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群土地集约利用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分析——以我国三大城市群为例

城市群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是土地管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实现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水平的高度协调,对促进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运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变异系数法的综合确权法以提高指标权重精度,基于耦合度、协调度、相对发展度模型测算、分析与比较京津冀、长三角及珠三角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借助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沿海三大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的空间集聚特征与规律。研究表明:京津冀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最高,其次为珠三角与长三角,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的优化程度表现为"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协调发展度的空间相关性强弱表现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城市群各城市协调发展水平整体逐步趋向于中高度协调,长三角、珠三角趋于中低度协调;研究前期新型城镇化发展滞后是影响京津冀与长三角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的主要原因,研究中后期京津冀新型城镇化超前发展,长三角则逐步趋于土地集约与新型城镇化同步发展,珠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进步显著,但仍滞后于土地集约利用。     

长三角地区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时空分异

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以长三角41地市为研究单元,运用熵值法测度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指数,进一步借助耦合协调评价模型计算协调度、发展度以及耦合度,并据此进行耦合协调类型划分及其空间关联特征分析。结果表明:1长三角41地市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整体趋势波动上升,但近年来受经济下行影响,社会福利随经济增长出现缓慢下降趋势。2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指数空间吻合度较高且格局相对稳定。相比社会福利,经济增长首位特征明显,市际差异相对突出。3耦合度具有明显空间分异规律,初步形成"合宁沪杭甬"Z字型耦合协调发展轴带。4安徽省多数地市属于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失调衰退类型,亟需平衡二者关系,寻求优化路径,推动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向更高层次耦合协调发展类型演进。     

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研究：基于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观思想

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承载力的主要指标，构建耦合协调模型，计算2010~2015年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度，在大地伦理观指导下基于主体功能区规划研究两者协同发展机制。研究发现：①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承载能力耦合度在0.466到0.667之间，均值为0.515，整体处于拮抗阶段与磨合阶段的过渡期。②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承载能力协调度差异较大，协调度值在0.048到0.338分布不等，均值为0.155，总体处于低度协调阶段。③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承载能力耦合协调空间类型可以分为3类，分别是新型城镇化-生态承载能力磨合区（绍兴、镇江、常州、杭州、台州）、新型城镇化-生态承载能力拮抗区（上海、嘉兴、南通、泰州、扬州、宁波、舟山）和新型城镇化-生态承载能力中度协调区（南京、苏州、无锡、湖州）。在利奥波德大地伦理指导下，提出促进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承载能力协同发展机制，为建构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承载能力的协同机制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视角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协同演化时空格局研究

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中国一项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全面把握其城镇化发展规律对于统筹谋划整个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选取2000~2013年长江经济带城镇常住人口、城镇建成区面积、二三产业增加值作为城镇化扩张指标,通过构建耦合协调模型,对其上中下游地区的人口城镇化、空间城镇化、产业城镇化耦合协调时空演化格局进行系统研究。研究表明:在时间维度上,长江经济带各地区城镇化耦合度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地区间耦合协调性差异特征依然存在,其上游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波动最剧烈。长江经济带各地区"人口-空间"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普遍滞后于"空间-产业"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空间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过程,人口城镇化、空间城镇化、产业城镇化的协调性有待优化。在空间维度上,长江经济带各地区的"人口-产业"城镇化、"人口-空间"城镇化和"空间-产业"城镇化耦合协调性存在空间分异现象,总体呈东高西低态势。     

