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城市化地区农村社会和空间变迁研究〖HT2”SS〗——以江苏省姜堰市城郊结合部为例

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在城市建成区边缘和资源禀赋条件较好的农村地区产生了大量半城市化地区。在城市化、工业化等多重影响下，半城市化地区经历着从单一农村社会向城乡多元社会的转变。以姜堰市城郊结合部为例，分析半城市化对农村地区社会和空间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半城市化地区就业结构和居民家庭收入来源的非农化水平不断提高，农业在就业结构和家庭收入来源中的重要性逐渐下降；空间结构和功能呈现出更多的城市特征，居住空间正在由传统的自然村落向城市社区过渡。同时，半城市化地区存在着土地利用混杂低效、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服务匮乏、原住居民就业和社保形势严峻等亟待破解的问题。最后，针对姜堰市城郊结合部现状提出建议，推进城市化的健康发展     

城市发展与人口安全

本文在分析了城市发展与人口安全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城市发展的主要阶段,在相关研究人员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城市发展的阶段特征进行了汇总分析,指出了我国城市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城市发展模式粗放,发展形式单一;城镇化率内涵不足,质量不高,城市劳动力需求与供给不匹配;城市发展"大跃进"现象突出,较少关注民生等问题。以当前我国人口发展的情况为基础,分析了我国人口安全的方面存在的问题,认为人口安全应该关注于:一定时期内人口要素之间以及与人口要素相关的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方面相互协调,以利于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以及确保国家的整体安全。构建了城市发展与人口安全互动模型,同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战略基础与主要思路。     

世博后上海人口分布新态势

世博后上海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现代化城市基础设施和全面调整优化空间载体战略布局等因素将对上海人口分布产生重要影响.该文利用灰色理论模型对人口分布变动进行预测,结果表明:2010-2020年期间,上海市人口继续向郊区集聚,近郊区是人口集聚和流动的最显著区域,同时远郊区常住人口集聚的增长速度开始超过近郊区,成为人口迁移和流动的主要区域.今后一段时期内近郊区和远郊区为上海产业发展和人口布局调整提供空间,近郊区和远郊区的新城镇将成为重点建设区域,上海将加快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建议:加强人口发展战略和规划研究,解决土地规划、产业规划和人口规划的问题,统筹考虑土地、产业、人口之间的协调发展;实施城市人口发展功能区战略,引导人口有序流动和迁移,使上海城市人口空间布局与城市形态、区域功能和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加强流动人口均等化服务,建立健全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投入保障机制.     

城乡一体化发展视角下的区域空间结构构建——以淮安市为例

概括了城市与区域发展关系的6种空间结构模式，分别是：单极中心城市带动的空间结构、点 轴式空间结构带动的空间结构、城乡融合区的空间结构、三维城乡合作带动的空间结构、田园城市带动的空间结构和都市圈带动的空间结构；分析这些模式的适用条件和对城乡一体发展的效应。然后，分析淮安城乡发展的现状空间结构特征，即全市区域空间结构处于极核与点轴并重发展阶段，乡镇人口规模小，经济实力弱，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导致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低。针对这样的状况，提出淮安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空间结构思路是：推进由点 轴式结构向网络式结构的尽快转变；在大力建设中心城市的同时，积极建设片区重点中心镇；建立城乡统筹发展的规划机制，以保证一体化发展规划的高质量实施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与空间分异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是当今城市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基于大连市300名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从外部环境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情况两方面,构建了市民化指标体系,修正了基于C-D函数的市民化进程模型,采用SPSS软件对问卷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定量分析了大连市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特点,运用Maplnfo作出空间分异图,得出大连市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空间分异特征:①市内四个主城区的市民化水平低于副城区;②市中心及其辐射地带市民化水平较低,城乡结合部市民化水平较高;③市民化指标与市民化水平空间分异不匹配.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相关制度环境处于阻碍阶段,城市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和接纳程度较好,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已经具备市民化的能力,城乡结合部和副城区(郊区)是其定居城市的最佳区域,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任务,国家、社会应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一个平台,加快农民工到市民的转化进程.     

