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型城市贵阳市的生态可持续发展研究

生态可持续发展是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应用生态足迹的方法,对资源型城市贵阳市的生态可持续发展做了定量评估,并分析了影响贵阳市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驱动力。贵阳市1999年-2007年间生态足迹从1.447 hm2/cap增长到2.472hm2/cap,而生态承载力从0.551 hm2/cap下降至0.509 hm2/cap,生态足迹远超出生态承载力,生态系统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状况。但贵阳市生态效率在不断改善,从1999年的0.500万元GDP/hm2生态足迹增长到2007年的0.787万元GDP/hm2生态足迹,生态系统改善仍存在一定契机。人口增加、能耗增加等因素会导致贵阳市生态足迹增加,而增加农作物播种面积则可减少生态足迹。应用生态足迹的方法,有利于分析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相关问题,最后就如何缓解贵阳市生态系统压力,促进贵阳市生态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探讨。     

生态脆弱区自然资本可持续利用及驱动机制--以宁夏为例

自然资本的分类测度和分区管理是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核心议题。文章基于改进后的三维生态足迹模型,分析了2008—2017年宁夏及其各地级市自然资本利用的时空演变特征,并运用偏最小二乘法揭示了自然资本利用演变的驱动机制,旨在为生态脆弱区自然资本的可持续利用、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参考。结果显示:①10年来宁夏人均生态足迹以年均5.01%的速率从3.146 hm²增至4.564 hm²,人均生态承载力相对稳定,人均生态赤字由2.462 hm²扩大至3.839 hm²,自然资本的供需矛盾愈加尖锐;市域尺度上,除固原市外其他各市生态赤字明显,总体上呈由南向北递增趋势。②足迹深度和足迹广度表明流量资本已无法满足需求,对存量资本的消耗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常态;市域尺度上,足迹深度呈“北高南低”的分布特征,而足迹广度的空间分布与其相反,二者存在显著的地域互补性。③从地类组分构成来看,林地、草地和水域是全区存量资本消耗的主要方式,耕地尚处于流量资本占用状态,建筑用地已过渡为存量资本;市域尺度上,自然资本利用的可持续性呈“南强北弱”格局,各地类间自然资本利用差异显著。④偏最小二乘回归模型揭示能源消耗、社会消费、经济发展和资源禀赋条件是影响宁夏自然资本利用的显著因素,而人口规模、对外贸易、生态建设、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演化对自然资本利用的影响程度较轻;市域尺度上自然资本利用的驱动力差异显著。最后,基于自然资本利用空间分异特征,从供需视角提出了自然资本可持续利用的对策建议和优化路径。     

基于生态足迹的生态经济评价方法研究——以江苏省阜宁县为例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作物生产是通过轮作进行的，某些地区存在耕地的弃耕现象。Wackernagel生态足迹方法没有考虑复种的影响，耕地类生态足迹核算结果实际是播种面积，而生态承载力核算得到的是耕地面积，因此，二者不具有可比性，生态足迹盈余核算存在逻辑性错误。从理论角度采用复种指数修正耕地类生态足迹，使核算结果为耕地面积，增强了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的可比性。用改进的生态足迹核算方法，分析了阜宁县区域生态经济系统1995~2003年的生态供需状况及发展能力变动趋势，采用生态足迹盈余强度评价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1995~2003年，阜宁县人均生态足迹从1.120 7 hm2增加到2.434 0 hm2，人均生态承载力变化较小，人均生态赤字从0.815 3 hm2增加为2.017 2 hm2，发展能力由1.226 5增加为3.140 7，生态足迹盈余强度由-1.226 5增强为-0.495 7 hm2。基于改进的生态足迹核算方法得到的发展能力和人均GDP之间的相关系数大于Wackernagel方法所得结果，表明改进的生态足迹方法能更好地反映区域社会经济状况。     

基于生态足迹的生态经济评价方法研究——以江苏省阜宁县为例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作物生产是通过轮作进行的,某些地区存在耕地的弃耕现象。Wackernagel生态足迹方法没有考虑复种的影响,耕地类生态足迹核算结果实际是播种面积,而生态承载力核算得到的是耕地面积,因此,二者不具有可比性,生态足迹盈余核算存在逻辑性错误。从理论角度采用复种指数修正耕地类生态足迹,使核算结果为耕地面积,增强了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的可比性。用改进的生态足迹核算方法,分析了阜宁县区域生态经济系统1995~2003年的生态供需状况及发展能力变动趋势,采用生态足迹盈余强度评价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1995~2003年,阜宁县人均生态足迹从1.120 7 hm2增加到2.434 0 hm2,人均生态承载力变化较小,人均生态赤字从0.815 3 hm2增加为2.017 2 hm2,发展能力由1.226 5增加为3.140 7,生态足迹盈余强度由-1.226 5增强为-0.495 7 hm2。基于改进的生态足迹核算方法得到的发展能力和人均GDP之间的相关系数大于Wackernagel方法所得结果,表明改进的生态足迹方法能更好地反映区域社会经济状况。     