中国城市群“四化”协调发展效率测度

中国城市群是伴随国家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新"四化")发展到较高阶段的必然产物,城市群"四化"协调、同步发展应是未来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和"新常态"。但目前关于城市群"四化"协调的研究还很薄弱,亟需加强。"四化"协调发展不仅是现阶段的现实需求,也是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区域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提供了识别区域问题和问题区域的新视角。以中国23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构建了指标体系,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法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技术,对2011年各城市群的"四化"协调发展及其效率的空间差异变化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城市群2011年"四化"协调发展综合指数、耦合度和协调度均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各城市群在城镇化和信息化发展上相对于工农业发展水平更为滞后,城市群间的发展差异较大。城市群"四化"协调发展的整体水平不高,只有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属于"四化"高耦合且高协调的同步发展型城市群。兰西和黔中城市群内部"四化"协调发展最不平衡,呼包鄂、晋中、长三角等城市群内部各城市"四化"协调较为均衡。中国的城市群总体效率相对较低,23个城市群2011年"四化"协调发展综合效率的平均值仅为0.815,达到最优效率的81.5%,处于效率中等水平,达到DEA效率最优的只有海峡西岸、中原、天山北坡和兰西4个城市群。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平均值分别为0.923和0.884,多数城市群仍处于规模收益递增阶段。东部城市群主要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四化"协调发展效率,而西部城市群仍以粗放型的规模增长为主。旨在为评估我国城市群"四化"协调发展的效果提供定量的测算依据,进而为提高中国城市群的投入产出效率与空间集聚效率奠定科学的决策基础。     

武汉城市圈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系统耦合作用的时空结构

建立都市圈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系统(ERE)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系列ERE耦合作用模型,系统揭示武汉城市圈ERE复合系统耦合作用的时空规律:①时间演化上,ERE复合系统耦合度和协调度波动变化明显。耦合度发展曲线为S型,呈动态螺旋上升趋势;协调度呈剧烈波动变化态势;协调发展度增长迅猛,整体呈直线上升态势;整个ERE复合系统内部或要素之间不断交互作用,与外界环境不断进行熵流交换,呈现一开放的、渐变与突变、自组织与他组织相互交织演替的递嬗过程,发展函数上表现为一动态的螺旋上升曲线,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②空间分异上,ERE系统耦合度呈"串形"等级规模结构,空间集聚性明显,形成两大空间板块;协调度呈"纺锤形"等级规模分布,空间呈一定弱集聚效应和相关作用,形成两个高值区、多个中值区和两个低值区;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系统空间分异明显,等级规模结构失衡呈"纺锤形"、"串字形"等不均衡态势。③区域类型上,耦合作用强度和协调程度空间不对称,形成磨合良好协调、磨合濒临失调、拮抗优质协调、拮抗良好协调、拮抗中级协调、拮抗初级协调、拮抗勉强协调七大区域类型。     

人口信息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性及其时空演变

深入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简称"四化")协调发展是推动新时代下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措施,作为这一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以人为本"的信息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对转型时期的中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目前关于人口信息化和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相关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亟待加强。人口城镇化和人口信息化协调发展不仅是现阶段的现实需要,也是推动中国"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战略方向。本文通过构建人口信息化和人口城镇化的协调度模型,对中国各省市/区2001—2016年人口信息化和人口城镇化协调度进行了动态评价与分析。研究发现:(1)中国各地区人口信息化和人口城镇化协调关系不断优化,已经逐步由不协调、不和谐、低协调向弱协调、中协调和强协调转变。(2)各地区人口信息化和人口城镇化协调度程度内部存在显著的差异,具体大致表现为东、中和西部呈现梯度递减的空间分布规律,但各地区人口信息化和人口城镇化协调度差异呈现明显的δ-收敛和β-收敛。(3)人口信息化和人口城镇化协调程度和地区经济发展具有密切的联系,总体来看,考察期间内人口信息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度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弹性系数显著正,而从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人口信息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要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本研究旨在为评估我国人口信息化和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提供一定的定量依据,从而为新时代下"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奠定一定的科学决策基础。     

