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贫困的测度与模拟:1995-2003

本文介绍了基予GQ Lorenz曲线的参数方法测度贫困的基本原理，测算了1995—2003年中国农村贫困状况，重点对贫困的变化进行模拟分析。不同贫困线的模拟分析表明：各贫困指标对贫困线较小的移动具有较商的敏感性，其政策涵义是扶贫不应当只注意贫困线以下的家庭。而且也应当注意陷入贫困风险商的家庭。贫困分解的模拟分析表明：不仅收入与贫困发生率有关，而且分配不合理却增加了贫困的深度和强度，其政策涵义是贫困问题的根本解决应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贫困人口的收入及其分配上。     

吴起农户相对贫困的动态演化:1998-2011北大核心CSSCI

该项研究目的在于探究退耕还林背景下吴起县农户1998-2011年相对贫困的动态变化趋势、原因及其解决办法。以人均总资产作为农户年收入和资源禀赋拥有状况的代表指标,以贫困发生率H,贫困缺口指数I,Sen指数,FGT2指数作为贫困状况分析的指标体系对吴起县农户1998-2011年的人均总资产以及相对贫困状况进行了分析和测算,并通过考察贫困群体内部特征以及吴起农村整体和贫困群体的基尼系数对相对贫困动态变化原因及解决办法进行了探究。研究发现:退耕还林实施前后,吴起农户人均总资产持续增加、农村产业结构正在改进、农民资产偏好正由持有储蓄转向持有固定资产变化;而吴起农户相对贫困的动态演化呈现先减少后增加的"U"型变化趋势,相对贫困的广度、强度和深度也都呈现类似变化;贫困的主要表现形式为贫困群体相对人均固定资产产值较低;贫困动态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吴起农村整体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而贫困群体内部人均总资产水平过于平均,缺乏发展动力是贫困群体经济难以改善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文章给出了应该适当加大贫困群体内部收入差距,分阶段实施扶贫计划,提高贫困农户自身能力以及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政策建议。     

公共产品供给真的能减少中国农村瞬时贫困吗?

公共产品对农村减贫具有一定效应,而农村贫困分为慢性贫困与瞬时贫困两类,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瞬时贫困的效应如何?本文分析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的农村家庭数据发现,中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确实改善了农村贫困状况,但是对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改善效果并不明显。通过分位数回归模型,利用2009年CHNS的1 657个农村家庭数据,实证分析了公共产品供给对不同分位点下的农村家庭和农村贫困家庭瞬时贫困的影响发现:非贫困家庭的存在摊薄了贫困家庭从公共产品中所得的减贫效应,实施瞄准式的精准扶贫必要而且迫切;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贫困家庭瞬时贫困和慢性贫困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分析发现,第一,通信信息服务显著降低了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和慢性贫困。第二,医疗卫生服务减少了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但对贫困家庭的慢性贫困并没有显著作用。第三,教育和基础设施会提高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同时会增加瞬时贫困成分占总贫困的比重,但会减少陷入慢性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成分。与东部地区相比,通信信息服务对中西部地区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以及教育对中西部地区慢性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都有更好的减贫作用,但是基础设施对中西部地区农村慢性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的减贫作用要低于东部地区。为了有效地降低瞬时贫困:(1)要强化通信信息服务的提供,特别是互联网服务的普及;(2)要加强农村家庭医疗卫生专项供给,提高贫困家庭的医疗报销比例;(3)要强化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供给,特别是农村自来水和排污设施的建设;(4)完善中西部地区的教育,加强对农村贫困家庭的职业技能培训。     

