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核算——基于成本收益双视角

合理的补偿标准是流域生态补偿的核心,也是激励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积极性、体现生态系统服务改善价值、实现区域协同发展的关键内容.基于成本收益双视角,以渭河流域为例,运用全成本法和选择实验法测算了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保护的成本收益,进一步借助鲁宾斯坦议价模型核算跨区域生态补偿标准.结果表明:(1)为改善流域生态环境,上游甘肃省的直接治理成本约为35021.27万元/a,间接成本约为107112.26万元/a,全成本约为142133.53万元/a;(2)流域生态系统服务改善能够为中下游陕西省带来的收益为252912.96万元;(3)在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保护成本收益明确的前提下,若上游地区在协商中具有完全耐心或中下游地区完全没有耐心,则上游获得全部净收益,补偿标准为252912.96万元/a;若上游地区完全没有耐心,且当中下游耐心程度(贴现因子)为0.5时,则双方将均分净收益,即补偿标准为197523.25万元/a.总的来看,研究对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保护的成本收益分析及跨区域生态补偿标准核算提供了可行思路,实际应用中可根据具体情况合理设定议价双方贴现因子进行灵活处理.     

武汉市都市发展区地表温度季节性空间分布与驱动力分析

基于2015年武汉市都市发展区30 m空间分辨率的Landsat 8遥感影像反演近地表温度(LST),运用地统计学、地理加权回归(GWR)等方法,分析都市发展区、生态绿楔以及主城区四季LST时空分布规律和各驱动因子的作用机制,以期为更全面、科学地规划城市发展空间布局和缓解热岛效应提供借鉴.结果 表明:(1)与单一的普通最小二乘回归(OLS)相比,线性逐步回归(LSR)可以寻找最优的多驱动因子组合模型,与LSR拟合的结果相比,GWR模型R2值提高了0.04～0.09,且AIC值均明显减小;(2) LST存在空间聚集关系,“高-高”聚集主要发生在主城区、新型城镇发展区、主要交通干线沿线等更容易造成高温聚集的人工表面,其中夏季“高-高”聚集网格数最多且占比最大,而“低-低”聚集四季均主要发生在各大湖泊水系;(3)绿楔生态用地降温幅度各异,春季降温幅度不明显,夏季降温幅度最显著,各绿楔生态用地降温均超过2℃,且在一定范围内,LST随着与绿楔距离增大而升高,达到一定距离时,会随着与绿楔距离增加而趋于平缓或呈下降趋势;(4)与前人研究相比,景观格局对LST变化的解释程度整体较低,其原因可能是快速城市化导致人工表面积增加,相应的人工绿地也将增加,使得城市景观格局更加零散,导致LST受多种相互作用因素的影响;(5)影响四季LST的驱动因子空间差异较大,夏季土地覆盖和景观格局与冬季土地覆盖、景观格局和人为活动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说明高温或低温条件下这些驱动因子对全域升温作用明显.     

湖北省耕地利用转型对农民增收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2005～2017年湖北省74个县域面板数据,构建基于交通权重的空间权重矩阵,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耕地利用转型影响农民增收的空间溢出效应,并进一步揭示该溢出效应呈现的具体规律与特征.研究表明:(1)耕地利用转型各形态和农民收入水平都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2)农民收入水平的空间自回归系数ρ为0.65,表明相邻县域农民增收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本县域农民收入增长1％,相邻县域农民收入将会增长0.65％;(3)相邻县域间的空间溢出效应主要靠耕地数量、农业劳动力和基础设施投入形态变化驱动,其中,农业劳动力形态变化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占总效应的69％,耕地数量形态占15％,基础设施投入形态占12％.因此,应注意提升县域间耕地利用系统协同性,利用其空间溢出效应促进湖北省各县域共同发展、农民收入协同提高.     

轨道交通车辆基地的LID布置优化

近年来，极端天气发生频繁，城市化建设急速发展，由于强降雨导致的城市轨道交通内涝，给轨道交通正常运营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基于雨水管理的海绵城市建设对解决车辆基地径流问题具有重要作用。基于NSGA-Ⅱ构建以径流总量控制率、节点超载总时间和LID工程总成本为目标函数的LID优化布置算法，从模型角度优化LID措施的组合方案及规模，避免情景方案中人工枚举不全面的问题；并以上海市某车辆基地为研究区域，探究区域的LID布设方案。模拟结果表明：耦合SWMM和优化算法可生成一系列兼顾上述三目标的LID布设方案，有效削减了区域雨水径流总量和洪峰流量，提高区域排水能力，为车辆基地的LID方案设计提供技术支持。     