房地产市场促进城镇化建设的作用机理与协调发展研究

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中共十八大提出的重要发展目标,其建设水平直接关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路径,房地产市场作为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市场化程度对于城镇化建设至关重要,因此,如何实现房地产市场与城镇化建设的同步和协调发展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基于理论模型和经验分析,从系统分析入手,通过综合指标建立"房地产市场—城镇化建设水平"系统(系统Ⅰ:房地产市场;系统Ⅱ:城镇化建设水平),运用熵值法进行评价指标权值的求取,进而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重点分析不同等级城市两个系统的运行成效、耦合阶段和协调趋势,以期强化政策制定的针对性和现实性。研究表明:1房地产销售价格、预期与信贷和人口流动是房地产市场作用于城镇化建设的主要渠道;2系统Ⅰ—房地产市场,序参量的空间规律表现为:三线城市二线城市一线城市;系统Ⅱ—城镇化建设水平,序参量的空间规律表现为: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3我国现阶段房地产市场和城镇化建设水平的耦合度还处于较低水平,且地区差异较大,耦合程度从大到小依次表现为:二线城市三线城市一线城市;从协调度来看,整体表现为中度协调,但应注意北京市已表现为低度协调状态。最后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首先要限制一线城市"以速度为纲"的城镇化发展思路;二是依靠房价、信贷和户籍等政策约束引导新型城镇化建设,有效控制一线城市的体量;三是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鼓励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落户,注重提升三线城市的城镇化发展质量。     

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与水环境耦合协调及其驱动因素研究

新型城镇化进程在促进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导致水环境问题日益严峻。以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直辖市)为研究对象,采用熵值法与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新型城镇化与水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并借助空间自相关模型与灰色关联度模型探讨二者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及驱动因素。结果显示：(1) 2009～2020年,长江经济带水环境综合水平指数保持平稳,新型城镇化与二者间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发展趋势尚好,从空间演变来看,耦合协调度呈现“下游>中游>上游”的分布格局,且区域间差异有所缓和,但整体增长速率较为缓慢。(2)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且局部的空间自相关表现为聚集趋同特征,空间关联性较强。(3)影响二者耦合协调度的因素按作用强度从大到小依次为产业结构、人口聚集、技术创新、经济驱动和政府能力,且各因素对耦合协调度的作用程度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因此,需充分发挥长江上中下游区域资源优势,推动新型城镇化与水环境协调发展。     

中国东部地区农业环境-经济系统耦合度研究

东部地区农业污染已成为我国最为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该研究对于推进与环境相协调的区域可持续发展实践、"建设美丽乡村"具有战略指导意义。首先建构了农业环境-经济系统耦合模型及耦合度评价类型;然后基于环境压力水平、强度等方面农业污染风险评价指标,以及农业经济水平、强度等方面农业经济系统评价指标,运用因子分析法实证研究东部地区农业环境-经济系统耦合及其空间格局。东部地区农业环境-经济耦合空间发展不平衡,大致可划分为5大类型区,农业污染风险高且环境-经济耦合度较差的地区主要在冀北、冀南地区,鲁西北、鲁南地区,苏北地区、闽南地区及粤西地区等,这可为具有地域特色的农业环境-经济协调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中国典型资源型地区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动态关系研究

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复杂变化,中国资源型地区经济结构转型困难加剧。对资源型地区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可以帮助该类型地区厘清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能源消耗现状,对于优化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之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以中国典型资源型地区山西省、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为例,选取1985—2014年数据,利用格兰杰因果分析对研究区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山西省表现出从经济增长到能源消耗的单向因果关系,黑龙江省与辽宁省表现出从能源消耗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吉林省表现出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双向因果关系;2山西省、黑龙江省、辽宁省都表现出从煤炭消耗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吉林省表现出煤炭消耗到经济增长的双向因果关系;3典型资源型地区都表现出从能源消耗到煤炭消耗的单向因果关系。4资源型地区转型务必将落实供给侧改革摆在发展首位。山西省应在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基础上选择集约化、低载能的新兴产业,黑龙江省与辽宁省应加大新能源的开发与产业化进程,产业应向高端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产品附加值高、能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小的产业转型,吉林省的重工业发展要以油气能源替代煤炭资源,在降低产业能耗的同时加速扶持已经相对成熟的替代产业,减少产业转型对于地区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     

