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强度约束对城乡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基于CGE模型的分析

中国政府承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CO_2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基于碳强度约束的行政型减排措施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手段之一,分析碳强度约束对城乡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是碳减排机制设计的重要内容。本文构建31个部门的经济-能源-碳排放动态CGE模型,模拟2012—2030年在碳强度约束和非化石能源比重提高的情景下,城乡居民福利水平、消费结构以及CO_2排放等指标相比基准情景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1)城乡居民收入无显著变化,生活总消费略有下降。其中,农村居民生活总消费的降幅超过城镇居民。(2)居民能源消费和CO_2排放大幅下降,农村居民的降幅超过城镇居民。(3)居民对煤炭、成品油和天然气的消费大幅降低,电力消费显著上升,部分资本密集型商品的消费小幅增加。其中,城乡居民的煤炭消费降幅最大,农村居民对成品油和天然气的消费降幅远超城镇居民,对电力、专用设备、通用设备、金属制品等商品的消费涨幅超过城镇居民。(4)碳强度约束使城乡居民福利小幅下降。其中,农村居民的福利等价变化降幅超过城镇居民。根据实证结果,得出以下结论:一是碳强度约束对居民生活减排起到积极作用;二是这一政策使城乡居民福利小幅下降,但不会对居民生活产生强烈冲击;三是对农村居民能源消费的负向影响超过城镇居民。总体而言,政府在碳强度约束政策的基础上,首先,应增加对农村居民的转移支付,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增幅,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其次,增加农村清洁能源的供给;再次,提高对农村居民使用清洁能源的补贴力度,从而降低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对农村居民的负向影响。     

基于CGE模型的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减排效应研究

我国的出口贸易带来的直接和间接二氧化碳(CO2)排放量占全国CO2排放总量的比重已高达47.8%(2007年)。出口退税政策是调整出口贸易的重要措施,实施出口退税的减免政策可以实现CO2的减排。基于此,本文从行业的角度出发,首先利用投入产出技术选取了制造工业、钢铁工业、化学工业和纺织工业为目标减排部门,并以政策作用在四个目标部门以实现到2020年相同减排目标作为政策情景(M-S,F-S,C-S和T-S情景),利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模拟不同政策情景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相同减排水平下,无论从GDP指标还是从就业指标,或者从居民福利来看,对钢铁行业实施出口退税减免的政策情景均是这几个情景中的最优选择,政策效果最差的属纺织业情景。同时,各种政策情景均会使农村居民的福利损失更大,进一步拉大城乡差距,因此政策实施时应考虑配套措施以保护农村居民福利水平。     

环境综合治理背景下农村居民亲环境行为研究

基于苏皖两省413份农村数据,文章引入意识-情境-行为模型,运用相关分析、层次回归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等探讨了中国文化背景下农村居民"公""私"领域的亲环境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亲环境意识是亲环境行为产生的基础,环境知识和环境情感对农村居民公、私领域的亲环境行为均产生显著影响,而环境态度仅对农村居民的公领域亲环境行为产生影响,个体责任意识只对农村居民的私领域亲环境行为产生显著影响。从交互效应看,环境态度和个体责任对农村居民公领域的环境友好行为存在两两的正向交互作用,即对环境问题持有高度个人责任感的群体,培养其积极的环境态度能显著提高该群体的公领域亲环境行为选择偏好。在个体实施成本中,行为麻烦程度负向影响农村居民公私领域的亲环境行为,物质主义观念对行为的主效应不显著。且物质主义观念对态度-行为路径存在负向的调节作用,行为麻烦程度则对情感-行为路径存在负向的调节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物质主义观念也对个体责任-行为路径存在正向的弱调节作用。此外,中国文化确实在居民的亲环境意识和行为中发挥着背景效应。对此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农村居民环境保护意识;发挥组织引领,激发农村居民环境保护热情,充分发挥农村居民主人翁作用;加大资金支持,创造便利、便捷、有效的社会条件和社会环境,减少农村居民实施亲环境行为的金钱、时间和精力成本;注重文化影响,充分发挥良好乡风文明具有的浸润人心、规范行为的积极作用,逐步提升农村居民的文明素养,培养农村居民环境保护的内生动力。     

