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碳排放强度影响因素对区域差异的作用分析

根据IPCC方法计算得到1995—2012年中国各省市碳排放数据,表明从1995年开始,我国各省市的碳排放强度整体上呈现南低北高,东低西高的分布格局,并有逐渐下降的趋势.区域间碳排放强度的基尼系数、Theil系数、对数离差均值的计算结果表明碳排放强度在各省市自治区间存在明显差异,并且差异随着时间逐渐增大.为了进一步分析碳排放强度差异的影响因素,我们建立了碳排放强度的回归方程,并采用夏普里值分解法进行影响因素的分解分析.整体上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水平对碳排放强度差异的贡献值最大,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其对碳排放强度差异的作用逐渐加强.其次是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贡献值分别为18.91%和26.76%,对碳排放强度差异的贡献值随着时间逐渐减少,作用也逐渐弱化.最后是城市化水平(贡献值为~(-1).65%),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碳排放强度的差异.进一步采用第三产业占比表示产业结构,石油占比表示能源结构进行分析,发现它们与碳排放强度变为反向关系.即一个地区的第三产业比重高,在能源结构中油的比重大,煤炭比重小,碳排放强度相比于其他地区则低.由此可见,石油比重的区域差异是影响碳强度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提升碳排放强度高的地区的石油以及低碳能源可以缩减区域间的碳排放差异.本文的研究对合理、公平的碳减排政策的制定,鼓励各省市自治区积极参加碳减排活动有着积极的意义.     

工业VOCs经济手段和工程技术减排对比性分析

挥发性有机物(VOCs)污染已经同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颗粒物等成为目前我国重点城市群的主要大气污染物.工业领域是挥发性有机物的主要排放部门,工程技术减排是重要的控制措施之一."十二五"期间,我国计划投资400亿元建设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治理项目,年减排量计划为60.5万t·a-1.技术减排被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表明了国家对工程技术减排的重视.本研究采用宏观经济学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对工程技术减排与经济手段(环境税)进行政策模拟,进行比对性分析,探讨了两种减排方法的优劣.研究认为,当前经济条件下,相同减排量下,考虑宏观经济损失,环境税减排的成本远高于技术减排.结合目前我国实际情况,为鼓励工程技术减排,建议政府给予企业约为7 500元·t-1的财政补贴.     

区域贸易隐含碳排放和SO_2排放的投入产出分析——以江苏为例

区域碳排放责任划分和污染治理必须考虑空间转移问题,才能制定公平可行的减排和治理方案。中国区域产业结构和消费模式不同,区域间贸易往来密切,需要对贸易品中隐含的碳排放和污染排放进行估算。论文采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计算了江苏基于生产者角度和消费者角度的碳排放和SO_2排放,对各部门贸易中隐含的碳排放和SO_2排放进行了估算,并对隐含碳排放和SO_2排放流入最高的4个部门和最终需求中碳排放和SO_2排放的流入来源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江苏属于碳排放和SO_2排放净流入区域,净流入碳排放17.87 Mt C,净流入SO_2排放9.05×104t。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工业、电力和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以及建筑业输入贸易中隐含的碳排放和SO_2排放都较大,未来江苏产业结构调整面临较大压力。     

挥发性有机物税收政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分析

基于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引入不同税率的间接税作为环境税的征收方式,在3种情景下对挥发性有机物的减排效果以及对我国宏观经济和产业部门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模型运算结果表明,从环境角度分析,对主要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部门征收间接税,对其排放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控制作用.从经济角度来看,环境税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宏观指标,比如国民生产总值、总投入、总产出和消费等都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仅对政府收入的提高有促进作用.并且税率越高,对污染的控制力度越强,对经济的发展的影响也越加地明显.本文建议,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的控制政策,需要以行政命令型控制手段为主,以逐步在重点污染排放行业征收低的间接税收政策为辅.     

