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三个转变”引航中国环保新道路

加快推进“三个转变”,是第六次全国环保大会的标志性成果,具有举旗定向之功,从思想观念、工作思路、管理手段等三个方面明确了“十一五”时期我国环境保护的核心举措。而“十一五”时期我国环保工作的成功经验则告诉我们,“三个转变”是真经,是环保工作的切实抓手,是科学发展观在环保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是探索中国环保新道路的指路航标。     

我国经济低碳转型的调整重点与政策选择

2009年11月26日,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布到2020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比2005年下降40%～45%。温家宝总理在2009年年底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进一步表示,中国将坚定不移地为实现甚至超越这个目标而努力。要实现甚至超越这个目标,转变发展方式、转型低碳经济势在必行。那么,低碳转型下经济调整的重点在哪里？可相应选择哪些对策措施？     

以探索环保新道路为实践主体的中国环境经济政策体系

环境经济政策已逐步成为我国环境管理的一项基本制度,而对我国环境问题产生原因理论上更深入的认识以及我国新时期、新阶段面临的国内国外新问题,一方面越发凸显了作为连接环境政策与经济政策、全面协调发展与保护关系的切入点的环境经济政策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给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制定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     

财政分权对环保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DEA-Tobit模型的分析

延续财政分权对环境质量影响的研究,讨论财政分权对环保投资效率的影响.基于中国2004~2014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DEA-Tobit模型的研究框架下,测度了各个省份多种类型的环保投资效率,并进一步讨论了财政分权对环保投资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财政分权不利于环保投资效率的改进,特别是不利于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效率、工业污染源治理环保投资效率,以及企业来源环保投资效率的改进.进一步考虑到地区异质性因素,以各地区环保投资额作为门槛变量的分析同样支持上述结论.     

“十四五”时期污染物总量控制的挑战、需求与应对研究

"十四五"时期是进一步巩固和提升环境质量改善成果、切实改善人民群众生存环境的关键时期。展望"十四五",应从发展的视角看总量控制与环境质量控制所面临的问题与困难,在考虑历史因素的基础上兼顾地区间的公平与效率,切实发挥环境管理对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迈向"环境质量导向的总量控制"。要落实改进总量控制和质量控制效果的新举措,进一步推动建立环境质量与总量控制的量化联动关系,推动城市—单元—行业的精细化总量控制管理,丰富总量控制要素,强化服务于总量控制的能力建设,建立总量控制目标下公平的环境责任划分制度。     

对加快推进我国矿山生态修复的思考

绿色矿山建设是矿业领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体现。本文从矿山生态修复的内涵到外延，从问题识别到任务措施，从单一治理修复目标到生态系统功能修复目标，从矿山生态修复系统到与经济社会发展系统相结合等多个方面，系统地梳理矿山生态修复的解决路径，围绕矿业绿色发展提出一系列建议。     

碳中和愿景下电力部门低碳转型路径研究

碳中和愿景一方面加速了全社会电气化发展,致使电力需求持续增加,另一方面对尽早实现零碳电力提出要求,电力部门低碳转型进程更加紧迫而复杂。本文首先定性分析碳中和背景下电力部门的总体转型思路和技术不确定性影响,其次采用电力部门与终端部门耦合的C~3IAM/NET模型对电力需求进行预测,同时根据关键低碳技术发展的保守预期和积极预期设计多种情景,以开展电力低碳转型路径优化和成本效益研究。结果显示,发电碳排放量峰值可能出现在40亿～42亿吨,在2049—2060年有望实现零碳电力,电力部门低碳转型速度和效果因技术不确定性而存在明显差异。2021—2060年电力低碳转型累计投入为171万亿～180万亿元,CCS技术累计减排贡献超过250亿吨,可再生能源电力占比需达到68%以上,风电和光电将成为主要电力。     

中国与欧美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标准对比分析

随着非道路移动机械保有量与使用量的不断增加,其排放造成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相关的防治策略研究亟待加强。本研究首先总结了中国与欧美对非道路移动机械类型的划分方式及标准;其次,对中国与欧美的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标准进行归纳;最后,对现行中国与欧美的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标准进行了全面对比分析,分析发现,国内标准与欧美标准之间仍存在显著差距,以期为国内制定科学的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标准提供参考,为污染物防治策略的制定提供理论支撑。     

“十四五”时期生态环境重大制度政策创新的思考

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需要加快构建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要增加制度供给,需从四个方面加快制度创新:一是发挥市场机制,健全多元体系;二是强化行政管理,落实地方责任;三是发挥社会机制,引导社会参与;四是强化法制建设,筑牢创新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