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与空间分异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是当今城市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基于大连市300名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从外部环境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情况两方面,构建了市民化指标体系,修正了基于C-D函数的市民化进程模型,采用SPSS软件对问卷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定量分析了大连市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特点,运用Maplnfo作出空间分异图,得出大连市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空间分异特征:①市内四个主城区的市民化水平低于副城区;②市中心及其辐射地带市民化水平较低,城乡结合部市民化水平较高;③市民化指标与市民化水平空间分异不匹配.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相关制度环境处于阻碍阶段,城市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和接纳程度较好,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已经具备市民化的能力,城乡结合部和副城区(郊区)是其定居城市的最佳区域,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任务,国家、社会应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一个平台,加快农民工到市民的转化进程.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探析——基于生活满意度视角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当前重大社会问题,了解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需求与驱动力对于促进其主动市民化,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就是其在城镇就业、定居进而构建并不断提高生活满意程度的过程,因而生活满意度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质驱动力。利用四川省成都市的实地调查数据与实证分析,基于296份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技术,探讨了经济收入、社会福利、社会地位及社会关系等对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程度。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追求平等、发展与融入城市的强烈愿望,其生活满意程度取决于经济收入、社会福利、社会地位及社会关系等方面与城市人的横向比较结果。最后提出了就业环境公平化、社会福利均等化及市民化教育等对策建议,从而有利于促进其从经济、社会到心理的城市融入。     

城乡二元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影响的实证分析

将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因素归结为城乡分割、城市偏向的城乡二元制度,分析了这一制度的内涵和基本特征,并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和入户调查数据对这一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市民化能力和市民化进程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虽然农民工具有比较强烈的市民化愿望,但由于受到市民化能力的制约,绝大多数农民工无法转化为市民,因此尽快提离农民工的市民化能力成为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在城乡二元制度中,除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之外,城乡二元就业制度、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和城乡二元教育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和市民化能力,进而对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具有明显的阻碍作用:因此,未来城乡二元制度的创新重点不能再继续停留在形式化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层面,而应该尽快切换到对农民工的预期和收入等权利和待遇具有实质性影响的城乡二元就业制度、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和城乡二元教育制度上来.     

外出务工人员的职业流动、能力形成和社会融合

从外出务工人员的流动轨迹可以发现,职业流动促进了其能力形成,这种能力对促进城市务工人员的社会融合是至关重要的。基于进城务工人员比较务实的职业定位与发展期望,本文运用湖北、河南3县的调研数据,对能力形成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发现:个体特征、家庭禀赋、流动特征对外出务工人员实现非农职业转换的能力形成影响显著;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社会支持等职业上升的能力形成发挥更加重要的影响;不同代际进城务工人员在职业流动过程中的能力形成路径截然不同,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职业发展的能力形成更多是依赖正规教育或技能培训所形成的人力资本积累,而老一代进城务工人员职业发展的能力形成更多是传统手工业技能在城市的再运用。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

