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环境协同发展能力评价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的核心要求,城市生态协同发展是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关键。城市生态协同发展主要体现为特定地方对全流域生态环境质量的贡献度,体现了特定地方对流域性生态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以上城市生态环境协同发展能力差异悬殊。协同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能耗和污染排放较少的城市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工业污染较少的城市。而生态协同发展能力较差的城市多集中在那些能耗和污染严重的地区。这些城市形成了三大一级城市群和八大二级城市子群的空间分异格局。该格局表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生态协同发展能力之间在现阶段并非存在着严格的对应关系。长江经济带生态协同发展需要切实体现一体化治理(流域性)、中央集中性治理(国家战略性)和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统筹性治理(复合地域生态系统)三大内在需求。从长江流域整个生态系统恢复与地方生态环境保护的分工协作入手,处理好中央与地方政府在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中的责权利关系,实现上下游之间、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在生态环境治理实践中的战略协同。     

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协同规制的立法诠释与意涵表达——以《长江保护法》为述评视角

为解决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模式中“权力—权利”主体间存在的结构性冲突,《长江保护法》以专门立法的形式对流域生态环境法律体系进行了统合性建构,创设出“环境公权机关统筹主导+环境私权主体竞相参与”的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协同规制的新模式。该模式的塑造既有对构建我国现代环境治理体系这一顶层设计的积极遵循,也适配于社会性规制力量蓬勃发展的客观趋向,符合“成本—效益分析”视野下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成本最小化的价值追求。以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法律秩序的高度统摄为依归,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协同规制模式一方面沿循从“宏观宣示”到“微观赋权”的渐进性立法表达路径,对国家权力统筹主导流域治理的地位进行了立法诠释;另一方面也对社会力量多元参与流域治理的功能配置与职责序构作了妥善且周延的法律安排。在学理上,可从形式、理念与要素三重维度内容出发,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协同规制模式的法律意涵予以明晰。     

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政策研究

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是实现碳达峰目标和碳中和愿景、构建现代气候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举措,构建实施协同政策十分关键,是统筹推进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根本支撑。本文分析了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同关系,评估了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政策现状,分析了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协同政策的推进思路框架、重点方向、实施保障以及实施路线图。     

基于协同治理理论的区域环境治理探析

<正>协同治理理论是自然科学中的协同理论和社会科学中的治理理论交叉的理论,是在两种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本文将协同治理理论引用到南京、镇江、扬州三市(以下简称"宁镇扬")区域环境治理之中,旨在通过构建区域内政府、企业、社会公众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协同治理的新机制,促进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发展。     

长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建设：框架与重点

建立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是解决长江流域生态环境问题、促进流域水生态环境资源资产增值、实施流域综合治理的长效政策手段。在借鉴全国跨界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加快推进建立长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是长江经济带实施生态优先战略的重要途径。本文分析了长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提出了长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建设的总体思路和框架,建议长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建设重点处理好八大关系,本文可为长江流域可持续管理提供技术支撑。     

跨行政区划湿地保护司法协同治理的探索——以大纵湖湿地为例

在湿地环境资源开发与保护的过程中，传统行政区划治理机制已不能满足跨行政区划湿地保护系统治理需求。湿地环境的协同治理需要法治化，应重塑司法治理理念，构建新型、全面、高效的司法协同治理机制，形成湿地生态系统的整体治理格局。以江苏省大纵湖湿地为例，分析跨行政区划协同治理的必要性与不足，通过建立生态功能区公益优先制度、完善执法司法配套协作机制的方式探索跨行政区域司法协同保护与治理制度，以期促进湿地治理在生态系统内坚持公益优先，协商共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司法的流域性——兼论我国长江经济带司法协同治理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中共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要战略。法治是长江经济带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障。2021年3月1日,我国第一部流域法律《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长江流域司法协同治理是实现《长江保护法》提出的统筹协调、系统保护机制的重要保障。当前,我国长江经济带司法治理呈现碎片化特征,流域生态系统在司法保护尺度内尚未统一。本文基于对司法空间属性的理论分析,结合美国流域司法治理相关案例的考察,提出从空间协同性和专业协同性两个角度构建我国长江司法协同治理机制。     