信息化对区域贫困治理的影响

信息化发展消除了传统区域发展的空间边界,推动了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为实现区域减贫注入了新的动能,同时引发了信息贫困现象。评估信息化在区域贫困治理中的作用对制定与调整信息化背景下的扶贫策略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已有文献忽视了信息化的动态属性及区域贫困治理的空间溢出效应,可能导致实证结果的偏误。因此,文章基于2002—2018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Moran’s I指数分析区域贫困治理效果的空间相关性,并在此基础上,采用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与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分析信息化对区域贫困治理影响的空间效应。研究发现:(1)2002—2018年,区域贫困治理效果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2)总体来看,信息化不利于本地贫困减缓,但对相邻省份贫困治理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采用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加权后,结果依然稳健。从区域差异来看,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信息化对本地贫困治理效果的抑制效应不明显,但信息化发展明显推动了西部地区的贫困治理。从空间溢出效应来看,信息化对东部地区相邻省份贫困治理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对中部地区贫困治理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但对西部地区贫困治理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3)信息化弱化了自然资本禀赋对本地贫困治理的负向影响,但强化了其对相邻区域贫困治理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信息化强化了经济资本禀赋对本地贫困治理效果的正向影响;信息化强化了制度禀赋对本地贫困治理效果的正向影响;信息化强化了技术禀赋对本地贫困治理效果的负向作用,但弱化了技术禀赋对相邻区域贫困治理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这就意味着,政府应该建立信息化与区域减贫联动发展机制,不仅要建立差异化、层次化的信息化发展策略,也要从顶层设计上将信息素养水平纳入区域信息化建设。同时,合理统筹要素禀赋与区域贫困治理的关系,并依托信息化优化区域贫困治理效果。     

基于风险与机会视角的贫困再定义

对贫困概念和成因的合理界定和理解是制定反贫政策的重要基础,对贫困的定义是根据不同阶段和时期的贫困特征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动态过程。我国是世界上贫困问题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在新的反贫阶段中,原有的贫困概念界定和贫困成因已无法对新时期贫困的特征进行全面解释,需要进一步对贫困的概念和成因进行丰富和完善,以制定合理有效的反贫政策和方法。本文主要利用文献归纳法,对国内外不同时期对贫困概念界定和贫困成因进行归纳总结,发现对贫困的解释由单纯考虑收入因素发展到综合考虑能力、权力、社会排斥、脆弱性等,造成贫困的原因主要有制度不利论、资本缺乏论及环境约束论,虽然在贫困的概念及成因中脆弱性的提出涉及了风险的要素,但大部分学者将脆弱性视为贫困群体缺乏权利的一种表现,没有突出风险在贫困内涵中的重要性,尤其是没有涉及机会把握对反贫困的重要作用。因此,本文认为在新时期贫困的形成过程中,应将风险和机会纳入到贫困的内涵中,将贫困概念进行扩展和完善,即贫困应为缺乏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及没有把握获得更好生活的机会,风险冲击与机会缺失是导致贫困的本质因素。机会缺失其实质是个体风险偏好的不同,近年来实验经济学引入个体风险偏好的研究开拓了个体风险偏好的研究视野,由此本文设计了基于风险与机会的贫困分析框架,为反贫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框架。并提出对风险的有效管理是农户脱贫的重要手段,有效的风险管理可将导致贫困的可能性降至最低,同时也是最为节约成本的反贫方法。     

中国消除贫困的战略研究

贫困问题总是与贫困地区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紧密相连,自然生态环境退化已成为贫困的根源。本文分析了我国贫困地区的特点和原因,总结了我国摆脱贫困的努力和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目标和措施 指出不消除贫困难以持续发展,同时不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贫困。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贫困问题:按要素分解分析