中部地区资源型城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动态耦合关系

通过构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模型,利用中部地区37个资源型城市2005—2014年城市化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的30个指标数据,对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动态变化进行测度,并比较分析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城市化水平、生态环境水平及其二者耦合协调度的变化。结果表明:(1)2005以来人口城市化对资源型地区城市化综合水平的影响力减弱,社会城市化的影响力逐渐加大并趋于比较重要的地位。尽管资源条件对资源型城市的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影响最大,但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对资源型地区生态环境综合水平的影响力正变得日益重要。(2)各城市间城市化综合水平差异较大,而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差异较小。自2005年以来城市化发展综合水平的城际差异无较大改变,但生态环境发展水平的城际差异正变得日趋缩小。位于山西省的资源型城市城市化综合水平和生态环境综合水平的变动较之其他省份更为显著。(3)中部地区资源型城市的协调类型处于勉强协调、初级协调和中级协调,并以初级协调型为主。2005以来中部地区多数资源型城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关系保持不变,关系恶化的资源型城市主要分布在安徽、江西和湖南,关系更为协调的资源型城市主要位于山西。(4)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的城市化综合水平差异显著,而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差异并不明显。再生型和衰退型城市的耦合协调度水平较高,成熟型城市的耦合协调度较低。(5)城市化滞后仍是资源型城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关系不协调发展的主要原因。     

安徽省农产品主产区生态承载力与产业协同发展分析及优化路径

以农产品主产区安徽省为例，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剪刀差模型，利用熵权法确定综合权重，测算出2007~2018年安徽省农产品主产区生态承载力与产业协同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和两系统变化速率差异。结果表明：研究期间两系统处于低水平基本协同发展状态，耦合协调度在\[0.570 3,0.797\]波动，总体呈现上升趋势，2007~2010年度，处于经济滞后型基本协同发展，2011~2018年，属于生态滞后型基本协同发展；两系统变化速率差异稳定在\[0.021 9，0.037 3\]，呈现倒U型趋势。讨论分析后提出优化农产品主产区空间总体布局、产业发展、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等发展路径,推动农产品主产区生态承载力与产业协同发展。     

城市化系统与生态系统交互耦合时空特征及协调发展预警研究——以湖南省为例

基于“系统演进特征分析-动态耦合规律验证-协调状态诊断及预警”框架，对湖南省2001年以来的城市化系统与生态系统交互耦合时空特征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湖南省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综合发展指数由2001年的0.537逐年提升至2015年的0.785，达到中高水平，市州发展悬殊仅长沙市达到高水平。（2）生态系统健康指数呈U型走势，2015年达到0.764，处亚健康状态，系统压力较大是关键性限制因素。（3）城市化系统与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度先降后升，2015年提高到0.622，处基本协调的较低水平，各市州大多处于轻度失调-基本协调临界水平，分属生态建设滞后型、城市化滞后型和结构性污染型等3种类型。（4）从系统演进看，城市化系统与生态系统由轻度失调-逆向演替逐步转为轻度失调-正向演替、进一步转为基本协调-正向演替，预计2020年耦合协调度将提高到0.633，未来较长时期仍将处绿灯区，应采取适当的区域发展政策，推动城市化系统与生态系统内部要素调整磨合，向良性发展。     

长江三角洲开发区建设与发展的比较研究

长江三角洲是我国沿海规模最大的经济区 ,上海市、江苏沿江的南京、镇江、扬州、泰州、苏州、无锡、常州、南通等八市、浙江省的嘉兴、湖州、杭州、宁波、绍兴、舟山等六市都属于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范围 ,土地总面积 996 87.5km2 ,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 1%。 1998年全区人口 74 4 5 .6 9万人 ,GDP总量 12 70 1.39亿元。长江三角洲是我国经济最发达 ,人口分布最密集 ,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阐明了长江三角洲开发区建设和发展的基本特征。指出 ,长江三角洲是我国对外开放最早 ,开发区建设数量最多 ,类型最齐全的地区 ,它拥有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农业现代化园区、旅游度假区和保税区等多种类型。经过多年来的开发建设 ,长江三角洲开发区投资的基础设施环境和社会软环境都很好 ,在招商引资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些开发区已经成为了其地方经济新的增长点 ,新的制造业基地 ,高科技发展基地 ,外商投资和跨国公司的集聚地。通过对上海、江苏、浙江各种类型开发区的外商投资规模、产业经济结构、城市建设功能和外向型经济格局的比较 ,揭示了长江三角洲开发区建设和发展的区域差异。明确了上海开发区建设在长江三角洲的龙头地位 ,分析了浙江省开发区建设落后于江苏省的主要原因 ,总结出了愈靠近     