长三角城市群产业-人口-空间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通过构建城市产业-人口-空间发展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函数,计算长三角城市群产业-人口-空间综合发展水平及其耦合协调度,分析了长三角城市群产业-人口-空间整体水平以及耦合协调发展的时序特征和空间特征。从时序上看,长三角城市群产业-人口-空间发展水平总体上在波动中演进,演进过程大致分为以产业为主导、以空间为主导到产业、空间与人口系统发展失调等三个阶段。从空间上看,长三角城市群由以上海为中心的空间格局逐步演进成为以上海为轴心,南京和杭州为两翼的高水平协调发展三角区域,但是由于空间发展过速,三角区域内高水平协调发展城市普遍存在产业与空间协调发展程度滞后的特征,而外围城市主要暴露出人口与空间协调发展程度滞后的问题。因此应该坚定以人为本的目标,促进产业集约高效发展,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推动城市人口、产业与空间协调发展。     

基于遥感和信息熵的城乡结合部范围界定——以荆州市为例

城乡结合部是城市与农村相互结合的特殊经济地理单元,是城市快速扩张的重点区域,受城市与农村的双重影响,而目前城乡结合部范围不明确,确定方法以定性为主。针对这一特点,以信息熵理论为基础,结合分析城乡结合部土地利用特征,建立了土地利用信息熵模型。并以荆州市为例,以2000年10月ETM+影像为基础数据源,在ArcGIS和ERDAS Imagine软件的支持下,应用土地利用信息熵模型,分析熵值分布特点,最后采用突变点检测的方法,以熵值60和30确定荆州市城乡结合部的内外边界。得到荆州市城乡结合部的面积为124.4 km2,大致包括25个行政村。比较表明,该方法划分精度较高、实时性强。但若能采用更高分辨率的遥感影像并结合其他模型,会使划分精度进一步提高     

基于G1赋权模型的生态城市发展管理评价

以生态城市的发展管理评价作为研究对象,界定了发展管理评价的内涵,认为其具有相互作用和对称破缺等非线性特征,适宜于采用G1赋权模型,以崇明生态岛为例做出了应用研究,初步实现了生态城市发展管理的非线性评价。结果显示,崇明生态岛建设的管理能力指数达到67.81,管理机制指数只有52.39,公众参与指数是59.91,综合管理指数是59.65,表明可持续发展管理水平接近于良好可持续性。鉴于"投资力度超强,管理深度不够"的失衡特征,亟待管理改进。为此,给出主要建议如下:明确综合管理定位,大力推进管理机制的创新和完善,强化社会参与机制;明确行动方略,改变投资扩张型的建设体制模式和运作机制;明确政策重点,推进属地管理和流域管理、强化空间集约管理、统筹城乡数字化网络化发展。应用研究显示,G1赋权模型是生态城市发展管理工作实现非线性评价的有效途径之一,可以接近其非线性判断需求,科学揭示管理诸要素的属性特征和相互关系,有助于合理反映当地管理水平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建议。     

高速铁路建设对人口流动空间的影响研究

作为快速交通流线的主要形式,高速铁路建设能有效拓展区域人口流动空间、增强区域联系度。本研究以沪宁城际高速铁路为例,基于宏观经济联系及问卷调查,通过构建经济联系强度模型、人口流动空间联系指数以及产业人口联系指数,定量分析城际高速铁路建设对区域人口流动空间的影响,探讨沪宁地区"一轴双核"经济结构运行机理。研究发现:①沪宁城际高速铁路建设有效拓宽了城市间人口流动时空,缩短了区域经济距离,以南京市和上海市为核心的人口、产业以及经济空间集聚效应明显,宁镇扬(南京、镇江、扬州)和苏锡常(苏州、无锡、常州)一体化程度增加,并且上海市与苏锡常地区相互联系增强,人口、产业、经济发展均质化程度提高;②高速铁路建成后,南京及上海周边地区呈现人口集聚的极核效应,上海与苏州、无锡与常州、南京与镇江的人口流动联系强度加强,高速铁路沿线区域"一轴双核"空间发展特征明显,经济一体化趋势加快;③沪宁城际高速铁路建成后,沿线居民出行频次增加,尤其是20-44岁之间的有较高职业声望的青壮年劳动力流动频次增加显著,这种微观变化一方面表征了区域经济联系度的增加,另一方面体现了区域人力资本之间的融合与相互依赖,是经济一体化的内在表现形式;④高速铁路服务水平、舒适度、准时性、高效性等是居民选择乘坐高速铁路的主要影响因子,居民出行及相互交流更注重实效;⑤结合区域产业分工与人口集聚,上海、南京的批发和零售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镇江市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的产业人口流动趋势指数为正值,这些产业人口的流动是区域人口集聚的主要因素;同时苏州、无锡的制造业、常州的金融业等产业人口流动趋势指数为负值,从而导致这些城市人口呈现扩散趋势。     

