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都市农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协调性研究

探讨都市农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相互作用规律,对推进都市农业发展、解决城市发展中的资源环境问题和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在科学构建都市农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借助耦合度模型,以南京市为例,对两者耦合协调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5年南京市都市农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总体均呈上升态势,两者呈正相关,资源环境承载力每提高1%,南京都市农业发展水平相应增加0.746%;两者耦合协调度在2000~2007年处于失调阶段,2008~2015年转变为协调阶段,2015年协调度为0.673,处于初级协调,目前耦合协调度处于资源环境承载力滞后型。南京市应该立足资源环境基础,科学规划都市农业发展格局;转变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模式,确保都市农业可持续发展;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促进都市农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协同优化。     

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的河西走廊生态环境质量时空格局演化

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河西走廊地区为研究对象,采用耦合分析法,构建环境承载力与生态弹性限度的耦合协调模型,在分析2001—2016年河西走廊生态环境承载力和生态弹性限度的基础上,探析河西走廊生态环境承载力与弹性限度的耦合协调度,评价生态环境承载力和生态弹性限度耦合协调阶段及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水平,从区域和城市两个空间尺度分析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类型,为探索河西走廊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道路提供科学依据。结果表明:①2001—2016年,河西走廊生态环境承载力和生态弹性限度均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格局和缓慢波动上升趋势。②河西走廊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呈现“东南高西北低,优劣破碎穿插”的空间格局特征,耦合协调度在0~0.5之间,生态系统处于低水平和拮抗耦合阶段,生态环境质量处于濒临失调阶段。③河西走廊生态环境承载力与生态弹性限度耦合协调度存在明显区域差异。河西走廊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共分9个等级3个层次3个耦合协调阶段:高水平-磨合阶段区(良好协调、中度协调和初级协调区);中等水平-拮抗耦合阶段区(勉强协调、濒临失调和轻度失调区)和低水平区-低水平耦合阶段区(极度失调、严重失调和中度失调区)。④根据2001—2016年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状况将河西走廊五市分为4种耦合协调类型:高耦合协调增长型(张掖市、金昌市)、高耦合协调减少型(武威市)、中耦合协调增长型(嘉峪关市)和低耦合协调增长型(酒泉市)。各地区应因地制宜地制定发展战略,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推进生态环境持续协调发展。     

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生态环境的耦合协同关系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已成为重大国家战略,流域内的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问题正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文章分析了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三者的耦合协同机理。在此基础上构建耦合协同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灰色关联模型分析了2012—2018年黄河流域62个地级市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各系统的综合水平及三者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差异及其驱动因素。运用GM(1,1)灰色预测模型预测了短期内三者耦合协调度的变化趋势。研究表明:①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各系统综合水平总体上呈现平稳态势,三者发展速度差异不明显,但耦合协同严重失调,黄河流域整体尚未达到三者协同发展状态。②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三者的耦合协调度呈现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全局空间自相关为正,局部空间自相关呈现出聚集趋同特征。③预测结果表明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三者的耦合协同发展在短期内保持平稳。在预测期内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仍未达到协同发展状态,部分地区的耦合协调度有所提高,但总体提升与演进的速度较缓慢。最后,基于黄河流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分析,为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同构建了包含组织保障、空间治理、政策保障以及体制机制等支撑体系,以期为实现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奠定科学决策基础。     

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研究：基于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观思想

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承载力的主要指标，构建耦合协调模型，计算2010~2015年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度，在大地伦理观指导下基于主体功能区规划研究两者协同发展机制。研究发现：①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承载能力耦合度在0.466到0.667之间，均值为0.515，整体处于拮抗阶段与磨合阶段的过渡期。②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承载能力协调度差异较大，协调度值在0.048到0.338分布不等，均值为0.155，总体处于低度协调阶段。③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承载能力耦合协调空间类型可以分为3类，分别是新型城镇化-生态承载能力磨合区（绍兴、镇江、常州、杭州、台州）、新型城镇化-生态承载能力拮抗区（上海、嘉兴、南通、泰州、扬州、宁波、舟山）和新型城镇化-生态承载能力中度协调区（南京、苏州、无锡、湖州）。在利奥波德大地伦理指导下，提出促进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承载能力协同发展机制，为建构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承载能力的协同机制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视角     

