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经济对武汉城市圈建设"两型社会"的启示

低碳经济是发达国家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而提出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它强调以较少的温室气体排放获得较大的经济产出.目前它正成为一种新的国际潮流,影响着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武汉城市圈在建设"两型社会"的过程中,面临着特定的制约因素,需要建设性地降低碳的排放.文章通过介绍低碳经济的经济学内涵,指出低碳经济实质上是经济发展方式、能源消费方式、人类生活方式的一次新变革,它将全方位地改造建立在化石燃料(能源)基础上的现代工业文明,转向生态经济和生态文明.在低碳经济兴起的背景下,工业化中期以重化工业为主的重工业结构对武汉城市圈资源环境产生了巨大压力.文章通过分析武汉市的生态足迹赤字和脱钩(节能减排)发展情况,指出武汉城市圈所面临的环境压力,得出建设"两型社会"会对降低碳的排放起到促进作用的结论,并在体制、技术创新等方面,积极做好向低碳经济转型的准备.     

中国省域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及其空间过程评价

大气温室气体浓度日益攀升,极端气候现象频发,引发了全球对低碳经济的研究和实践.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推进温室气体减排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走低碳发展之路是一条科学发展之路.为全面认识低碳经济,该文针对低碳经济的内涵,设计了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层次分析法对2007年我国省域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显示:①不同省份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总体呈“东高西低”、“南高北低”、“局部跳跃”的格局;②不同省份低碳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整体呈逐步增加的趋势;③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化的原因是能源分布、能源利用、发展水平、地理环境、消费观念、消费模式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基于此,今后我国在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要逐步加强低碳排放的管理、控制和引导,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加大科技投入、引导消费行为、优化能源结构、增加碳汇资源,来增强低碳经济发展能力.     

南京低碳经济定量研究

城市化和工业化产生的碳排放是当今中国影响气候变化的重要因素,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之间的关系是当今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研究南京市低碳经济发展的现状、阶段及演化特点,发现30年来,南京市低碳经济发展呈现波动反复的特点,扩张负脱钩3次,较高能源消费的经济增长形式-扩张连接4次,经济发展实现与能源消费较好脱钩的弱负脱钩1次,强脱钩4次,其余为弱脱钩.基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Moon-Sonn,建立了南京经济增长预测模型,并探讨了不同发展模式下南京未来50年低碳经济水平及碳排放量演化规律,预测了不同低碳经济水平下南京碳排放量和峰值出现的时间.研究结果显示,按现行经济模式,南京2050-2060年碳总量增加速度逐步减缓,约在2058年左右实现碳总量的负增长.50年内南京市预计为扩张负脱钩和扩张连接,难以实现稳定的离水平低碳经济增长模式；设定最优能源强度参数的模式下,南京迅速实现稳定强脱钩的低碳经济,碳释放量EKC曲线呈现倒U型,2015年左右即达到峰值.综合各种因素,南京近几年将延续模式l的增长模式,在2020年左右实现向模式2转变,其碳释放量约于2028年前后出现峰值.     

低碳经济的概念辨识及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低碳经济是气候变化背景下人类的必然选择。虽然低碳经济理念备受推崇,但对于低碳经济的概念和评估方法尚缺乏深入研究。研究探讨了低碳经济的概念和核心要素,指出低碳经济是一种经济形态,其发展过程具有阶段性特征,低碳经济应该包含四个核心要素,即发展阶段、资源禀赋、技术水平、消费模式,其中生产过程的低碳化、能源结构的低碳化和消费模式的低碳化都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在此基础上,依据一定方法和原则,构建了以低碳产出、低碳消费、低碳资源、低碳政策和低碳环境为维度的多层次评价指标体系和相应的评价方法,以期为定量评估低碳经济发展潜力提供参考依据。目前对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评价还存在诸多问题,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已经达到低碳水平,因此在推动我国低碳转型和发展过程中,今后更重要的是切实落实应对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工作,以环境优化经济发展。     

面向“十三五”低碳发展的河南省碳减排路径

为践行中国政府到2020年的减排承诺,"十三五"期间区域碳排放预测及碳减排模式研究成为关注的焦点。文章构建拓展的IPAT模型预测BAU、CP、LC三种社会经济发展情景下的能源消费与CO_2排放趋势,进而选定"十三五"期间河南省的碳减排路径。研究表明,2000年以来河南省能源消费及CO_2排放总量与人均量均不断攀升。河南省能源消费与CO_2排放的预测量在三种情景下呈现不同的能源与部门结构特点,不同情景下的碳减排任务完成难度有所差异,LC情景下的低碳模式有助于实现"十三五"期间的碳减排目标。河南省的低碳发展本质上需要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基于"脱钩"模式的低碳城市评价

