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盐城地区地下水水化学特征及形成机理

为了查明江苏盐城地区深层地下水咸化的主要影响因素,采集了不同类型水样(河水、浅层地下水、深层地下水和海水),通过对该地区不同水体的水化学特征、离子比值以及氘氧氚同位素组成进行分析,研究了盐城地区深层地下水水化学特征的形成机理。结果表明:浅层微咸水主要是溶解地层盐分和蒸发作用形成,而滨海港镇的部分地区受到一定程度的现代海水入侵影响。深层地下水总体为淡水,水化学演化以正常的水-岩作用为主,而深层微咸水主要分布在两个地区,一是东部滨海地区的灌河口至大丰一带,二是内陆地区的大丰市及其周边一带。滨海地区的深层微咸水主要是淋滤古海相地层盐分形成,黄沙港镇部分地区则受到轻微的现代海水入侵影响,而内陆地区的深层微咸水主要是浅层咸水下渗造成的。因此,盐城东部沿海矿化度增高的区域应大力加强对地下水的保护,特别是随着全球变暖,黄海海平面有上升的趋势,东部的滨海港镇等受海水入侵影响较大的区域更应引起高度重视。     

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潜力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海洋经济的迅猛发展,海洋资源退化和海洋环境恶化已成为制约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因此,研究探讨海洋经济发展的潜力对于制定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海洋经济发展潜力的概念出发,以海洋资源分类为基础,综合考虑产业发展潜力和海洋环境生态损害造成损失,以较为合理的方法评估了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潜力。海洋经济发展潜力是指海洋资源用于海洋开发和利用方面的潜在能力,具体计算时,应为海洋资源总价值扣除生态环境灾害造成损失后的价值。收益还原法是评估海洋经济发展的潜力的基本方法,对于不同的海洋资源潜力的评估采用的具体方法不同。本文分别核算了海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石油天然气业、海洋盐业、滨海旅游业以及国际海底区域海洋经济的发展潜力,同时评估了未来我国海洋环境污染和海洋灾害的损失价值。结果表明: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潜力在199 737.16-320 335.57亿元,平均值为214 150.1亿元。     

太湖梅梁湾微囊藻毒素归宿研究取得新进展

淡水水体蓝藻水华及其毒素持续、大范围的发生严重干扰了水生态系统功能,对人类健康造成直接和间接的危害。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加剧了水体富营养化进程,致使许多饮用水源水体中发生大规模的蓝藻水华,成为水质量安全的重大隐患之一。近期太湖蓝藻水华爆发导致无锡市公共饮用水危机就是一个例证。有毒蓝藻水华毒素的环境归宿过程及其在水体中的主要自然消亡途径是近年来国际研究的热点之一。只有认识蓝藻毒素的环境归宿过程才能更好地评价其造成的环境风险,进而制定相应的消除或减低风险的规避策略。近年来,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宋立…     

近岸海域沉积物重金属生态风险评价模型对比研究

重金属污染被认为是2l世纪影响人类生存与健康的重要环境问题，该类物质极易在近岸海域沉积环境富集，因此海洋沉积物重金属污染已成为人们关注的全球性的环境问题之一，而重金属生态风险评价则成为污染生态学研究的前沿。综述了重金属的形态及生物有效性、重金属污染程度评价方法、重金属生态效应评价法等3种典型生态风险评价方法，结合国内外研究现状对不同的生态风险评价的方法和技术手段进行对比研究，并讨论了相关模型的适用范围及局限性。主要结论如下：金属的赋存形态是基于操作定义的，采用不同的提取方法及提取过程中使用的不同试剂都会对分析结果产生影响；重金属污染程度评价方法难以反映沉积物中重金属的化学活性和生物可利用性；生态效应评价方法从重金属的生物毒性角度出发，反映了多种污染物的综合影响，但该评价方法没有考虑环境条件对元素地球化学分布的影响。因此，在进行近岸海域沉积环境重金属生态风险评价时，采用多种方法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是解决实际问题的有效途径。     