旅游产业与生态文明城市耦合关系及协调发展研究

生态文明城市是引领城市发展的全新理念,旅游业属于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产业,对旅游产业与生态文明城市耦合关系及协调发展的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文章从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四个方面分析了旅游产业系统与生态文明城市系统之间耦合协调关系的作用机理,建构了两大系统的指标体系,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利用2006-2011年数据以贵阳市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从2006-2011年贵阳市旅游产业(除2010年外)和生态文明城市两大系统综合发展指数稳步提高,耦合协调度由2006年的中度失调逐步向轻度失调、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和初级协调的优化趋势发展,贵阳市旅游产业和生态文明城市系统耦合协调度表现为生态文明城市发展滞后型和旅游产业发展滞后型相互交替出现,旅游产业发展对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引领作用存在较大波动,作用不够显著等问题。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1统筹好城镇规划、旅游规划、土地利用规划、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等之间的关系,全面提高生态文明城市管理水平,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生态文明城市;2加强对旅游产业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协调发展状态的研究和监测,运用规划、经济、行政、技术等手段促使两者向着最优协调状态方向发展;3加强旅游产业与大数据、文化、科技和生态服务业等蛙跳型产业的融合,解决旅游产业发展波动较大问题,夯实生态文明城市的经济基础。     

城市化系统与生态系统交互耦合时空特征及协调发展预警研究——以湖南省为例

基于“系统演进特征分析-动态耦合规律验证-协调状态诊断及预警”框架，对湖南省2001年以来的城市化系统与生态系统交互耦合时空特征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湖南省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综合发展指数由2001年的0.537逐年提升至2015年的0.785，达到中高水平，市州发展悬殊仅长沙市达到高水平。（2）生态系统健康指数呈U型走势，2015年达到0.764，处亚健康状态，系统压力较大是关键性限制因素。（3）城市化系统与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度先降后升，2015年提高到0.622，处基本协调的较低水平，各市州大多处于轻度失调-基本协调临界水平，分属生态建设滞后型、城市化滞后型和结构性污染型等3种类型。（4）从系统演进看，城市化系统与生态系统由轻度失调-逆向演替逐步转为轻度失调-正向演替、进一步转为基本协调-正向演替，预计2020年耦合协调度将提高到0.633，未来较长时期仍将处绿灯区，应采取适当的区域发展政策，推动城市化系统与生态系统内部要素调整磨合，向良性发展。     

西南山区土地利用多功能与多维贫困的时空耦合关系

研究土地利用多功能与多维贫困的耦合关系是开展土地扶贫的有益探索,对巩固脱贫成果和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战略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因此,本文以云南省南涧彝族自治县80个行政村为研究对象,构建土地利用多功能与多维贫困耦合度和耦合协调模型,分析2014—2018年土地利用多功能与多维贫困及空间格局特征,探究两者耦合关系及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并划分耦合协调发展类型。结果显示:①研究区2014—2018年土地利用多功能与脱贫发展指数提升较快,空间分布差异性明显,土地利用多功能呈现"一主两副"的空间格局特征,脱贫发展水平空间分布以县城为中心向外延逐渐降低,且北部地区高于南部地区。②研究区2014—2018年土地利用多功能与多维贫困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的等级提升明显,耦合度从以低度耦合、中度耦合为主提升为以中度耦合、较高耦合为主,耦合协调度从以中度失调为主提升至以轻度失调和初级协调为主;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关联性较强,呈现从东北部向西南部递减的布局特征,局部地区形成了新的集聚中心。③研究区2014—2018年土地利用多功能与多维贫困耦合关系的空间分布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空间集聚水平逐渐提升。④耦合协调发展类型包括土地利用多功能滞后型、多维贫困滞后型和同步型3种类型,其中同步型是研究区的主要类型,从2014年的同步滞后型提升为2018年的同步协调型。土地利用多功能滞后型的行政村数量呈增长趋势;多维贫困滞后型的行政村数量呈减少趋势。最后,根据土地利用多功能与多维贫困耦合协调发展类型,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措施。     

