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设占用耕地数量与人口增长关系实证

采用经济计量分析方法通过观察1986-2006年中国建设占用耕地数量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动态演进机制,提出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假设,并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建设占用耕地资源数量变化与人口增长具有协整关系,即两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建设占用耕地资源数量与人口增长之间相互作用的效果存在明显差异,建设占用耕地资源数量对人口增长带来的冲击响应强烈,而人口增长对建设占用耕地资源数量的冲击响应则相对较弱;进而验证建设占用耕地资源数量的变化与人口增长之间存在从人口增长到建设占用耕地数量变化的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而从建设占用耕地数量变化到人口增长的Granger因果关系并不显著.因此,为协调"人口-(土地)资源"的关系,我国政府在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基础上,应同时采取长期而非短期的策略,把"先补后占"、耕地转用许可制度等系列耕地保护政策与土地集约节约利用作为主要途径.     

中国经济增长与耕地资源数量变化阶段性特征研究

利用Eviews 6.0软件，基于协整分析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探讨经济增长和耕地资源数量变化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以协调耕地保护和经济发展的矛盾。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经济增长阶段，我国耕地资源数量变化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自195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和耕地资源数量变化经历了3个阶段，具体表现为：（1）互为因果（1952～1978年），这一阶段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耕地的产出在经济增长中占据较大的份额；（2）前者是后者的Granger原因（1978～1992年），此阶段耕地资源投入量顺应了经济增长的要求，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3）后者是前者的Granger原因（1992~2008年），耕地资源作为要素投入支撑了经济的低质量增长，由此产生了重复建设、土地低效利用等问题。因此，关注经济增长和耕地资源数量变化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均衡关系，发现其中的规律，掌握其中的因果变化趋势，适时调整土地政策以适应经济增长的要求是亟待解决的战略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与耕地资源数量变化阶段性特征研究——协整分析及Granger因果检验

利用Eviews 6.0软件,基于协整分析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探讨经济增长和耕地资源数量变化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以协调耕地保护和经济发展的矛盾。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经济增长阶段,我国耕地资源数量变化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自195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和耕地资源数量变化经历了3个阶段,具体表现为:(1)互为因果(1952～1978年),这一阶段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耕地的产出在经济增长中占据较大的份额;(2)前者是后者的Granger原因(1978～1992年),此阶段耕地资源投入量顺应了经济增长的要求,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3)后者是前者的Granger原因(1992～2008年),耕地资源作为要素投入支撑了经济的低质量增长,由此产生了重复建设、土地低效利用等问题。因此,关注经济增长和耕地资源数量变化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均衡关系,发现其中的规律,掌握其中的因果变化趋势,适时调整土地政策以适应经济增长的要求是亟待解决的战略问题。     

工业化、城市化对耕地数量变化影响差异分析

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对耕地资源数量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工业化、城市化对耕地资源数量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以1990~2005年江苏省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方法，分析了工业化、城市化对耕地数量变动率影响的差异。结果表明，耕地数量变动率、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均呈非平稳变动趋势，但工业化、城市化对耕地数量变动率的作用方向不同，工业化对耕地数量变动率产生负效应，城市化则产生正效应。同时，城市化对耕地数量变化的影响大于工业化带来的影响，并且城市化的影响比工业化的影响更为持久。这意味着，〖JP2〗江苏省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增长时期，城市化是耕地数量变化的首要原因。因此，在当前江苏省工业化与城市化非平衡发展的情况下，合理控制城市化进程，提高城市化质量，对于耕地保护具有积极意义。〖     