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征收对失地农民收入分配和可持续生计的影响一直是全社会各阶层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利用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和个体相对剥夺视角,利用Kakwani指数测算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状况,并探究不同类型人力资本、异质性社会资本对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指数处于较高剥夺区间,且呈现出自东向西递增的空间分布特征,东、中、西部地区的指标值分别达到0. 516、0. 552、0. 595。②失地农民人力资本越丰富,越容易降低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程度,健康状况好的失地农民的个体收入不平等水平比健康状况差的失地农民低0. 065个单位,由基础教育和技术技能培训反映的人力资本积累对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效应分别为-0. 034、-0. 046。③不同类型社会资本与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也呈显著负相关,失地后传统的以血缘和亲缘为核心的纽带型社会资本在降低微观个体收入不平等方面的效果依然存在,其对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效应为-0. 032。④异质性研究再次证实人力资本要素集聚和社会资本积累在缩减不同收入阶层收入差距中的积极作用,同时,不同失地群体个体收入不平等和影响因素在空间上受到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影响,以组织身份衡量的连接型社会资本仅与东部地区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呈显著负相关,抑制效应为-0. 055。在精准扶贫背景下,需要进一步通过提升失地农民人力资本水平和社会资本水平来防止群体固化和收入剥夺恶化问题,各区域应采用因地制宜的消减收入剥夺的政策措施,这对于新时代降低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缓解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状况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中国农民工的长期保障与回流决策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农民工回流一直是影响我国城市化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如何引导大规模农民工顺利流向城市并融入城市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而农民工的回流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以往研究主要关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制度环境对农民工回流的解释,显然忽视了农民工城乡长期保障的影响效应。本文希望建立一个理论框架用长期保障解释农民工回流现象。首先根据已有文献对农民工回流原因的研究提炼了长期保障的涵义,将其划分为城市长期保障和农村长期保障;然后构建了一个基于长期保障的农民工回流决定理论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利用2013年全国8个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通过logistic模型进行计量分析和稳健性检验,验证了这一模型;最后根据理论和实证分析提出了城乡长期保障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机制。在当前中国,长期保障才是农民工回流农村问题的关键。分析结果显示,城市长期保障的缺失是导致农民工回流的重要因素,且对农民工的远期回流意愿影响更显著,对就业身份为雇员的农民工影响更明显。城市长期保障对农民工的回流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住房性质为自购自建或者有城镇居民医保的农民工更倾向于留在城市;农村长期保障对农民工的回流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户籍地有耕地、有新农合或者上一年寄回老家钱物越多的农民工回流意愿更强烈。因此,健全劳动合同关系和城镇居民医保体系,解决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问题,有利于减弱农民工的回流意愿。     

新时期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与对策

在新时期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的流动具有新的特点：农民工基数大、集中度高。造成流向偏差进而引发“大城市病”,面临组织化程度低、社会地位被“边缘化”,遭受经济贡献与利益分事上的失衡．并且新生代农民工和返航农民工正从农民工群体内部分化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应增强中小城市的吸引力．加强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建设。为进城农民工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合理引导农民工“返航”潮流。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防止“拉美陷阱”的出现。     

农户生计资本、家庭要素流动与农地流转参与

农地流转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从农户农地流转的内源与外源式约束出发,分析农户生计资本与要素流动决策对农地流转参与的影响,利用CFPS调查数据采用MVP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户生计资本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以及其他生计要素配置行为对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1)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与金融资本能够促进农地转入,抑制农地转出;人力资本会促进农户转出土地,抑制农地转入;社会资本对农地转入与转出均有正向影响.(2)自然与物质资本会抑制劳动力转移,而人力、金融与社会资本均促进农户劳动力转移;自然与社会资本抑制农户购买机械服务,而人力、物质与金融资本会促进农户购买机械服务.(3)农户农地流转行为除了受到自身生计资本的约束外,还受到家庭其他生计要素配置行为的影响,农户劳动力转移会促进农户转出农地,抑制农地转入;农户购买机械化服务会抑制农地转出,促进农户转入.最后,从健全农地流转管理服务体系,提高农户生计资本,完善相关要素市场等方面提出政策启示,以提高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     

生计资本对水库移民创业的影响分析

创业活动可以有效解决水库移民的经济发展困境,迅速地转变经济地位。本文通过对温州水库移民调查数据,建立了移民生计资本评价指标,测算出水库移民生计资本现状,并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生计资本对其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水库移民的生计资本有一定的发展和积累,其中物质资本的值最高,人力资本的值相对高,社会资本的值第三高,金融资本的值与社会资本的值相差不大,而自然资本的值最低。水库移民生计资本的数量和质量,是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对发展机会的获取和把握有着重要影响,尤其是对移民创业活动有着显著影响,其中水库移民的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水库移民创业有着显著影响,而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则没有显著影响。另外,随着水库移民在安置地生活时间的增加,移民逐渐适应安置地的生活,其创业的可能性加大。因此,在今后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实施中应着重扶持水库移民创业方面,特别是加强在金融、技术方面的扶持力度。     

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乡城迁移与宅基地退出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推拉理论的实证研究

