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污染物总量减排数据核算体系研究

"十一五"期间,中国对COD和SO2两种污染物开展总量减排工作,预期指标超额完成。"十一五"期间构建起来的总量减排数据核算体系为中央政府提供了相对准确的减排数据,是减排取得成功的基础。本文通过研究减排数据核算体系来对总量减排的成功进行制度性解释。本文采用文本分析和实地调研的方法,描述了中国减排数据核算体系的组织机构及其基本职责,整理出了自下而上的数据生成、流动机制和自上而下的数据核查、反馈机制,归纳出总量减排数据核算体系相较于传统环境统计的基本特征:一是设立了区域督查中心和各级总量控制部门等专门的组织机构;二是数据的双向流动机制,中央拥有对减排数据的审核权和最终确定权,并且会将正式确定后的数据逐级反馈给地方政府并应用于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行政考核当中去;三是在数据核算中采用环境监测数据,并因此进行了全国范围的环境监测能力建设;四是减排工作全过程数据核算。这些新特征使得中国减排数据核算体系得以提升减排数据质量,对地方政府可能的违规行为进行约束;将减排绩效与地方政府考核相结合,通过政治激励促进地方政府开展减排工作;加强地方政府环境监管能力,保障减排工作的开展和完成。但现有数据核算体系仍然存在监测数据利用不到位而导致行政成本较高、减排量核算细则"一刀切"导致政策公平性缺失等亟需改进完善的问题。     

关于节能减排达标申报制度的信号博弈分析

恰到好处的奖罚制度是促成企业自觉环保或者监管机构积极监理的前提。特别地,为促成企业自觉地采取环保行动,必须加大针对监管机构不作为的惩戒力度,而不仅仅是进一步地提高针对企业环保行为的奖罚力度。这就给环境监管机构带来了莫大的压力。因此,为有效缓解监管机构的工作压力,有必要建立节能减排达标申报制度。基于节能减排达标申报制度的信号博弈分析,排放达标企业将如实申报自己的节能减排情况。但只要监管机构对于申报排放达标企业意思表示真实的信心足够高,排放未达标的企业就有动机虚假申报其节能减排的情况。因此,节能减排达标申报制度存在四种可能的运行状况,亦即存在四种可能的后继博弈精炼Bayes Nash均衡策略。其中的两个为分离均衡状态,另外两个则为混同于申报达标的均衡状态。两个混同均衡的效果极差,实际上意味着节能减排达标申报制度失效。只有在分离均衡1或2下,节能减排达标申报制度的运行才较为理想。而且分离均衡2的效果要优于分离均衡1。因此,建议完善现行的排污申报与登记制度,建立节能减排达标申报制度。并尽可能地加大针对达标企业的财政补贴力度以及针对未达标企业的惩罚力度,以便尽可能地降低节能减排达标企业错误申报的可能性。与此同时,还要严格政府监管机构的组织纪律,除了要求全面核查申报达标的企业,并加大针对政府监管机构不作为的惩戒力度之外,还应经由全面核查,对节能减排达标企业的环保工作评定等级,以便重奖优者。     

《环境保护法》实施现状及其法典化“升级”

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之际，对《环境保护法》实施现状进行系统评估具有重大意义。2014年修订《环境保护法》，确立其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立法中的综合法地位，宣示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则，构建统一监管体制和多元共治机制，强化环境执法司法手段，在总结三十多年环境保护法治建设实践基础上体现了“美丽中国”建设新要求。八年来《环境保护法》整体实施成效显著，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奠定了良好法治基础。在生态文明建设向纵深推进过程中，《环境保护法》立法目的得到有效贯彻，生态环境统一监管体制基本建立，公众参与生态环境治理取得积极成效，以《环境保护法》为龙头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日趋完善；以多措并举的生态环境执法机制为基础，行政执法措施收效明显，执法改革不断探索创新，《环境保护法》主要制度得到良好执行；随着环境司法专门化专业化体系基本建成，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推进顺利，传统诉讼制度有效发挥生态环境保护功能，《环境保护法》司法适用取得突破性进展。然而施行至今，面对新时代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新任务新要求，《环境保护法》存在立法理念、立法思路、法律制度相对滞后...     