由于历史及现状等诸多因素,以二氧化碳减排绝对量为基础的低碳城市评价模式并不适用于中国;本研究从经济发展、物质消耗与污染物排放相互关系的视角,以"脱钩"模式为目标层,经济发展、碳排放、污染物排放与经济发展为准则层,CO2排放等8个具体指标为指标层建立低碳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定量描述经济发展过程中单位GDP污染物排放降低的态势,进而表征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经济、资源、环境变化的历史趋势并反映城市低碳建设现状.针对沈阳市的案例研究表明,沈阳市2001年至2008年总体的生态效率与资源利用效率呈现逐渐提高的态势,沈阳市现阶段的低碳城市建设水平处于"相对脱钩"阶段,与目前中国经济宏观发展态势相符合.本研究表明,"脱钩"评价模式可以避免基于污染物总量的评价模式中忽略经济发展因素而产生的片面性,可以表征中国当前经济高速发展前提下的城市低碳建设水平,为目前的"低碳城市"评价方法提供有益尝试.     

企业社会最优绩效研究假设与评价分析

目前,企业应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这一理论虽已得到理论家和企业界的普遍认可,但实践中企业社会责任的绩效并不尽人意。本文运用研究假设与定量分析的方法,从企业相关者利益角度出发,构建了一个企业社会绩效最大化的三维空间理论模型,并在对企业社会绩效静态评价基础之上,对企业社会绩效进行了协调性评价,以探求在利益相关者利益不均衡、不同向发展下的企业社会绩效最大化,即企业社会综合绩效构成与评价,旨在为企业社会绩效研究提供一种思路。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绩效有较多的影响因素,且各影响因素之间时有碰撞、对抗或不统一性,从而导致各维度上的社会绩效存在着非同向发展情形。因此,要实现企业社会绩效的最大化,必须考虑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的综合绩效,即企业社会最优绩效,并且引入企业社会绩效综合评价体系进行评价。只有从企业社会最优绩效点出发,才能促进企业更好与更全面地履行社会责任,进而实现企业社会绩效最大化目标。     

锦标机制理论下企业低碳经济发展激励机制研究

按照企业发展与环境相容的原则,低碳经济是应对全球变暖的最佳经济模式,低碳经济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基本特征,以应对碳基能源对于气候变暖影响为基本要求,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基本目的.鉴于当前文献关于企业发展低碳经济的激励机制研究还略显不足,文章借鉴激励理论中的委托代理理论,根据Malcomson模型的研究方法,构建了包括1阶段合约和2阶段合约的企业发展低碳经济的激励机制框架,设立基于相对业绩的"锦标机制"模型并对模型进行系统分析,推导出政府在制定企业发展低碳经济激励政策时的注意事项,即中央政府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支持地方发展低碳经济;地方政府要设立专门的低碳经济发展激励基金,并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地方政府在激励企业发展低碳经济时,要有层次、有针对的对企业给予政策支持或财政补贴,形成阶梯式的支持结构,使有限财政资金得到合理配置;地方政府应该以区域内企业实施低碳经济活动的努力水平为评判标准对企业进行激励.     

国外低碳经济研究综述

低碳经济是发达国家为应对气候变化而提出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它正成为一种新的国际潮流,影响着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本文从低碳经济与经济增长、低碳经济实现的制度安排和不同国家的低碳经济进程三个方面,对国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分析认为:影响一国碳排放量的因素有人口、GDP、能源强度、碳强度及国际贸易等,且从长期来看,碳减排不会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征收碳税和碳交易制度是目前实现低碳经济的主要制度安排;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努力行动,实现经济发展模式向低碳经济转型。     

品牌经济与“两型”社会的建设——基于Hotelling模型的推导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以代工贸易为主的经济增长,在创造大量国民财富的同时,也来造成了严峻的资源短缺和生态破坏.因此,中国政府把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两型"社会,提升到国家未来发展战略的高度予以重视.而建设"两型"社会的关键,在于设立合理的制度安排,以实现企业行为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保持一致.就传统手段而言,这种制度安排主要依赖政府所设立的生态补偿机制.但是,这一机制在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大有完善的空间.本文基于Hotelling模型关于企业间博弈的相关主张,从企业理性行为的角度,寻求一条不同于政府被动监管行为的路径,来实现"两型"社会的建设蓝图.模型推导认为,品牌经济的发展模式可以有效激励企业采取长期导向、追求价值差异和关注公司声誉,进而实现资源节约及环境友好的社会福利改进.并且,由于这种机制兼顾了企业的盈利动机,因而更能够在实践当中行之有效,能指导各个地区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与升级.     