天然水体中微囊藻毒素归宿的初步研究

微囊藻毒素是有毒蓝藻释放的肝毒性代谢物,对环境和人们健康具有潜在危害,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热点,并已列入我国地表水环境质量特定检测项目。在暴发严重蓝藻水华的滇池水环境治理工程中,对水华污染水体中微囊藻毒素的含量进行了全年监测,结果表明水样中微囊藻毒素含量的变化范围为0.17~0.82 μg/L,比水体中蓝藻生物量的藻毒素含量低了至少一个数量级。为研究水体中藻毒素的归宿,通过有关微囊藻毒素的吸附、光降解、微生物降解等一系列现场和实验室研究,结果表明光降解是滇池水体中微囊藻毒素浓度降低的主要途径,同时微生物降解、生物积累和颗粒物吸附也是水体中微囊藻毒素浓度降低的因素。探讨了蓝藻水华污染水体的藻毒素归宿途径,并提出了有待研究的问题。     

中国海洋环境拐点估算研究

中国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形势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关切和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环境领域规制政策也日趋严厉。陆域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在各个侧面相继得到了证实。海洋环境是否也呈现了类似的形态?利用并整理《中国海洋环境状况公报》发布的数据,形成了11年的时间序列,选取了四个典型海洋环境指标(劣于第四类水质海域面积、亚健康生态系统占比、七条主要入海河流的化学需氧量以及重金属砷的排放量、海洋赤潮灾害次数及其发生面积),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理论为基础,运用回归分析发现:(1)从衡量海洋环境质量的个体指标而言,如生态系统亚健康占比、劣于四类水质海域面积与人均GDP之间呈现明显的"倒U"形态,且具有良好的显著性,同时,印证了海洋环境拐点发生的区间为人均GDP 6 000~8 000美元。(2)衡量海洋环境质量的个体指标与海洋经济发展之间亦呈现明显的EKC形态,但其相关性相比海洋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性而言,强度上并不具有显著性。一方面说明中国海洋经济发展对海洋环境质量的影响并不显著,海洋经济的份额在整个经济总量中占比较少,中国还不是一个海洋经济大国;从另外一方面也证实海洋环境污染源绝大多数来自陆地。(3)衡量海洋环境质量的其他指标,如年发生的赤潮次数与面积、典型河流入海口化学需氧量、重金属排放量拐点形态不明确,一些指标还呈现"正U型",说明部分海洋环境指标还在恶化之中,海洋环境治理形势依然严峻。     

自贸区效应下山东省渔业资源开发基准选择

国家间自贸区的设立,将更加有利于各签约国资源环境利用效率的提升。本文采用贸易指数测算方法,分析了中、挪、韩在海水产品生产、加工及贸易流通中的各自优势。挪威因丰富的渔业资源和先进的渔业技术,在海水产品养殖及加工领域中具有全球引领作用;韩国有相对更加严格的海水产品安全检疫检验体系,可以确保海水产品的品质安全。随着中韩自贸区的实施及中挪重启双边自贸协定谈判,三国海洋渔业彼此间将进入自贸型竞争态势。如何运用自贸区效应,积极促进渔业资源开发比较潜能的发挥,进一步融入全球化,对于我国,尤其是对山东省渔业实现跨越式发展都是一个亟待破解的课题。山东省作为中国第一渔业大省,在继"海上山东"战略实施基础上,又率先提出"海上粮仓"建设规划设想。针对目前山东省渔业发展中存在的瓶颈问题,本文结合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的模拟,在中挪、中韩自贸区背景下对各方海水产品贸易的影响进行了系统分析,提出:在当前海水养殖产量大于捕捞产量的格局下,山东"海上粮仓"建设应以自贸区制度所形成的倒逼机制为互动机理,切实落实海产品养殖生产的安全标准底线和生态系统水平提升的两个基准维度,全面践行可持续健康的渔业资源开发理念,在全国先行完成开放型"海上粮仓"示范体系的建设,以推动我国海水产品生产与加工从量到质的转型,实现海水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并举,提升我国海洋渔业的国际竞争力。     