不同类型土地财政收入与城市扩张关系分析——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协整分析

土地财政收入是城市土地扩张的重要影响因素,但是仅以土地出让金等同于土地财政考察这种影响是不全面的,土地税也是土地财政收入的重要内容。本文将土地财政分为土地出让金和土地税两部分,在当前财政和城市土地管理制度框架内分别分析了土地出让金、土地税对城市扩张的影响,提出了两个研究假说:1在现行财政和土地制度安排下,土地出让金会显著推动城市扩张;2与土地出让金相反,土地税的增长可以遏制城市扩张。进而依据30个省级行政区2000-2011年的土地出让金、土地税与城市建成区面积数据,运用面板协整计量方法对研究假说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1土地出让金、土地税两类土地财政收入对城市土地扩张的影响是不同的;2全国层面及东部、西部地区的数据表明,土地出让金收入的增长会显著推动城市土地扩张;3无论是在全国层面还是东、中、西部层面,目前我国征收的5种土地税均未发挥遏制城市土地扩张的作用。据此,应该通过完善现有土地税种、开征物业税,改革土地出让制度、加强土地收益管理,改革财政体系、缩小地方财政缺口等政策实现土地税对土地出让金的替代,最终实现城市土地的有效管控。另外,在东、中、西3大区域应实行差别化政策,有序实现土地税替代土地出让金。     

长江三角洲地区耕地数量变化及保护对策——以吴江市为例

长江三角洲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但在经济发展的同时 ,耕地资源却日益减少 ,这将严重影响到我国未来的粮食安全问题。吴江市位于长江三角洲中心位置 ,强大的经济基础和有利的区位条件使土地资源得以高速地开发利用 ,它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在耕地数量变化上一个较典型的地区 ,在土地整理方面也进行了成功的尝试。以吴江市为例 ,定性和定量地对耕地数量变化的人文驱动力进行分析 ,得出影响本地耕地数量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为 :工业发展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大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随着经济的发展 ,在这些驱动因素的影响下 ,必然会造成耕地数量的进一步减少。如何保护长江三角洲地区现有的有限的耕地资源 ,实现国家新的《土地管理法》中所要求的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是本地区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在进行保护对策研究时 ,除了采用通常各地已采取的一些措施外 ,还做了进一步的思考 ,对本地区在实施耕地总量动态平衡过程中、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存在的问题及本地区如何面对WTO的挑战提出建议     

长江三角洲地区耕地数量变化及保护对策--以吴江市为例

长江三角洲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但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耕地资源却日益减少,这将严重影响到我国未来的粮食安全问题。吴江市位于长江三角洲中心位置,强大的经济基础和有利的区位条件使土地资源得以高速开发利用,它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在耕地数量变化上一个较典型的地区,在土地整理方面也进行了成功的尝试。以吴江市为例,定性和定量地对耕地数量变化的人文驱动力进行分析,得出影响本地耕地数量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为：工业发展,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大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些驱动因素的影响,必然会造成耕地数量的进一步减少。如何保护长江三角洲地区现有的有限的耕地资源,实现国家新的《土地管理法》中所要求的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是本地区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在进行保护对策研究时,除了采用通常各地已采取的一些措施外,还做了进一步的思考,对本地区在实施耕地总量动态平衡过程中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存在的问题及本地区如何面以WTO的挑战提出建议。     

我国城市化进程对土地资源影响程度的分析

本文根据对８０年代以来我国城市发展和土地资源及土地利用方式变化的实证分析,探讨了我国土地资源和城市化进程之间的相互关系。认为：城市化不是造成８０年代以来我国耕地数量下降较快的最主要原因;从长期趋势看,土地资源不会对我国城市化发展构成根本制约。     

工业化、城市化对耕地数量变化影响差异分析——以江苏省为例

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对耕地资源数量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工业化、城市化对耕地资源数量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以1990～2005年江苏省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方法,分析了工业化、城市化对耕地数量变动率影响的差异.结果表明,耕地数量变动率、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均呈非平稳变动趋势,但工业化、城市化对耕地数量变动率的作用方向不同,工业化对耕地数量变动率产生负效应,城市化则产生正效应.同时,城市化对耕地数量变化的影响大于工业化带来的影响,并且城市化的影响比工业化的影响更为持久.这意味着,江苏省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增长时期,城市化是耕地数量变化的首要原因.因此,在当前江苏省工业化与城市化非平衡发展的情况下,合理控制城市化进程,提高城市化质量,对于耕地保护具有积极意义.     