在2011年天津市农民工调查数据的基础上,本文借鉴推拉理论重新梳理影响农民工城乡迁移与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因素,建立了农民工宅基地退出影响因素的推拉分析框架,并通过实证研究析出和显化在不同代际农民工城乡迁移和宅基地退出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因素。研究发现:在推力因素方面,对第一代农民工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主要是年龄、受教育程度、宅基地在住房养老中的作用、供养系数和对农村基础设施满意程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主要有性别、教育程度、供养系数和对农村基础设施满意程度。在拉力因素方面,对第一代农民工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主要是有无专业培训经历或证书、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区位、单位性质和外出务工时所利用的方式;对新生代农民工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主要是有无专业培训经历或证书、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区位、单位性质、外出务工时所利用的方式和是否同城里的人交过朋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Problems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and Policies in the New Period of Urbanization

The huge migration of rural workers has new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the bad order, high degree of concentration, low level of collective action, marginality in social status, unfair treatment, difficult integra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and the new return trend of rural migrants, which causes ＇urban diseases＇ in China. Counter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develop medium-sized and small cities, integrate the labor market of the city and countryside, provide necessary public services, social security and vocational training, guide the rural migrant workers to return rationally, and help the new generation live in harmony with urban residents.     

Problems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and Policies in the New Period of Urbanization

The migration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has new characteristics and results in problems in China's “urban diseases” caused by the bad order of migration with a huge number and a high degree of concentration, low level of collective action, marginality in social status, unfair treatment, difficult integra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and new return trend of rural migrants. Counter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develop medium-sized and small cities, integrate the labor market of the city and countryside, provide necessary public services and social security, provide vocational training, guide the rural migrant workers to return rationally, and help the new generation live in harmony with urban residents.     

中国城镇化道路的反思与对策

改革开放加速了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从1978年至2010年,城镇化率由17.92%迅速提高到49.95%,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一批区域性城市群正在加速形成。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城市群的形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增强国际竞争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城镇化也带来了突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主要表现在:人口过度膨胀,城市病集中爆发,经济增长与宜居性背道而驰;城市面貌千篇一律,野蛮拆迁横行,土地型资本运作难以持续;进城易,定居难,城乡"二元社会"问题正演变为城市内定居群体与流动群体"二元社会"问题;城市间恶性竞争,产业同构,建立分工协作的机制任重道远。基于此,本文提出了未来10年推进我国城镇化的对策思路:坚持积极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方针,缓解地域中心城市人口压力;创新农村居民点用地管理制度,实现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有机统一;加强城市规划与管理的科学化,全力提升城市品位;建立跨区域城市协调机制,破解恶性竞争与产业同构困局;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消除新老"二元社会"问题。     

适应转化:新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实证研究及其政策意涵

本文基于南开大学"2013年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对策研究问卷调查"的数据,对新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展开分析,并与老生代流动人口的情况进行比较。发现经济因素对老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然而,与之不同的是,职业类型、家庭人均月收入、住房公积金等代表经济因素的指标对新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不显著。而且,信用卡消费、人均居住面积、居住质量、对城市生活水平的满意度、流入地亲人数、朋友中的本地人数量、日常生活中与本地人的交往频繁程度等代表社会适应因素的指标对新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但是,这些社会适应因素对老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则较为有限。由此可见,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影响因素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相对于老生代流动人口而言,新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由经济吸引向社会适应转化。具体而言,新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社会适应因素体现在消费方式、居住环境、情感纽带、社会融入、城市评价等五个方面。因此,可以通过增进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从而提高其定居意愿。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失地农民福利变化研究

基于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从经济状况、居住条件、居住环境、社会保障及社会机会等方面构建失地农民福利评价指标体系。并进一步基于农地价值理论视角,将失地农民可获得的福利划分为经济福利、社会福利和生态福利3个部分。在此基础上利用江苏省苏州市、南通市及宿迁市540户农户调查数据对征地前后农民福利水平进行测度,以探索不同城镇化发展阶段土地征收对失地农民福利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1)由于实行了"土地换社保"征地补偿方式,苏州市和南通市目前处于城镇化发展改革阶段,且前者在"人的城镇化"方面更为成熟;宿迁市采取一次性货币补偿方式,仍处于传统城镇化发展阶段。(2)苏州市和南通市失地农民福利水平呈上升趋势,总模糊指数分别从0.444、0.369上升到0.529、0.385;宿迁市样本农户福利水平则有所下降。(3)除苏州市外,南通市和宿迁市样本农户的经济福利均出现下降,下降幅度分别为36.1%、34.5%;三个地区失地农民社会福利均有所提升,且苏州市和南通市农户福利改善程度明显优于宿迁市;生态福利方面,除南通市外,苏州市和宿迁市均出现下降。(4)传统城镇化发展模式下,失地农民的福利水平明显受损,城镇化改革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福利受损,尤其是社会福利得到较大提升。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真正实现"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同步发展,在提高征地补偿标准的同时,政府还需通过完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就业指导培训、提供一定就业安置等途径实现征地补偿方式多元化,并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配套设施、环境保护等的投入。     

