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集散市场 建设新型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

目前“三位一体”（回收网点→分拣中心→集散市场）回收体系模式，因集散市场功能单一、产业链短，不能带动行业走向产业化。回收网点建设适应我国国情，而集散市场成为先进的完整的回收体系的短板。按照示范基地建设标准，把集散市场改造升级为拥有深加工利用产业链，拥有平台支撑优势，能够进行资源的规模化高值化利用的产业园区。把回收和利用两大产业板块融合一体，是再生资源产业化的发展方向。     

泛长三角产业发展与环境污染的空间关联性研究

基于2003-2010年产业和环境数据,运用区域重心、地理集中指数等方法,探讨泛长三角地区产业发展与环境污染重心演变特征及其空间分布格局,并构建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模型,揭示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的空间关联性。结果表明:①泛长三角地区产业发展与环境污染重心均位于几何重心的东北方向,两者重心轨迹均朝西南方向移动,其中环境污染重心移动的速度和规模远远高于产业发展重心的移动,两者的轨迹演变趋势存在着一定耦合关系;②产业发展与环境污染地理集中度的空间分布均呈现东高西低格局,其中地区间产业发展极化程度下降明显,不均衡性趋于减缓;而环境污染极化程度无显著变化,地区间差异仍比较显著;③根据产业集聚与污染格局的空间关联程度,将泛长三角地区划分为高集聚—高污染、高集聚—低污染、低集聚—高污染、低集聚—低污染四种类型区。本研究可从空间效应角度为产业转型—转移与环境污染之间关联机理探讨提供新的视角。     

基于宗地层次的合肥市产业用地集约利用评价

在我国城市产业用地利用过程中存在着较多的土地闲置、浪费和低效利用等现象。实施产业用地的集约利用评价研究可以为城市产业用地优化配置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对城市用地的节约集约利用有着重要意义。本文从城市土地空间布局和利用强度角度出发,以同心圆理论、多中心理论等区位理论为支撑,采用定性和定量化方法结合,以科学、便捷、高效为原则,系统地提出宗地层次上的产业用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标准以及评价模型,并对合肥市商服业用地、重工业用地和轻工业用地的集约利用情况进行了评价,适当提出了一些用地建议。评价结果表明:①在所有评价的宗地中,有62.46%的宗地达到集约,总体集约水平较低;②在三类用地中,达到集约的宗地数量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商服业用地、重工业用地和轻工业用地,集约比例分别为66.64%,41.39%,36.02%;③合肥市4个行政区内的产业用地集约利用水平比较接近,庐阳区和包河区相差不大,分别为67.66%和67.36%,蜀山区略低,为62.08%,瑶海区最低,为53.77%;④不同区位圈层内的产业用地集约利用情况存在差异,从内圈层到外圈层,集约的商服业用地数量比例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状态,重工业用地则呈现上升的趋势,而轻工业用地一直处于比较低的利用状态,只有35%稍多。综上所述,建议适当降低市区内商服业用地的建筑密度,提高市区外围的商服业用地容积率和建筑密度;继续推进"退二进三"政策,优化城市产业用地布局,并提高轻重工业用地的利用强度;加强土地监管,防止圈地,闲置,随意改变土地用途等现象。     

区域大气污染空间效应及产业结构影响

目前,中国大气污染问题愈发严峻,由大气污染所导致的公共健康风险及经济损失日益突出,探询污染的形成原因、影响因素是制定治理政策的重要依据。本文针对大气污染的主要污染物PM10进行研究,特别探讨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本地与异地之间PM10交互影响的问题及产业结构影响。首先,分析全局空间相关性,发现地区间PM10存在着空间自相关,且逐年增强;其次分析局域相关性,发现中国北方部分地区出现高-高类型的集聚,主要集中于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河南、黑龙江、吉林和辽宁等9个省份;南方部分地区出现低-低类型的集聚,主要集中于广东、海南、广西、贵州以及云南等5个省份。虽出现个别年份的波动,但从长期看,各集聚区均处于较稳定状态;第三,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对PM10进行比较全面的模型数据分析,包括经济社会、经济结构以及气候等因素对PM10的影响,以较为新颖的视角刻画PM10的形成,发现地区间PM10的交互影响存在着"负效应",分析表明这种"负效应"具有短期性,而且"负效应"与"溢出效应"可能存在联系。此外,重点分析工业中对PM10贡献较大的典型行业,以及以典型行业为代表的工业结构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PM10的影响特点,与劣质煤进口量逐年增大的事实相结合,阐述了降低PM10的困难所在。最后,基于实证分析结果论证影响不同地区PM10的主导因素,空间因素对PM10的影响,长期看在部分地区通过产业转移的方式降低PM10的不可行性;论证中,以北京地区为主要分析案例,发现交通拥堵程度以及空间因素是其出现高雾霾的重要原因。根治雾霾,区域间的联合治理势在必行。     

生态工业园区共生网络的结构分析:以天津泰达为例

生态工业园区作为一种新型的产业组织形态正在蓬勃发展,它是发展循环经济、节约能源的最佳选择。本研究以天津泰达生态工业园为例,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定量分析了典型生态工业园的结构特征。通过分析网络密度和簇系数,确定了生态工业园区网络集聚特征;通过平均最短距离计算确定网络节点之间的联系性;分别从点度中心性、中间中心性和接近中心性这三个方面对网络进行中心性分析,识别中心度高的企业以及高链接度的企业;用结构洞判断节点的等级以及通过核心-边缘结构确立生态工业园中节点的异质性。结果表明社会网络分析为生态工业园区提供了一种综合的分析方法和框架。利用网络的结构分析可以找到园区现阶段所存在的问题,为我国顺利进行生态工业园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浙江省产业、人口与土地非农化的协调性分析

