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生态环境保护战略研究

随着中共中央在2014年将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京津冀区域再次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经济增长极。然而,京津冀地区当前环境形势仍十分严峻,是全国水资源最短缺,大气污染、水污染最严重的区域,生态环境是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尽快补齐的突出短板。本文深刻分析了京津冀区域当前大气、水、生态三个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以及内在的体制机制不协调。在此基础上,明确了解决京津冀生态环保总体思路,并分别从环境功能区划、生态保护红线、大气联防联控、跨界水环境治理、环境监管联动以及体制政策创新等方面提出针对性解决措施,为国家开展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提供参考借鉴。     

京津冀区域水环境质量监测工作探讨

京津冀区域所处海河流域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水质污染严重。现阶段的水环境监测存在监测网络代表性不足,环保和水利等部门间信息共享与交流不畅,监测成本高,京津冀三地监测水平差距大等问题。在充分研究京津冀区域水环境质量监测现状的基础上,在京津冀协调发展背景下,提出建立统一的水环境监测网、质量控制体系、监测技术委员会,做好一体化的规划与设计等建议,探索水环境监测体制的改革与创新思路。     

水生态环境保护回顾与展望：从污染防治到三水统筹

水生态环境保护事关美丽中国目标的实现。本文阐释了我国从水污染防治向水环境、水生态、水资源“三水”统筹转变的新时代水生态环境保护内涵，从国内视角梳理我国水污染防治实践取得的成效，识别美丽中国水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的制约性问题，首次在全国层面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水环境质量、水生态保护和水资源保障情况进行国际对标分析，提出以水生态系统保护目标为指引、以流域生态环境空间管控为基础、以“三水”统筹系统治理为路径、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的水生态环境保护战略建议。     

石家庄市生活垃圾分类法律问题研究

石家庄市作为京津冀一体化区域中的"示范"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状况不容乐观,具体表现为"三重困境"——理念淡薄、执法"怠慢"以及专门立法"缺位"。立足于石家庄市垃圾分类的现实困境,以"环境宪法"、环保性法律规范以及地方性法律规范为治理依据,探索石家庄市生活垃圾分类主体、标准或标志、激励、收费以及监督与保障等法律制度的建构。     

入河（海）排污口排查及其在水环境治理中的应用

随着我国在水生态环境治理方面的大力投入,全国水环境质量得到整体性改善;但水生态环境保护不平衡、不协调、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部分流域依然存在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污染、水生态退化问题。排污口是陆源污染物进入水环境的主要通道,通过对排污口及其污染特征的全面排查,可识别影响流域水污染现状的关键因素;经过监测和溯源,打通污染物从污染水体—涉污路径—排污单位监管链条,实现水污染物产排的闭环监管,推进流域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本研究依据已开展的工作,梳理了排污口排查的主要流程、技术要点,并论述了排查结果的潜在应用,为深入推进水生态环境治理提供支撑。     

我国水污染防治的立法完善研究

盲目建设、过度开发以及人口的急速增长,致使我国水资源短缺和水质恶化问题日益凸现。针对这一情况,浙江省提出了"五水共治"的战略目标,治污水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但由于我国水污染防治立法的不完善,立法中出现了忽视政府作用、农村水污染问题未引起重视、部门规章与地方立法相互冲突、水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不足等问题。为完善我国水污染防治立法,需在立法理念与立法制度上不断完善,以期改善我国的水污染状况。     

环境新闻

<正>京津冀生态补偿机制亟待科学化规范化记者在作为京津冀水源涵养区的河北承德采访了解到,去年以来,承德与北京、天津探索开展跨区域碳排放交易、滦河跨界流域补偿等横向补偿机制,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区域补偿取得一定突破。但记者了解到,这些尝试在长效机制建     

流域比较视角的钱塘江与黑河流域水资源问题及对策研究——基于水足迹核算分析

产品贸易及水权交易使得水资源问题"跨流域化",不再单纯是流域内部管理问题。本文从流域比较视角出发,在区分蓝、绿、灰三种水足迹的基础上,应用水足迹模型,测算了两流域典型地区的水足迹,进行流域水资源问题对比分析,并分析了经济发展模式对流域水资源可持续性的影响。结果发现,杭州市经济用水中灰色水足迹占总量的90%,而张掖市经济用水中绿色水足迹占总量的60.8%,说明钱塘江流域水资源问题在于质,而黑河流域水资源问题在于量;经济发展模式中的产业结构、水资源开发效率、工业化路径等影响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同时基于GDP导向的流域间的水资源逆向配置,更加剧了流域水资源矛盾。最后根据流域对比结果提出治理措施,从而形成流域间协作的良性循环。     