大城市的城市化发展战略和途径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城市化从本质上是一种经济社会结构变动过程，南京市作为长江三角洲的副中心城市和江苏省省会，需要认真研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发挥中心城市功能，促进城市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大城市中心功能的加强、较为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南京市城市化过程中的基本特征。南京城市化的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江苏省已经提出了大力规划建设以南京市为中心的都市圈，并在2001、2002连续2年扩张南京市区的范围，大大加强了南京市的综合实力。南京的城市化发展主要途径在于提升城市功能，奠定城市化的经济基础；以城市空间优化为支点，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引导，提高城市现代化水平；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功能．带动城乡一体的发展。推进南京城市化的进程还必须要制定一些政策和措施傲保证，如加快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改革、加大投资融资的力度、制定各类切实可行的规划等等。     

社会资本对农村贫困代际传递影响机制研究

社会资本在反贫困领域的重要作用已被理论和实践所证实。在新时代脱贫攻坚的决胜阶段,有效发挥社会资本的周急济贫功能,缓解乃至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已成为当前反贫困战略推进中亟待探讨的问题。研究整合了四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0、2012、2014、2016)个体家庭和村庄的嵌套数据,建立了“认知型”和“结构型”两种类型以及“个体家庭”和“村庄”两个层级的社会资本框架,并基于探索性因子分析构建了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声望、社会参与、集体参与以及公共服务6个社会资本变量。研究利用HLM软件构建了多层广义线性模型(HGLM),通过四阶段的空模型、截距模型、随机效应模型以及完整模型分析了绝对贫困背景下社会资本对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个体社会资本总量与贫困代际传递呈显著负相关。②在个体家庭层面,社会网络、社会声望、社会参与对贫困代际传递有显著负向影响,但社会信任和地方信任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并不显著。③在村庄层面,公共服务对贫困代际传递具有显著负向影响,集体参与对贫困代际传递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公共服务水平对社会网络和贫困代际传递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研究提出要大力培植贫困群体和乡村两个层级的社会资本以缓解农村贫困代际传递趋势:①要通过协调“乡政”与“村治”以形成良性的乡村治理格局。②要促进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紧密衔接,在保障个体脱贫的同时完善农村公共服务及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③须提振贫困群体脱贫信心,增强村级自治与集体参与的水平和能力。     

东北地区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

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作为"三化"、"四化"乃至"五化"战略的重要核心内容,研究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对于开创中国未来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至关重要。以东北三省34个地级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的评价指标体系,结合熵值赋权、变异系数赋权的综合确权法测算城市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二者的耦合度与协调发展度,并划分其阶段类型,研究表明:(1)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排序: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优势排序:黑龙江省辽宁省吉林省;辽宁与吉林省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速度超前于农业现代化,仅黑龙江省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滞后于农业现代化;(2)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的高值区分布在以哈尔滨为核心的黑龙江省西南、以长春为核心的吉林省中部、以沈阳和大连为核心的辽宁省中部及南端,农业现代化的高值区分布在哈—大—齐—绥沿线的松嫩平原;沈阳、大连、哈尔滨、长春新型城镇化水平居于东北三省前列,哈尔滨、沈阳、齐齐哈尔、绥化农业现代化水平位于首位;(3)辽宁省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耦合协调发展度均强于黑龙江省,吉林省略低;耦合度高值区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的三江平原、辽宁省的沿海经济带,协调发展度高值区位于黑龙江省西南部的松嫩平原及以长春、沈阳、大连为核心的小范围圈层区域;仅哈尔滨与沈阳市处于勉强协调阶段,多数城市处于高强度、中高强度拮抗耦合与轻度、中度失调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