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合作治理参与行为研究:基于心理感知和环境干预的分析

在农村生活污染日趋严重的背景下，加快推动合作化治理，引导农村居民选择合适的生活垃圾处理方式，是实现建设“美丽乡村”目标的有效手段。基于湖北省的调查数据，利用Logistic回归探讨心理感知与环境干预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合作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心理感知是影响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合作治理参与行为的重要因素，对环境的容忍程度越低、自身环保意识越强的农村居民参与生活垃圾合作治理的可能性越大；（2）环境处罚制度对农村居民参与生活垃圾合作治理有促进作用；（3）交互效应分析表明，环保政策宣传和环境处罚制度在农村居民自身环保意识对其生活垃圾合作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政府应加强宣传和引导，切实推动农村居民选择环保的生活垃圾处理方式，以推进农村环境污染治理，进而实现“农村美”的目标。     

中国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和收入差距分析

在计算基尼系数的基础上,文章得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收入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0.095一直上升到了2003年的0.181,直到近年来,收入差距才开始略有缩小。文章从收入结构的视角研究了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首先利用1983-2008年较长时期的数据分析了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的变化,发现从总体上而言,中国各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结构均表现出了农业收入比重减少,非农收入比重增加的明显趋势;然后运用基尼系数的分解方法实证分析了不同收入来源对于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工资性收入是差距促增的,是目前中国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最重要的原因,而家庭经营性收入者起着差距促减的作用,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不平等程度较高,但是由于其在总收入中的比例不高,对总的收入差距影响较小。最后,文章提出了缩小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     

农村食品安全消费态度、意愿与行为的差异研究

现阶段,我国食品安全状况不容乐观。通过梳理频繁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可以发现食品安全问题的产生不仅仅是食品生产商、供应商或政府相关部门等方面的原因,食品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产生和治理同样起到重要作用,其差异化的食品安全消费态度和行为也显著影响食品企业和政府部门的行为选择。现有研究大多针对消费者食品安全消费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相关方面进行分析,往往忽视了消费者食品安全消费态度、意愿和行为之间的客观差异现象。本文基于我国20个省份500个自然村实证调研数据,在引入空间地理分析概念的基础上,采用空间相关性检验的全局Moran’I指数分析农村食品安全消费、意愿和行为的大致集聚分布状况;再进一步利用局部Moran’I自相关指数分析判断相关具体集聚区域;最后通过消费态度、意愿、行为集聚区域的不一致性验证区域农村食品安全消费态度与行为差异的现实存在,对我国农村居民食品安全消费态度、意愿和行为之间的具体差异状况以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1现阶段,我国农村居民普遍持有较高程度的食品安全消费态度;2食品安全消费态度与食品安全消费意愿、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异;3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主观规范作用、感知行为控制影响、农村消费者固有消费习惯障碍、安全食品消费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政府监管认证力度不足以及相关政策制度缺失等。最后,文章提出针对性对策建议,具体包括:加强安全食品报道和宣传;加大科技技术投入力度;健全农村食品安全流通市场体系;加强食品检验检测等。     

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内涵阐释与策略演化北大核心CSCDCSSCI

促进农村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全面深化乡村振兴的目标要求,而推动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是前提。文章阐释了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体系,进而探究了相应行动策略与演化路径。研究认为,基于战略管理理论视域,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内涵体系应是以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为引领、涵盖三层级功能结构的递进发展,而促进相关供需主体的稳定合作均衡是其关键行动策略,据此构筑了上级政府、地方政府、农村居民参与的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并运用MATLAB进行数值仿真。结果表明:①三方主体的成本、收益和损失变化均会影响各自策略选择,进而构成差异性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演化路径。②三方演化稳定策略受到各方初始参与意愿的影响,其中上级政府的积极推进对地方政府和农村居民的决策行为具有重要引导作用,而农村居民积极参与能倒逼地方政府采取严格执行策略。③地方政府追求乡村振兴和城乡共同富裕等长远目标的内驱力是推动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向可持续方向演化的关键。④上级政府积极推进高质量发展政策、地方政府严格执行政策以及农村居民积极参与是现阶段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最优状态;随着中国高质量发展战略的深化,上级政府作为宏观推动方的作用应逐渐淡化,而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中的元治理功能,同时激发农村居民及乡村其他微观主体的自主积极参与将是未来理想的策略选择。基于上述研究,提出了构建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府际合作体系、推动供需衔接和精准化管理、激发地方政府内生动力以及发挥乡村多主体参与作用等相关政策建议。文章为厘清中国高质量发展战略下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思路和策略路径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参考。     