京津冀生态文明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时序与空间演变

构建反映生态文明与城市化发展内涵的两系统评价指标体系,以均方差决策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借助Arc GIS软件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定量分析京津冀13市2007—2016年生态文明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变化趋势。结果表明:①生态文明与城市化系统耦合协调度逐年提升,从2007年13市均处于拮抗发展阶段,到2016年实现较低水平协调,多数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滞后于城市化进程。②生态文明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全局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局部空间自相关性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处于高-高集聚区与低-低集聚区的城市最多,北京、廊坊和保定三地的局部空间自相关性最为显著,此三地对周围临近城市的辐射能力更强。基于分析结论,提出实现京津冀13市生态文明与城市化高质量耦合协调发展的策略:①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城市化进程,强力推进京津冀"弱势区域"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化"同频共振",推动京津两地优势资源向河北溢出和辐射。②强化三地的区域协作,促进共同发展,充分利用高水平集聚区的示范效应,带动和提升低水平集聚区协调发展,加强三地环境治理的联防联控,构建共建共治发展平台。③根据耦合协调度"中间高、南北低"的空间分布差异,三地政府还需根据自身特色,因地制宜研判和明确发展策略。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同性——基于不同时序脱贫县(市)的比较

本文构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选取江西省2011一2018年10个贫困县(市),运用熵权法和耦合协同模型,测算脱贫攻坚指数、乡村振兴指数以及两者的耦合协同度。研究结果显示:①各县(市)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指数均呈上升趋势,井冈山市和吉安县均保持领先水平,不同时序脱贫县(市)的脱贫攻坚指数时间演化趋势基本一致。②两者的耦合协同度呈稳定增长态势,从2011年的中度协同(0.454 7)走向2018年的极度协同(0.803 8),整体上呈现东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异特征,其最高水平仍为井冈山市和吉安县。不同时序脱贫县(市)耦合协同度及其所处协同阶段差异非常显著,2017年脱贫县(市)经历高度协同、极度协同阶段; 2018年脱贫县(市)要滞后一个阶段,起始于中度协同,最终步入极度协同;而2019年脱贫县(市)和未脱贫县(市)只经历前三个协同阶段。③良好耦合协同度是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共促共进的结果,实现乡村振兴各个维度的均衡发展能促进贫困县早日脱贫,同时也是构建良好协同关系的重要基础,产业兴旺是影响贫困县(市)脱贫时序、乡村振兴水平及其耦合协同度差异化的重要驱动因素,而生活富裕成为不同时序脱贫(市)的乡村振兴的共同均衡点。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思考:对脱贫较晚的县(市),耦合协同度相对滞后,要加快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以乡村振兴带动脱贫攻坚以激发脱贫的内在动力,未来发展应该抓重点,坚持生态优先的理念,加快产业转型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对脱贫较早的县(市),其耦合协同度相对领先,要进一步巩固和提升脱贫攻坚的成果,要突出解决乡村振兴发展中的短板和不足,从而达到五个维度的协同推进,形成区域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良性的、可持续的发展局面。     

长江经济带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与生态能力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在国家生态文明战略的大背景下,探究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与生态能力的关系对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以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为例,根据2009～2018年统计数据,利用熵值、超效率DEA、耦合模型等研究方法深入探究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与生态能力二者关系及匹配程度,并利用GIS地理软件分析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与生态能力二者的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性.研究发现:(1)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旅游资源开发强度演化轨迹大体呈现"上升-下降-上升"的趋势,但在研究期间各省市旅游资源开发强度整体呈现增长态势.(2)长江经济带生态能力逐渐得到加强,其值从2009的0.692增长至2018年的1.169.(3)样本期间,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与生态能力属于极度耦合,两者存在强稳定强联系,且东部长三角板块协调度显著优于西部云贵板块协调度.长江经济带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与生态能力存在耦合协调关系,且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与生态能力二者交互发展处于高度匹配阶段,有利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     

皖江区域城市能级与生态环境协调度的测度和发展趋势研究

随着城市能级的不断提高,城市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二者间协调发展成为城市发展一致的追求。以皖江区域10个城市作为研究地域单元,构建了城市能级与生态环境的指标体系,并建立了城市能级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度模型。在此基础上,对皖江区域2002~2011年的城市能级与生态环境协调度进行了测度,研究发现过去10a皖江区域城市能级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度处于较低水平。根据测定的协调度数据,建立了协调度自回归预测模型,并运用该模型探究了未来10a皖江区域城市能级与生态环境协调度的发展趋势,结果表明皖江区域城市能级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度发展水平经过拮抗期和基本协调期后不断提高,将于2019年前后趋近高质协调发展阶段,即城市能级与生态环境两个系统有序互动发展的态势。     