耕地资源等值模型的建立及应用

以耕地基本产出模型为基础，结合我国农业生产中存在隐性失业等情况，提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耕地产出模型，并在建模过程中剔除了科技进步因素对产量的影响。从效用原理出发，以一定投入水平和自然条件下的拟合耕地复合产量作为衡量耕地资源质量的标准，从理论上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评价方法和体系。在此基础上，以江苏省20世纪90年代耕地投入和产出数据为依据，建立了各市的耕地产出模型，并以1999年江苏省平均投入水平为标准，计算了经耕地资源等值化后的人均耕地资源拥有状况。研究结果表明，在耕地资源等值化前后，人均耕地资源拥有水平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原因在于耕地等值模型不仅考虑了耕地资源的数量，还考虑了耕地的质量，而耕地质量的高低取决人于耕地本身的基础地力和对投入的反馈能力。     

中国资本回报率:考虑碳减排成本的新核算

对资本回报率进行绿色核算既符合当前绿色发展的新理念,同时也是判断我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重要依据。使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估算1960—2014年碳排放的影子价格;利用Hall-Jorgenson租金公式测算剔除碳减排成本的中国资本回报率的动态演变趋势。对中国资本回报率重新估算克服了因忽略碳减排成本而导致的高估,估算结果更加科学可靠。研究结果:(1)中国碳排放的影子价格由1960年的56.34元/t上升到2011年的1651.69/t,根据影子价格计算的碳减排成本占GDP总量的份额年均为31%。(2)不考虑碳减排成本和税收因素的基础资本回报率变动趋势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52-1983年为第一阶段,资本回报率在波动中由高位逐步回落。1984—2010年是第二个阶段,基础资本回报率保持平稳。2011年以来是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呈台阶式下降趋势,特别是2012—2014年,税后的资本回报率已经难以抵补企业投资的机会成本。(3)考虑碳减排成本将导致资本回报率平均下降约12%。其中1960—1975年资本回报率呈下降趋势。1976—2008年资本回报率基本保持稳定,资本回报率平均值为15.2%。2009年以后,资本回报率则表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2014年的估算值甚至降为-1%。本文仅考虑了碳减排成本,如果再考虑诸如二氧化硫等废气排放、废水与固废排放的成本后,绿色资本回报率的估算值将更低。建议: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应实施激励企业技术创新以及减税(尤其是生产税)政策遏制资本回报率下降的趋势。另外,需要采取分阶段递增的环境规制政策,逐步实现企业环境外部成本的内部化。     

新疆工业循环经济建设研究

新疆地处中亚,属于典型的干旱半干旱区,生态系统脆弱,传统的工业发展模式对其生态环境和绿洲稳定已构成一定的威胁.循环经济抓住了新疆当前资源相对稀缺而又大量消耗的症结,对突破其深层次矛盾和自然资源约束的瓶颈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该文根据循环经济的内涵和原则,结合地区特点,提出新疆工业循环经济建设应运用多学科进行综合研究,实现产业循环组合与资源循环利用,建立配套的循环经济管理实施体系和综合评价体系.以新疆国家级循环经济试点城市石河子市为典型案例,对新疆工业循环经济建设思路的分析表明:"一个综合"是科学构建新疆工业循环经济的前提,"两类循环"可促进新疆产业生态化与污染治理产业化、动脉产业与静脉产业的有机统一,"两个体系"将为疆内工业循环经济的持续推进和优化完善提供有力的保障机制.     