农村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1990-2013年农村劳动力供给统计数据,采用偏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分析农村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因素,分析表明我国农村劳动力供给过剩,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与供给存在"相斥"、"反向"关系;个人需求动机是影响农村劳动力供给的"关键障碍";自然赋予能力对农村劳动力供给增长具有"吸收"作用。为此要适度放宽国家人口政策,大力发展农业机械化,发挥小城镇集聚效应保证劳动力有效供给。     

森林资源经济利用的政策模拟模型应用研究

林业政策在对森林资源的培育、保护和利用方面起相当大的作用.在市场机制作用的框架下林业政策的作用更多的是通过影响市场机制传递的产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信号,进而影响生产经营主体的收益成本预期及其决策行为,最终影响到对森林资源的培育、保护和利用的效果,因此分析和认清林业政策对林业发展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果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市场机制.以林业经济福利为目标,把森林资源培育的第一产业环节和以森林资源为原料的第二产业发展结合一起作为完整的产业链,构建一个林业的政策模拟模型.利用该模型,对木材价格、林业税费、信贷利率和采伐限额等林业经济政策的影响进行了定量分析,着重比较了林业产权制度改革前后政策变化所产生的效应,以及所具有的激励效果,从而认识林业政策的变动和调整如何影响政策目标,为政策的制定和对合理政策进行选择提供参考的依据.     

基于时间序列协整的中国新能源汽车政策评估

中国政府近年来出台了大量的优惠政策助力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在推广过程中,各类政策分别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是很值得研究与总结的。本文首先对中央政府近六年与新能源汽车销售和使用直接相关的政策进行梳理,选取了两项经济政策(购置补贴、税收减免)和两项中国独有的行政管制政策(车辆限行与限购)作为评估对象。以新能源乘用车市场份额的月度数据为因变量,各政策变量为自变量,加入汽油价格和新能源汽车行业专利申请量作为控制变量,采用时间序列协整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对各因素的长期与短期影响做出评估。研究结果表明,各项政策都与新能源汽车销售市场份额呈长期正向协整关系。其中补贴政策每阶段的调整对市场的推动作用是显著递增的,政策效果在不断的调整和适应中获得了提升。值得关注的是,限购政策通过抑制庞大的人口基数带来的巨大购车需求,调整了汽车市场的供需关系从而影响了消费者的选择,从侧面推动了新能源汽车的销售。而相较于长期影响,短期内因限购抑制的购车需求增加对新能源汽车推广有更强的推动作用,是新能源汽车销售市场份额增加的Granger原因。最后,不可忽视的是,行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对于新能源汽车推广的长期和短期影响都是显著且正向的。     

贫困地区农民真的从“新农合”中受益了吗

基本公共服务受益均等化要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服务应有效地保障贫困地区的农民大致均等地享受该服务。本文运用边际受益归宿分析技术,实证测度了2007-2011年中国244个地级市(州)的新农合边际受益率,来探究贫困地区的农民是否真的从新农合中受益。研究发现:第一,与富裕地区相比,贫困地区的新农合边际受益率更高。2007-2011年,最贫困地区的新农合边际受益率分别为1.287 8、1.179 3、1.065 9、0.985 7和1.202 7,最富裕地区的新农合边际受益率分别为0.751 8、0.671 6、0.597 6、0.888 8和0.922 9。第二,从动态角度观察,贫困地区与富裕地区新农合边际受益率的差值在逐渐缩小。2007年,最贫困地区和最富裕地区的新农合边际受益率相差0.536 0,2011年,这一差值缩小为0.279 8。第三,传统的平均受益分析低估了贫困地区的新农合受益水平。以2007年为例,通过平均受益分析得到的最贫困地区的受益份额为24.20%,而边际受益归宿分析结果显示,最贫困地区从整体新农合受益提高中增加的受益份额达到了32.20%,较平均受益份额高出8个百分点,亦即,贫困地区的农民从新农合服务的扩张中可以获得更大的受益,在新农合服务的缩减中可能遭受更大的损失。本文的结论表明,国家在新农合中"亲贫"的政策倾向更多地惠及了贫困地区,新农合的受益均等化程度越来越高。为保证贫困地区的农民在更大程度上受益,政府应实施"精准医保扶贫",加大新农合投入;多元化新农合服务供给渠道,加强地区间协调配合;优化新农合资源配置,完善对地方政府和相关官员的激励约束机制,提高贫困地区新农合的生产效率。     