1994~2011年江苏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非协调性耦合关系的判别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是一对互为耦合的时空函数关系式，其间包含多种协调和非协调的耦合状态，如何基于逆向思维和问题诊断的视角构建一座由非协调病理通向协调发展道路的桥梁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通过协调与非协调之间的互动关联，构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非协调耦合判别函数，并以1994～2010年的江苏省为例，对二者之间的耦合关系演化展开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城市化水平表征为一条持续上升曲线，而生态环境发展整体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但同时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2）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非协调性耦合度在持续下降，但始终停留在磨合非协调性耦合阶段，离实现二者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要走；（3）判别的基本结论表明江苏省城市化在快速推进的进程中，是以牺牲环境为基本代价的，并据此围绕二者之间耦合的作用机制展开了分析     

京津冀生态文明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时序与空间演变

构建反映生态文明与城市化发展内涵的两系统评价指标体系,以均方差决策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借助Arc GIS软件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定量分析京津冀13市2007—2016年生态文明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变化趋势。结果表明:①生态文明与城市化系统耦合协调度逐年提升,从2007年13市均处于拮抗发展阶段,到2016年实现较低水平协调,多数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滞后于城市化进程。②生态文明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全局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局部空间自相关性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处于高-高集聚区与低-低集聚区的城市最多,北京、廊坊和保定三地的局部空间自相关性最为显著,此三地对周围临近城市的辐射能力更强。基于分析结论,提出实现京津冀13市生态文明与城市化高质量耦合协调发展的策略:①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城市化进程,强力推进京津冀"弱势区域"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化"同频共振",推动京津两地优势资源向河北溢出和辐射。②强化三地的区域协作,促进共同发展,充分利用高水平集聚区的示范效应,带动和提升低水平集聚区协调发展,加强三地环境治理的联防联控,构建共建共治发展平台。③根据耦合协调度"中间高、南北低"的空间分布差异,三地政府还需根据自身特色,因地制宜研判和明确发展策略。     

Coordination Degree of Urban Population, Economy, Space, and Environment in Shenyang Since 1990

In the background of China's rapid urbanization, the conflicts between urban population, economy, space, and environment are intensified and complicated. This article aims to establish a coordinate assessment method for studying urban population, economy, space, and environment interactions in city scale by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On the basis of the case study on Shenyang city,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population, economic, and space was in a poor situation from 1993 to 1999, whereas it turned better after 2000, and the urban environment improved steadily after 1998. The static coordination degree of urban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 showed obvious periodical and fluctuant characteristics. Compared with the static coordination degree, the dynamic coordination degree appeared to be smooth and lag. The static coordination degree was elementary discoordinative in 1993, 1994, and 1999; whereas it turned to be elementary coordinative between 1995 and 2005. The dynamic coordination degree was elementary discoordinative from 1993 to 1996, whereas it became elementary coordinative overall after 1997.     

20世纪90年代以来沈阳市人口、经济、空间与环境的协调度分析

在中国城市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城市人口、经济、空间与城市环境的矛盾日益复杂和激化，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迫切需要研究城市人口、经济、空间与城市环境之闻的协调关系。运用主成分分析和回归分析等方法。在市区尺度上构建城市人口、经济、空阃与城市环境的协调评价体系，并以老工业城市沈阳为例，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沈阳城市人口经济空间的综合发展于1993—1999年处于困境．2000年以后城市综合发展逐步好转；沈阳城市环境在1998年以后稳定上升；沈阳城市综合发展与城市环境的静态协调度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波动性特征，动态协调度具有平滑和滞后性的特点；静态协调度于1993—1994年属于基本不协调阶段．1995—2005年基本处于协调状态。于1999年出现了低谷。并存在着下降的趋势；动态协调度于1993—1996年属于基本不协调阶段。1997年以后总体上属于基本协调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