本文采用CHNS数据库,运用经过改进的贫困分解方法和贫困弹性法,从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对城镇化进程中的城镇化状况与城市贫困关系进行了研究。静态分解显示,我国城镇化中不存在要素短缺的城市贫困,城市贫困均为要素的分配效应所致,同时城镇化对三种贫困指标的分配效应为:在城市贫困广度上有减贫效应,但减贫作用在减弱;对城市贫困强度和综合状况先具有减贫效应,但减贫作用衰减更快,最终演变成了增贫效应。动态分解表明:城镇化变动对城市贫困广度和贫困强度变化的总效应均为减贫效应,但减贫力度呈现逐渐变大后缓慢变小的"V"型轨迹,对贫困综合指标总效应减贫状况呈现出波浪式的衰减趋势;从总效应内部结构看,总效应的波动变化主要是由城镇化分配效应波动变化所引起,而在相当程度上,总效应在某些时期表现为减贫作用,都是城镇化收入效应的功劳,但其减贫能量在衰减;弹性分析结论更加有力印证了对贫困动态分解的上述结果。因此,要继续保持城镇化水平变动对城市贫困变化为减贫的总效应,应从主要依赖于城镇化水平变动对城市贫困的收入减贫效应,转变为主要依赖城镇化对城市贫困的分配减贫效应,这是今后降低城市贫困的可取途径。     

我国农村生态贫困研究

本文在界定生态贫困内涵的基础上，对我国农村生态贫困的规模作了粗略的估计，并对我国农村生态贫困的特征、形成机理和治理对策进行了分析。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贫困问题及其治理

运用文献研究法和定性分析方法,借鉴社会学与人类学相关理论,探讨失地农民的贫困问题,总结失地农民贫困的类型,分析失地农民的贫困原因,并提出治理对策。结果发现:部分失地农民在城市中面临着贫困问题,经济贫困、文化贫困、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是主要贫困类型。导致失地农民贫困的因素主要有体制与制度设置不合理、城市社会的剥夺与排斥、城乡文化的冲突与非物质文化变迁滞后以及失地农民个人能力缺失等。治理失地农民贫困问题必须从宏观层面强化制度与政策的保障作用,从微观层面加强失地农民的自身能力建设。     

中国相对贫困测度与城乡差异

中国在2020年完成现行贫困标准下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然而,以发展差距为特征的相对贫困问题依然存在,通过降低不平等、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来治理相对贫困问题,对推动中国城乡融合、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因此,该研究研究地区发展差异和不平等对中国弱相对贫困标准构建的影响,并对不同地区层次和不同贫困标准下的中国相对贫困分布状况进行测算和比较分析,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相对贫困标准构建框架,最终使用Shapley分解和Fairlie分解两种方法对中国城乡相对贫困差异形成的原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相对贫困与不平等密切相关,但最终决定于各地区具体的收入分布形态。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对相对贫困线的设定和相对贫困的分布都具有显著影响。中国农村地区相对贫困和不平等程度均高于城镇地区,不论是使用全国统一的还是城乡分设的相对贫困线,农村地区将依然是中国未来扶贫的主战场。收入、工作、生活质量、户主教育和省份是城乡相对贫困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其中,收入和工作解释了2018年城乡相对贫困差异的49.88%,生活质量和户主教育分别解释了10.41%和9.28%。但是不平等和生活成...     

西部地区农村贫困现状、原因及对策探析

实施开发式扶贫政策以来。西部地区扶贫工作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但由于多方面原因。扶贫任务仍然十分艰巨。本文从西部地区农村贫困现状出发．根据汉森理论．对西部地区农村贫困原因作了深入分析。最后提出了治理贫困对策。     

空间贫困分异特征、陷阱形成与致贫因素分析

消除贫困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历史使命。目前,中国脱贫攻坚进入关键的决战决胜阶段,精准脱贫成为实现乡村振兴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问题。本文以贫困突出的江西革命老区为例,采用ESDA空间探索性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探究其空间贫困分异特征、陷阱形成机制及影响因素,发现:①从时间维度看,2000—2016年,受国家贫困标准线大幅调整影响,江西革命老区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呈现三个断点下降时期,总体脱贫进程加快。②从空间维度看,江西革命老区各县(市、区)的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明显减少,贫困分异特征表现为高贫困地区集聚于南部的集中连片区或国家级贫困县,低贫困地区主要集聚于北部的非贫困区。③进一步通过空间检验发现,江西革命老区贫困以"高-高"集聚模式为主,并形成"空间贫困陷阱",均属于集中连片特困区或国家级贫困县;少数地区的贫困还存在"低-低"集聚模式,形成"脱贫溢出效应",均属于非贫困区。④实证结果表明,城乡收入之比和中学教师负担学生数显著加剧了江西革命老区贫困水平;而农民人均纯收入、卫生技术人员比例和农业机械化水平对减贫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贫困空间滞后项的显著为正也再次验证了江西革命老区"空间贫困陷阱"及"脱贫溢出效应"的存在性;相邻地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卫生技术人员比例的减贫效果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此,本文提出实现江西革命老区精准脱贫建议。     