节能减排政策措施对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有效性

利用节能减排政策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进而促进节能减排是我国环境治理工作的重要策略之一。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对节能减排有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得以证实的情况下,不禁疑问节能减排政策措施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有效吗?本文在系统收集我国1978—2013年间颁布的1 195条节能减排政策以及对节能减排政策精读的基础上,通过对相应政策的政策力度、政策措施、政策目标的量化,构建了节能减排政策中行政措施、财政税收措施、人事措施、金融措施、引导措施、其它经济措施的有效性度量模型,通过构建时间序列计量模型,运用稳健标准误和单位根-协整检验分别探讨了节能减排政策中各单项政策措施及不同措施协同对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节能减排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整体促进作用显著大于阻碍作用;节能减排政策中的金融措施、引导措施对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行政措施、财政税收措施、其他经济措施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一定的阻碍作用;引导措施和金融措施的协同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影响效果大于只考虑财政税收措施和其他经济措施协同的负向影响效果,也显著大于行政措施、财政税收措施、其他经济措施协同的负向影响效果。重视并加强对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有显著正向作用的政策措施单独和协同的使用,减少或避免无显著影响或有负向作用的政策措施单独和协同的使用,是利用节能减排政策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进而促进节能减排的有效途径。     

中国城镇化、配套产业发展与农村居民消费拉动

农村居民消费不足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失衡的一大表现,加快我国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在于促进农村居民消费,于此同时,城镇化建设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还受制于配套产业发展水平的高低。本文首先探索性地构建城镇化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理论解释。在此基础上,采用2000—2012年我国30个省(市、区)的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城镇化水平、产业发展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其中重点从地区工业发展水平和服务业发展水平两个方面探讨配套产业发展的调节效应。此外,在估计过程中考虑到研究对象的区域异质性,对于东、中、西部分样本还进行了分组对比考察。本文研究结果表明:(1)城镇化能够显著促进农村居民的消费,工业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正向调节作用,但服务业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2)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由于配套优势,城镇化的推进更能有效地促进农村消费的提升;(3)东部地区工业发展水平的正向调节效应显著存在于工业化水平由最低端向中端攀升的过程中,而在西部地区,由于工业发展低效益伴随的农村劳动力外流以及对当地耕地的低效利用,工业发展反而削弱了城镇化的正向调节作用。因此,为了更好地通过促进农村消费实现扩大内需,本文研究的政策建议包括:在当前我国城镇化建设进程中,要特别注重对配套产业特别是工业的培育,防范产业空心化风险,稳定就业。东部工业发展的重点应是扶持工业最不发达区域,缩小区域之间工业发展差距,西部工业发展的重点则在于提高工业发展的效益,引导农民工回流,调整经济发展结构和模式。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农户清洁能源应用行为决策研究

推进农户应用清洁能源对于促进农村生态建设至关重要。本文将农户清洁能源应用行为视为是一个"外部情境因素-内部心理因素-农户清洁能源应用行为"的过程,基于环境行为理论和技术接受模型,构建出农户清洁能源应用行为影响因素概念模型。利用江西省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从农户购买行为和使用行为两个维度,研究农户清洁能源应用行为的影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情境因素(经济激励政策、自愿活动、宣传教育、清洁能源产品属性)以农户感知为中介,进而正向影响农户清洁能源使用行为,从众心理、行为便利性直接正向影响农户清洁能源使用行为;生态价值观和感知因素在经济激励政策与农户清洁能源购买行为之间起到部分中介效应,行为便利对农户清洁能源购买行为有直接正向影响;相对于经济激励政策,农户自愿活动对提升农户生态价值观会更有效;在影响农户感知的四个情景因素(经济激励政策、自愿活动、宣传教育、清洁能源产品属性)中,自愿活动对农户感知的正向影响程度最大;对农户清洁能源购买行为正向影响程度最大的是经济激励政策,对农户清洁能源使用行为正向影响程度最大的是行为便利性。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政府要扩大清洁能源产品补贴的范围,加大农户购买清洁能源产品的补贴力度,降低农户购买清洁能源产品的成本;加强清洁能源知识、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提升农村居民的环境责任感,增强农村居民的生态环境价值观;完善农村清洁能源应用服务体系,提升农户应用清洁能源的易用性感知;充分发挥清洁能源示范村的辐射效应,增强农户应用清洁能源有用性感知;引导基层村干部、党员或环保意识强的农户率先应用清洁能源,在从众心理作用下,促使更多的农户应用清洁能源。     

