜居三大类指标体系24项具体指标,并重点从优化流域空间开发格局、构建产业绿色发展体系、改善城乡居民生活环境、提升流域生态系统功能、健全流域治理体制机制等方面分析了小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对策。本研究可为各级政府创新流域治理模式、制定小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规划提供较为可行的理论支撑和技术体系。     

城市水业PPP项目的风险分担研究

公私合伙制（即PPP）模式在城市水业项目中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公私双方的合作方式和风险分担是PPP项目成功的关键。在不同的合作关系中,公私双方所承担的风险种类和程度都有所不同。因此,只有理顺PPP项目合作方式与风险分担的对应关系,公共部门才能正确选择PPP项目的合作方式和私营合作方。     

比利时环境治理典型经验分析——以弗拉芒大区为例

作为欧盟的核心成员国之一,近年来比利时在环境治理方面成效显著。尤其是弗拉芒大区,逐渐形成了以"土地证书"为标志的土壤污染治理、"从摇篮到坟墓"的废弃物治理和以"许可证制度"为核心的空气污染治理等一系列特点鲜明的环境治理措施和方法。本文着重分析弗拉芒大区环境治理的机构设置和目标,以及其土地污染治理中的"土地证书"和土地交易管理,空气污治理中的工业污染源和交通污染源治理,废弃物治理中的法律、经济与自愿工具使用三个方面的典型经验。结合比利时弗拉芒大区的典型经验和现阶段我国环境政策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建议我国环境政策体系的改进和完善,应更加注重实现污染外部性的内部化、利用市场手段来实现土壤保护和开发新的环境政策工具。     

淮河流域水环境—社会—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研究

采用改进的突变级数法,从水污染角度研究社会经济发展对水环境的影响。构建流域水环境—社会—经济系统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淮河流域整体及各省区域系统协调发展水平,采用耦合模型分析水环境与社会、经济系统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1)从淮河流域整体地域协调性看,"十二五"期间的协调水平比"十一五"时期上升,而流域南部(安徽省)的协调发展水平提升并不理想,地区协调性水平差异较小,重点提高流域南部经济实力,努力提高流域整体的协调发展水平。(2)从淮河流域内各省系统协调性看,水环境、社会、经济系统发展状况越来越好,整体协调发展水平随时间呈"低水平—较低水平—较高水平—高水平"的发展趋势,表明系统综合协调发展状况在逐步改善。同时,淮河流域整体协调发展水平受经济系统影响,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正处于升级阶段。(3)从淮河流域系统相互关系看,水环境和社会系统耦合保持在拮抗阶段,表明社会发展对水环境影响较大,而水环境和经济系统的耦合随时间由高水平逐渐衰退到磨合阶段,表明经济发展对水环境影响更大但作用力逐渐减小,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逐渐摆脱了对环境资源的依赖,两者实现强脱钩,经济效益不断提高。     

昆明高校水环境教育浅谈

大学生环境意识水平高低对整个社会环境意识水平有着长远的影响,提高其环境意识水平是环境保护的重要途径。随着人口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城市环境问题尤其是水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本文以昆明水环境教育为例,从水环境认知、水环境态度、水环境道德、水环境行为和参与,指出提升高校学生的水环境意识,对实现水环境保护与社会发展的协调共生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PACE2016中国环境治理国际研讨会综述

PACE2016中国环境治理国际研讨会就中国环境政府治理、环境市场治理、环境社会治理以及环境治理结构展开了深入研讨并达成以下共识:大国模式下的环境政府治理面临着突出的"污染避难所效应"、"公平与效率的两难"和"多层次治理体系"等问题;不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环境市场治理必然面临"要不要走环境治理市场化之路"的疑虑,相关研究表明市场手段作为有效的环境治理方式正在逐渐地打消此等疑虑;中国环境治理最主要的短板在于社会治理,提高公众参与度的主要挑战在于改变地方政府的态度,然而社会企业家是环境社会治理的希望;多元环境治理结构是中国环境治理的必然选择,政府引领、企业自觉、公众参与的制衡机制是关键。     

水的善治之道

水的问题是全球首位的环境问题，解决之道是善治——公众参与决策，公众参与管理。我们现在的水电开发，往往以经济、技术是否可行来简单决策，而忽视了开发所造成的环境、社会影响；在江河治理中，权力过于集中．流域规划滞后，河流的公地悲剧不断上演。水要可持续，大工程是否进行，得有一部《社会影响评价法》，让老百姓获得知情权、决策参与权、利益分享权：地方（社会）水的管理得让老百姓亲自参与，这比以权力和技术强制管理、专业管理更民主，也更科学。     