区域分异视角下进城居民再迁意愿分析

本文利用浙江、河南、四川三省960份已从农村迁移到城镇的居民的入户调查数据,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验证,分析居民再迁移倾向。研究结果表明:(1)从描述性统计看,69.69%已进城居民不愿再迁,主要是生活原因,而30.31%的居民愿意再迁,主要是经济原因。(2)从三省总样本上看,一是女性较男性有更强的迁移意愿。二是年龄对再次迁移意愿有负向显著影响,年龄越大的进城居民更倾向"安土重迁"。三是家庭类型中三代同堂较单身家庭有更强的迁移意愿,因为养老难、子女教育难。四是手工业工人较村组干部更不愿意迁移,技能优势使其在城里更有保障。五是家庭年总收入对再迁意愿有正向显著影响。六是浙江、四川与河南三地的差异显著,因为三地分属于我国东中西部,社会经济、居民收入和文化观念存在显著差异。(3)从分省比较上看,一是性别、打工年限、家庭类型在浙江省和四川省模型中均有显著影响,但方向相反。二是工作类型在三省都有一定的影响,但存在差异。三是家庭年总收入在河南省不显著,而在四川省和浙江省均是正向显著。四是搬迁到城镇的年数在河南省是正向显著,而在浙江省和四川省是负向显著。五是浙江省和四川省模型都说明对政府越满意,居民越不愿意迁移。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认为在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政府应发挥重要的引导作用,关注已进城居民对经济、生活、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合理需求,重视不同区域社会经济和文化观念的差异性,健全人口迁移的相关体制,落实各项相关保障政策。     

禁食野生动物:法律规制的目的和限度——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证的分析和反思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暴露了我国野生动物保护立法在禁止食用野生动物源头制度设计上的不足,引发了社会舆论对“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强烈呼吁。审视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立法目的理念中并没有体现保障公众健康的内容;对捕食野生动物没有采取完全禁止的态度,而是根据野生动物的珍稀、濒危程度,生态、科学、社会价值,以及是否为人工繁育等多重标准,分别采取了禁止食用、限制食用、特别许可、支持利用等不同的措施,存在失之过宽的问题;野生动物保护范围不周延,一些可能引发疫病传播的野生动物没有纳入保护范围。回应社会关切,对立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理性分析,应当尽快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矫正立法目的理念,体现对公众健康安全的保障;扩大野生动物的保护范围,并制定相应的管制规范;实现相关立法的衔接,建立以“全面禁止食用为原则,分类限制禁止食用为补充”的野生动物风险防范制度。从源头上防范野生动物病毒传播引发重大公共卫生风险,实现保护野生动物与保障公众健康安全的有机统一。     

环境规制相对力度变化对FDI的影响分析

本文利用1995-2007年间41个投资来源国和地区的数据,把41个投资来源国和地区分为25个发达国家与16个发展中国家(地区)两类,重点研究中国环境规制相对力度的变化对FDI的影响,并考察了借贷成本、双边贸易关系、经济发展水平的相似性等影响因素,运用面板数据进行中国环境规制相对力度的变化对FDI的影响的实证检验,为中国选择FDI的类型提供理论依据.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中国——相对于投资来源国——环境规制相对力度越严格,来自发展中国家(地区)的FDI将减少；而来自发达国家的FDI并不受影响.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不同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企业环保技术水平的差异导致其对环境规制的敏感程度不同.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论文对中国选择FDI的类型从外资的来源结构、产业结构、环境技术三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我国农村养老模式的绩效研究

继新农合实施以来,新农保也被党和政府提上日程。认识现有养老模式的优缺点是有效开展新农合的前提。本文将现有各种养老模式总结为三种理论模式,分别是个体时间平衡、家庭时间平衡、社会时间平衡。然后在回顾各模式的历史演变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对比了三者之间的绩效差异,绩效研究的视角有风险化解的有效性、个体福利和社会福利三个。研究结果表明,风险化解最为有效的是社会时间平衡,其次是家庭时间平衡,最后个体时间平衡;从个体福利的角度来看,个体福利最大的是家庭时间平衡、其次是社会时间平衡,再者是个体时间平衡;从社会福利的角度来看,个体时间平衡和家庭时间平衡是能够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的,而社会时间平衡方式则不利于资本积累,相反有可能妨碍经济的长期增长。     

