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产法定: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分类调整的民法思考

新中国成立后,效法前苏联的中国物权立法是一种按照所有权主体分类调整的“身份型”立法,该立法模式不仅抹杀了不同类型国有财产的“个性”,而且也将自然资源的公共性和生态性消融于普通财产的财产属性和独占使用之中。鉴于“公产法定,私产推定”立法模式能够实现自然资源领域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利益平衡,并且“公产法定”具有限制国家公权、保障公众对特定自然资源的平等利用权等制度功能,应以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的分类管理为逻辑主线,重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客体制度:一是明确自然资源为不动产的物权法地位,借助自然资源不动产登记单元和“复杂物”概念对具有特定生态功能的同一自然资源登记单元的不同自然资源的整合功能,将其纳入传统民法物权客体理论的调整之中。二是依据不同自然资源社会属性之强弱,将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区分为公产和私产,建立分类调整的规则体系,防范公产之上的国家所有权“遁入私法”。三是物权立法应直接明确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受公法和私法的双重调整,可以公法和私法相互配合的方式行使所有权。四是国家和集体所有之外的资源原则上可自由利用。     

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中的权益落实及其制度保障

落实国有自然资源所有者权益,是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机制试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对于解决长期以来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制度“法不落地”、所有者“虚置”以及资源利用不规范等问题具有关键作用。理论上,要着重廓清“所有者权益”的蕴涵,即国家对其所有的自然资源资产所享有的受法律保护的权利以及利益,具体体现在落实自然资源资产管护、实现保值增值以及维护所有者权益等三个方面,且在权益落实的过程中不能“唯利是图”,应当注重保障社会的公共资源需求和公众的基本资源需求。在实施策略上,权责清单化是首要环节,通过权责清单明晰权益落实的主体,明确政府和市场的分工、厘清各级政府之间以及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的权责;资源配置市场化是核心环节,应当完善资源资产的价格形成机制和市场化出让机制,建立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监管到位的资源开发利用市场环境;收益分配合理化是关键环节,重点在于完善央地之间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权益分配机制;考核评价指标化是核心要素,有助于实现权益落实的指标化考核和结构化评价。制度是权益落实的根本保障,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有效衔接则是权益落实的内在要求。当前,要在及时总结资源委代试点工作经验的基...     

基于复式记账的土地资源资产核算与报表编制研究

借鉴会计学复式记账核算的优点,在国际资源核算体系的基础上,根据我国自然资源资产核算需求,提出土地资源资产核算的复式记账体系和报表编制框架。研究认为,基于复式记账的土地资源资产核算和报表编制要以“摸清家底、反映自然资源负债、提供土地资源审计和绩效考核信息”为目标,明确区、县级自然资源局为土地资源资产受托管理和进行土地资源资产核算与报表编制的核算单位。在界定土地资源资产、负债和权益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提出土地资源资产属性变化的核算内容和每次土地资源资产实物量变化必须遵循占补平衡的基本原则,进行过程核算。以YC县土地资源资产变化为例,对土地资源资产变化进行了基于复式记账的土地资源资产核算与报表编制实证研究,确定核算的事项类型和特征及其借贷核算流程,编制出土地资源资产负债表,并同时进行实物量核算和价值量核算的报表编制,结果表明:YC县土地资源资产实物量1485 km^2,2018年末价值量5639874.22万元、经济权益5271874.22万元、生态权益367991.6万元,土地资源负债8.40万元,通过土地资源资产用途调整,土地资源资产价值量增加21319.42万元,但在调整过程中,形成了土地资源负债0.07 km^2(8.4万元),在以后土地整治中需要增加园地。     