PPP模式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初探

PPP模式(公私合作模式)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是创新环保产业投融资机制,协调绿水青山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但现有环保类PPP项目实践中,存在项目落地率低、监管体系薄弱、邻避效应严峻等突出问题。对此,谨慎识别项目,推进信息公开和民主协商,提升社会责任感,是实现在生态文明领域适用PPP模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     

推进中国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PACE 2019学术年会会议综述

环球中国环境专家协会（PACE）于2019年6月27~2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组织召开第四届中国环境治理学术年会，主题为推进国家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内外环境公共治理领域顶级专家以及国家和地方相关政府官员出席了会议，并分理论方法、实践应用、行政执法、社会治理、经济政策以及全球环境治理等专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会议认为，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环境治理体系，在生态文明建设框架下，已取得长足进步，特别是以目标为导向的治理战略，已形成鲜明国际特色。中国环境治理模式正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政府行政管理转向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并由自下而上机制相补充的多元共治现代公共治理模式，治理能力近年来显著加强，但在环境社会治理以及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等方面仍存在显著薄弱环节，在政府执法机制以及经济政策使用等方面仍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低碳视角下湖南省城市两型社会发展绩效评价

根据"两型"社会发展要求,本文从低碳视角出发,对比生态城市、低碳城市等评价指标体系,对湖南省13个地级城市建设绩效进行了实证研究。对比分析了13个地级城市在湖南省成为"两型"社会改革实验区前后,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四个方面的变化。结果表明:在城市经济方面,13个城市呈现东高西低的发展模式,尤其是长株潭城市群经济发展情况明显快于其他地级城市;在城市社会方面,相对于其他方面变化差距最小,其中长沙市提升最快,张家界市变化最慢;在城市资源方面,整体水平相对于其他部分变化较大,其中长沙、邵阳等市的资源消耗较少,老工业基地娄底、岳阳等市资源消耗相对较多;在城市环境方面,大部分城市环境都有所提升。总体上,湖南省13个地级城市的"两型城市"建设,在经济、社会、资源、环境方面都有所提升,但仍存在巨大提升空间,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科学技术水平、"三废"利用率以及城市环境治理能力方面上升空间较大。     

基于流域视角的水环境综合治理规划研究——以江苏省淀山湖为例

以流域为单元进行水资源综合规划和管理是实现水环境改善的重要途径。本文以太湖流域第二大省界湖泊—淀山湖为例,在综合分析流域水环境质量基础上,利用GIS 分析工具划分流域治理片区并制定分区管控策略。根据流域所含骨干河流流向、骨干河流与淀山湖交汇特点、上中下游不同河段及镇域行政边界,将淀山湖流域分为吴淞江流域、千灯浦- 淀山湖流域、昆南湖荡流域、元荡湖荡流域、太浦河流域五大片区138 个子评价单元。通过水环境容量与压力两类空间叠加分析,构建形成污染重点减排区、污染综合治理区、产业绿色化提升区、生态环境保育区等四个类型区域,并提出差异化的产业准入和环境治理措施。本研究不仅为以流域为治理单元的水环境治理规划提供了较为可行的技术体系,而且为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思路创新提供了可借鉴的案例。     

城市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城市土地利用系统是一个典型的“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对其可持续利用水平进行综合评价涉及到的指标多而复杂。从影响城市土地可持续利用的资源、社会、环境和经济等方面综合考虑，选取了耕地面积、粮食产量和年末总人口等15个相关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南京市1995-2002年的土地利用状况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城市土地可持续利用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其评价结果与南京市的实际相符，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运用经济手段推进我国流域综合管理

中国几千年的古老文明交织着中华民族与水之间的不解情结。从治理洪水到防治水土流失,从力求解决水资源短缺到应对日益严重的水污染,人们发现随着流域水问题的日趋复杂,现行流域管理的弊端也逐渐显露。虽然从科学技术的角度来看,我们越来越有希望调控流域的水资源、渔业资源、航运、发电、旅游等来满足人类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各类资源的需要;但是从流域特定功能的使用群体来看,存在着上下游之间和不同利益群体之间明显的或潜在的冲突;从政府角度来看,有诸多部门在管理着流域各类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资源的有限性和部门利益最大化倾向阻碍着部门之间的协调,使得当前的法律制度、管理体制、政策体系和运行机制难以调和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也无法满足促进流域环境、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保证流域水资源、水环境和水生态可持续性的要求。在协调流域各类资源开发和保护的多目标基础上,强调部门协作,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等手段进行流域综合管理成为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