基于适度人口容量的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研究——以广东省惠州市为例

生态文明城市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目标,是实现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与生态保护协调统一的最佳方式。适度的人口容量、科学的城市规划和有效的城市治理是避免和减轻城市病的根本途径。本文从生态经济学和系统工程学跨学科的视角出发,构建了一个基于适度人口容量,人口流动和城乡均衡发展的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路径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以广东省惠州市为例,根据土地功能定位和主体功能区定位,分别测算了惠州市的适度人口容量;基于人口自然变动和人口机械变动的趋势,预测了惠州市未来人口发展状况。研究发现,惠州市常住人口已略微超过基于土地功能定位测算的适度人口容量,但基于主体功能定位的人口密度模型测算表明,惠州市未来人口发展规模远低于适度人口容量,进而从总体上剖析了惠州市生态文明城市建设中适度人口容量和人口均衡发展方面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和原因。由此,揭示出生态文明城市的创建,必须基于人口承载力,走动态规划调控路子,协同推进经济建设、民生改善、生态保护、环境优化和制度改革,真正地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社会保障公平化。     

武汉市城郊乡村旅游地的类型划分及时空分布特征研究

在对武汉市城郊534个乡村旅游地进行类型划分的基础上，运用数理统计和空间分析法，对其时空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武汉市城郊乡村旅游地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四个明显的发展时段，旅游极化发展形成的空间冷热点区随时间而发生变化，现已在武汉市西北、西部和南部形成三大旅游集聚区。（2）武汉市城郊乡村旅游地类型日益多元化，从发展初期的休闲观光和乡村文化两种类型逐步增加至休闲观光、乡村文化、农事体验、农业科技、特色村镇等五种类型；不同类型的乡村旅游地发展速度、规模、极化趋势各异。(3）与中心城区距离、相关政策、道路交通条件、水文因素、旅游资源禀赋等均对乡村旅游地的时空分布特征产生影响，各个因素对不同类型旅游地时空分布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别。     

南京市2000~2014年城市建设用地变化及驱动因子研究

基于土地利用模型测度2000~2014年南京市城市建设用地的动态变化，再运用典型相关分析、主成分分析及逐步回归分析组合的偏最小二乘回归法对南京市城市建设用地的驱动因子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2000~2014年南京市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为11.73%；（2）南京市用地结构信息熵呈波动下降趋势，城市建设用地系统结构性增强，但是用地扩展的综合效益趋降；（3）人口增长、道路扩展、投资水平提高及文化产业发展等能够较好的解释南京市城市建设用地的增长，这4类因子对城市建设用地变化具有正向作用；（4）逐步线性回归结果表明，园林绿地面积的增加相对其他因子对南京市建设用地规模增长的作用最大，其次是道路长度和公路里程。     

