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都市圈可达性与经济联系格局演化研究

以南京都市圈为例，选取1993、1999、2005和2011年4个典型年份，运用ArcGIS的空间分析功能和引力模型，计算南京都市圈的可达性、经济联系量和经济联系隶属度，深入研究南京都市圈空间联系格局和空间联系方向的演变。研究结果表明：（1）南京都市圈可达性改善显著，平均可达性提高明显，但各城市可达性提高的幅度差别较大；（2）南京都市圈经济联系日益增强，经济联系格局由点轴结构向网络结构演变，南京成为区域经济联系中心城市；（3）从经济联系隶属度分析来看，南京是区域空间联系的集聚中心，与其它城市形成了众星捧月的空间联系格局     

武汉城市圈制造业集聚的实证研究

采用调整后的产业集聚EG指标，结合产业集中度指数，对武汉城市圈2000～2007年制造业19个行业的集聚程度进行了精确的测度，并分别从制造业集聚度变动趋势、产业集聚度特征、产业集聚空间分布特征、增长集聚弹性等角度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结果表明：考察期间武汉城市圈制造业的区域集聚度较高，而且中高技术行业集聚特征十分明显，资源性和低技术行业较为分散；从行业的区域集聚空间分布特征来看，产业集中度较高，主要集中在武汉、黄石、孝感和黄冈4市，其它5个城市产业集中度较低，城市上榜次数较少，且上榜行业主要集中在资源性和低技术行业，形成了以武汉等4市为中心，其它5市为外围的“中心 外围”结构；构建的产业集聚弹性模型计算结果表明，整体上城市圈制造业集聚弹性较大，但不同行业间的弹性值差距明显。     

上海大都市区物流企业区位分布特征及其演化

物流企业的空间分布决定城市物流空间格局、影响城市资源和生产空间的合理配置。以上海大都市区1995年以来物流企业属性数据为基础，综合应用区位商、平均最近邻、核密度及协同区位商等测度方法，探究各类物流企业的区位及其演化特征。研究发现：（1）受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及发展定位不同的影响，上海大都市区物流业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时空异质性，区域各类物流企业的时空发展水平差异显著；（2）上海大都市区物流企业正由“中心布局”转变为多“核心-边缘”模式，在中心区集聚极化的同时，郊区外围也集聚分布了大量物流企业，城市物流空间不断向外围扩张；（3）货代类和综合物流类企业通过信息共享、服务零库存等因素，促进企业间的共位选择；其他类型物流企业由于地域分工、企业选址分散，则出现了区位互斥现象。研究揭示了上海大都市区物流空间区位特征，既补充了城市物流的理论研究，也为今后城市物流业和物流设施发展提供借鉴     

基于ESDA-GWR的浙江县域生产性服务业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全球产业结构“服务经济”形态转向宏观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业作为服务业重要构成正成为我国经济中低增速“新常态”下城市与区域重构竞合格局、提升位序-规模、参与新国际分工的重要“利器”。以浙江65个县域空间单元为研究对象，基于“定量测度-时空辨识-因素剖析”逻辑脉络，运用数理统计模型方法和GIS空间分析技术，揭示2003~2015年其演变特征、空间效应与影响机理，以期为浙江“县域经济”向“都市区经济”转型发展背景下统筹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布局与发展实践提供科学依据。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时空格局表现为低水平均质空间向市辖区首位型城市特别是杭州、宁波等“多中心”的非均衡空间极化演进；其次，体系结构符合Zipf位序-规模分布规律，内部六大行业空间集聚呈现以信息服务业为龙头的“三大梯度”层级分异形态；再则，全局空间存在自相关性但溢出效应微弱且渗透不均衡；最后，其地理过程、格局实践表征被验证为是信息技术水平、人力资本丰裕度、市场发育成熟度等多重因子非线性共轭影响的结果。 关键词： 生产性服务业；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地理加权回归；时空演变；浙江     