中国农村居民的收人流动性与长期收入不平等

利用1989-2004年问CHNS的五轮农村居民收入调查数据,本文对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流动性和长期收入不平等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发现:①中国农村居民具有较高程度的收入流动性,周时在2000-2004年间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流动性较1989-1993年间显著提高.以1997年为界,收入流动性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特征,且这种趋势特征具有全局性;②不同收入阶层的农村居民的收入流动性存在明显的差异,其中,中间收入阶层具有更高的收入流动性;③中国农村居民长期内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低于单独年度,同时,农村居民的长期收入不平等主要来自于工资性收入的差异.因此,要从根本上改善农村居民的长期收入不平等,必须从改善农村居民在非农就业收入上的不平等入手.     

利益主体视角下的西部新农合制度运行困境分析

实现新农合制度设计的初衷目标、提升制度的惠农政策效果,是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为探寻制度实施效果与设计预期目标的偏差,科学厘清出影响西部新农合惠农政策效果的主要因素,本文基于西部10省区17县(区)的780份农户调研数据及相关统计数据,从医(医疗服务机构)、患(参合农民)、保(医疗保障机构)、管(政府)四方利益主体的视角,对西部新农合制度运行中的困境进行剖析.研究结果表明,既有的新农合制度运行框架模式,会陷入医疗服务机构行为扭曲与服务供给可及性差并存、医疗保障机构经办能力不足与保障效果欠佳并存、政府市场化导向与公共服务职能缺失并存、农民参合意愿强烈与被动参合并存的运行困境.三方强势主导形成的主体间利益失衡,必然影响到新农合的持续运行发展.因此,在新农合制度由试点普及向规范持续运行转轨的关键时期,必须以激励约束机制为突破,构建利益相关主体的协同联动改革机制,有效调动运行主体的积极性,实现新农合制度的持续运行.     

中国农村居民煤炭消费及影响因素研究

农村居民煤炭消费牵涉到农村居民生活方式与能源转型、北方供暖清洁化改革、大气污染治理等重大改革实践,如何准确理解和研判现有的农村居民煤炭消费现状,并进而识别出科学、有效的减煤措施,已成为改善农村居民能源结构、治理农村地区煤炭消费、改善北方地区大气质量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现有对农村居民煤炭消费的统计数据可能存在一定低估,基础性数据的匮乏与不足严重阻碍了科学研究和公共决策。为了准确了解我国农村居民煤炭消费的现状、特征与空间分布,本文采用第三次中国家庭能源消费调查数据对农村居民的煤炭消费进行了核算,并针对户均煤炭消费量和地区农村居民煤炭消费总量进行了比较,在此基础上还考察了气候差异、资源禀赋、收入水平等因素对农村居民煤炭需求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2014年中国农村居民生活用煤炭消费总量为6 585.7万tce,平均每户煤炭消费量为347.2 kgce,其中供暖用煤占比96.9%,烹饪用煤占比3.1%。各省的户均煤炭消费和煤炭消费总量呈现显著的空间差异,其中:东北、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户均煤炭消费量显著高于其他地区,北京及周边的河北、山东、山西、内蒙、辽宁和天津7个省、市的农村居民共消费了全国55%的农村生活用煤,其中北京周边的河北、山东和山西三省农村居民消费了全国46.6%的农村煤炭消费。地区煤炭资源禀赋、农村居民住房面积与供暖用煤需求显著正相关,而冬季户外温度、居民收入水平同煤炭需求之间关系不显著。未来政府应通过改善农村居民民生需求、推动农村能源转型、提高农村能源统计水平等途径来有效治理农村散煤消费。     