城、郊能量及辐射平衡特征观测分析

城市化发展导致城、郊能量平衡及辐射平衡存在明显差异。利用城、郊夏季涡度相关系统观测数据,分析了南京城、郊在晴天条件下的辐射平衡、能量平衡、反照率以及储热项变化特征。结果表明：（1）夏季晴天条件下,城、郊辐射收支分配有显著不同。城市辐射陷阱作用导致城区向上短波辐射日均值小于郊区,城、郊分别为246 W/m2和395 W/m2,城市辐射陷阱效应导致截留的短波辐射日平均值可达237 W/m2。同时城市地表向上长波辐射日均值大于郊区自然地表,城、郊分别为5051 W/m2和4883 W/m2,这与城、郊地区不同的地表温度直接相关;（2）城、郊能量平衡分配的方式有显著不同,城市地表储热及感热为能量分配的主要方式,感热全天为正,始终处于不稳定层结。郊区潜热为能量分配的主要方式,夜间存在稳定层结条件;（3）城区总体日平均反照率为011,郊区草地日平均反照率为017,城区水泥楼顶日平均反照率为023。城区铁塔上日均反照率代表整体城市下垫面反照率的特征,城市辐射陷阱作用导致其小于郊区反照率。而水泥楼顶的反照率代表水泥板单一下垫面城市特征,因此大于前2者的反照率日均值。另外,郊区日平均反照率的日变化比城区表现出更明显的不对称性;（4）白天城区储热项占净辐射的56%,而郊区仅占净辐射的7%,并与已有试验中夏季白天储热项数据进行了比较,城市储热项特征与观测所处站点的水泥（硬地）面积所占比重以及是否考虑人为热的影响密切相关     

利用广义加性模型解析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用地扩展驱动力

研究城镇用地扩展的时空驱动机制对城市群的科学可续发展与国土空间规划具有重要意义.利用广义加性模型(General Additive Model,GAM),选取社会经济因子、自然因子和邻域因子,解析长江中游城市群1990～2015年城镇用地扩展驱动力的时空分异特征,挖掘各子城市群的核心驱动力并对其进行功能识别.结果表明:(1)25年间,长江中游城市群驱动因子时空差异显著.核心城市武汉、长沙、南昌极化效应明显,涓滴效应逐渐显现,但城市群仍未打破行政区划壁垒.(2)三大子城市群的核心驱动因子差异显著.其中,人口和地均GDP对各子城市群城镇用地扩展影响最大,武汉城市圈和环鄱阳湖城市群的空间溢出效应高于长株潭城市群,且城镇用地扩展模式渐由单核驱动发展为双核驱动.(3)核心驱动因子与城市群城镇用地扩展之间具有显著的非线性关系,且呈现地域性和阶段性特征.(4)GAM模型能够解释城镇用地扩展过程中各因子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较Logistic和Nonliner-Logistic模型具有更高的拟合优度和验证精度,表明了其探索非线性驱动力的优势.     

基于STIRPAT模型的武汉市环境影响驱动力分析

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不仅要了解导致环境问题的各种驱动力,更应建立模型来精确描述环境影响与驱动力之间的关系。以武汉市为例,应用SPSS软件、以STIRPAT模型为依据,建立了描述环境影响与各驱动力之间精确关系的数个模型。模型计算结果表明:人口总量的增长和人类发展指数的上升是最主要的环境影响驱动力,城市化率、人均GDP等因素对环境也有影响;第三产业比重的上升有助于减小环境影响;基尼系数对环境几乎没有影响。以此为据,就如何改变这些影响因素,以减小环境影响提出了建议。除了人口总量等常规指标,还分析了人类发展指数、城市化率、基尼系数等指标,充实了环境影响驱动力指标体系,更客观反映了造成武汉市环境问题的原因。     

城市生态用地时空动态及其相关驱动力——以武汉市为例

城市生态用地是维持城市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屏障,研究其动态变化特征及相关驱动力,将为城市规划和生态环境保护决策提供依据。该文以武汉城区为实证区,采用1990、2002、2014年等3期Landsat遥感影像为数据源,采用土地利用变化矩阵量化数量变化,景观格局指数量化空间格局变化,生态服务价值系数和InVEST模型量化质量变化,利用二元逻辑回归模型和梯度分析法量化相关驱动力。研究结果表明:武汉市生态用地总面积持续下降,累计减少239.55 km~2,其中水域为主要转出地类;生境质量下降24%;生态用地斑块破碎度提高,"孤岛化"现象逐渐显现;坡度、建设用地的最小距离、建设用地增长、GDP增长和道路密度是驱动生态用地变化的主要因素,随着城市向三环线外扩张,三环线以外的生态用地面临较高的生态转化风险。     