恩施地区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评价

以恩施地区2010年统计数据为依据，对其2010年的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生态盈余进行计算和分析，并将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生态盈余和万元GDP生态足迹分别与恩施地区贫困村分布密度进行空间耦合。研究表明：（1）恩施地区人均生态盈余为0467 hm2，人均生态承载力为0947 1 hm2，人均生态足迹为048 hm2；（2）贫困村分布密度最高的来凤县、建始县人均生态盈余很少，而贫困村分布密度最低的利川市、咸丰县、宣恩县、鹤峰县，人均生态足迹最高和最低的县分别是咸丰县、宣恩县，鹤峰县的生态承载力最高，人均生态盈余最高的是宣恩县、鹤峰县，万元GDP生态足迹最高和最低的分别是利川市，巴东县；（3）通过生态足迹的研究，提出了恩施贫困地区需放大生态比较优势，〖JP2〗因地制宜，努力将生态盈余转化为直接的经济增长，使之能够有效的帮助贫困地区脱贫致富     

廖坊水利工程对抚河流域生态承载力的影响分析

介绍了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的概念和基于生态足迹理论的生态承载力计算模型。为评价水利枢纽工程对生态承载力的影响,在分析该模型缺点的基础上,采用了资源产出作为生态承载力供给的计算方法。分析了江西省廖坊水利工程建成后,生态生产性土地利用的变化情况表现在灌区和下游保护区的耕地的单位生态生产力提高等方面。最后计算了廖坊水利工程兴建之前的2001年和建成后的2007年的生态承载力。计算结果表明,廖坊水利工程建成后,生态承载力有较大提高,总的生态承载力增加了79 521 hm2,其中,可耕地的生态承载力增加了74 604 hm2,由于水库淹没导致生态承载力减少了16 735 hm2。     

广西1990-2002年生态足迹动态分析

生态足迹是一种评估区域可持续发展程度和量度维持人类的自然资源消费量的帐户工具。本文以广西为例，结广西1990、1995、2002年三个时期的生态足迹及生态承载力进行计算和分析，结果表明，12年以来，广西人均生态足迹和生态赤字均呈快速增长态势，人均生态足迹从1990年的为0.9908hm^2增加至2002年的1.3369hm^2；人均生态足迹赤字从1990年的0.5821hm^2增加至0.9521hm^2。这表明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已经超过了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区域生态经济系统处于人类过度开发利用的重压之下，必须引起重视。     

湖北省洪湖市生态足迹与水足迹动态分析

为了分析洪湖市的可持续发展情况,本文运用生态足迹法计算了洪湖市2000～2007年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同时基于生态足迹理论,运用水足迹模型,计算了洪湖市的水足迹.结果表明,洪湖市的人均生态足迹呈整体上升趋势,由1.450 8hm2攀升到2.022 3 hm2,8年间增长近40%,其中能源用地和耕地生态足迹的贡献率最大;人均生态承载力变化不大,稍有下降趋势.2000-2007年洪湖市均表现为生态赤字,且随着生态足迹的不断增大,生态赤字逐渐加大,2007年人均生态赤字达1.373 hm2,表明生产、生活强度已超过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区域生态系统处于人类的过度开发利用和压力之下,洪湖市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状态.8年间洪湖市水足迹变化不大,2007年为1 399 m3/a,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国内属于水资源丰富型城市.     

基于本地生态足迹模型的浙江省可持续发展评价

生态足迹法是一种评估区域可持续发展程度和人类对自然资源利用情况的工具。通过对一般生态足迹法的调整，运用本地生态足迹模型，对浙江省本地生态足迹的时空特性和环境生态的潜在危险性进行了分析和评价。结果表明：(1)2006年浙江省人均本地生态足迹 2.763 8 hm2，人均生态承载力 0.437 9 hm2，人均本地生态赤字 2.325 9 hm2；(2)1991～2006年浙江省的本地生态足迹都超过了生态承载力，社会经济发展表现出环境生态的不可持续性；(3)2005年浙江省11个城市的本地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表现出一定的差异；(4)浙江全省生态足迹强度指数从1991年的2078上升到2006年的5952，16年间生态强度指数增大了近3倍，单位可承载面积内的实际生态压力越来越大，环境生态的潜在危险性有扩大之势.     