最严格环境保护制度:现状、经验与政策建议

在总结分析当前我国环境保护制度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相关经验,提出了建立和完善最严格环境保护制度的政策建议。针对当前生态环境保护中的短板和突出问题,建立和完善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需要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目标,加快建立以"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为基础、以"经济调节、公众参与、体制保障"为配套的环境保护制度体系。在源头预防方面,建立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环境保护目标体系、统计体系与核算制度,建立严格的环境准入制度,将环境质量改善和环境风险可接受水平作为环境影响评价的基本准则等;在过程严管方面,建立能够充分体现地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实绩的领导干部政绩评价考核制度、科学严格的环境污染排放标准体系,以及严格监管所有污染物排放的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制度体系等;在后果严惩方面,推行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审计和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刑事责任追究制度等;在经济调节方面,建立绿色财税金融制度体系,推动实施排污权有偿使用与交易制度,建立平衡生态产品生产者与受益者利益关系的生态补偿制度等;在公众参与方面,在法律法规中明确公民环境权利,完善保障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信息公开与立法听证等制度;在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方面,要从上层建筑入手,理顺生态环境保护管理涉及的顶层重大关系,在中央层面明晰资源、环境和生态三个领域的关系,明确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分配,调整环境保护系统内部的管理机构设置。     

雾霾污染、规制治理与公众参与的演化仿真研究

研究公众参与雾霾治理和地方政府规制污染企业减排的策略选择对于"坚持全民共治、源头防治,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打赢蓝天保卫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基于一个公众以健康损失和迁徙损失为代价要求地方政府规制污染企业减排的"公众不参与,政府不规制"囚徒困境博弈模型,然后引入中央政府环保督查和公众参与第三方监管,构建中央-地方-公众三方非合作演化博弈模型,借助数值模拟技术对模型收敛于理想"合作"演化均衡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中央政府能够以环境行政管制调控地方政府不规制行为与动机,公众参与的第三方监管作用以改变地方政府理性预期为前提,系统能够实现"中央给压力,地方来推动,公众都参与"理想演化稳定均衡。进一步研究表明,对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策略影响公众第三方监管可完全替代中央政府行政管制作用,有助于形成解决大气污染防治地方政府"中梗阻"问题的共同制约机制。新时期,为了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合作"治理模式,中国环境管理需要形成生态文明理性预期,建立环保督查长效机制;强化地方治污监督责任,落实企业主体治污责任;保障公众参与法律途径,完善公众参与监督机制。     

中国环保行政体制结构初探

环保行政体制结构是环保行政组织系统的基本框架,是实现环保行政管理职能的组织方式。我国长期以来的环保行政体制改革较为关注机构地位提升与管理职能强化,环保行政体制的结构较少得到关注。对环保行政体制结构的分析揭示了在机构地位提升与管理职能得到强化的前提下我国环保行政管理依然面临执法监督难、部门协调难等问难题的深层体制原因。本文首先根据组织行为学的基本原理,提出我国环保行政体制的矩阵结构模式,这一矩阵结构在纵向上存在双权威系统,横向上协调关系较为薄弱,从而造成环保监管权威弱化。其次,基于对我国地方环保行政体制改革效果的调查,指出我国环保行政体制结构出的了若干变化。最后,结合我国"十二五"时期落实国家环保意志的基本要求,提出改善我国环保行政体制结构的若干政策建议,即在基层改善体制结构中的双权威系统,并以流域水环境管理体制创新为大部门体制改革突破点,探索环境管理职能组织方式的优化途径。     

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国际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基于政策工具演进的视角

将气候问题的主要利益集团和国家分为三组,欧盟(以英国、法国、德国为代表)、伞形国家集团(以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为代表)和发展中国家(印度、巴西、南非等),近似代表气候政策的一、二、三3个梯队。全面扫描这些国家标准和管制政策、财政政策工具、排放权交易、自愿协议、信息工具、研发政策等主要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同时,选择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变动趋势以及环境监管能力作为政策环境因素,试图反映气候政策工具应用条件"从低到高"的"阶段性"的特征。通过对上述国家和地区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工具应用情况的国际比较,总结了减排政策工具应用的基本经验,得出了对我国的启示:继续运用好标准和管制为代表的"传统"政策工具;充分考虑政策工具的应用条件,稳步推进"高级"政策工具;加强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以提高能源效率作为温室气体政策工具的核心目标;近期应谨慎推出碳税;循序稳妥推进碳市场建设。     