浙江省陆路交通可达性与经济社会协调性研究

以浙江省69个县（市）为研究对象，利用1996、2004、2012年交通路网和经济社会数据，采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指标、主成分分析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城市综合交通可达性时空演变及其与经济社会耦合协调发展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1996~2012年，城市综合交通可达性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均出现不同程度提高，两者耦合协调关系逐渐由低水平向高水平转变；（2）协调性存在空间分异，环杭州湾、金丽衢平原、温台平原城市协调性普遍高于西部低山丘陵地区城市，地级市辖区协调性普遍高于各县(县级市)；（3）协调性空间格局演变显著，呈现出由东北向西南、中心城市向周围县域梯度改善现象，且逐等级类型提升特征显著。总体上来看，浙江省城市可达性演变及与经济社会的耦合协调关系，体现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交通基础设施完善的结果     

武汉城市圈人口分布的时空格局

基于1990~2010年人口统计数据，结合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和GIS空间分析方法，探讨了武汉城市圈人口空间分布的时空格局分异规律，得出以下结论：（1）圈域人口规模持续稳步增长，可划分为1990~1999年剧增阶段、1999~2006年滞涨阶段和2006~2010年稳步增长3个阶段；（2）圈域人口格局表现为东西向的交通廊道（宜黄 黄黄 黄小高速）指向且不断得到强化；（3）人口密度的空间变异系数先升后降，圈域人口分布的空间差异先扩大后缩小，但空间差异的绝对水平即空间异质性特征仍较为突出；（4）人口分布的动态变化格局表现为“圈层式”空间分异，圈域人口分布的主要方向为西北 东南向，且在进一步的往东南方向集聚；（5）圈域人口格局是自然地理条件、区域公共政策、社会经济发展和交通运输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     

南京市秦淮区昼夜人口空间分布估算与分析

人口时空分布研究对于城市规划管理、土地利用布局优化以及生态资源环境评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南京市秦淮区为研究区，选择Google Earth平台提供的2014年空间分辨率为0.27 m的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结合统计资料和实地调查，根据人们日常活动的时空位移规律，获取“人口-昼夜-土地利用”匹配关系，借助地理信息系统建模和空间分析技术，实现100 m格网单元尺度下的昼夜人口空间分布定量模拟，并从街道和建筑斑块尺度对人口空间化结果进行验证，进而分析昼夜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结果表明：(1）利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目视解译和街景地图等多源数据，可有效克服城市复杂下垫面的土地利用类型和建筑物图斑数据较难获取的困难，提高城市人口估算的空间分辨率；(2）利用土地利用类型和建筑物空间属性信息，能够合理地估算建筑物尺度上的昼夜人口空间分布；（3)由于中心城区建筑物功能布局以及城乡发展差异等诸多因素影响，城市中心城区昼夜人口的空间结构存在显著差异，白天人口分布范围较为广泛且部分区域具有显著的集聚特征，而夜晚人口的高值分布则相对分散，高值集聚区向城区周边推移。 关键词： 昼夜人口；时空分布；遥感；地理信息分析；南京市；秦淮区     

长三角城市群旅游场强时空异质性及演化机理

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26个城市为研究单元，综合运用主成分因子分析、可达性分析、改进的场强模型、地理探测器模型等方法对2000～2016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区域旅游场强时空格局的演化及其形成机理展开研究。结果表明：（1）长三角城市群城市旅游综合规模差异化显著，但趋于均衡化发展态势；（2）区域旅游场强具有明显的时空异质性，交通“轴线”扩散明显，空间结构由最初的“Z”字型发展为“网状”，最后演变为“树枝状”，旅游场强类型呈现稳定的圈层包围结构，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演变；（3）旅游场强格局演化主要由交通优势度、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禀赋和政策导向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结果。     