自然资源资产审计制度的供给侧改革

自然资源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完善自然资源资产审计制度,是保护自然资源、践行生态文明的要求。自然资源资产审计的前提是自然资源的确权和量化,是自然资源与自然资源资产在审计上的“融合”。作为自然资源资产审计的依据,相关制度应该对自然资源的确权、计量和有效利用作出合理安排,才能有效抑制资源滥用冲动。但立足于自然资源资产审计实践,综合运用文献研究、个案调查、跨学科研究等方法,分析现行的自然资源制度,没有发现可操作性的自然资源产权制度、计量制度和评价制度,已有制度存在权责不匹配、责任界定不清晰、公众参与有困难、审计指标不健全;制度系统呈现存量不足、增量困难、实践不力,不能适应新时代要求和自然资源合理利用需要。因此,可以从制度存量、增量和协同三条路径实施制度供给侧改革;在完善制度存量方面,可以在经济责任审计规定中嵌入自然资源资产审计内容,完善自然资源资产评价标准、责任制度和审计结果运用办法等;在提高制度增量方面,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的权利制度、计量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和公众参与制度等;同时,通过适时修订审计法、制定自然资源资产法,强化制度协调,以突破自然资源资产的制度瓶颈,方便审计算好“生态账”、把好“生态关”。在自然资源资产制度改革过程中,需要借助决策层和专家力量,摆脱部门立法局限,强化制度协调;同时,制度改革也是一个不断优化的过程,要兼顾公众、个人、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等多方利益,才能有效满足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需要。     

中国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及运用的关键问题

完善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体系,能为国家和各级政府摸清“家底”,进行宏观经济管理、资源配置等工作提供重要的数据信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之后,与此相关的理论研究迅速增加,但针对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和运用的理论与实践仍存在一些模糊认识;诸如自然资源负债等难以确定的问题。着眼于此,本文对我国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现状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总结出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和运用的六个关键问题,即对国际规范SEEA2012和SNA2008的认识问题,对以县级单位为起点的编制主体的认识问题,对单式和复式表格根本区别的认识问题,对实物量和价值量转换难点的认识问题,对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信息渠道与平台建设的认识问题,对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中各部门权责关系的认识问题。以此为基础,本文从国际做法和国内实践两个角度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本文观点:编制和运用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应全面理解、充分借鉴SEEA2012和SNA2008的国际规范;确立以县级及以下政府层级为起点的编制主体;转变为“从单式到复式”的编表思路,坚持使用复式表格;迈出实物量向价值量转化的重要一步,重视价值量核算;建设自然资源数据收集的信息渠道与平台;处理好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中各部门间的权责关系。本文研究有利于推进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与运用工作,发挥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在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研究现状、评述与改进方向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概念是中国的一项重要理论和制度创新,但其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争议,如对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中资源类别未能达成共识,对资产、负债和权益的界定不清晰,价值核算还不准确等。此外,其编制工作也进展缓慢。本文认为,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基础理论和方法都尚不成熟,需要重新诠释概念,并引入新的核算方法,使其中的资产、负债和权益概念更加清晰,数量核算和价值核算方法更加科学。可以另辟蹊径,借鉴生态足迹的思想,从三方面做出改进:第一,将资源类别界定为耕地、林地、草地、湿地、水域、能源矿产和非能源矿产七类,以避免重复核算问题。第二,进一步明确土地和矿产两类资源的资产、负债和权益的含义,可以引入生态足迹方法,用土地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和生态赤字分别衡量土地资产、土地权益和土地(过载)负债,使得土地过载负债的核算成为可能,且在土地权益核算时能够同时考虑土地面积和质量;可以用已消耗的矿产资源衡量环境负债,以避免环境负债价值的系统性偏误问题。第三,可以将生态足迹方法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结合起来,以估算土地的资产、权益和负债价值,以避免土地价值估算的系统性偏误问题;可以用改进的市场价格法核算矿产或环境的三种价值,避免环境负债价值核算的随意性。引入生态足迹方法可以使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负债和权益概念更加清晰易懂,并使得资源的数量核算和价值核算方法更加科学,结果更加可信。     