基于非期望超效率-Malmquist面板模型中国海洋环境效率测算

党的第十九大强调加快推进海洋强国战略和生态文明建设,海洋经济发展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越来越受到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关注。如何在考虑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路线下提高海洋经济效率,成为海洋经济领域研究的重点。基于非期望超效率模型测算了沿海11个省市2004—2015年12年间的海洋环境效率,并结合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模型对海洋环境效率的动态变化以及分解效率进行分析,最后利用Tobit面板模型分析海洋环境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沿海各省海洋环境效率大体呈现三个等级分布,粤、沪、津处于第一等级,浙、苏、鲁处于第二等级,冀、辽、闽、琼、桂处于第三等级。(2)Malmquist模型结果显示珠三角、长三角地区海洋环境效率整体较高,环渤海、北部湾地区相对较低,长三角区域围绕上海、珠三角区域围绕广东、环渤海区域围绕天津形成3个海洋经济增长极的总体格局。但考虑环境因素后,北部湾区域与其他区域效率差明显缩小,说明虽然北部湾地区海洋经济发展还处于较低水平,但政府并没有一味地开发海洋资源而造成海洋生态环境的大肆破坏,海洋生态环境总体保持良好,海洋环境效率稳中有升。各省市的海洋环境效率增长主要依靠技术效率的提升,而非技术进步效率。(3)环境规制是促进海洋环境效率的主要因素,海洋产业结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海洋环境效率呈正向影响。政府应当进一步强化海洋环境规制,积极转变海洋生产方式,促进海洋环境效率进一步提升。     

海州湾保护区海洋环境质量综合评价

海洋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是开展海洋环境保护和管理的基础和依据。以海州湾海洋保护区为研究区，结合国内海洋环境调查现状，利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以生物要素为主、物理化学要素为辅的海洋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将海洋环境质量等级划分为“优良中差劣”。收集了海州湾保护区2005~2011年环境调查资料，结合国家相关标准和统计数据序列综合确定各评价指标等级判定标准。利用2006年8月、2009年12月和2011年3月的调查数据对海州湾保护区环境质量进行评价和分析。评价结果显示综合指数值分别为0608、0465、0638，保护区环境质量整体处于等级良，且近岸环境较离岸海域差，较客观地反应了该区域的环境状况。此外，海洋生物物种丰度和生物多样性呈现一定程度的季节波动，尤以冬季底栖生物较为明显，反应了区域气候特点对生态系统生物要素的影响。在生态环境评价以及评价标准的选择中需注意季节变化可能产生的干扰；开展环境质量评价时应充分注意调查时间选择的代表性，方能客观有效地反映区域环境质量状况     

海洋碳汇渔业绿色发展经济外溢效应评价研究

发展海洋碳汇渔业是中国大陆沿海地区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建设海洋生态文明、实现海洋渔业经济高质量增长的物质基础。文章以中国大陆沿海11个省(市、自治区)海洋渔业经济指标为依据,尝试理清碳汇渔业绿色发展与海洋渔业经济增长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科学探讨碳汇渔业绿色发展对海洋渔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为推进碳汇渔业绿色发展和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首先将海洋渔业分为碳汇渔业部门和非碳汇渔业部门,运用改进的菲德(Feder)模型测算中国海洋碳汇渔业的产业内经济外溢效应;同时根据海洋渔业产业链之间的关系,应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构造碳汇渔业对其上游产业(水产苗种业)和下游产业(水产品加工业)的产业间经济外溢效应模型。实证结果表明,海洋碳汇渔业对海洋渔业经济的外溢效应参数为6.42,但碳汇渔业部门的要素边际生产率小于非碳汇渔业部门,只相当于非碳汇渔业部门的16%,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碳汇渔业部门对海洋渔业经济的总贡献度;在海洋渔业产业链中,碳汇渔业对上游水产苗种业的后向外溢效应系数为24.69,高于其对下游水产品加工业的前向外溢效应系数7.77。研究结论认为,碳汇渔业的经济外溢效应是"立体"的,不仅存在产业内的水平经济外溢效应,还存在产业间的垂直外溢效应。因此,秉承绿色发展理念,在海洋渔业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中,优先发展碳汇渔业,将碳汇渔业产品确立为海洋渔业的主导产品能有效地拉动海洋渔业经济的增长,并能带动海洋渔业上下游相关产业的发展。     