公用事业民营化及其环境行为政府管制的研究

公用事业民营化的目的是在公用事业行业引入民间资本和市场竞争模式,提高公共产品服务的产出质量和效率。以电力行业的民营化为例,电力市场对于民营企业的开放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我国电力生产水平．解决当前电力供求关系紧张的问题。但是,大量民营企业介入电力生产,由于其技术落后而导致的资源浪费以及污染物的无序排放给我国的环境保护带来了新的困扰。我们应该在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指引下,加强政府对于电力企业等公用事业民营化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法律管制,同时加强和完善相关的环境立法,达到公用事业积极发展和环境保护目标实现的双赢目标。     

珠江上游少数民族农业区域生态安全预警研究--贵州境内22县实证分析

区域生态安全是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珠江上游少数民族农业区域的生态安全形势严峻，其生态安全不仅事关本区域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而且影响珠江中下游地区（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本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建立珠江上游少数民族农业区域生态安全预警指标体系。并通过对贵州境内22县的样本分析,横向比较,作出珠江上游生态少数民族农业区域生态安全预警。     

负外部成本内部化约束下的煤炭开采税费水平研究

煤炭开采中面临严重的代际负外部性和生态环境负外部性问题,分别运用使用者成本法和直接市场法测算了煤炭资源开采中的代际负外部成本和生态环境负外部成本。根据两个负外部成本充分内部化的要求,提出煤炭开采中税费水平的调整目标。以2008年为例,煤炭开采中资源税的征收标准应由目前的从量0.3-5元/t(约从价1%)提至从价10%;开采吨煤应交的生态环境费用标准应由目前的24元/t提至64.23-68.47元/t,即每吨提高40.23-44.47元。综合资源税和生态环境费用的提高幅度,煤炭开采活动中的税费水平应提高约21-22个百分点;通过比较现行税费制度下煤炭开采企业实交的资源税费、生态环境税费总额与企业应交的资源、生态环境费用总额之间的差距,指出目前我国政府对开采企业隐性税费补贴的规模水平,根据价差法计算得出取消此部分税费补贴将可以削减3 653.69万tCO2排放。     

中国出口隐含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反事实法的分析

中间消耗的"消耗规模与部门构成"是影响中国出口碳排放的重要因素。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1995—2015年数据,在部门归类与形式变换基础上,本文选取"单位产出碳排放量"、"完全消耗系数"与"出口值"为中国出口隐含碳排放的影响因子,构建"因子变动—反事实构造—效果评价"分析框架,借助规模指数与结构指数对影响因子的变化动态进行描述,并通过反事实构造对"因子变动"的影响效果进行评价。研究发现:"单位产出碳排放量"规模指数单调递减,Spearman偏度系数为右偏态,说明相比于意愿产出而言,非意愿产出"碳排放量"具有内在的规模不经济;"中间消耗"规模指数与碳偏向性指数在截面上始终处于高位水平,时序上出现了显著的递增趋势,说明中国单位出口值的中间消耗量偏大,消耗投入在结构上偏向于高碳部门,与"技术前沿国"美国存在显著"技术差距";"出口值"规模指数呈现"平缓扩张——快速攀升——V型震荡"的阶段性特征,结构指数经历了以基期2002年为顶点、"先下降、后上升、再平稳"的变化轨迹,说明"出口值"作为最具弹性的影响因子,受"亚洲金融危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美国次债危机"等外部冲击的影响明显,对出口碳排放的推动作用存在伸缩性与阶段性差异。从"因子变动"影响效果来看,中国产出、中间消耗与出口的部门构成具有内生关联,均显著偏向于高碳部门,对出口隐含碳排放增长产生了叠加性的"正向"扩张效应。基于此,本文认为,总量控制与结构优化的视角需从产品环节向中间消耗环节扩展,现阶段应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加速要素禀赋升级,借力要素价格机制与差别化产业规制政策,从上游环节抑制出口碳排放的输入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