矿产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技术框架初探

矿产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技术框架的探讨对于推进我国不可再生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技术的形成、指导我国不可再生资源的科学开发并落实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有着明确的实际意义。本文在国际通用的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的基础上,探索性的提出了矿产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技术框架(以下简称框架)。该框架以实现国家矿产资源资产摸底和官员环境绩效评估为目标,函括了矿产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原则,资产负债表的会计主体、会计要素、相关交易和事项的具体指向,资产负债表的实物量账户和价值量账户的内容和归类,矿产资源资产负债表的具体编制流程,以及矿产资源资产负债表示意等内容。具体而言:首先,本框架指出了矿产资源核算应坚持复式记账原则和权责发生制原则;其次,框架明确了会计主体为矿产资源的所有者(即政府),会计要素中的资产指的是由政府辖区控制的矿产资源,负债指的是政府开采矿产资源过程中从生态系统中"借"的其他自然资源(比如水资源、能源资源等)和生态服务(清洁的空气、水循环、气候调节等),这是本框架区别于传统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所在;再次,框架确立了矿产资源开采涉及的六大相关交易和事项,并据此设立了五类实物量账户和三类价值量账户,其中特别构建了集"生态系统服务"、"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三位于一体的"生态成本"和"生态负债"账户;最后,框架根据矿产资源开采的六大相关交易和事项,以及明确的以资产、负债与所有者权益为区分的会计账户,具体展示了矿产资源资产负债表的具体编制流程,并形成了最终的资产负债表示意。除此之外,本框架还提供了如何将实物类账户价值化的方法,特别提出了可用资源租金的净现值方法测度没有直接市场价格的非生产性资产的当前价值。该框架虽然是以矿产资源为研究对象,但其基本思路和技术也适用于其他不可再生资源的资产负债表编制。     

再生自然资源代际可持续利用的经济分析与制度安排--以渔业资源为例

自然资源由于其较强的公共性和外部性而使其因代际问题所导致的私有市场失灵比一般的产品严重,原因是自然资源代际利用中当代人都倾向于最大限度使用资源,从而引发自然资源“公地悲剧”问题比一般产品严重。再生自然资源虽然在代际利用中的利益冲突比非再生自然资源低,但代际问题所带来的市场失灵依然存在。因此,再生自然资源的代际可持续利用需要政府依据其经济特性进行一定的规制,制订出合理的使用制度。以渔业资源为例,在沙发尔（Schaefer）模型的基础上,利用成本——效益的经济学分析法,分析了再生自然资源代际可持续利用中的成本与收益,提出再生自然资源代际可持续使用的制度安排和优化措施,包括边际成本动态规制、明确界分所有权、实施可交易配额和公共补偿性规制。     

法典化时代下自然资源法立法模式探究

《民法典》的成功编纂拉开中国法典化时代的序幕,为各部门法法典化提供时代契机与立法氛围。既有的立法模式下自然资源法呈现整体缺乏系统性、法律文件数量庞杂、体系结构失衡、内容矛盾冲突、应有规范空白或缺失等诸多负面表征。既有立法模式引发的诸多负面表征仅是自然资源法律体系面临问题的表象,并不能直指自然资源法律体系真正的症结。自然资源法的各类负面表征可以归结为自然资源法律复杂化。解决自然资源法律复杂化是根治自然资源法诸多负面表征的关键,也是自然资源法更换立法模式的内在动因,能够实现自然资源法律体系系统化的立法模式是根治问题的良药。法典化立法模式从立法技术和立法体例上可以实现自然资源法的系统性重塑,自然资源法作为独立的部门法具备法典化改造的现实可行性。自然资源法的系统性功能则需要通过自然资源法典的实质性构建得以实现。适度法典化模式是所有编纂模式中最值得参考且风险较低的模式,基于此种模式在自然资源立法方面缺乏实践,因此自然资源法典的具体编纂还需要在本土实践下进行探索和创新。将生态整体主义作为环境法典的逻辑基础,既是自然资源法律体系内在逻辑性的体现,也是生态系统运行规律在法律中的表达。自然资源法典应采用潘德克顿式编纂方法,编纂体例包含总则和分则。自然资源法典总则基于立法目的、基本原则、法律关系等基本内容展开。分则分编的关键在于自然资源法律关系的类型化梳理,通过对人类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行为方式进行归类,可得到两种自然资源法律关系类型:利用性自然资源关系和获取性自然资源关系。在两种自然资源法律关系类型的基础上,以各类自然资源为分类标准编纂各编。     