安徽省公路交通与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协调性研究

在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和“长江经济带”战略的宏观背景下，对公路交通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及时空格局进行分析，能够为区域协调均衡发展提供较好的理论和实践指导。以安徽省16个地级市为实证，选择2005、2010、2015年3个时间节点，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变异系数、协调指数等方法，分析公路交通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格局和协调发展程度。结果表明：（1）安徽省经济发展水平变异系数较大，公路交通变异系数较小，二者区域内部差异明显；（2）安徽省公路交通发展水平逐年提升，在空间上呈现由“Z”型向“V”型转变继而转向“Z”型的分布格局；经济发展水平整体提升，局部波动，在空间上表征出典型的以合芜马为核心的“核心-边缘”分布特征；（3）公路交通与经济发展水平协调程度整体由协调向失调转变，在不同的时间序列上形成了不同的城市发展主导类型，以协同型和交通滞后型为主。 关键词： 公路交通；经济发展；时空格局；协调性；安徽省     

东北地区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

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作为"三化"、"四化"乃至"五化"战略的重要核心内容,研究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对于开创中国未来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至关重要。以东北三省34个地级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的评价指标体系,结合熵值赋权、变异系数赋权的综合确权法测算城市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二者的耦合度与协调发展度,并划分其阶段类型,研究表明:(1)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排序: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优势排序:黑龙江省辽宁省吉林省;辽宁与吉林省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速度超前于农业现代化,仅黑龙江省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滞后于农业现代化;(2)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的高值区分布在以哈尔滨为核心的黑龙江省西南、以长春为核心的吉林省中部、以沈阳和大连为核心的辽宁省中部及南端,农业现代化的高值区分布在哈—大—齐—绥沿线的松嫩平原;沈阳、大连、哈尔滨、长春新型城镇化水平居于东北三省前列,哈尔滨、沈阳、齐齐哈尔、绥化农业现代化水平位于首位;(3)辽宁省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耦合协调发展度均强于黑龙江省,吉林省略低;耦合度高值区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的三江平原、辽宁省的沿海经济带,协调发展度高值区位于黑龙江省西南部的松嫩平原及以长春、沈阳、大连为核心的小范围圈层区域;仅哈尔滨与沈阳市处于勉强协调阶段,多数城市处于高强度、中高强度拮抗耦合与轻度、中度失调阶段。     

长江经济带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及问题区域识别

长江经济带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最为尖锐的地区之一，实现区域经济与环境系统间的动态协调，是该区域未来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分别构建经济“规模-结构-效率”以及环境“压力-状态-响应”的分析框架，采用熵值法、GIS、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等方法系统考察2007~2016年长江经济带经济与环境动态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并对协调发展的问题区域进行分类和识别。结果表明：(1)2007~2016年长江经济带经济水平几乎实现了翻倍增长，验证了将其作为中国经济发展主支撑带的合理性。同时，经济水平“东高西低”的格局稳固且路径依赖特性明显。(2)2007~2016年长江经济带环境水平及其提升速率仍相对较低，验证了长江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同时，环境水平在空间分布上未呈现明显的规律而是具有“随机”性特征。(3)2007~2016年长江经济带经济与环境间的协调发展程度呈稳步上升态势，协调发展指数由0.446 8上升至0.602 3，由濒临失调阶段进入初级协调阶段，并在空间上呈现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整体格局。(4）基于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3类数据间的组合情况，将协调发展问题区域划分为6种基本类型并进行识别，发现各研究年份均有超过30个问题区域，并且与经济滞后相关的问题区域数量占据绝对比重。     

1994~2011年江苏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非协调性耦合关系的判别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是一对互为耦合的时空函数关系式，其间包含多种协调和非协调的耦合状态，如何基于逆向思维和问题诊断的视角构建一座由非协调病理通向协调发展道路的桥梁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通过协调与非协调之间的互动关联，构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非协调耦合判别函数，并以1994～2010年的江苏省为例，对二者之间的耦合关系演化展开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城市化水平表征为一条持续上升曲线，而生态环境发展整体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但同时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2）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非协调性耦合度在持续下降，但始终停留在磨合非协调性耦合阶段，离实现二者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要走；（3）判别的基本结论表明江苏省城市化在快速推进的进程中，是以牺牲环境为基本代价的，并据此围绕二者之间耦合的作用机制展开了分析     