海城市地表水污染的防治对策

为了切实做好"十二五"期间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使干流及主要支流达到国家规定的水质标准要求,确保辽河流域水污染防治目标如期实现,加大该流域下游太子河水体的污染防治工作尤为重要。概述了海城境内地表水污染现状,指出应加强社会经济发展与水环境保护综合研究,并据此提出有效治理地表水污染的措施与建议,确保"大浑太"流域治理落到实处,为"十三五"水治理提供借鉴。     

关于《水污染防治法》修订中加强经济政策手段的思考

"十二五"以来,我国对水污染防治运用经济政策手段进行了积极探索。党和国家出台的政策文件、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及《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都对水污染防治经济政策手段的制定和实施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亟需在未来《水污染防治法》的修订过程中加强对相关经济政策手段的规定,给予相关手段明确的法律地位,充分发挥经济政策在水污染防治中的重要作用。为此,本文建议着眼于"十三五"及未来更长一段时期水环境质量改善以及水污染防治形势和突出问题,以推动构建和实施系统、协调和高效的水污染防治经济政策体系为目标,结合党和国家相关文件、法律、行动计划的最新要求,借鉴国际上通过立法保障水污染防治经济政策手段制定和实施的经验,重点从投融资政策、税费和价格政策、排污交易政策等三个方面对现行《水污染防治法》进行修订、补充和完善。具体建议包括:一是完善关于财政投入和融资渠道的相关规定,要求加大水污染防治财政投入和补贴力度、鼓励水污染防治第三方治理方式和PPP模式以及建立流域上下游(跨界)生态补偿机制等;二是完善对于环境税(费)和其他价格机制的相关规定,增加关于环境保护税的说明等;三是增加逐步推行重点水污染物排污权交易的条款等。     

排污权转移视角下跨界水污染补偿标准研究

跨界水污染问题已成为我国当前流域间竞争性矛盾的焦点,为此通过建立跨界水污染补偿机制解决此问题备受各方关注,其中关键是补偿标准的确定。以河南省辖海河流域焦作市跨界水污染为研究对象,基于排污权转移视角,运用灰色预测模型得出理论排污量、实际排污量与理论排污量之差即为转移排污量;通过计算转移排污量的污水治理成本和机会成本来量化跨界水污染补偿标准的上下限。结果表明:污水治理成本和机会成本计算出的结果相差很大,具体补偿标准的确定需考虑补偿主客体的收益和损失才更加科学合理。补偿标准的上下限能为通过协商和谈判确定具体数额的补偿标准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河长制背景下流域协同治理问题探讨——基于共容利益理论

河长制是中国水环境治理的重大创新实践,其明确的责任、针对性的治理模式有效实现了水环境质量的大步提升。然而,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河长制与流域整体性治理之间依然存在着操作上的缝隙亟待解决。以流域水污染为典型对象,从共容利益的角度,讨论了上、下游河长协同治理的利益博弈结构,明确影响上、下游合作的因素,进而提出河长制背景下促进流域协同治理要从强化协同治理收益、降低交易风险、构建多方联动的协同治理网络三方面展开。     

我国流域水污染研究综述

本文阐述了现阶段我国流域水污染防治的研究成果,即学者根据不同流域的污染特点提出了不同的治理对策,主要是法律制度和法律理念方面的创新;流域立法的呼声日益高涨,提出了水污染防治立法应尊重流域特性,采取统一立法的模式.流域水污染问题的研究具有多元化、多样性的特点,今后的主要研究方向为构建流域管理体系、流域水权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     