论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与环境管理

本文论述了自然资源开发建设项目的分类,区域资源综合开发的指导原则,自然资源开发与环境影响评价以及生态监测等内容,建议资源主管部门、开发建设单位与环保部门,齐抓共管寓保护于开发之中,使二者协调进行。     

中国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框架体系研究——以SEEA2012、SNA2008和国家资产负债表为基础的一种思路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反映的是一国或地区在某一时点上对于自然资源环境的权利义务状态,可以看成是某一特定时点生态责任主体对所拥有的自然资源资产价值和所承担的生态环境负债所拍的一张"快照"。首先,本文以DPSIR链理论模型、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EEA2012)、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2008)国家资产负债表为理论基础,构建了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理论框架。对经济和环境信息进行整合,需要采用一种跨学科方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要求,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中需要编制国民资产负债综合表一张,机构部门资产负债表四张。国家资产负债表方法,就是以一国或一国政府为会计主体,通过账户整合将分散的分类核算账户纳入统一的资产负债权益框架,以期初和期末的资产、负债及净资产存量等形式,综合反映出一国物质财富"家底"的编报方法与技术体系。采用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方法对自然资源总体情况进行信息披露,就是利用会计学中的资产负债表工具,客观全面反映生态责任主体在某一时点的自然资源静态存量情况,显示某一时间上自然资源资产的"家底"和结构,反映一定时间内的自然资产存量的变化。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是充分利用上述理论基础和核算方法进行自然资源信息披露的一种方式。接着,本文采用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方法和技术手段,构建了以资产、负债和净资产为会计要素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以全面反映自然资源环境"家底"。自然资源资产是指天然存在、有使用价值、产权明确、可提高人类当前和未来福利的自然环境因素的总和;自然资源负债从经济本质上看,是会计主体在某一时点上应该承担的自然资源"现时义务",该"现时义务"是人类在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所承担的能以货币计量、需以资产或劳务偿付的环境责任;自然资源净资产,是一国或地区所拥有的全部自然财富总和,它在数量上应该等于自然资源资产减去自然资源负债,即全部自然资源资产减去全部自然资源负债后的净值。最后,本文提出了推进自然资源行政管理改革、建立和完善自然资源台账系统、建立自然资源经营权交易市场、颁布自然资源计量核算准则体系等政策配套措施。     

“生态银行”制度的形成、定位与展开

“生态银行”以特有的“分散-集中”理念、三方主体和“资源-资产-资本”三级交易流程为实现生态资源价值转化迈出创新之步,在符合保护优先原则的基础上,未超出立法边界,具备规范化的制度支撑。目前中国“生态银行”的发展总体上停留于地区之间的交流,多元化的试点运作模式致使称谓略显杂乱,依托于政策支持的试点推广方式导致其在制度与实施层面的规范性欠缺。尤其是模糊的法律定位为“生态银行”的规范化带来前提性障碍,在其影响下法律表达不清、法律依据不足、保障措施不力的三方面困境阻碍了这项有益经验的制度建构。“生态银行”不仅承载着利益衡平的使命,是在环境公平和环境效率有机结合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适宜制度,还符合环境立法体系化、精细化的阶段性要求,是以适应性立法实现环境法规范性与功能性动态平衡的理性选择。故应在正确认识“生态银行”法律属性的前提下,将“生态银行”优先纳入市场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在有条件的地方归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制度予以特色规定,作为一项制度化生态环境保护机制与政策性绿色金融机构予以区分。在此基础上,“生态银行”的制度建构应采用“整体思路+路径展开”的方式,遵循“生态补偿-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生态银行...     

