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虚拟水贸易的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测算2005年、2007年与2010年3个年度中国虚拟水进出口贸易量,采用投入产出及IO-SDA等方法分解分析其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部门间用水系数差距都非常大,直接用水系数最大的农业部门857.9 t/万元(3年平均值,下同),与直接用水系数最小的部门差距达600倍之多。完全用水系数最大的也为农业部门1 078.7 t/万元,与完全用水系数最小的部门亦达113倍。各部门的完全用水系数和直接用水系数也存在较大不同,有些部门完全用水系数和直接用水系数差距很大,如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部门差距达115倍,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部门差距达618.5 t/万元;而有些部门差距非常小,如农业部门差距仅仅0.24倍,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部门差距仅为8.2 t/万元。虚拟水出口量和进口量分别从2005年的1 774.3亿t和1 378.7亿t增加到2010年的2 254.1亿t和1 836.5亿t,且出口量一直大于进口量。影响因素分解显示,在此期间,进出口规模的增加是虚拟水贸易量增加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出口规模合计为103 698.8×10~6t,进口规模合计为80 401.2×10~6t。进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在不同部门间存在较大的差异。真实用水系数和真实中间投入技术是虚拟水贸易变化的主要负向因素,其中真实用水系数对虚拟水出口与进口的影响分别为-36 793.2×10~6t和-34 668.3×10~6t,真实中间投入技术对虚拟水出口与进口的影响分别为-1 719.7×10~6t和-1 660.8×10~6t,表明在此期间用水效率和中间投入效率都得到了改善。另外,直接用水系数和中间投入技术分解出的结构效应都不明显,中间投入进口比率效应也不明显。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国际R&D溢出效应的影响比较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基于2003~2014年长江经济带的省际面板数据探讨了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国际RD溢出效应的影响,通过熵值法客观赋权,构建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自愿参与型3种环境规制指数,进一步考察了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国际RD溢出的影响。研究表明:(1)环境规制对国际RD溢出水平呈现"反N型"曲线关系,虽然类型不同,但随着环境规制强度不断提升,国际RD溢出效应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趋势;(2)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国际RD溢出的作用具有异质性,当前在长江经济带发挥作用的主要是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对国际RD溢出效应的激励作用尚未完全显现。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波特假说"在开放条件下也是成立的,最后依据上述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协调中国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冲突的路径研究——基于环境退化成本的分析

选取我国1990-2009年相关数据,首先对环境遥化成本进行估计,发现我国环境退化成本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而水污染、空气污染是导致环境退化成本产生的主要原因.其次,以环境退化成本作为污染指标,结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特征,并以能否有效地将污染指标降低到相对较低的水平,作为政策路径选择的标准,分析协调我国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冲突的路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不考虑政策因素的影响下,我国目前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仍处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的左端,经济持续增长有可能导致环境状况进一步恶化;多项环境治理政策的同步实施,致使个别政策出现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在当前产出水平条件下,既要保证经济平稳增长,又要降低环境退化成本,政策路径的选择首先应注重产业结构的调整,适当保持第二产业比重,但在发展第三产业的过程中,应加大对污染企业的监管与治理,其次是调整国际贸易进出口比例,积极扩大出口,而采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与加大污染治理投资等政策在我国现阶段均不能有效降低环境退化成本.     

国外推进信息化建设经验对我国环境信息化建设的启示

本文介绍了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推进信息化建设的相关情况,并对他们的成功经验进行扼要总结,着重剖析了美国推进信息化建设的具体做法,国外实践表明,健全的信息化法律体系、恰当的体制安排、合理的组织结构及良好的信息资源共享机制对推动我国环境信息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对新疆边境地区跨境环境问题的思考

新疆边境贸易的发展促进了新疆经济的发展,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跨境水体污染、固体废物危险废物跨境转移、消耗臭氧层物质非法贸易、外来物种入侵、跨境保护区与野生动物跨境迁徙和沙尘等跨境环境问题,并针对性提出了相应的科技需求,旨在为新疆边境地区跨境环境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些思考。     

国外学术界对《巴黎协定》的评价及履约前景分析

2016年《巴黎协定》的正式生效是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里程碑,是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艰难进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标志着全球环境治理从此进入履约阶段。本文基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TTCSP)公布的《2015年全球智库指数报告》,选取其中排名前十位的国际环境智库的研究报告和环境领域中代表性学者的相关论文,对国外学术界有关《巴黎协定》履约前景的分析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对此做出简要评述。文章在肯定《巴黎协定》有力推进国际气候治理进程的同时,也指出在新的国际形势之下,尤其是在英国正式启动脱欧进程和特朗普新任美国总统后,其履约过程中更是存在着协定之内和协定之外的众多挑战和不确定性,本文的基本结论如下:首先,协定之内面临着协定缔约方国内批准程序上的挑战;国家自主贡献的实现与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2℃温升目标的实现前景;审评和盘点的效力评估;碳市场机制能否有效运行。其次,协定之外面临着英国脱欧的潜在气候政策变化及影响;美国气候政策的可能变化及其影响。基于对以上智库报告和相关研究论文的分析,笔者对《巴黎协定》的履约前景得出几点看法:(1)正视国际气候合作的机遇与挑战;(2)对具体议题的落实需充满信心;(3)理性冷静看待英美气候政策的可能变化;(4)鼓励环境类国际组织之外的非国家行为体展开通力合作。对此,我们应正视履约中的挑战与不确定性,做好充分的应对之策,确保履约进程的顺利完成。总之,《巴黎协定》的履约前景不容乐观,国际社会任重道远。     