行业分类下武汉市工业用地时空演变分析

基于2010～2018年武汉市工业用地出让数据,借助GIS技术,综合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核密度分析和区位熵等方法,在研究武汉市工业用地总体格局的基础上,探讨了其时空演变的整体特征和行业特征。结果表明:(1)武汉市出让工业用地空间分布的近郊区指向性明显,且在研究区域内呈现环状集聚的特征;(2)2010～2018年武汉市出让工业用地整体规模呈下降趋势,出让重心沿"东北-西南"方向转移,且空间变化呈现由内城区到近郊区的集聚变动趋势;(3)行业分类下,工业用地受让单位以加工工业为主,但随时间变化,主导产业由加工工业演变为高新技术工业,且不同行业空间布局存在差异:食品轻纺业在内城区和远郊区具有分布优势;加工工业和原材料工业趋向于近郊区分布;高新技术工业主要集中在大光谷工业板块;工业配套生产生活服务业多布局在人力和产业集聚区;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在城市郊区零散分布。     

中国工业废水排放格局及其驱动因素

基于2005~2015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环境统计数据，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和SARAR计量模型系统刻画了工业废水排放的时空格局演变与空间集聚特征，并进一步揭示其驱动因素及区域差异性。结果表明：（1）研究时段内，工业废水排放逐年减少，但废水排放总量不断上升，表明中国废水排放主导源已经发生替变；（2）中国工业废水排放量总体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省际格局特征，胡焕庸线可看作工业废水排放“热区”与“冷区”的分界线；（3）中国工业废水排放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集聚趋势逐年加强；（4）SARAR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城镇化推进、第二产业发展、人口增长依次是中国工业废水排放的主要驱动因素。与全国相比，热区的SARAR模型估计结果与上述结论基本一致，但各驱动因素的影响效应略有不同     

基于分形理论的江苏沿江城镇体系研究

开放条件下，“全球 地方”作用深刻影响着区域城镇体系，沿江发达地区表现尤其典型。基于分形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以2006年为时空断面，对江苏沿江地区城镇体系的空间分布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区域城镇规模等级结构服从Zipf定律，首位城市南京在区域城市体系中的垄断性相对较强，但并非处于绝对垄断地位；（2）空间关联维数显示，沿江地区城镇体系的交通网络通达性优良，各城镇间联系紧密；（3）根据分维数和无标度区分析，三大城市群中，宁镇扬城市群分形发育最好，苏锡常次之，通泰城市群分形发育最差；（4）扬州、镇江、南京和苏州的城镇集聚程度较高，分形发育较为成熟；南通、泰州、无锡和常州的集聚程度均较低，分形结构不佳。扬州在区域城镇体系中分形发育最为完善，中心性最好，历史上形成的这种空间格局至今没有变化.     

长江经济带水污染密集型产业时空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

水污染密集型产业布局的科学性是长江经济带水资源保护有效性的基础与前提，本文通过界定12个行业为水污染密集型产业，利用偏离份额、基尼系数、区位商探析长江经济带水污染密集型产业时空格局演变，并进一步建立面板回归模型从传统地理区位因素、新经济地理因素与制度因素分析其对长江经济带水污染密集型产业时空格局演化的影响。研究发现：（1）从时间趋势来看：水污染密集型产业占长江经济带工业总产值比重基本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但是占全国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小幅下降后呈上升态势，行业偏离份额结果显示2003~2016年间水污染密集型产业内部行业发展出现分化，化工产业结构调整效果明显，具有衰退的态势，“化工围江”问题在逐步改善。（2）从空间演变特征看：基尼系数显示水污染密集型产业呈现扩散态势；区位商与区域偏离份额进一步验证了水污染密集型产业具有由下游向中上游地区转移与扩散的趋势尤其是承接产业基础较好的中游地区。（3）经济因素、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是驱动长江经济带水污染密集型产业空间布局演化的主要因素。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的西安市工业用地时空演变分析

工业用地在城市化新增建设用地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由于历史原因,西安工业用地存在布局混乱、产出效益低等问题,随着土地价格市场化,工业用地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本文利用西安市土地利用现状资料、实地调研资料和统计资料,运用地理信息系统的缓冲区分析和计量统计分析方法,对西安市工业用地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圈层分析、扇区分析和环交通线分析.结果显示:西安市工业空间圈层和扇区特征明显,工业用地呈郊区化趋势,在其演进过程中"集聚"与"扩散"同在,前期以"扩散"为主,后期以"集聚"为主导,同时表现出对铁路依赖的减少和对城市快速路的青睐.最后,从加快工业集聚和促进工业郊区化的角度提出了优化西安工业用地布局的策略.     