环境监管执法发展思路与对策研究

近年来,环境监管执法事业取得显著发展成效,有力支撑了总量减排、质量改善等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本文在分析我国环境监管执法发展形势和面临的困境的基础上,提出未来环境监管执法发展的建议。研究表明,现阶段我国环境监管执法仍面临诸多困境,环境违法现象居高不下,政府干预现象较为普遍,监管缺位问题相对突出,执法能力仍有待提高。未来一段时期,破解困境需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落实政府责任,健全执法机制与制度,提高执法能力,引导企业守法,加强公众参与,提高环境监管执法效率和效能。     

财政分权背景下中国环境治理体系演化博弈研究

立足于新时代环境政策的一系列变革举措,聚焦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抓手和基础支撑―财政分权体制,深入研究多元主体背景下有效环境治理体系运行机制,为建立新时代背景下稳定高效的环境治理体系提供理论基础。创新性地将中央政府策略集合与财税体制发生关联,运用演化博弈模型,探讨了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交互作用下,中央政府的财税体制选择与其余主体策略选择间的作用机理和演化过程,并通过均衡点稳定条件求解,分析了不同政策取向下环境规制体系的作用效率与演化路径。结论显示:环境治理体系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存在多重演化稳定策略,且存在相应的演化稳定条件。其中,在中央政府选择高财政分权度、地方政府选择积极治理、企业选择治污达标情景下,中央政府以更快的速度到达均衡;在中央政府选择低财政分权度、地方政府选择积极治理、企业选择治污达标情景下,地方政府以更快的速度到达均衡,而企业在两种情景下均呈现最为缓慢的演化速度。总体来看,三方主体在(低财政分权度、积极治理、治污达标)情境下以最快速度达成有效的稳定均衡解。通过对混合策略均衡进行参数敏感性分析得出结论:扩大地方环保财政支出、提高企业减排补贴以及强化官员政治约束,同时调整中央转移支付额度与结构、适度使用行政罚款类手段将有助于构建三方主体协同联动治理模式。进而提出央地间财权事权合理划分、提高环保财政支出、强化政约束等政策建议,推进环境治理体系稳定高效运行。     

河长制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河长制由江苏省无锡市首创。河长制的发展经历了个别首创、局部扩散和全面推进等三个阶段。河长制的诞生源于水资源危机、水环境危机、水生态危机等水危机,而水危机的根源在于水体制失灵、水机制失灵和水制度失灵。河长制的实质是对现有河流管理制度的统筹,是对现有河流管理权威的加强,是对现有河流管理职责的监管。河长制的环境绩效是单一的正面效应,而河长制的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则具有双重性。从实施河长制的地区观察,河流的水环境质量显著改善。河长制的实施,倒逼经济转型升级,出现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的趋势,但是,也呈现出"不惜代价治水"的高成本问题。河长制的实施,强化了政府主体的作用,弱化了市场主体的作用;强化了政府机制的功能,弱化了社会机制的功能;强化了河长的职能,弱化了原治水部门的职能。在水危机和水制度危机十分严峻的背景下,即使存在河长制的负面影响,只要正面效应大于负面效应,河长制依然是值得肯定的。分析已有治水机构及治水机制可知,河长制的职能定位应该是调查研究、综合协调、考核评价、监督检查。河长制的可能模式包括政府主导型模式——党政领导担任河长、社会主导型模式——社会贤达担任河长和市场主导型模式——企业家担任河长,在一定的时期也许是三种模式同时并存。从历史长河来观察,河长制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随着现代水治理体系和水治理机制的完善,河长制最终将退出历史舞台。     

我国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环境污染问题及对策研究

我国的农村现代化进展迅猛。但由于管理体系不畅、资金来源不足、扶持措施不力、治理模式不适，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日趋突出。建议“十一五”期间统筹“生产发展、生活改善、生态良好”目标，在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和转移支付力度的同时充分引入市场机制，并采取以下措施：点上治理和面上规划并重。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基础体系建设，采用多种手段扶持有关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行，在工农业生产中贯彻循环经济理念并倡导污染集中治理模式。     