中国低碳发展的国际比较研究——基于历史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审视

随着近年来我国碳排放总量的增加,一些西方国家开始把碳减排责任的矛头指向中国。为了明确中国碳排放的国际地位,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经济发展阶段视角进行了国际比较研究。首先运用IEA2011年公布的碳排放数据分析了我国2009年面临的碳排放形势,继而研究了工业革命以来中国碳排放的总体贡献情况,最后从经济发展阶段视角进行了国际比较研究。认为:①尽管我国当前的碳排放总量巨大,但人均碳排放量低于世界前10名的主要碳排放国家,碳排放强度与世界主要碳排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②我国的历史累计碳排放贡献及人均碳排放均较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累计碳排放量达到世界累计碳排放量的近3/4;③与发达国家相同经济发展阶段相比,我国的人均碳排放和碳排放强度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④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快速推进工业化的经济发展阶段普遍伴随着高碳排放。鉴于此,我们认为应该辩证地看待中国的碳排放,一方面中国当前的确产生了较大的碳排放,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这种碳排放规模和水平。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轨迹和碳足迹也表明,在工业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一定程度的高碳排放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全球绿色低碳发展与公平的国际制度建设

在可持续发展和扶贫框架下发展绿色经济与国际可持续发展制度建设及改革是当前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和关键,也是"里约+20"峰会的两个主题。首先,绿色经济是体现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绿色经济的核心是以低的自然资源消费、低排放、低污染,达到高的自然资源利用效益,实现高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供高的生活水平和优良的生活环境。全球绿色经济的发展潮流,将引发社会形态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虽然经济发展和消除贫困是发展中国家当前首要和压倒一切的优先任务,但也必须探索新型的绿色低碳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在实现工业文明的过程中,努力建设生态文明,实现跨越式发展。同时积极应对全球绿色低碳转型中新的经济、贸易、技术竞争规则和格局的变动,加强先进技术创新,提升自身的低碳竞争力。其次,公平获取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应成为国际可持续发展制度建设和改革的基本原则。可持续发展要求既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促进"代际公平",又要关注欠发达地区消除贫困,提高生活质量,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国别公平"、"人际公平"。因此,国际可持续发展制度框架的建设和改革,要体现世界各国公平获取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原则,全面均衡地反映不同国情和发展阶段国家的利益诉求。主要表现在公平享有全球环境空间、公平获得现代优质能源服务、公平适应全球环境变化、公平承担责任义务及公平的国际制度和机制。中国需要统筹国内外两个大局,走中国特色的绿色低碳发展之路。最后,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特征,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又面临比发达国家更多的困难和更严峻的挑战。在全球发展绿色经济,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协调推进。在国际上积极参与国际制度的建设和改革,在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在国内加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走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主要战略对策包括加速转变发展方式,强化节能优先,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和CO2排放总量的过快增长;加强能源结构的低碳化,逐步建立并形成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可持续能源体系;加强城乡统筹,地区平衡,促进生态城市建设;适应国际可持续发展制度改革的趋势,加强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建设;抓住机遇,顺应世界绿色低碳发展潮流,自主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把传统的资源依赖型、粗放扩张的发展方式转变到新型的技术创新型、内涵提高的发展方式上来,基本走上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论我国国际河流可持续开发利用的问题与法律对策

中国是世界上国际河流最多的国家之一，在国际河流的开发利用方面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国际河流的可持续开发利用中仍存在不少问题，需要完善相关的国际与国内法律制度并采取其他有效的措施予以解决。从中国国际河流的概况出发，阐述对其进行可持续的开发利用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加强民族团结以及保障国防安全等方面的重大意义，进而分析中国国际河流在可持续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包括立法缺失、保障措施缺位、管理机构缺乏等，最后从完善可持续开发利用的前提要素、确立可持续开发利用的基本原则、完善可持续开发利用的立法以及积极参与可持续开发利用的国际合作等方面提出解决上述问题的对策思考，以促进和保障我国国际河流可持续开发利用的实现.     

中国低碳发展的国际比较:世界贸易格局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平稳快速发展,与之相伴随的碳排放总量持续攀升,中国也因此被推上世界碳减排的风口浪尖.为了明确中国碳排放的国际地位,本文从世界贸易格局视角对中国的碳排放现状进行了国际比较研究.首先分析研究了我国2007年面临的碳排放国际形势,继而对我国的出口贸易形势进行了国际比较,最后采用GDP比例法和类推法对我国商品出口隐含的碳排放进行了初步测算,并分析了剔除出口贸易影响后的我国碳排放情况.通过研究认为:①出口贸易对我国的碳排放总量影响巨大,我国的商品出口占GDP比例长期维持在20%以上,近几年高峰值超过36%;②在当前的世界贸易格局、国际分工体系下,采用“生产者责任体系”碳排放测算模式大大高估了中国的碳排放水平,中国的碳排放总量中有34-60%是为他国服务而产生;③中国在当前世界贸易格局和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使得中国在目前的碳排放测算模式下必然“产生较高的碳排放”;④世界各国应该重新审视和正确认识中国的“高”碳排放形势,中国为世界各国提供商品服务而产生的碳排放不应该受到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