电力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

1990年以来,随着中国电力体制改革的深入,电力基础设施与经济同步发展。由于电力生产与电力消费存在着显著的空间差异,电力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存在空间差异。本文利用1990—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基于增长回归模型,采用动态面板分析方法,以电力投资率和发电装机容量作为衡量电力发展的指标,检验电力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区域间差异。实证研究的主要发现如下:首先,电力发展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且其长期影响明显高于短期影响。其中,电力投资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短期经济增长率提高0.076个百分点,长期经济增长率提高0.493个百分点;发电装机容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短期经济增长率提高0.381个百分点,长期经济增长率提高1.905个百分点。其次,电力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地区差异,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影响显著高于西部地区。其中,电力投资率增加1个百分点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影响高于西部地区达0.913个百分点;电力装机容量增加1个百分点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影响高于西部地区达0.959个百分点。实证结果表明,电力发展对各地区经济增长影响是不平衡的,这种影响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起到了负面作用。基于实证研究,给出如下政策建议:首先,考虑到中国经济在未来20年中仍将保持较高增速,中国应继续促进电力发展投资,以促进经济增长。其次,从政策导向来看,电力发展政策应当充分加强电力发展对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使得西部地区能从电力输出中获得更高收益,提高电力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公平性。     

中国省际能源强度的分布动态演进及其成因

采用加权的分布动态方法研究了1986—2014年中国30个省区能源强度的分布动态及其收敛性,并采用条件分布分析方法分析了空间区位、资本密集度和收入水平等对省区能源强度分布的影响。研究发现,整体上中国省区能源强度的变异系数存在增大的趋势,即趋向发散。就稳态分布来看,在1986—2005年期间,中国省区能源强度由单峰分布趋向非对称的二元俱乐部收敛,由于受2005年之后节能减排政策的影响,在2005—2014年期间趋向三元俱乐部收敛。经济和人口规模对省区能源强度的分布有重要影响,且其影响随时间的推进更加显著,忽略经济和人口规模的影响会导致对中国省区能源强度收敛性估计的偏误。条件分布分析表明,在1986—2014年期间,资本密集度对长期稳态分布的影响最大,收入水平影响次之,空间区位因素影响最小。但在2005—2014年期间,资本密集度对省区能源强度长期稳态分布中三峰分布的形成具有决定作用,空间区位也有显著的影响,但收入水平影响不明显。这一时期的区域发展战略对省区能源强度俱乐部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本文的结果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省区能源强度发散表明促进区域间能源利用技术的溢出可以显著提高我国整体能源利用效率;区域发展战略与节能减排政策的结合能够更加有效地促进省区能源强度的收敛;由于人口和生产活动流向高能源效率的省区,因此促进要素流动有利于中国省区能源效率的提高。     

能源替代的健康效应——生活能源替代对中老年农村居民健康的影响

能源结构不合理导致的空气污染是当前全球和中国面临的最严重的环境健康威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明确提出要优化农村能源结构,建设健康乡村。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文章主要使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生活能源结构调整对中老年农村居民健康状况的影响。结果表明:①以燃气、电能和沼气等更为清洁的能源替代煤炭和柴草等固体燃料作为炊事主要能源,降低了中老年农村居民自评健康差的概率和工具性活动能力受到限制的程度,并改善了其基本日常生活功能自理能力。②生活能源替代有助于促进健康公平,其显著减轻了农村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群体的健康风险,而对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群体的健康状况影响不显著。就教育水平而言,生活能源替代对文盲半文盲中老年农村居民的健康回报更高,而对非文盲不显著;就是否是低保户而言,生活能源替代显著改善了低保户自评健康状况,而对非低保户的自评健康影响较小;就性别而言,生活能源替代对女性的健康回报更高,而对男性不显著;就年龄而言,生活能源替代对老年农村居民的健康回报更高,而对中年农村居民不显著。由于中国仍然约有一半农村居民使用煤炭和柴草等作为主要生活燃料,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为了降低由于生活能源结构不合理导致的健康成本,中国政府需要把能源替代、健康乡村建设和精准扶贫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