对修改《大气污染防治法》着力点的思考

从2013年到2016年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能用来说明2015年修订通过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为防治大气污染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那些成就主要是由以《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为标志的政府防治大气污染的行动取得的。《大气污染防治法》(2015)的加"严"修订主要表现在:罚则条款数量增加;违法行为种类增加;责任类型增多;多处设定"惩罚束";设定阶梯式处罚;创设身份罚新形式,多处设定机能罚等方面。那些加"严"修订都服务于实现"行为人不违反"这个规制目标。以往的研究成果表明,使"行为人不违反"的法律不能保证使环境达到一定的质量目标。近年我国政府环境保护举措取得成功的秘诀主要有三点,即:(1)减少绝对排放量;(2)政府负责,而不是行政相对人负责;(3)用权力推行,而不是用设惩罚"威胁"行政相使之守法的方式寻求大气污染防治目标的实现。要让大气污染防治法成为我国防治大气污染的基本依据和有效防治大气污染的保障,必须对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再行修订。新的修订应当以政府的大气污染防治行为为着力点。这样的修订主要应当考虑:建立大气质量目标制度;健全总行为控制制度;按照大气污染防治的需要明确对各级政府、地方权力机关的授权;规定政府或其职能部门的职责和相关行政权运行的约束程序。在对《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了以"政府的大气污染防治行为"为着重点的修改之后,国家将取得法治国家建设和大气污染防治法制建设的双重收获。     

跨界大气污染治理体系和政策措施——欧洲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大气污染具有明显的跨界特性,跨区域联防联治机制是大气污染治理的重要手段。欧洲跨界大气污染治理具有完整的治理体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取得了显著成就,充分借鉴和吸收欧洲跨界大气污染治理的经验,对提高中国大气污染治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推动解决大气污染治理难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深入分析了欧洲跨界大气污染治理的背景、制度演化、治理体系和政策措施,结果发现,欧洲跨界大气污染治理机制是以EMEP为基础、以CLRTAP为核心、八项议定书为补充的不断扩展治理领域和政策边界的动态过程,其治理政策的制定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科学化定量体系和制度化保障体系两个维度总结了欧洲跨界大气污染治理的主要措施,结合中国实际,对中国跨界大气污染治理提出了政策建议:(1)建立健全大气治理立法及配套执行体系,并严格落实问责;(2)尽快建立和完善跨界大气污染监测评估系统;(3)科学划分大气污染治理区域,成立跨区域组织领导机构;(4)加快研究制定符合国情的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     

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脱钩分析

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发展中期,经济发展模式也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向集约式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但是,目前产业结构仍以能源消耗较大的工业为主。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为了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到201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2005年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研究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脱钩,有助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利用脱钩理论评价模式,基于脱钩指数分析目前我国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关联,以1990-2007年历史数据为样本,得出结论:在一定阶段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处于绝对脱钩和相对脱钩阶段。     

基于新环保法解读的长江经济带开发环保法制探析

长江经济带近年来上升为新一轮的国家战略,然而区域内生态环境面临严峻压力,生态环境保护关系到其有序开发与可持续发展。新环保法的出台与实施为长江经济带开发过程中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从生态环境退化、物种持续减少、环境事故高发等7个方面剖析了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趋向,并从明确政府环境责任、解决违法成本低等5个方面对新环保法展开解读,然后基于综合规划、合理布局、严守红线、优化技术、地方立法、依法行政、降低风险、公开信息与共同参与等9个方面对长江经济带的环保执法进行探讨,以期为新时期长江经济带开发法制建设提供参考。     

优化分配方式 提高资金环境绩效

十一五期间中央环境保护专项资金下达近91亿元,为我国环境污染防治和监管基础能力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保障。随着财政资金使用改革的不断深入,财政部和环保部对中央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的管理已从过去以评审为中心转变为以绩效为中心,无论在资金投向、分配方式、过程管理、绩效评估等方面都紧密围绕环境绩效这一中心开展。本文在对十一五期间中央环境保护专项资金资金分配总体情况总结归纳的基础上,分析了资金分配方式制约绩效发挥的主要问题,以改革创新资金分配方式、提高环境绩效为目的,对中央统筹法、项目申报法、因素分配法等三种分配方式提出了若干改革优化的建议。     