石油资源开发与资源地经济发展

中央 2 0 0 0年初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 ,矿产资源开发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 ,在关于西部开发的政策宣传和学术讨论中 ,却存在着两种倾向 :一是夸大矿产资源优势以及矿产资源开发对地方经济的刺激作用 ,二是怀疑新一轮矿产资源开发能否实现西部地区“地兴民富”的目标。这两种倾向均已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与思考。第一种倾向错误的根源 ,首先是忽视了矿产资源评价的“产权原则” ,即资源所有权、开发利用权以及资源收益权的制度安排是评价一种自然资源是否为地方性优势资源的基本前提 ;其次 ,未能正确认识矿产资源对于地方经济的激励作用从…     

区域主体功能实现与自然资源利用的定量关系研究

主体功能区划通过主体功能划分的方式将开发和保护结合,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复杂化过程中资源利用与目标实现之间亟需实现基本的定量核算关系。本文从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角度,试图探讨建立初步的主体功能核算关系,通过核算框架进行生产、生活、生态主体功能概算与比较。以京津冀主体功能区与水资源为例,对所设立的核算关系进行了验证与应用,并构造绝对与相对量指标量化京津冀主体功能量、功能水资源投入量与效率,进行了异空间尺度与异质性功能的比较,为以主体功能实现最大化为目标的资源优化配置提供量化工具。结果显示:①利用生态服务价值测算的当量因子法与水足迹测算的投入产出法,刻画了水资源对于地区主体功能的支撑作用。②利用功能总量与单位功能水资源投入量指标完成了异质性功能在异质性空间上规模、结构、相应水资源效率的比较。基于算例结果得到以下结论:①本文构建的自然资源-主体功能核算关系框架能够有效衔接主体功能规划,定量核算能有效反映与评价资源对区域功能目标、经济开发活动的支撑作用。②区域资源配置存在相对功能实现的效率差异,可根据资源投入与功能产出之间的关系引导实现功能最大化目标的资源配置。合理、有效的量化手段能够推进主体功能制度的落实,也有助于当前中国空间规划体系编制与落实的实际指导效果。     

自然资源的库兹涅茨曲线: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

本文运用1978-2011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我国省级层面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我国省级层面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一线性的,而是一种非线性的动态演变关系.当使用其他资源丰裕度和经济增长的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这种强烈的非线性关系仍然存在.更进一步,对自然资源作用经济增长的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长期中丰裕的自然资源会通过降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投资对经济结构产生“诅咒”;恶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阻碍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的完善等,从而对政治制度产生“诅咒”.     

煤炭企业尾矿资源资产化困境与发展对策

我国煤炭企业对尾矿资源的综合利用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先导,因地制宜,多途径利用的原则,正在努力实现从"以堆存为主"转向"以利用为主",从废弃资源转变为经济优势.但是,在尾矿资源综合利用和治理过程中仍存在较多的问题:尾矿资源堆存数量巨大,综合利用率低,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缺乏尾矿、废石综合利用技术,先进项目推广缓慢;我国现行的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法规多为原则性、鼓励性政策,缺乏完整的综合利用基本法,而且存在大量的政策执行不力的情况.借鉴目前国内外尾矿资源资产化的几种途径,建议:①科学规划,合理开发利用;②重点抓好煤矸石综合开发利用、煤炭洗选加工与煤矿环保产业,其中以煤矸石综合开发利用为重中之重;③推进洁净煤技术,促进煤炭资源综合开发利用;④加强科学管理,增强竞争能力;⑤完善资源综合利用的立法体系建设.     