长江流域水生态保护利益补偿的法律调控

当前长江流域水生态补偿实践主要以水质、水量和水能三类可量化的流域生态资源开发利用的形态出现,是"流域生态效益补偿"模式,其目标利益是流域整体生态保护效益,通过政策或区域政府间的协议、以财政转移支付为手段完成政府、行政区域单元之间的利益传送,其实质是一种行政治理措施、是基于权力的利益矫正,并没有将该补偿资金精确对应到真正的利益供应主体或受害主体,也就没有完成利益归宿的最终分配。长江流域生态保护利益补偿应当在效益补偿的基础上发展"生态保护产权利益补偿"模式,使生态保护利益从生态效益的结果行为端向原因行为端传递;产权主体特定性的识别,产权利益行为(增益或损益)与流域生态效益的连接,以及涉水产权法定即利益法定是构建长江流域产权利益补偿的法律要素。     

跨域治理理论在长江流域立法中的应用

跨域治理强调凭依多元治理主体,运用整体性治理思维,形成互济合作的治理网络,借此治理跨域公共议题。而流域环境问题有跨域性,因此,可将跨域治理理论应用于流域立法。长江流域具有跨域性,且含诸多治理主体及适用综合立法模式是长江流域立法的特点,这也决定了跨域治理有应用于长江流域立法的可能。通过研究进一步提出,长江流域立法应设立多元参与、互济合作的多元共治制度体系,构建综合规划与决策的法律制度体系。     

基于区域梯度式学习情景的长江经济带环境治理研究

长江经济带作为国家重大战略,面临开发与保护的巨大挑战,构建科学、高效的生态环境保护机制为其保驾护航成为重中之重。作为一个流域式生态共同体,区域统筹协调下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是根本关键。本研究导入区域协同治理理念,提出构建梯度式渐进学习环境协同治理框架,并采用数据进行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治理的多情景测度与评价实证检验了梯度间以及梯度内部的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协调机制的潜在影响。最终,从中央、区域和地方三个层面提出梯度式学习视野下长江经济带环境治理策略。     

基于SWOT-AHP分析法的农村垃圾协同治理优化研究——以安吉县为例

安吉县作为“两山理论”发源地,多年来在生态保护与垃圾治理方面形成了独特模式。通过对安吉县农村垃圾协同治理模式进行SWOT分析,选择12个指标并运用AHP法计算各指标权重和影响强度。结果表明,安吉县农村垃圾协同治理偏向增长型战略,进一步从动员社会多方力量、把握扶持政策、借助科技手段等方面提出优化措施,帮助安吉县在农村垃圾治理道路上行稳致远。     

京津冀一体化视域下流域水污染共治问题研究

随着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的纵深推进,三地在局部流域水污染治理中取得初步成效。但三地仍存在水资源短缺、水生态环境恶化与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不协调的矛盾,在流域水污染治理中陷入"碎片化"治理困境。通过深入剖析困境生成之机理——立法不协同、分割式自我治理体制、治理不同步、水资源利用补偿机制不健全,提出协同立法治理跨界水污染、搭建权威跨界水污染治理机构、编制实施水生态空间管控规划等"本土化"治理路径。     

保护生态惟有立法先行——关于洞庭湖综合性地方立法的思考

正洞庭湖是长江最重要的调蓄湖泊,担负着长江流域生态安全、水安全和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责任。但时至今日,洞庭湖生态环境形势仍然相当严峻。解决生态治理和绿色发展的问题,需要技术支撑和资金保障,但在依法治国的当下,更为关键的是需要立法保障。洞庭湖现行立法位阶低、碎片化、同质化现象突出,立法间的冲突矛盾较多,造成执法司法的困境。因此,从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出发,制定一部兼顾洞庭湖生态环境治理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性立法势在必行。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生态环境保护战略研究

随着中共中央在2014年将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京津冀区域再次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经济增长极。然而,京津冀地区当前环境形势仍十分严峻,是全国水资源最短缺,大气污染、水污染最严重的区域,生态环境是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尽快补齐的突出短板。本文深刻分析了京津冀区域当前大气、水、生态三个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以及内在的体制机制不协调。在此基础上,明确了解决京津冀生态环保总体思路,并分别从环境功能区划、生态保护红线、大气联防联控、跨界水环境治理、环境监管联动以及体制政策创新等方面提出针对性解决措施,为国家开展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提供参考借鉴。     