基于村级尺度的湖南农村水贫困比较研究

为综合评价湖南农村水贫困现状，找出有效应对措施，以国外最新的水贫困理论为依据，构建湖南农村水贫困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实地调查和访谈获取并整理出湖南3种地貌类型区6个行政村的水贫困评价数据；采用非均衡法测算水贫困状况并分析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湖南农村水贫困具有明显的地域分异现象，即湘西山区最为严重，RWPI值均小于20；湘北洞庭湖平原区最弱，其值在55~56之间；而湘中丘陵区介于其间。不同地区水贫困各系统的综合得分不同，只有提高且均衡各系统的综合得分才能有效减轻地区水贫困程度。供水设施欠佳、利用能力偏低是地区间水贫困状况不同的主要驱动因素,而水资源状况是其次要驱动因素；农村环境问题和低效用水是省内各村水贫困评价的短板，因此地区水贫困是区域水资源自然禀赋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结果。针对评价结果，提出了发展农村经济、提高综合实力、做好环保工作和提高用水效率等措施应对农村水贫困问题，可为新农村建设中的水资源管理提供新思路     

武汉市土地利用程度和经济发展的重心迁移及耦合协调性研究

土地利用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采用2005~2014年武汉市各区域的土地利用程度和经济发展数据,对武汉市、主城区、远城区的土地利用程度重心、经济发展重心迁移及耦合协调关系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在土地利用程度和经济发展重心迁移上,武汉市远城区相对于主城区重心迁移距离更大,迁移方向更为杂乱;(2)在土地利用程度和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性上,主城区较为和谐,江汉区为高度协调型,硚口区和青山区为经济发展略微滞后型,其他主城区为土地发展略微滞后。远城区经济发展和土地利用程度基本处于不协调的状态,除了汉南区属于经济滞后型,其他均为土地发展滞后型。     

国家级新区发展异质性及驱动机制研究——以上海浦东新区和南京江北新区为例

国家级新区建设是转型期国家推动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战略的重要手段,推动了城市空间重构和功能重组,从而成为城市研究热点。从经济发展、人口集聚规模以及建设用地扩张三个维度刻画对比了上海浦东新区和南京江北新区的发展的异质性,并进一步剖析发展的驱动机制,发现两地发展异质性的表象原因是发展阶段的差异,更深层的是区域发展驱动机制的差异: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能强化新区与母城的联系,是实现新区快速健康发展的基础,浦东新区完善的交通运输体系对所在区域及全市的经济快速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全球资本汇聚、产城融合、城市大事件营销是新区快速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发展型政府的作用及政治精英的影响力对国家级新区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基于上述研究,对于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背景下新区的健康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基于地学信息图谱的合肥市城市扩展时空特征及驱动力分析

利用多时相遥感影像,借助ArcGIS平台,采用空间形态分析、等扇分析、等距分析及分形分析等方法,以城市扩展强度、紧凑度、分形维数、重心坐标、扩展弹性系数等为指标,基于地学信息图谱分析了1987~2011年合肥市城市扩展时空特征及其驱动力。结果表明：合肥市在经历了轴向放射状扩展、双核组团扩展及轴间填充后,城市形态由不规则团块状向星楔形、连体双星形转变;24 a间,城市用地面积增长了22415 km2,城市规模扩大了455倍;2000年以前基本保持中、低速扩展,进入21世纪后,开始高速扩展;城市空间主要沿交通线向西南、东南、东、东北等方向非均衡延展,城市扩展最强烈的区域约在距城区中心8 km处,城市重心不断向南偏西方向转移;扩展过程中,城市紧凑度呈“W”型波动,分形维数呈“M”型波动,扩展弹性系数呈“∧”型波动,城市形态最终向着稳定、合理化方向发展;自然环境、经济发展、人口增长、交通建设、政府行为等是合肥市城市扩展的主要驱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