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时期中国环境监管体制改革的形势、目标与若干建议

本文构建了包括监管的立法、组织体系、监管权力配置、监管工具与程序、问责机制、监管能力等要素在内的环境监管体制分析框架,从污染物排放趋势、国家制度建设等角度分析了"十三五"时期中国环境监管体制改革面临的挑战、目标和思路。"十三五"时期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时期,完善环境监管制度是推进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面对严重环境污染所带来的挑战,在此期间加快环境监管体制改革、提高环境监管有效性是切实实现治污减排的根本保证。完善环境监管体系、改进监管方式、创新监管手段是建立治污减排长效机制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完善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依法行政的要求,中国环境监管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按照合法性、独立性、透明性、可问责性、专业性和执法能力、可信性等原则建立和完善现代环境监管体制,为此必须从专门立法、组织结构、权力分配、问责机制、监管程序与工具、监管能力建设等各方面推进改革。本文提出了"十三五"时期环境监管体制改革的思路及若干建议,主要包括:加快修订环保法律法规,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推进环境司法常态化、规范化和专门化,进一步提升环境监管法治化水平;从纵向、横向上优化环境监管组织结构,强化区域层级的监管与督查功能,强化中央层级环境监管机构对环境信息的获取能力;优化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机构设置以及相关职能,建立并完善内部机构的协调机制;完善环境监管的内外部问责机制,把做实对监管者的监管机制作为优化环境监管体制的抓手;强化对监管工具的顶层设计,做实监管程序中关键环节,建立环境监管影响评估制度;加强环境监管能力建设,推进环境监管制度队伍职业化发展,保障各级环境监管机构具有充分履职的能力。环境监管体制的改革和完善,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国际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基于政策工具演进的视角

将气候问题的主要利益集团和国家分为三组,欧盟(以英国、法国、德国为代表)、伞形国家集团(以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为代表)和发展中国家(印度、巴西、南非等),近似代表气候政策的一、二、三3个梯队。全面扫描这些国家标准和管制政策、财政政策工具、排放权交易、自愿协议、信息工具、研发政策等主要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同时,选择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变动趋势以及环境监管能力作为政策环境因素,试图反映气候政策工具应用条件"从低到高"的"阶段性"的特征。通过对上述国家和地区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工具应用情况的国际比较,总结了减排政策工具应用的基本经验,得出了对我国的启示:继续运用好标准和管制为代表的"传统"政策工具;充分考虑政策工具的应用条件,稳步推进"高级"政策工具;加强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以提高能源效率作为温室气体政策工具的核心目标;近期应谨慎推出碳税;循序稳妥推进碳市场建设。     

现阶段完善温室气体减排政策的思路和建议

中国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2012年,中国政府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向世界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十二五”规划将碳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提出了碳强度降低的国家目标,即到“十二五”末碳强度下降17％。但是,中国温室气体减排的长效机制尚未形成,减排的政策体系亟待改进。     

从政府监管视角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在全面深化改革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背景下,中国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正在重构。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中,政府监管处于核心位置。本文分析了政府监管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分析了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建设中环境监管存在的问题,梳理了环境监管体系的改革框架。研究认为:中长期环境监管体系改革面临新的形势。深化环境监管体系改革,强化国家的监管职能,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维度和抓手。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需要进一步厘清改革方法论,增强改革系统性、集成性,统筹推进责任体系和问责机制、机构改革、政策工具三个方面的改革。     

从“多管”走向“严管”——简政放权背景下环境监管政策建议

国务院取消和下放部分行政审批项目,在赋予企业投资积极性的同时可能产生环境污染。必须加强环境监管,从环境监管的法治基础、组织体系、监管能力、公众参与、问责机制等方面,解决我国环境监管存在的突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