中国城乡贫困变动:2004—2012

本文基于2004—2012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根据家庭人均年收入2 300元的国家贫困标准线和"1天1.5美元"的亚洲贫困标准线,使用FGT指数和脱贫时间两种贫困指数评估了我国城乡贫困整体变动趋势,并从城乡和地区、个体和家庭特征层面分解贫困人口构成;也考察了贫困变动的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最后定量地分析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根据两种贫困标准线,两种贫困指数测度结果一致反映我国贫困人口规模显著减少;按国家贫困标准线,我国城乡贫困发生率下降了8.8%,但到2012年的依然高达8.6%,农村贫困人口平均脱贫时间为5.4年,而相对贫困发生率有所上升。不同地区的贫困变动差异较大,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贫困发生率依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41个百分点和0.22个百分点,贫困强度和贫困深度现象都还较为严重;东部地区的减贫效应十分明显,但贫困人口内部收入差距拉大问题较为突出。经济增长的脱贫效应较为显著,但增长的亲贫性有待提高;城乡、地区和贫困人口内部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并成为反贫困的严重障碍。外出非农工作经历、性别差异和教育程度是影响收入增长的关键因素。基于此,本文建议反贫政策应瞄准西部地区的教育程度和健康水平较低、家庭规模较大的农村居民,尤其是女性户主家庭,也应加强养老保险、社会帮扶和人力资本投资,形成改善收入分配为重点的社会保障性扶贫政策体系;中部地区可以借助邻近东部地区的地理优势,通过承接产业转移持续实施"开发式扶贫"政策体系;同时,也可将扶贫标准线提高为每人"1天1.5美元"的亚洲贫困线。     

农村人口动态多维贫困:状态持续与转变

能力贫困、动态贫困、多维贫困更符合贫困的本质和走向,本文利用2010年和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农村平衡面板数据,运用Biprobit模型基于个人层面可行能力和主观福利感受分析农村人口多维贫困状态持续与转变。结果表明:农村人口年龄、从事农业活动时间、区域差异、受教育程度、绝对收入、社会地位及相对收入等均对农村人口持续多维贫困产生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从事农业活动时间、区域差异、年龄、相对收入、户籍和绝对收入均对农村人口陷入多维贫困产生显著影响。农村人口从事农业活动的时间越长,持续多维贫困的可能性越高,陷入多维贫困的可能性越低。东部、中部、西部发生持续性多维贫困的可能较高,而东部、西部陷入多维贫困的可能性较低。绝对收入、相对收入和社会地位越高,农村人口发生持续性多维贫困的可能性越低。女性、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村人口持续性多维贫困的可能性更高。相对收入较低的农村人口易于陷入多维贫困,然而相对收入对农村人口持续性多维贫困的作用不明显。社会地位对农村人口持续性多维贫困产生消极作用,却对陷入多维贫困的影响不显著。主要研究结论:打破"持续多维贫困"恶性循环应从"小处"着手,以"输血"为主,"走进去"识贫,"走出来"脱贫;防范农村人口陷入多维贫困应从"大局"着眼,把发展和消除不平等作为解决多维贫困的根本途径,引导"脱贫"和防范"返贫",提能力避返贫,新思路促扶贫。精准扶贫机制要建立在契合贫困本质的贫困标准上,找准"贫根",寻共性扶贫,诊特性脱贫。     