制度环境变迁与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路径

摘要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还应承担对员工、社会和环境的责任,包括遵守商业道德、生产安全、职业健康、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节约资源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企业为生存而适应制度环境变迁的产物.伴随着制度环境变迁,西方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经历了无意识期、启蒙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建国以来,中国企业的制度环境经历计划经济体制和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均出现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功能的“失范”,即计划经济时期的“企业办社会”和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下的凸显“经济人本性”.当前,企韭利益与社会利益矛盾的凸显和社会公平公正期望的提升,使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在中国变得日益紧迫、上下关注.党发出了“科学发展”的号召.科学发展这一制度环境,是对中国企韭承担社会责任的期待.而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则亟待制度化建设保证,即要求企业产权制度明晰化,企业社会责任法制化,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科学化,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化,企业社会责任监督主体多元化.     

"扩大生产者责任"原则及其在循环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循环经济是我国实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具体实践模式,是有效协调我国社会进步、经济发展、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的重要手段。“扩大生产者责任”（EPR）原则符合循环经济的基本理念,是实现循环型社会的主要政策工具。从“扩大生产者责任”原则的目的和定义入手,指出扩大生产者责任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鉴于生产者在产品生命链中的核心作用。扩大生产者责任可以有效地实现废弃产品回收责任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分配,实现产品废弃物回收成本的最小化,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生产和生活摸式。     

中国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及实证分析:1995-2004

能源消费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消费的急剧增长以及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在短期内很难改变,因此,碳排放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定幅度的增加。本文基于碳排放量的基本等式,采用对数平均权重Divisia分解法（Logarithmic mean weight Divisia method,LMD）,建立中国人均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定量分析了1995-2004年间,能源结构、能源效率和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变化对中国人均碳排放的影响,结果显示经济发展对拉动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呈指数增长,而能源效率和能源结构对抑制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都呈倒“U”。这说明能源效率对抑制中国碳排放的作用在减弱,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能源效率和能源结构的抑制作用难以抵销由经济发展拉动的中国碳排放量增长。     

绿色经济视野下的低碳经济发展新论

在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低碳经济应该是经济发展的碳排放量和生态环境代价及社会经济成本最低的经济,是一种能够改善地球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的生态可持续性很强的经济。低碳经济发展理论的形象概括与现实形态就是一种绿色经济发展理论。发展低碳经济是推动我国科学发展的迫切要求和战略任务,其关键所在是进行能源经济的生态革命。发展低碳经济,实现低碳发展,是发展绿色经济的系统工程。我们应该立足于中国国情,把加快低碳经济建设同建设生态文明,加强生态经济与可持续经济建设、发展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紧密结合起来,积极推进低碳经济的健康发展。为此,应提高认识,制定规划;加强绿色能源技术创新,形成低碳与无碳经济技术体系;加强绿色制度创新,形成低碳与无碳发展的体制机制。发展低碳经济必须以政府为主导,公民广泛参与,全体国民都走低碳发展之路。     

中国低碳经济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在气候问题倍受关注的背景下,低碳经济模式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如今低碳成为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低碳的全球博弈对于高速发展的中国既是机遇,更是挑战。立足国情分析我国低碳发展面临的挑战、提出应对策略是当务之急。     

The potential of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of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Africa

Drawing upon empirical data collected in China and Africa, this article evaluates Chinese oversea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strategies and their effectiveness in mitigating environmental impacts in parts of Africa. China’s enhanced role within the global economy has profound environmental implications for the world. In particular, China has rapidly expanded its environmental footprint in Africa, largely because of its burgeoning economic presence through trade and aid projects such as 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 works. These large-scale projects, commonly managed by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tend to be in sectors that are environmentally sensitive such as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major infrastructure.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glob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long with growing pressure from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are encouraging China to demonstrate a commitment to addressing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its overseas projects. At the domestic level, growing awareness of such issues has generated an emerging trend of Chinese entities promoting and adopting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initiatives. These moves seek to improve the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impacts of Chinese overseas investments. However,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the outcomes of Chinese overseas CSR strategies (particularly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vary widely due to the operating procedures of the Chinese SOEs in combination with specific local political and social structures. In gener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weak and so there is a need for the Chinese and African governments to create a legislative and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to address Chinese investment in Africa especially in the area of natural resource extraction.     