产业、人口和土地非农化是城市化的基本内涵与表现,其协调性关系到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运用协调耦合度模型和重心法分析1999年至2011年浙江省城市化过程中产业、人口与土地非农化的协调性与空间均衡性,通过皮尔逊相关性检验协调耦合度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期全省产业、人口与土地非农化的协调耦合度得到持续提高,由0.54上升至0.76,从中协调耦合等级发展为较协调耦合等级,各市协调耦合度及其等级都获得相应提高,但"北高南低,南北分化"的空间差异特征依然显著;2以2005年为界,前半期全省及省内各市协调耦合度增速较快,但2005年之后显著放缓,说明促进各要素协调非农化的难度在上升;3地区不平衡未得到有效控制,西北部人口非农化速度领先、东北部产业非农化较快、中南部土地非农化超前,阻碍了综合协调耦合度的提高;4经济发展、城乡居民收入与公共服务水平,就业结构和土地资源禀赋等是影响产业、人口与土地协调非农化的重要因素。今后产业、人口和土地非农化协调性的提高将依赖于各要素非农化相互作用和地区平衡性的改善。东北部地区需着重推进产业升级和城乡一体化建设;西北部地区提高失业、住房等社会保障覆盖面,促进进城农民工市民化;中南部巩固农业的同时积极发展二三产业,增加非农就业,改善公共服务,同时优化土地利用管理,控制城市低效蔓延。     

我国畜禽集约化养殖环境压力及国外环境治理的启示

集约化养殖是我国畜禽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畜禽集约化养殖带来的环境污染也日益严重。通过测算近10 a来的全国畜禽养殖废弃物产生总量及废弃物中氮、磷养分的排放总量，以欧盟畜禽耕地承载负荷为标准，建立畜禽粪便土地负荷警报值等级，分析得出我国全国及各区域畜禽养殖的环境压力:从近5 a全国层面看，以氮养分测算的耕地负载警报值在0.7左右，且2009~2011年的警报值已经超过07，畜禽氮养分的耕地负荷已经开始对环境产生污染威胁；而以磷肥测算的耕地负载警报值已经超过1，对环境造成了较严重的污染威胁。从2010年具体区域情况看，以氮养分测算的耕地负载警报值超过07的达到17个省份，其中河南、湖南、广东、四川污染较严重，北京的畜禽养殖氮养分环境污染已经到严重的程度；以磷养份测算的耕地负载警报值已有21个省份超过1，北京和广东的耕地负载警报值已接近3，磷养分的环境污染已很严重。最后，探讨了发达国家畜禽养殖环境压力及环境治理措施对我国的启示     

浅析智能分析技术在集成领域的应用与发展

正智能分析技术是将智能算法嵌入到DSP中,通过分析和提练移动目标的各种行为模式,形成核心算法。随着市场需求的激增,视频智能分析技术发展迅速。智能分析技术发展背景近年来,随着安防产业的壮大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普通的视频画面监控早已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在总控中心监控人员不但希望能了解到前端的视频信息,更希望全面掌握声音、温度、报警等信息。此外,总控中心     

安防企业海外市场拓展的现状问题与趋势探讨

正"大安防"时代的到来安防产业作为科技新兴产业在中国已经走过了30几个年头,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尤其是在"十五、十一五"期间成为了安防产业的黄金发展期。在这期间,市场需求和产品销售成为了带动产业发展的主要力量,拥有市场渠道和产品销售网络的企业成为了行业扩张的主体,构成了以销售为导向的行业发展结构,同时     

产业精准扶贫作用机制研究

在精准扶贫的国家战略下,产业扶贫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承担起贫困户的"造血"功能,成为精准扶贫的核心,本文将其概括为"产业精准扶贫"。与已有研究不同,文章以产业精准扶贫与传统产业扶贫的区别以及产业精准扶贫怎样发挥作用这一科学问题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了实地观察法、问卷调查法和深度访谈法,从微观尺度研究产业精准扶贫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与传统产业扶贫停留在村一级或者大户层面不同,产业精准扶贫将产业透过村庄到农户,而且与贫困户的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有机地结合起来。(2)产业精准扶贫作用机制是通过利益相关方共同对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进行匹配的过程。产业精准扶贫突显了贫困户的主体性作用,着重强调贫困户自身拥有的土地、劳动力要素的参与,真正建构了多主体、多要素参与的长效机制。(3)产业精准扶贫是一个共同参与的过程。农户或是入股、务工或是自己发展产业,积极参与到农业生产中,通过政府引导、企业管理、村两委参与,促进贫困户参与在生产过程中,就产业过程中的事项达成共识,促进了贫困户的公民精神培育、实用技术掌握和思想观念转变。(4)产业精准扶贫是实现贫困人口增收发展的有效路径,但仍需注意风险防患。扶贫信息发布、帮扶单位责任人等扶贫利益相关者的组织和传播,为企业和社会资本进入贫困村奠定基础,但是,也相应地增加了产品销售问题和产业自然灾害的风险,产业贴补和金融扶持政策的稳定性也会影响产业精准扶贫的运行和成效。因此,要相应地加强对扶贫产业风险的预警,规避和降低产业扶贫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