跨域生态治理“碎片化”的限度审视与整体性治理机制研究

突破行政区划,构建跨域生态治理的有效实践机制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迫切需要。数字技术建构了全新的治理场域,也形塑着新的治理模式。本文将跨域生态治理置于数字化时代的宏大视野,研究认为：传统跨域生态治理模式面临难以突破的“碎片化”瓶颈,主要表现为治理目标碎片化、治理资源碎片化和治理主体碎片化,究其原因在于利益失衡下的府际不合,“技”“智”缺位下的整合失力和能力动力双匮下的参与缺失。基于此,在系统解构整体性治理理论内涵的基础上,数字化时代跨域生态治理与整体性治理在价值、工具和场域方面存在高度耦合。最后,提出通过科学补偿和考核优化建立利益共享机制,通过资源整合与整体智治建立科学施策机制、信息共享与诉求回应建立多元协同机制,形塑整体性治理的协调、整合、信任机制,以期推进“碎片化”问题的弥合解决和跨域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关键路径与政策研究

全面推动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新发展阶段我国兑现碳达峰碳中和庄严承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环境污染物与二氧化碳排放的高度同源性是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理论基础。本文首先就目标指标、管控区域、控制对象、措施任务、政策工具五个方面的协同性系统讨论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基本内涵。其次，着眼于当前大气环境治理与碳减排在中国的重要性，本文在国家层面讨论了二者的中长期协同控制路线图，阐述了重点协同区域的识别方法和重点部门的协同治理思路，系统提出了大气环境治理与碳减排的协同路径。再次，本文还就“无废城市”建设和生态保护这两个领域与碳减排的协同治理思路展开分析讨论。最后，针对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对政策体系的需求，提出了统筹优化减污降碳协同目标、建立协同法规标准、建立减污降碳协同管理制度三个方面的建议。本研究将有助于厘清各方对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认识，对各级政府后续推进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工作提供理论和科学基础。     

环京津贫困带农民生态创业减贫机制研究

立足于创新创业和精准扶贫这一时代背景,在"两山"理论的指导下,贫困地区农民实施生态创业策略可拓展农民增收渠道,增加农民经营性收入,促进该地区生态—社会—经济的复合式发展,有效实现脱贫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耦合,而生态创业如何帮助农民脱贫是当前有待研究的问题。利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参与式扶贫理论,从角色和支持内容两方面对农民生态创业减贫活动中的要素进行分析。基于机制设计理论并结合环京津贫困带的区域特点,对农民生态创业减贫机制进行设计和总结,研究发现:孵化协调机制、市场对接机制、项目引导机制、支撑服务机制和区域协同治理机制的相互协调有助于减轻政府扶贫压力。从提供孵化培育平台、打通市场通道、加强参与式项目引导、完善支撑服务链和进一步推动区域协同治理方面提出建议。     

区块链技术在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中的应用研究

借助于区域协同治理和区块链技术的优势,来克服传统大气污染治理过程中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的局面,降低大气环境治理成本,提高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的效益.基于协同治理理论,在对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和区块链技术的现有相关文献梳理分析之后,发现京津冀大气治理中存在组织结构分散、地方政府间的各自为政和民众的无效参与等问题.通过构建基于区块...     

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治理的法治保障分析

2019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为国家战略,中央及黄河沿岸九省区都高度重视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和生态治理,甘肃省也迈开了流域治理的坚实步伐.通过梳理黄河流域生态治理之理念及进展,分析了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治理中的上游源头治理、流域体系化发展、左右岸统筹治理、流域复合型污染以及生态政策社会化等问题,提出了法治应对思...     

基于生态元核算的长江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及实施方案研究

长江流域生态保护目前主要采取由中央政府主导的环境规制和专项整治模式,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转移支付。这些措施见效快、力度强,但监管成本高昂,激励机制不足,并且有可能扩大不同主体功能区之间的收入差距。现有的少数横向生态补偿协议存在适用范围有限、补偿依据单一以及微观主体难以参与等问题。本文试图构建适用于更大空间尺度且涵盖多种生态服务的综合横向生态补偿模式,以建立各地区公平分担保护成本的长效机制。首先,利用生态元的核算方法构建长江流域各类生态资源的本底数据库,测算各省（区、市）生态元总量和单位面积生态元的变化情况。其次,从概念、参与主体、补偿模式和实施效果等方面探讨了创建流域生态元缓解银行的构思及其实施机制。本文认为,流域生态无缓解银行方案有助于构建适用于长江流域的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