基于村级尺度的湖南农村水贫困比较研究

为综合评价湖南农村水贫困现状，找出有效应对措施，以国外最新的水贫困理论为依据，构建湖南农村水贫困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实地调查和访谈获取并整理出湖南3种地貌类型区6个行政村的水贫困评价数据；采用非均衡法测算水贫困状况并分析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湖南农村水贫困具有明显的地域分异现象，即湘西山区最为严重，RWPI值均小于20；湘北洞庭湖平原区最弱，其值在55~56之间；而湘中丘陵区介于其间。不同地区水贫困各系统的综合得分不同，只有提高且均衡各系统的综合得分才能有效减轻地区水贫困程度。供水设施欠佳、利用能力偏低是地区间水贫困状况不同的主要驱动因素,而水资源状况是其次要驱动因素；农村环境问题和低效用水是省内各村水贫困评价的短板，因此地区水贫困是区域水资源自然禀赋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结果。针对评价结果，提出了发展农村经济、提高综合实力、做好环保工作和提高用水效率等措施应对农村水贫困问题，可为新农村建设中的水资源管理提供新思路     

农业产业扶贫的多维贫困瞄准研究

农业产业扶贫是激发贫困地区农户内生发展动力、实现农户稳定脱贫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基于多维贫困分析,建立一个"精准识别-农户参与-影响效果"的多维贫困瞄准分析框架,并提出多维贫困瞄准数量缺口的概念和测量方法。在此框架下,可首先使用多维贫困方法进行贫困农户识别,在多维贫困农户分组基础上分析农户参与状况,并分析参与层面的多维贫困瞄准数量缺口。然后基于多维贫困农户分组,使用内生转换回归(ESR)模型评估扶贫政策或项目对不同组农户的影响效果差异。在分析框架应用中,使用湖南、湖北、重庆和贵州四省(直辖市)贫困地区989个农户调研数据分析农业产业扶贫的多维贫困瞄准效果。研究发现:(1)在农户参与层面,多维贫困农户与非多维贫困农户参与农业产业扶贫的比例相近,但非多维贫困农户户均获得补贴金额总体上高于多维贫困农户;(2)随着维度临界值逐渐增大,农业产业扶贫的一类瞄准数量缺口逐渐变小,二类瞄准数量缺口逐渐增大,多维贫困瞄准数量缺口总体呈现下降趋势;(3)在影响效果层面,农业产业扶贫总体上显著促进了农户种植业投入和收入的增加,但其影响仍存在异质性,深度贫困户参加农业产业扶贫并没有明显促进其种植业总收入和种植业纯收入的增加。为提升农业产业扶贫的效果,针对贫困维度数量较少农户,应加强农业技术服务,提供农业产业扶贫贷款,合理选择产业,发展农业保险。针对深度贫困农户,应探索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发挥农村集体的组织联系作用,探索要素入股方式,改善农业产业扶贫的多维贫困瞄准效果。     

我国农村贫困主要影响因子的灰色关联分析

我国农村贫困是由自然、经济、社会、历史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贫困系统内各因子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本文在对贫困原因进行定性分析的基础上,以人均粮食消费量、恩格尔系数、人均纯收入和贫困发生率作为贫困主行为因子,根据贫困数据样本特点和指标要求,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定量研究了致贫因子间的影响程度以及因子对主行为的贡献测度.结果显示,对贫困贡献度最大的因子主要有:农村义务教育、人均水资源、耕地面积、自然灾害、农业机械化、财政支农等方面.本文还分析了可控影响因子与其他因子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和影响关系.最后,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为健全反贫困宏观监测系统,提高政府反贫困工作的规范性与准确性提供了可参考的依据.     