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其传导机制——基于创新补偿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双重视角

对于中国多数资源型城市来说,改善生态环境与促进经济增长是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一些研究认为治理环境污染可能加重"遵循成本",进而不利于经济增长;也有研究认为环境规制会通过"创新补偿"效应,增进当地产品竞争力,弥补企业成本负担并促进经济增长;此外,还有研究认为环境标准提高有助于区域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带动经济增长。为验证中国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本文基于2004—2014年资源型城市数据,以样本城市GDP为被解释变量,以工业污染治理设备运行费用为解释变量,进行了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并观察了科技行业人员比重和第三产业比重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1)资源型城市工业污染物治理对GDP总量和人均GDP的影响均显著为正;(2)在环境规制与GDP(或人均GDP)的正向关系中,科技行业人员比重的提升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即存在显著的创新补偿效应;(3)除了传统观点看到的创新补偿效应,污染治理对产业结构的积极影响也在二者正向关系中有重要的中介作用,而且比创新补偿效应的作用更显著。本文的结论是,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未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主要是由于经济资源从效益不佳的工业企业流向了第三产业,同时工业部门自身的创新潜力也已逐步凸显。因此,面对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压力,资源型城市要取得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双赢,应当强化污染治理成本对企业技术进步的倒逼机制,进一步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同时要构建多元产业体系,促进资源型行业与现代服务业的有效对接和深度融合。     

水污染控制规划的GIS辅助技术研究

以宁波市甬江流域为例，以GIS技术辅助流域水污染控制规划，在ARCGIS90的环境中，完成了流域水系概化、水质评价，并利用GIS的叠置技术，建立功能区划水域－入河排污口－陆上汇流区的对应关系。根据水环境功能区的水质目标，通过建立污染源－水环境质量的输入响应关系，然后利用GIS技术对甬江流域数字高程模型（DEM）进行数字地形分析，得到甬江流域的模拟河网和流域汇水图，构筑了水污染控制单元，作为水环境容量核定和总量分配的基本工作区域。最后利用GIS的可视化表达进行辅助决策，确定各水环境功能区的水环境容量，结合排污状况（包括工业、农业、生活）的分析，得出流域水污染控制的总量控制方案和对策措施。甬江流域水污染控制规划的实践表明，在规划过程中，GIS作为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渗透在每一个环节中，为数据管理、空间图形表达和空间决策分析提供有效的工作平台和可靠的技术支持     

福建省“十二五”期间临港石化产业环境风险及防范对策初探

重点分析了福建省十二五期间临港石化工业发展在围填海、污染物累积、事故性排放等方面可能产生的环境风险,从加强环境跟踪评价、突出特征污染物的总量控制、环境风险应急预案设置、加强环境监管机构的设置等方面,提出十二五期间福建省石化工业环境风险防范的重点。     

生态足迹动态预测模型构建与分析

生态足迹的动态预测能够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但其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以武汉市为例，选取表征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建立了社会经济系统指标体系，在对武汉市1978~2004年生态足迹时间序列计量的基础上，应用偏最小二乘算法构建了生态足迹动态预测模型，并根据〖WTBX〗VIP〖WTBZ〗值的大小分析了各指标对生态足迹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武汉市“十一五”规划期间生态足迹呈上升趋势，其中规划期末2010年的人均生态足迹为2810 5 hm2，高于全球生态阈值（人均生态足迹为2200 0 hm2）；根据〖WTBX〗VIP〖WTBZ〗值得出人口、能源消费量和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为最重要的影响因子，并就如何实现武汉市“十一五”规划目标提出了政策性建议。将科技进步贡献率、能源消费量等重要因子纳入社会经济系统指标体系，弥补了在生态足迹定量测度中忽略社会、经济、科技因素对其影响的不足；另一方面，引入偏最小二乘算法中的〖WTBX〗VIP〖WTBZ〗值更准确地评价了各指标对生态足迹变化的影响，为生态足迹动态预测研究作了进一步地完善与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