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水排污许可证制度对我国污染源监测管理的启示

美国的水排污许可证制度是点源排放控制的基本和核心手段。发展至今,其内容发展相当合理和成熟。在完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体系、设计污染源监测方案、排污信息公开、监测数据处理等方面,对于我国点源监管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美国经验

近年来,我国畜禽养殖业规模化快速发展,但养殖场环境管理水平普遍较低.在防污治污方面,大部分养殖场缺少干湿分离这一最基本的污染防治措施,由于缺少必要的污染治理投资,绝大多数的养殖场没有建造配套的粪污处理设施.根据2010年污染源普查动态更新结果,农业源化学需氧量(COD)排放总量为1204万吨,约占全国COD排放总量的47.6％.其中,畜禽养殖排放的COD约占农业源COD排放总量的96％,占全国COD总量的比例达45％.     

欧、美、日的环保探索之路

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中国坚定不移的选择,为此中国政府相继提出了建立资源节能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以及实施循环经济等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中国政府也希望加强国际合作,特别是借鉴发达国家进行环境保护的思路与做法,在环境保护中一方面吸取经验,另一方面寻求合作,形成有利于全球环境保护的长期伙伴关系.     

完善基层环境监管体制机制的思路

<正>环境监管是指各级政府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环境污染行为实施环境监督和环境执法。其最终目标是确保环境保护法规的执行,直接目标是经济有效地实施环保法规。环境监管既包括上级环境保护部门对下级环境保护部门的监管,也包括政府环境保护部门对污染源的排放监管。其中后者是基层环境监管的核心内容。     

长江退捕渔民的生计风险与应对策略选择研究

退捕渔民的生计安置是长江十年禁渔能否顺利实施的关键所在,如何防范和避免生计转型中的致贫返贫倾向、实现退捕渔民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长江退捕渔民调查数据,通过建立生计风险指标体系,识别和评估长江流域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退捕渔民的生计风险,利用Binary Logistic模型分析长江退捕渔民生计风险对其应对策略选择的影响机制,以期为科学制定有效的生计风险防范体系提供支撑。研究表明：(1)长江地区渔民退捕后的生计模式以兼业型为主,收入来源主要是非农收入;(2)禁渔政策实施后,长江地区渔民的生计多样化指数呈整体下降趋势,普遍面临着较高的生计风险,生计风险多重性指数为8.5;(3)自然风险、金融风险和政策风险是渔民退捕后面临的最主要的三大风险,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退捕渔民的生计风险存在差异性;(4)外出打工和向亲朋借钱是退捕渔民应对风险最主要的策略选择,不同风险因素一定程度上会影响退捕渔民的应对策略。应进一步优化安置帮扶政策,提高政策的持续稳定性,建立多元化的补偿机制,筑牢退捕渔民的生计资本基础,降低其生计风险,确保实现退捕渔民“退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组态视角下减污降碳政策工具对环境规制效率的驱动机制——基于中国30个省份的fsQCA实证分析

减污降碳是环境规制效率提升的标志,是实现污染控制和环境质量改善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探究减污降碳政策工具驱动环境规制效率提升的内在机理,对于推进“双碳”目标实现具有重要意义。以2012—2022年中国30个省份数据为研究对象,借助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探析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自愿参与型政策工具促进环境规制效率提升的多元路径组合。结果发现：减污降碳政策工具在提升全国环境规制效率方面呈现4种组合模式,且分别与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实施效果相匹配,未来将呈现多元政策工具组合协同发力的态势;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在提升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效率中发挥主导作用,中部地区尤为明显;自愿参与型工具则更多依赖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工具发挥政策组合作用,在西部地区发挥效力较弱。不同的环境规制效率驱动效果会带来差异化的政策工具组合,以此为不同地区提供政策建议。     

新形势下做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的探讨

当前,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正处于一个转折期:一是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取得初步成效;二是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相关职能主体发生了变化。在此背景下,文章从充分理解和发挥机构改革对面源污染防治的促进作用、切忌急于追求农业面源污染物减排的量化目标,再结合国外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经验制度,对下一步做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提出了建议。     

基于水排污许可证制度的违法经济处罚机制设计

经济处罚机制是环境保护各项政策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是排污许可证制度的基本内容.现有水污染处罚机制缺少详细的处罚原则和裁量依据,处罚标准的计算方法不明确,缺乏可执行性；经济处罚力度较小,违法成本偏低；没以罚没排污单位违法收益为基本原则；绝对静态的处罚模式没有考虑违法行为的持续性,对排污单位威慑性不强.建议以有效威慑违法行为、抑制违法动机为根本目标,以罚没违法收益为基本原则,考虑违法持续时间和执法成本,设计“倍率加动态非绝对上限”的经济处罚标准,实施递进的处罚机制,并建立处罚机制的评估和调整机制.     

台北市生活垃圾管理经验及启示

台北市生活垃圾管理效果显著,人均生活垃圾日清运量年均减量7.3%、资源回收率年均增长28.3%并带动资源回收产业发展、居民负担仅为1998年的22.0%、社会成本较1998年减少30.7%。主要经验包括:明确的生活垃圾减量与资源回收目标;系统的管理模式设计,包括政府(环保局、地方清洁队、资源回收管理基金)、生产商、回收商、处理商、居民、垃圾焚烧厂和填埋场以及第三方等主要干系人。采取的主要政策手段包括强制源头分类、随袋征收垃圾处理费、建立资源回收管理基金、对资源回收行业的政策扶持以及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等。台北市先进的生活垃圾管理经验对中国大陆城市开展垃圾分类与资源化管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农业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特征、要素和路径

农业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在"三农"和生态环境交叉领域的重要应用。农业具有先天弱质性,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具有天然一致性,且我国农业生态环境问题具有双重外部性和历史滞后性。在构建现代化农业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过程中,需要处理好五组关系:生态治理与乡村振兴的关系;农业短期保供给和长期可持续的关系;农业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复杂和机构弱化的关系;目标过度量化和支撑信息不足的关系;农业源治理和工业源治理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构建符合农业农村特性的环境治理体系,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