上海、北京和天津碳排放的比较

以北京、天津、上海为例,探讨了城市碳排放趋势预测的研究方法。采用最优增长率模型,研究了经济平稳增长的条件下,各市未来的能源碳排放趋势。考虑了水泥工业的碳排放量,并采用CO2FIX模型计算各市森林碳汇量,从而得到各市净碳排放量。结果表明：北京、天津、上海的能源碳排放量都呈倒U型曲线,上海的碳排放量远高于北京和天津两市。北京、天津、上海的水泥碳排放量都呈增加趋势,其中北京每年的水泥碳排放量最大,且增长率也是3个城市中最大的。北京和天津的累计森林碳汇量不断上升,上海的累计森林碳汇量几乎为零。北京、上海、天津的净碳排放量仍呈倒U型曲线增长,但与不考虑水泥碳排放和森林碳汇时的情况差别不大。由此可见,北京、上海、天津应重点减少能源碳排放,有效控制水泥产业碳排放,逐步扩大植树造林面积,从多方面采取措施降低碳排放。     

基于集体行动逻辑的京津冀雾霾合作治理演化博弈分析

当前京津冀地区在雾霾问题上面临环境外部性困扰和集体行动困境,其根源在于地方政府作为雾霾合作治理集体成员的收益是不对称的,而割裂集体行动中收益与损失之间的联系是一种纠正环境外部性市场失灵的政府失灵。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在京津冀三地政府执行雾霾合作治理规制行为上表现为私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动态重复博弈。针对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执行状况,基于集体行动的逻辑视角,借助演化经济学研究工具,构建京津冀三地政府在雾霾合作治理执行策略的猎鹿模型、拓展模型的演化、随机和动态的博弈过程,探究地方政府执行雾霾合作治理集体行动的行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根据复制动态方程探讨博弈主体行为演化特征和演化稳定策略,采用数值仿真方法分析不同情形下系统演化轨迹及演化均衡状态,考察随机因素对系统演化均衡状态的影响以及实现区域环境合作联盟的动态演化均衡机制。研究发现,京津冀三地政府在雾霾合作治理执行过程中的动态演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本地区在区域整体中的环境偏好系数和搭便车收益与集体行动收益的比值。因此,中央政府要健全跨区域环境治理的制度建设,为京津冀地区建立一致的区域环境质量标准,有效降低地方政府在合作治理雾霾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收益,以立法的形式对约束地方政府承担环境治理责任的强制和选择性激励措施加以确定。此外,将雾霾造成的经济损失作为重要指标纳入地方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加强对地方政府雾霾治理执行情况的监管力度,实现合作治理雾霾集体行动责任落实的帕累托改进。     

基于动态CGE的挥发性有机污染物VOCs排放预测和控制研究

从成本效益角度,通过宏观经济手段来控制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的研究将对我国改善大气环境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在先前研究的基础上,将静态CGE动态化,以2007年为基准年,预测了我国挥发性有机物在当前政策下到2020年的排放量.模拟对排放量高的部分工业部门征收环境税,探讨了其对排放量以及经济系统的影响,为我国挥发性有机物的控制对策提出了建议.结果表明,通过征收税收,可以实现减排VOCs的目的,但经济成本也较大.由于部门经济关联关系,虽未对交通运输业征收VOCs环境税,其影响也较大.因此,在采用宏观经济政策控制VOCs时,需要做好相应的补贴措施.     

人工智能助力碳中和目标实现的基本途径与内在机理

人工智能与低碳经济是当今世界的两大热点话题,两者具有密切的关系。本文分析了人工智能技术在主要领域的节能减碳作用,提出了工业制造领域节能减碳模式为“绿色制造技术+电气化+智能化”,交通运输领域模式为“新能源汽车+智能交通系统”,建筑楼宇领域的模式为“隔热材料+智能能耗监控”,农业领域的模式为精准农业技术和数字化管理。同时,分析了人工智能能耗问题、技术成本问题以及对就业造成的冲击问题,为未来碳中和实现路径提供新的分析思路。     

基于SSPs情景的中国极端降水影响评估

气候变化对区域经济系统造成的影响不容忽视。中国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做出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承诺。然而,我国碳中和路径设计需要考虑不同气候情景下气候风险的差异。如何评估不同气候情景下气候变化对经济系统的影响,尤其是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经济损失评估对减缓或适应气候变化提供重要指导信息。本研究基于参与CMIP6计划的BCC-CSM2-MR气候系统模式气候模拟资料,构建气候灾害经济损失函数,并预估不同SSPs情景下中国区域极端降水天气灾害的直接经济损失。结果显示,在高碳排放SSP585情景下,如没有适应能力的改善,中国极端降水事件的经济损失值将比排放量较低的SSP126和SSP370情景高,且这种趋势将逐渐扩大,在2090—2100年,年均直接GDP损失值可达2.4万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