气候变化对中国海洋和海岸带的影响、风险与适应对策

本文评估了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和中国海洋气候驱动因子(致灾因子)的变化及其对中国海洋和海岸带的影响和风险。结果表明:①自20世纪中叶以来,海洋升温、海平面上升、台风-风暴潮,以及海洋热浪等海洋气候致灾因子的危险性(强度、频率和范围等)显著增加。②海洋升温引起海洋物候的显著变迁,导致中国海洋物种组成和地理分布发生变化,以及赤潮、绿潮和大型水母暴发性增殖等生态灾害频繁发生;中国沿海海平面持续上升对红树林和河口等滨海湿地典型生境造成威胁,频繁的海洋热浪引起热带珊瑚加速退化并屡屡造成海水养殖业的重大损失。③近几十年来,大规模围填海、污染物排放和过度渔业捕捞等人类活动增加了中国海洋和海岸带生态系统的暴露度和脆弱性,加剧中国滨海湿地面积的减少、湿地生境的退化、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稳定性的下降,导致中国近海重要海洋渔业经济种类的低龄化、小型化,以及渔业资源的严重衰退。④海平面的上升还加大了海岸侵蚀、海水入侵与河口区咸潮入侵的影响,以及台风-风暴潮对沿海地区的洪涝灾害影响和对沿海经济社会造成的损失。⑤未来不同气候情景下(温室气体从低排放到高排放情景,RCP2.6,4.5和8.5),到21世纪末,中国海洋温度和海平面将有大幅度上升,可能成为全球海洋变化最为显著的区域之一,沿海许多地区当前百年一遇的极值水位事件将变为几年一遇甚至低于一年一遇(RCP8.5),沿海地区很可能面临更严重的灾害风险。为此,本文进一步分析并讨论了中国海洋和海岸带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若干适应对策措施以及不确定性问题,以期为保障中国沿海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研究生生态素养探析

作为未来国家的栋梁和青年的主力军之一,目前研究生的生态素养整体水平对我国未来几十年生态文明建设水准特别是社会整体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本研究以随机问卷调查为路径,以江苏大学在读研究生为研究对象,以性别、年龄、专业类别、教育程度和生源地为划分依据,以探析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研究生的生态素养现状。结果显示:不同类别研究生的生态素养存在一定差异。其中性别、年龄、专业类别对研究生生态素养具有一定的影响。而教育程度和生源地对研究生生态素养具有明显影响,其中博士生生态素养明显高于硕士生;省会或一线城市生源地学生生态素养明显高于地级市生源地学生、县城或城镇生源地学生、农村生源地学生,地级市生源地学生和县城或城镇生源地学生生态素养基本无差别但两者又明显高于农村生源地学生生态素养。这表明: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和/或家庭经济状况)对研究生生态素养的水准具有重要影响。另外,研究生整体生态素养较好,但部分研究生严重缺乏生态环境道德责任感。因此,为切实进一步提升研究生整体生态素养,政府、社会、家庭、学校、教师、周围同学等各方需形成一股合力,承担起其应有的责任和义务,以便更好地推进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     

陆域产业结构演进对海洋环境的动态影响研究——以长江流域与东海沿岸地区为例

以往研究已经证明海洋经济发展中产生的污染对海洋环境质量的变化没有显著性影响,海洋污染物的主要来源是陆地,海洋环境与陆域经济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但关于陆域产业结构演进对海洋环境影响的研究非常少见,加深该研究对推动海洋环境改善具有重要的意义。利用VAR模型和Tapio脱钩模型,研究2001～2017年间长江流域和东海沿岸地区的产业结构高度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对东海海域的海洋环境的动态冲击,借助它们的脱钩状态证实该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陆域产业结构高度化有利于海洋环境改善,其原因包括产业间优势地位的更替和产业内部的技术创新;陆域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发展存在波动性,导致它对海洋环境的影响不够显著;一部分海洋污染物可以通过海水自身的净化能力而消解,残存污染给海洋环境带来了不利影响。(2)在2002～2017年,东海的海洋环境与长江流域和东海沿岸地区的产业结构高度化、合理化分别表现为"大幅变化-稳步变化-脱钩持续"、"剧烈变化-起伏波动-脱钩持续"的脱钩变化规律,该脱钩分析结果证实了陆域产业结构演进对海洋环境的影响。     