环鄱阳湖地区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交互耦合的定量比较及演化分析

根据旅游、城镇化、生态环境3个子系统交互耦合的作用机理,构建鄱阳湖地区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复合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引入协调发展度模型,定量测算了1999~2013年鄱阳湖地区的协调发展度,根据测算结果对鄱阳湖地区的协调发展状况进行整体评价及6个城市(南昌、景德镇、九江、鹰潭、抚州、上饶)的对比分析。结果表明:整体上鄱阳湖地区协调发展度呈上升趋势,但旅游和城镇化相对滞后导致其平均水平仍处于初级协调阶段,协调水平有待提升,6市之间的协调发展水平差异明显,且特征各异,城镇化和旅游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是制约鄱阳湖地区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未来鄱阳湖地区应在坚持修复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加快旅游业发展和城镇化进程,从而实现鄱阳湖地区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的全面协调和快速提升。     

资源型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测度研究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的共同发展战略。资源型区域常常会面临资源枯竭、自然生态环境恶化等"资源诅咒"问题,其可持续发展潜力受到严峻挑战,及时了解资源型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水平对促进其走向可持续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首先通过理论推演分析,对资源型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界定,提出创新支持能力与转型支持能力是该类型区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子能力,并从生存支持能力、经济支持能力、环境支持能力、社会支持能力、创新支持能力、转型支持能力六个子能力系统方面构建了资源型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其次,采用全排列多边形综合图示法以及距离协调度测算法,以典型资源型省域山西省为实证分析对象,对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设立前后各两个时点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等级及其协调度变化情况进行了测度比较。结果表明:2010年"综改区"设立后,山西省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有了较大的提升,由2007年的IV级弱持续发展水平提升到了2014年的Ⅱ级中可持续发展水平。但环境支持能力与转型支持能力两个子能力系统仍处在较低水平。同时,可持续发展能力系统内六大子能力系统的协调度有了较大改善,但仍存在环境支持能力与其他各子能力系统极度不协调的现象。实证结果对山西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也反映了构建的指标体系具有较好的适用性。     

Dynamics of the Coordination of Economy-Society and Resource-Environment in Shandong Peninsula,China

Abstract

Shandong Peninsula, as a more developed region in Shandong Province even the east coast of China, is facing challenges from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pressures. This paper tried to track and assess the coordination status and the dynamic between resource-environment and economy-society systems in Shandong Peninsula during 2001—2008 in order to provide decision support for regional sustainability. An appraisal index system was built including five aspects of harmony degree (A), sustainability degree (B), opening degree (C), stability degree (D) and controllability degree (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coordination level of resource-environment and economy-society in Shandong Peninsula has continuously grown, and it has undergone three stages: no coordinated degree (2001–2002), weak coordinated degree (2003–2006) and basically coordinated degree (2007– 2008). 2) Five indexes of criterion hierarchy also increased overall, but each index showed different trends. Harmony degree, sustainability degree and opening degree rose all the time, while stability degree and controllability degree alternately rose and fell. The improvement of controllability degree was the slowest. 3) The aggravating trend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was slowing down. The economic growth was driven by industrial growth and urbanization typically and investment was still the main force to pull the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At the same time,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we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for economic growth. The level of foreign capital utility declined and the geographical advantage of Shandong Peninsula was exerted. Meanwhile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knowledge economy were presenting. Water resources become the main constraint factor of fast development in Shandong Peninsula.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coordination ability of government on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基于土地覆被变化的安徽省生境质量时空演变特征

基于InVEST模型的生境质量模块,采用1995～2018年安徽省3期的土地覆被数据,分析省域生境质量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对土地覆被变化的响应。结果表明:安徽省土地覆被变化主要是农田转向建设用地和林草地,以及农田和湿地之间的相互转化;23年间,安徽省生境质量整体呈单边小幅下降趋势;由于作为生境质量威胁源的建设用地急速扩张和蔓延,引发合肥和沿江5市城区及周边生境质量的显著下降;部分保护地及周边开展了有效的退田还湖(湿)和退耕还林(草),局域生境质量有明显改善,但多数生态源地生境质量的区域性变化并不明显;最后,对省域生境质量优化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