多主体协同治理下茶农绿色生产绩效

多主体协同治理对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及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以茶叶地理标志保护为例,采用DEA-HR模型分析地理标志保护多主体合作博弈及协同绩效.结果 表明:现阶段地理标志保护主体(监管部门、茶厂、茶农)合作不完全;保护主体协调度仅为0.64,处于"初级协调发展型"阶段,茶厂与茶农成为拉低整体协调度的短板;进一步运用门槛模型揭示茶厂与茶农协调度低的关键因素在于监管部门的质量检测强度弱、茶农的品牌了解程度低,同时测出茶厂与茶农的经营规模存在门槛效应.为提高地理标志保护主体协同绩效,政府应协同其他主体强化农产品质量检测,加强地理标志保护宣传力度,构建以市场监管为主、政府规制为辅的地理标志保护主体协同治理策略.     

基于神经网络模型的千岛湖清洁水体叶绿素a遥感反演研究

叶绿素a浓度值是水体水质评价的重要指标,研究基于高分一号(GF-1)卫星遥感影像,利用神经网络模型,选用6节点的隐含层设置,构建了千岛湖清洁水体叶绿素a浓度反演模型,对其叶绿素a浓度值时空特征进行分析,并与其他常规反演方法精确度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利用神经网络模型对千岛湖清洁水体叶绿素a浓度值进行反演是可行的,且与其他常规方法相比,该模型对于叶绿素a含量低的内陆清洁水体反演有着更高的相关性(R2 = 0.921 8);在空间分布上,千岛湖区域水体叶绿素a浓度整体较低,高叶绿素a浓度区域主要集中易受人类活动干扰的西南及东北区域;年际变化分析表明,千岛湖区域水体叶绿素a浓度稳定,且波动较小,平均叶绿素a浓度值皆维持在1.70～1.75 pg/L之间,清洁水体特征显著.     

自然村落景观“源—聚”空间演变的文化活态保护路径——以黑龙江省宾州镇为例

自然村落承载的乡土记忆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面对经济变迁下的城镇化改造，如何借助空间特征定位村落文化保护的转型路径成为关键。本文探讨了将“源汇”嵌入文化景观进而拓展为景观”源—聚”的可行性，并以亟待转型的东北村落为例展开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景观“源—聚”方法突破了对单一要素和信息片面化关注的局限，能够借助区划手段探索文化空间的分区特征，支撑文化景观格局构建。（2）宾州镇以聚落生活区为主，主城区辐射带动效应明显，村落间文化联系紧密，可构建“中心—附属—外围”的层级传递与联动模式，促进乡村文化空间的协同发展。研究挖掘了乡土景观自然结构背后的文化意义，从理念与实践中探索了自然村落文化保护的活态路径。     

创新价值链视角下企业创新效率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苏省国家高新区企业的验证

中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高新区企业创新增效提质是增强高新区创新能力的内生动力.从创新价值链视角出发,将企业创新过程分为技术开发阶段和经济转化阶段,运用两阶段DEA模型分别对2016年江苏省12个国家高新区、11个技术领域以及各高新区内不同技术类型企业的整体和分阶段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并构建Tobit回归模型探究每个阶段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江苏省国家高新区整体创新效率有较大提升空间,其中技术开发效率表现优于经济转化效率.(2)高创新效率的技术领域集中在电子与信息、新材料等,生物医药、环境保护和光机电一体化等技术领域整体创新效率处于较低水平.(3)以各阶段创新效率均值为分界,划分创新资源利用的四种模式,大部分高新区企业处于高开发-低转化和低开发-高转化型模式,存在技术创新与经济转化联系不够紧密的现象.(4)资本投入水平、劳动力的“质”和“量”、政府支持力度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阶段差异性.最后,根据研究结果,从强化知识交流网络、集聚多元化人才、调整资源投入产出评估方式及采取扬优补短式效率提升路径四个方面给出提升高新区企业创新效率的政策建议.     

中原城市群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时空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06～2016年中原城市群各地市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SBM模型和Malmquist模型测算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并分析其时空差异,基于此借助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中原城市群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因素,旨在促进土地要素的合理配置和区域协调发展.研究结果表明:(1)2006～2016年中原城市群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整体水平不高,呈现先下降后上升波动变化趋势.高效率聚集区主要分布于中原城市群的西部,而东部的高效率聚集区逐渐向北部迁移.(2)城市土地利用过程中要素投入以及非期望产出的冗余是造成中原城市群土地利用效率损失的主要原因之一.(3)中原城市群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存在正向的空间自相关.(4)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对于提高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财政压力、城市房地产投资对提升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5)研究区域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因此要提高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中原城市群需要进一步加强城市之间的联系,建立联动发展机制,增强城市土地利用的系统性和整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