海岛旅游绿色发展生态补偿标准研究——以浙江舟山普陀旅游金三角为例

绿色发展是强调人与自然平等、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可持续发展观。海岛旅游绿色发展有利于保护旅游目的地的海洋生态系统与森林生态系统健康和减少旅游业对资源与环境的压力。运用海洋渔业生态标签制度(MFELS)、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ES)和市场替换法(MRM),对海岛旅游绿色发展生态补偿问题进行了研究,其中,旅游碳排放增量生态补偿(增汇或碳汇)主要依据是污染者付费原则、环境友好型海产品生态补偿主要依据是保护者得到补偿原则、生态系统服务付费主要依据是受益者付费原则;并以舟山普陀旅游金三角为案例地,以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获取的数据为基础,以2013年为评价基准年份,对海岛旅游绿色发展的生态补偿标准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海岛旅游绿色发展可获得6.53×108元的生态补偿资金,游客平均承担110.43元/人次的生态补偿标准。     

海洋环境风险的特性及形成机理:基于扎根理论分析

随着人口向沿海区域聚集,以及海洋开发的深入,海洋环境风险徒增。要实现海洋环境风险的有效防治,需要洞悉海洋环境风险不同于一般环境风险的特性,了解其独特的形成机理。目前,海洋环境风险的概念使用更多地是基于经验而非学理。鉴于海洋环境风险概念的认知匮乏,文章采用扎根理论对其进行分析,从而挖掘了海洋环境风险的一些特有属性。研究发现,在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机理中,自然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并呈现依次递进、不断放大的关系;人们对海洋环境风险内涵及特性的认知,是两个方面的综合:"有关海洋环境的风险",以及"因由海洋环境引发的社会风险";对于防治者而言,要有效区分民众对沿海自然项目的风险感知与民众对沿海自然项目管理状况的风险感知;要有特别注意海洋环境风险的"镜像"效应。     

主体功能区划下的生态补偿标准——基于机会成本和佛冈样域的研究

主体功能区规划就是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重点、限制和禁止四类开发区域。显然,实施这种安排需辅之以生态补偿政策,以弥补后两类区域因被限制或禁止(工业)开发而损失的经济利益。而国内现行或试行的生态补偿因数量太少、标准过低而缺乏实效性和可操作性,导致各地争相挤入重点开发区域而抗拒被定位为限制或禁止开发区域,即使被划入限制或禁止开发区域也不甘"寂寞"而设法实行变相开发。这就需要研究生态补偿的合理量化标准,通过对代际和区际公平的充分兼顾来增进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的可行性。本文基于机会均等观,运用机会成本法,通过建立生态补偿与发展机会成本的数量关系模型,提出了对生态功能区的单项与综合补偿标准并选择样区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在主体功能区划下,特定区域接受"限制"或"禁止"开发之定位安排的经济底线是所获生态补偿足以弥补因限制或放弃开发而付出的机会成本。因"限制"或"禁止"开发主要针对的是工业,则该机会成本可以理解为一地限制或放弃工业增长后所相应减少的地方财政收入及其他相关收益。据此核定的生态补偿标准才具有较大公平性和可行性。在实施中,不同地区可根据实际情况从单项(财政收入)补偿逐渐扩展至综合补偿。在此基础上,未来还可考虑纳入生态建设投入补偿和环境服务付费(PES),使生态补偿标准对各地承担生态屏障、致力可持续发展更具激励性。     