Decomposition of factors influencing carbon emissions in the region of Beijing–Tianjin–Hebei,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erminal energy consumption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carbon emissions in the region of Beijing–Tianjin–Hebei and to explore the pathways to developing a low-carbon economy, this paper begins with the terminal energy consumption of three industries and residential consumption, and constructs an identical equation which is composed of population siz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energy intensity, the proportion of energy consumption, energy structure, and the coefficient of carbon emissions. Based on the data of terminal energy consumption during 2000–2012, various factors are analyzed and their contribution is measured by 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 (LMDI).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evels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y have a positive driving effect while energy intensity, energy structure, and carbon intensity have a negative driving effect; the proportion of energy consumption had a negative driving effect prior to 2006, then changed to positive. Among suggestions for a low-carbon economy are controlling population size,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upporting research into new energy technology, accelerating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optimiz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nhanc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preading the concept of a low-carbon economy.     

绿色经济新理念及中国开展绿色经济研究的思考

联合国里约20周年世界峰会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倡导绿色经济。绿色经济的概念最早在1989年由英国环境经济学家Pearce提出,但现在的绿色经济却具有全新的意义。本文基于参加联合国有关绿色新政和绿色经济的政策咨询和研究报告,论述了绿色经济的基本背景、三重效益、研究模型以及绿色经济与生活质量的关系,对如何开展中国绿色经济研究进行探讨。首先,文章认为在深入探讨绿色经济前,需要了解当前发展绿色经济的基本背景,明确为什么要发展绿色经济、什么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绿色经济,以及怎样促进绿色经济发展三个基本问题。其二,绿色经济与褐色经济的情景模拟表明,绿色经济发展模式具有更好的三重底线效益。联合国的T-21模型对过去40年(1970-2010)及未来40年(2010-2050)进行了绿色情景与褐色情景两种模拟,认为在自然资本的环境收益方面,绿色经济发展情景下自然资本的退化得到了基本遏制,而褐色经济发展情景下自然资本的退化会进一步增强;在物质资本的经济收益方面,绿色经济发展情景下,2020年以前经济增长率(2.5%)会低于褐色经济(3%),但从长期平均增长率看绿色经济发展模式(2.5%)可以带来比褐色经济发展模式(2%)更好的经济增长;在人力资本的社会效益方面,在2030年以前绿色经济发展情景下就业机会有小幅减少,但长期来看,绿色经济能够创造与褐色经济同样多的就业机会,甚至可以有小幅的增加(0.6%)。其三,绿色经济研究模型表明,绿色经济投资于自然资本可以实现所需要的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资本消耗的脱钩。绿色经济假说是:将资金投资于提高资源能源效率与扩大自然资本两个方面,是否能够导致更好的经济社会发展。基于该理论假设,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将自然资本引入生产函数,建立了Threshold-21模型,证明绿色经济即投资于自然资本可以实现所需要的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资本消耗的脱钩。其四,绿色经济发展模式不仅有利于经济增长,同时能够增加生活质量。绿色经济假说,强调了绿色投资对生活质量有正的影响。通过生态绩效模型、结构方程模型以及典型案例研究等三种方法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减少自然资本消耗可以减少生态环境的治理成本和维护成本、维持与增加自然资本对人类的功能;可以提高自然资本的生产效率,用较少的自然资本投入达到社会稳定所需要的人造资本;可以提高人造资本的服务效率,用一定的物质存量为更多的人服务。其五,开展深化中国绿色经济理论与绿色发展模式的系统研究。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倡导的绿色经济可以给我们发展中国的绿色经济带来新的启示,笔者认为对中国绿色经济理论与绿色发展模式开展深入和系统的研究,应该包括理论内涵、实证分析、发展情景、行动领域、政策体系等五个依次递进、前后照应的研究模块。     

Carbon Productivity Analysis to Address Global Climate Change

Developing low-carbon economy and enhancing carbon productivity are basic approaches to coordina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ng global environment, which are also the major ways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 under the framework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s analyze the annual rate of carbon productivity growth, the differences of carbon productivity of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the factors for enhancing carbon productivity. Consequently, the authors clarify their viewpoint that the annual rate of carbon productivity growth can be used to weigh the efforts that a country takes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 and propose policies and suggestions on promoting carbon produc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ountries’ responsibilities for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in an open economy

In an open economy, embodied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o scientifically define each country’s emissions responsibility. In this study, a multiregional input–output model is constructed to calculate the embodied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of 25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members, including China, according to the producer–consumer shared responsibility principle. The study indicates that: it is fairer and more efficient to identify each country’s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responsibility according to the shared responsibility principle; China’s producer responsibility is 1.4 times that of the USA, while China’s consumer responsibility is only one-tenth that of the USA; according to the producer responsibility principle, China shoulders the greatest responsibility. According to the producer–consumer shared responsibility principle, China’s responsibility shows a large decrease. Resource endowm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 and trade structure account for the abovementioned changes in China’s emissions responsib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