长江经济带开发区及其产业空间格局演变研究

开发区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优化开发区空间布局和产业结构配置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运用统计分析及地理空间分析方法,探究长江经济带省级以上开发区及其产业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探析技术密集型产业空间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长江江经济带开发区空间布局1992～2012年由分散"多点状"结构变为"T字型"结构,2012～2017年稳定为"网格状结构";开发区空间分布呈稳定的"西南-东北"方向,分布中心偏移特征为"东北向-正西向-东北向",2002～2012年偏移幅度最大,2012～2017年偏移幅度最小,地理空间总体呈扩张态势;开发区空间相关性总体上波动起伏,高-高集聚区域先增大再缩小;开发区产业中技术密集型产业具有绝对优势,其中以装备制造业为主,其与电子通信产业共同呈现明显的"一核多极"空间分布特征,四大行业中另外2个行业与开发区空间布局特征相一致;三大类型产业中,总体呈现为上下波动的集聚特征,只有1992年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分散特征;城市经济环境对于开发区产业发展有正向联系,而政府引用外资存在一定的反向联系,政策因素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多民族地区经济差异的空间格局演变

多民族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对维护区域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以云贵地区县域为研究单元，选取2000~2015年人均GDP及其平均增长指数为研究指标，运用泰尔指数、空间自相关方法分析云贵地区经济差异及其空间格局演变。结果表明：（1）云贵地区经济差异持续下降，市辖区下降幅度最大，民族县差异已下降至最小，一般县差异贡献率逐步提高，组间差异下降幅度小于组内;（2）云贵地区县域经济水平呈弱集聚空间模式，经济增长空间关联度更高；（3）经济热点由滇中单核空间结构向滇中-黔中双核心空间结构演化，经济热点区分布在大城市市辖区及其周边一〖JP+2〗般县；经济增长热点呈东移趋势，民族县是主要经济增长热点区;（4）区域产业发展、城市辐射能力以及政策引导作用的差异是导致云贵地区经济空间格局变化的主要因素     

基于投影寻踪模型的湖南省土地多功能时空演变分析

土地多功能时空格局分析能够为明确区域土地利用方向及提升多功能整体效应提供参考。研究基于三生功能理论，通过划分土地多功能类型和构建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投影寻踪法、空间自相关等揭示了2005、2010和2015年湖南省122个县（市）土地多功能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1）生态保育功能平均水平最高，农业生产功能次之，旅游功能相对较低；除生态功能有所下降外，其他各项功能呈现上升趋势，经济生产发展功能和社会保障居住就业功能提升幅度明显；（2）湖南省多功能性水平呈增加趋势且空间异质性明显，呈现由东向西递减的格局。单项功能水平空间分布差异明显，并表现出空间集聚的特征。农业生产、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居住就业功能较高的区域主要集中于湖南东部的长株潭地区及京广高速公路沿线县（市），而生态保育功能高值区则主要分布于湘西、湘南、湘东南等山地丘陵区，研究期间，旅游功能集聚度逐渐提升，农业生产、社会保障居住就业和生态功能集聚度呈减弱趋势；(3)与传统评价方法相比，投影寻踪法客观可靠，信息表征丰富，结果合理，在土地多功能评价方面具有有效性。 关键词： 土地多功能性；时空格局；投影寻踪；空间自相关；湖南省     