基于资源理论的贫困县域经济竞争优势的获取

根据资源理论（RBT）。探讨了贫困县域经济竞争优势的获取。文章依据资源状况特征。将贫困县域分为资源丰富型和瓷源缺乏型两类．分别提出和分析了资源丰富型和缺乏型贫困县域的经济竞争优势获取的不同路径。资源丰富型县域的经济发展要充分利用、开发和保护现有的资源。如旅游资源、矿产资源、经济作物、传统工艺产品等。来发展贫困县域的经济。同时,创建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政府。发展其自然资源、人文资源与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政府相结合的发展路径。资源缺乏型贫困县域的经济竞争优势应根据县域的实际情况．构建贫困县域的无形资产，以建立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政府和企业家为主，创建地区的产业结构．制定发展战略从而带动贫困县域的经济发展。     

挣扎与妥协:农村家庭缘何陷入能源贫困“陷阱”

生活能源改进是实现农村低收入家庭福利提升的关键环节之一,而资产的贫困为能源的消费造成了约束,使低收入农户难以实现能源的改进以脱离贫困现状。该文借助"贫困陷阱"的定义,将这种受制于资产贫困的能源使用困境称为能源贫困"陷阱",并从农户心理视角考察了低收入家庭更容易陷入能源贫困的原因。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对能源贫困线进行了重新计算,认为我国现阶段农村能源贫困线应为户均600 kgce/a,并发现不论在任何能源贫困线下,收入偏低农户的能源贫困发生率、能源贫困深度和强度均远高于中高收入农户。基于此,该文同时从消费量和消费倾向两个方面估计了家庭经济状况对能源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相对于中高收入农户,收入偏低农户的能源消费呈现出"既未省钱又未增效"的非经济理性特征,其能源消费负担实际更重,而消费结构却更为低效。进一步地,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对这一非经济理性决策进行了解释,考察了心理因素在能源贫困"陷阱"形成中的作用,结果发现:收入偏低农户更容易表现出消极心理状态,负面的情绪和对未来的悲观预期使其在能源决策中更倾向于选择传统能源,而不愿做出能源改进的尝试。这种消极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收入偏低农户在能源改进中主观能动性的缺乏。正如"扶贫先扶志",政府在推行因地制宜的能源政策、开展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也应该加强对贫困农户的情感帮扶,以使其产生尝试改进能源的内生动力。     

连片特困区农户多维贫困测度及能力建设研究

在扶贫开发新阶段背景下,用多维贫困测度法更能刻画贫困家庭状况,符合现阶段精准识别和精准扶贫的要求。基于云南省四大连片特困区家庭入户调查数据,利用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从收入、教育、健康、生活质量和社会资源5个维度对贫困地区农户的多维贫困状况进行测度,并从政府社区内部项目资源管理能力、扶贫项目参与能力和农户自我发展能力三个方面对连片特困区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四个片区均在很高程度上存在教育贫困,基本义务教育得不到保障,由教育问题也带来了社会资源获得方面的能力不足,受传统思想束缚,接受新事物和新发展模式的难度大,随着贫困维度的提高,健康问题逐渐替代教育问题,成为农村家庭陷入深度贫困的主要原因;四个片区的贫困发生率随着贫困维度的升高而下降,中等维度上的贫困发生率最高,其中,滇西边境片区和迪庆藏区贫困主要发生在中低维度,石漠化片区和乌蒙山区在中高维度的贫困指数较高。此外,研究发现多维贫困指数与其贡献率并不相符,这是因为贫困人口数量不同所致,滇西边境片区是四个片区中贫困人口最多的片区,虽然不是贫困最为深度的地区,但是在扶贫资源分配上,也要综合考虑人口权重这一指标。从影响多维贫困发生的因素研究中发现农户扶贫项目参与能力和政府资源项目管理能力的提升可以显著降低多维贫困发生率;农户自我发展能力中,家庭收入中种植业收入越多、家庭人口中少数民族人数越多,农户越容易陷入多维贫困,而家庭中初中以上人口数和外出务工人数越多,农户陷入多维贫困的概率越小。根据研究结论,从提高农户能力建设、社区能力建设和政府能力建设三方面为农村贫困地区扶贫攻坚提供政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