沱江流域水资源的保护与利用

本文研究了沱江流域水资源的开发利用问题。由于流域内水资源贫乏和开发利用程度较高,枯水期中下游区无法保证水资源的需要。随着工业的发展,沱江水质污染将日趋严重致使枯水期有限的水资源变成不能使用的污水。因此,本文较详细地研究了沱江水质保护规划。在水目标、水污染控制最优方案、总量控制标准、流域水质保护区划等方面进行了探讨,文中从水量和水质两方面着手,根据系统工程原理求得解决水资源问题的最佳方案。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环境协同发展能力评价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的核心要求,城市生态协同发展是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关键。城市生态协同发展主要体现为特定地方对全流域生态环境质量的贡献度,体现了特定地方对流域性生态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以上城市生态环境协同发展能力差异悬殊。协同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能耗和污染排放较少的城市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工业污染较少的城市。而生态协同发展能力较差的城市多集中在那些能耗和污染严重的地区。这些城市形成了三大一级城市群和八大二级城市子群的空间分异格局。该格局表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生态协同发展能力之间在现阶段并非存在着严格的对应关系。长江经济带生态协同发展需要切实体现一体化治理(流域性)、中央集中性治理(国家战略性)和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统筹性治理(复合地域生态系统)三大内在需求。从长江流域整个生态系统恢复与地方生态环境保护的分工协作入手,处理好中央与地方政府在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中的责权利关系,实现上下游之间、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在生态环境治理实践中的战略协同。     

基于选择实验法的支付意愿研究——以湘江水污染治理为例

论述了选择实验法的理论基础，运用该方法对湘江水污染治理中居民的支付意愿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此推断实施湘江流域水污染治理工程后湘江流域水质好转带来的环境价值。选择在湘江流域的八大城市布点，获取了587份居民的调查问卷数据资料。通过计量经济学分析，得到如果实施湘江流域水污染治理工程、彻底解决湘江重金属污染问题，水质完全达到或优于Ⅱ类水标准，湘江流域居民总的支付意愿为1074亿元。     

京津冀市场一体化进程及其影响因素的度量分析

京津冀一体化的核心是京津冀三地作为一个整体协同发展,已上升到我国重要的国家战略。对京津冀区域的发展历程和区域内各省市的发展差距进行分析,运用价格法,基于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价格指数,构建测度京津冀区域市场一体化的指标,得出京津冀区域商品市场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而要素市场一体化程度波动较大且落后于商品市场一体化程度的结论;对市场一体化程度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得出经济发展活力、政府行为、对外开放程度、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吸纳水平均是影响市场一体化的因素的结论。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我国跨区域水环境行政管理体制之检讨与完善

我国对水资源实施的是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流域管理机构的地位不明确,在监督管理中没有完全独立的权限,基本上属于一种协调机构,因此完善我国的跨区域水环境行政管理体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尽早完善水环境保护管理体制立法、明确各环境监督管理部门的具体职责、健全环境保护跨部门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协调机制、成立跨区域环境保护管理协调机构、明确流域管理机构在流域水环境保护中的行政执法地位等方面作出了探讨,以利于更好地保护跨区域的水资源。     

成渝双城经济圈“三水”共治系统耦合协调度演进及影响因素研究

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复杂系统,厘清“三水”共治系统耦合协调演进机理有利于区域水生态和经济高质量发展。首先,构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三水”共治系统协调评价指标体系与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2010—2020年“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系统进行综合评价和耦合协调度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16个城市“三水”协同系统的综合指数及子系统的状态指数总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但城市间差距较大;“三水”系统耦合度整体上处于良好耦合阶段;“三水”系统耦合协调度小于耦合度,其耦合协调水平偏低,耦合协调度呈现出不充分发展态势和分化状态。耦合协调度的演变趋势是逐年向优质阶段提升。其次,用Tobit对“三水”系统耦合协调度回归,得出环境保护水平、能源消耗水平、产业发展水平3个因素对“三水”共治系统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影响。结合本文研究结论,提出共建长江上游绿色生态廊道,建立多环境要素系统联动机制,以及跨界河流水污染联合防治及水环境保护政策与督察协调联动机制。     

区域环境司法协作的实践表征及发展理路探析

环境司法协作是促进区域、流域环境整体性治理的重要保障。但当前相关研究侧重某个重点区域、流域的环境司法协作分析，亟待对京津冀、长三角、成渝、长江、黄河等区域、流域环境司法协作实践进行全面的考察和规范分析。可以依据协作目的、内容、空间，将多元化的环境司法协作样态分为政策回应型协作与程序便利型协作、纵向协作与横向协作、省（区、市）内协作与跨省协作等。针对规范性、结构性、机制性等困境，区域环境司法协作需要从纵向协作迈向纵横协作结合、从协议型协作迈向立法型协作、从低位阶协作迈向高位阶协作。未来还需要加强区域、流域、陆海统筹下的立法协同，探索“共享法庭”及其配套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纳入与应用，推动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与司法的深度融合，从而对区域环境司法协作进行全面的规范性补强、结构性调适、协同配合机制的建构及数字化司法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