南京市快速城市化过程中人均生态足迹的动态变化与预测研究

基于《南京统计年鉴》数据,应用生态足迹分析方法,计算了南京市1992～2002年人均生态足迹、人均生态承载力和生态赤字,并对过去11年生态足迹各项指标及其动态变化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南京市人均生态足迹明显高于江苏省平均水平,更是高于全国水平的2倍,已超过了2.0 hm2/人的全球生态阈值,人均生态承载力明显偏低,全市生态赤字高达自身面积的20倍,表明南京市资源环境形势不容乐观,区域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和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过去11年间南京市呈现人均生态足迹逐年升高、人均生态承载力不断降低的动态趋势。鉴于此,必须实施资源节约高效、生态环境友好、控制人口负荷等重大战略举措,实现快速城市化、工业化背景下的区域可持续发展。其次利用灰色模型预测了2003～2005年的人均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预测精度较好。     

贵州赤水河流域生态红线区划分研究

为保持生态系统平衡,维持社会健康、有序的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在生态环境敏感脆弱区和重要生态功能区划定生态红线,确定生态红线区分布范围,科学指导开发活动,对生态环境进行有效管理,是我国当前在国务院政策指导和学界智力支持下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以贵州赤水河流域为研究对象,选用水土流失敏感性、石漠化敏感性评估作为环境生态本底评估,综合土壤保持功能、水源涵养功能、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和禁止开发区,将生态需要和社会服务功能有机结合,通过空间综合叠加分析与处理等技术手段,共划分出9大类生态红线区,总面积为5 030.58 km²,占整个流域面积的44.16%。结合赤水河流域的生态环境现状,提出了相应的生态红线区管理建议,期望为赤水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后续科学研究提供一定的科学基础。     

海岛旅游绿色发展生态补偿标准研究——以浙江舟山普陀旅游金三角为例

绿色发展是强调人与自然平等、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可持续发展观。海岛旅游绿色发展有利于保护旅游目的地的海洋生态系统与森林生态系统健康和减少旅游业对资源与环境的压力。运用海洋渔业生态标签制度(MFELS)、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ES)和市场替换法(MRM),对海岛旅游绿色发展生态补偿问题进行了研究,其中,旅游碳排放增量生态补偿(增汇或碳汇)主要依据是污染者付费原则、环境友好型海产品生态补偿主要依据是保护者得到补偿原则、生态系统服务付费主要依据是受益者付费原则;并以舟山普陀旅游金三角为案例地,以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获取的数据为基础,以2013年为评价基准年份,对海岛旅游绿色发展的生态补偿标准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海岛旅游绿色发展可获得6.53×108元的生态补偿资金,游客平均承担110.43元/人次的生态补偿标准。     

川西北民族地区保护区建设与生态移民问题研究

四川省西北部地区是以藏羌民族集居为主的民族地区,也是四川省的生态资源中心。区域内自然保护区数量多、密度大,民族文化浓郁,经济发展落后,居民城市化率低。由于早期建立保护区指导思想的制约,现已建立的多数保护区的规划缺乏系统科学性,依然存在来自区域内部居民和外部经济活动对其的破坏。研究认为,要实现为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的保护区设立终极目的,必须对现有的保护区管理系统实施调整与完善,建立具有政府管理职能的资源保护特区,选择以城镇化为主要方式的保护区内就近生态移民,构建科学的自然保护区层次,形成政府（资源保护特区）与民族居民的资源保护利益共同体。     

基于生态足迹的武汉城市圈生态承载力评价和生态补偿研究

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和生态建设的背景下,客观定量评价区域生态环境状态,是当前我国生态建设重要而紧迫的任务之一。高密度的人类活动会对自然生态系统产生超负荷的压力,通过生态承载力的分析能够定量测度这种状况,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意义。基于生态足迹模型,计算了2008年和2013年武汉城市圈各县域单元的生态足迹/承载力,并进行了时空变化分析。研究发现武汉城市圈各县域单元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差异性,生态足迹逐年增加,生态承载力的变化相对较小,出现两级分化的现象。根据生态足迹/承载力进行跨区县生态补偿测算,得到2008年和2013年武汉城市圈48个县域的转移支付情况,表明如果运用财政转移支付的手段,整个区域能够达到生态系统供给和需求动态平衡的目标,缓解武汉城市圈的生态压力,实现武汉城市圈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示范区内生态工业建设模式探讨