城市滨江地区生态用地演变及驱动因素分析——以长江南京段为例

从中小尺度对城市滨江生态用地演变进行研究,可为制定生态用地开发与保护政策提供重要参考。基于2005、2009、2014和2018年土地利用数据,利用转移矩阵等方法分析了南京滨江1 km范围内生态用地演变特征,并从城乡用地冲突和政策有效性角度对这些变化进行探讨。结果表明:(1)耕地大面积减少导致滨江地区生态用地比重下降,由2005年的71.86%下降到2018年的65.54%,但是林草地等半自然生态用地的比重略有上升;(2)林地、内陆滩涂保留率较高,耕地、园地、水域等地类变化以数量净变化为主,而林草地以空间交换变化为主;(3)生态用地流失热点区主要位于中心城区与近郊区间的城乡过渡带,并临近产业园区,建成区扩张是其主要成因;(4)政策规划对滨江生态用地演变作用明显,沿江开发政策加剧了生态用地流失程度,而生态红线等规划对某些重要生态用地保护效果显著,土地利用规划在用地管理方面效果显著,但仍存在耕地、裸地、内陆滩涂被违规侵占现象,长江防洪堤对生态用地保护作用不显著。要使生态空间得以长期存在,不仅需要明晰的政策边界,还需要加快形成公众对生态景观的整体认知和基于生态用地功能目标的保护政策。     

蓝藻水华的成因及其生态控制进展

从水体生态系统的平衡、供水水质、人类及其它动物的健康风险、水域生态景观等方面分析了蓝藻水华的危害。对蓝藻水华形成的内在因素（高温适应的一系列特殊的生化调控机制或特性、三套色素系统——低光补偿机制、奢侈消费机制、固氮——营养补偿机制、休眠——回避不良条件机制、产生天然毒素来抑制竞争者和捕食者的机制）和环境因素（物理，如温度、光照、扰动及混合和水的滞留时间等；化学，如主要营养盐、微量营养元素、溶解无机碳、溶解有机碳和盐度等；生物因子，如牧食、微生物作用和与较高等动植物的共生等）进行了分析。并对蓝藻水华的生态控制（微生物控藻、大型水生植物抑藻、水生动物控藻如经典生物操纵、非经典生物操纵和罗非鱼控藻）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     

气候变化对白洋淀湿地的影响

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和响应的敏感性研究是全球变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近年来,华北地区气候以暖干为主,这种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华北地区的水危机。特定的水文条件是湿地形成与维持的驱动因子,因此湿地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尤为敏感。以华北地区内陆湖泊白洋淀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白洋淀过去40年气候、水文与生态系统发展变化过程及湿地生态与影响因子之间的相关关系,确定湿地退化的主导生态因子,探寻湿地退化的驱动机制。从而得出以下结论：1960年以来,白洋淀湿地水位降低,水量减少,面积萎缩,干淀频繁,生物多样性减少;气候变化在白洋淀湿地退化中起决定作用,其中降水对湿地的影响最大。气候变化主要通过改变湿地的水文特征,减少湿地水源补给,增加水分消耗,使湿地退化萎缩。人为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种趋势。     

水利工程对长江河口生态环境的影响

我国对长江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如在干流和支流上已建和在建的许多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特别是规模宏伟的三峡大坝建设和南水北调工程．将显著改变长江的水、沙动态，改变营养物质的输移特征，不仅直接影响下游河道的水文、水环境条件．而且对远离工程的河口生态环境也将产生显著和潜在的影响。分析了由于上游蓄水和引水造成的河流径流量减少、季节分配变化而对水体营养物质输移能力和水体自净能力的影响，以及因上游来水来沙量减少对河口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水文因素是沼泽湿地和滨海湿地形成和发育的重要环境因素。上游建坝蓄水以后．洪水的消除或洪泛次数减少削弱了河流与湿地之间的联系，造成湿地逐渐萎缩，甚至大面积丧失，生物食物链中断，生物多样性和生产力下降。人海径流量减少将造成海水沿河上溯，盐水入侵河道，并污染地下水，滩地土壤发生盐渍化。河流携带泥沙能力下降，将导致三角洲从淤积型向侵蚀型转化，海岸线蚀退。水利工程对河口生态环境的影响是长期的、缓慢的、潜在的和极其复杂的，并且往往是上游各水利工程的叠加作用。因此在工程建设前后研究分析河口生态环境可能或已经遭受的影响，对生态环境的变化进行长期的跟踪、监测和评价，可为今后水利工程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理论依据和研究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