中国地表权、地下权概念、应用模式及相关问题分析

文章通过对地表权、地下权相关法律概念的梳理,指出地表权、地下权概念界定的复杂性,借鉴《商业词典》对地表权和地下权的定义,探讨了在中国矿产资源一元所有制及土地二元所有制并存的情形下,地表权与地下权的应用模式、相关产权界定及存在的问题。文章分三种情形对二者的应用模式进行了探讨,指出:地表权与地下权相分离的模式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一种合理选择,但是在具体实践中却存在农村集体作为土地拥有者的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矿业权主体行政审批问题严重、矿产资源的国家所有权权益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矿产资源开发中的环境产权界定不清晰等问题;在探讨中指出两个启迪性的思路:一是使农村集体参与矿产资源开发收益分成模式;二是在现有的征地制度下,理顺价格机制,建立有效的土地流转市场,在土地使用权转让中,给予土地所有者以价格补偿。文章进一步对矿产资源开发中的土地所有权界定、税费问题、土地价格补偿及环境产权分配给予相应的分析并给出建议。     

循环经济的范式研究

发展循环经济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的重要途径。借鉴“范式”理论探讨和研究了循环经济范式替代末端治理范式的变革：①自然资源的价值得到重估。循环经济范式中将自然资源列为最重要的资源形式。认为它是人类社会最大的资源储备，提高资源生产率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②不同生态伦理得到整合、提升。循环经济的生态伦理基础强调“生态价值”的全面回归．主张在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向生态化转向，承认“生态位”的存在和尊重自然权利。它既包含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生命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兰种生态伦理追求人类道德完善的合理成分。又补充了各自其不完善的方面o③生态阈值的研究得到深化。循环经济范式的基本前提之一是认为生态阈值是客观存在的。强调在生态阈值的范围内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从原来的仅对人力生产率的重视转向在根本上提高资源生产率。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切实有力地保护生态系统的自组织能力。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目的。④深层生态学的研究得到加强。循环经济范式是一种深层生态学。符合天人调谐的理念。它不仅强调技术进步．而且将制度、体制、管理、文化等因素通盘考虑，注重观念创新和生产、消费方式的变革．树立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观念。     

跨行政区划环境公益诉讼的困境检视与完善路径

跨行政区划环境问题的整体性决定了跨行政区划环境公益诉讼更强调增强司法协作意愿,更需要整合各区域内的资源,加强合作、综合治理;跨行政区划环境问题的交互性决定了跨行政区划环境公益诉讼更强调建立跨行政区划的司法协作体系,更需要加强立法层面的协调保障与司法层面的统一协作。基于此,该研究采取法规范分析方法和案例分析方法,对跨行政区划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规范进行分析,对检察机关跨行政区划环境公益诉讼改革实践进行总结,提炼出：由特定检察机关集中管辖跨行政区划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将“虚拟治理成本法”量化公益损害制度化的北京模式;省内、省际跨行政区划环境公益诉讼案件采取上级协调协同治理与同级省际之间协商并举的青海模式。这些改革实践提供了现代化的检察机关跨行政区划环境公益诉讼的地方智慧,为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提供了成熟制度参考。与此同时,因法律规范供给不足,跨行政区划检察机关设立面临着法律地位不明、层级设置不清的困难;跨行政区划检察机关管辖权仍具属地性,与人民法院的管辖冲突不可避免;检察机关在跨行政区划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调查取证权缺乏强制力、行使调查取证权的相关保障不足、调查取证存有环境困境;跨行政区划环境公益...     

持续开发和管理自然资源是资源研究的新主题

1991年11月,中国自然资源研究会、中国人与生物图国家委员会等单位在广东省韶关市召开了“热带、亚热带地区资源开发与对策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主题是持续开发和管理自然资源。会议共收到论文50篇,其内容涉及热带与亚热带陆地自然资源、海涂及海洋资源的分布、开发、利用、保护和管理。提交论文有中外科学家的合作研究成果;有多年长期定位观测,持续改造荒山荒地的成果;有大范围持续考察提出的资源生态经济开发规划和典型区的研究,生产基地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