城市主要功能用地景观格局的演变特征——以江苏省淮安市为例

基于GIS平台，提取了淮安市主城区城市用地的矢量数据，借助Fragstats3.3软件，计算了主要功能用地的景观格局指数，并对城市功能用地景观格局演变的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自1982年以来，城市功能用地斑块数量增多，斑块面积逐渐增大，面积差异不断缩小，用地斑块空间聚集程度渐渐上升，连通性水平逐步提高，功能用地斑块的形状特征与规整性变化明显；居住用地呈现出大分散、小集中的空间格局特征，斑块面积由小变大，斑块之间距离增大，密度降低，用地斑块的规整性与形态变化较大；工业用地由分散布局逐渐趋向于集中，斑块面积规模由小变大，完整性与集聚程度不断提高，相互连通性明显增强，斑块形态复杂性低；城市公共设施用地表现出大分散、小集中特点，用地斑块面积由大变小，面积差异较大，斑块形态与规整性变化明显     

湖北“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及其层级结构

城市化的内在协调性是城市（区域乃至国家）综合竞争力、国民生计及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综合体现。基于对城市化概念与内涵的认知--城市化是一个“人口 经济 空间”三维一体的过程，其中人是行为主体，经济是驱动力，空间是载体，构建了城市化综合测度指标，并运用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对2000年以来湖北省12个地级市的城市化层级结构演变过程及趋势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湖北省城市化具有如下特征：① 城市化总量时序演变上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且存在经济城市化>空间城市化>综合城市化>人口城市化的变化趋势，但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粗放增长的内在特征；② 整个城市化过程是一个由人口城市化导向型向经济城市化导向型转变的过程；③ 城市化相关系数的时序演变与人口城市化集聚程度>空间城市化集聚程度>经济城市化集聚程度的演变趋势密切相关，表明综合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的地域协调性最高，而与经济的最低；④ 城市化等级体系空间结构及其时序演变具有首位度城市层级结构、城市层级结构动态演变，以及城市化地域协调性不强等特征；最后就城市化的协调发展提出对策和建议。为我国城市化可持续发展研究以及湖北省今后的城市化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借鉴和实践指导     

安徽省公路交通与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协调性研究

在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和“长江经济带”战略的宏观背景下，对公路交通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及时空格局进行分析，能够为区域协调均衡发展提供较好的理论和实践指导。以安徽省16个地级市为实证，选择2005、2010、2015年3个时间节点，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变异系数、协调指数等方法，分析公路交通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格局和协调发展程度。结果表明：（1）安徽省经济发展水平变异系数较大，公路交通变异系数较小，二者区域内部差异明显；（2）安徽省公路交通发展水平逐年提升，在空间上呈现由“Z”型向“V”型转变继而转向“Z”型的分布格局；经济发展水平整体提升，局部波动，在空间上表征出典型的以合芜马为核心的“核心-边缘”分布特征；（3）公路交通与经济发展水平协调程度整体由协调向失调转变，在不同的时间序列上形成了不同的城市发展主导类型，以协同型和交通滞后型为主。 关键词： 公路交通；经济发展；时空格局；协调性；安徽省     

“三生”视角下的城市空间功能变化及调控路径——以长沙市为例

认知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城市空间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的变化规律既是人文-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城市国土空间开发及其格局优化的内在依据。以长沙都市区为实证区，以遥感影像、城市土地利用调查数据等为主要数据源，选取2000、2009、2016年为研究时间节点，基于土地主体功能的差异构建“三生”功能评价体系，采用空间自相关、冷热点分析和样带分析等方法，探究长沙市“三生”功能的变化特征并提出调控路径。结果表明：（1）长沙都市区整体的生产、生活功能持续强化，但生态功能有所减弱；（2）长沙都市区内部“三生”功能强弱亦发生变化，不同功能空间重组，“三生” 功能的均衡性提高；（3）长沙都市区“三生”综合功能水平持续提升，高水平区域逐渐向城市中心集聚，呈现单核集聚→单核集聚-多核分散→网络均衡化的城市功能空间结构发展模式，但“三生”功能空间单元变化模式各异；（4）应从“三生”功能用地结构的“质”与“量”两方面对长沙都市区空间格局进行综合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