生态工业建设为生态示范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是一项涉及到地区经济发展、人地关系协调的重大举措。从生态示范区建设中生态工业的基本定义出发 ,对生态工业建设层次进行详尽分析 ;并结合代表江苏省苏南、苏中和苏北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三个地区——吴县市、邗江县和邳州市的具体案例 ,通过对其产业构成、主导产业、消费结构以及经济发展总量与人均水平的对比分析 ,指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要立足当地农业资源 ,实施末端治理并逐步推广清洁生产这种较低层次的生态工业建设模式 ;而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其生态工业的建设则要采用生态企业以及生态工业园区这种较高层次的建设模式。为确保生态工业建设的顺利实施 ,最后从政府、企业、市场和公众四方面提出了生态工业建设的驱动机制     

生态市建设的若干理论探讨

生态市是指市域内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及其服务体系与其社会经济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处于较协调与统一状态的城市。生态市建设意味着城市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需要有新的城市发展理论与思维。要以区域发展统筹、经济与社会发展统筹、城乡发晨统筹、人与自然协调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筹的“五大统筹”新思维来指导．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的统一。使国民经济体系由链条经济向循环经济、自然经济向生态经济转变。     

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区域水资源生态补偿量化模型构建——以长江流域为例

通过计算长江流域各省级行政区之间水资源生态服务价值的差异,建立各省间水资源利用和经济补偿的联动关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基于生态足迹模型测算长江流域各省份水资源超载指数,结合谢高地等人的中国陆地生态服务价值的研究结果,考虑地区补偿能力,构建水资源生态补偿的量化模型,计算各省份应当支付的生态补偿量。长江流域各省水资源生态服务价值总量高达9.37×1012元,各省生态服务价值也都在3.1×108元以上。整体上长江流域水资源生态服务价值呈现两端低,中间高的趋势,上中下游生态服务价值比例分比为44%,49%和7%。因此,处于长江流域下游以及中游的地区理论上应当对上中游地区水资源保护以及"生态服务价值外溢"进行相应的补偿。长江流域总体应获得1193.53亿元的水资源生态补偿。     

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江西省有色金属矿产开发生态影响能值分析

有色金属矿产开发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诸多环境问题,在此现状下,如何评估由此造成的生态损失及系统的状态已成为研究的焦点。借助能值分析可衡量和比较不同类别、不同等级能量的真实价值这一特点,研究江西省有色金属矿产开发生态影响问题。对系统2009~2013年的能值总量、投入产出、生态损失进行核算,分析能值效率、生态效率指标变动趋势,并得出符合实际的生态补偿标准的制定依据。经过计算,2009~2013年江西省有色金属矿产开发能值自给率为0.65左右,整体变化幅度较小;能值投资率在0.23~0.31之间波动,处于较低水平;净能值产出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环境承载率整体较高,最低为138.01;可持续发展指数非常小,全部在0.02、0.03;生态补偿指数在62%~69%之间小幅波动。说明江西省有色金属矿产开发对当地的不可更新资源的依赖程度较高,虽然生产效率较高,但当前的生产利用活动已超出环境可承受的范围,系统不可持续发展。为改善环境2009~2013年各年应承担的生态补偿额分别为1.45×10~9元、1.49×10~9元、2.06×10~9元、2.59×10~9元、1.82×10~9元。     

浅谈生态公益林的补偿

补偿是生态公益林外部性内部化的核心问题。从生态公益林的经济学属性出发，阐述了生态公益林产生的外部性及其公共物品的属性，并对生态公益林对所在地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负外部疚及补偿问题，做了重点的讨论。提出生态公益林的补偿学应局限于单纯的经济补偿，应该为利益受损的群体提供更多的经济机会和发展空间，引导地区产业的结构调整和升级换代。     

云南森林生态功能区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WTP)影响因素及差异性分析

生态补偿是协调经济与资源环境和谐发展,化解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矛盾的有效手段,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意义深远。基于云南省5个州市农户调查数据,运用二元Probit模型,分析了云南森林生态功能区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关键影响因素及其差异性。研究表明:大部分农户愿意为生态补偿付费,影响其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是性别、年龄、是否兼业、家庭人口数、非农收入比重、生态补偿重要性认知、森林经济效益是否比生态效益重要、生态环境满意度、政府是否对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政策执行信任度以及信息获取难易程度;其中年龄、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和信息获取难易程度对专业户支付意愿有重要影响,而家庭人口数、非农收入比重以及获得政府补偿的情况对兼业户支付意愿有重要影响;是否兼业、非农收入比重、对生态补偿了解程度以及信息获取难易程度对传统散户支付意愿影响较大;对政策执行的信任程度和产业发展程度对种植大户支付意愿有重要影响。基于此,提出了完善政府农村就业服务职能,鼓励农户非农就业、创业;完善生态功能区环境教育体系和宣传制度建设,强化农户环保意识;强化政府职责及其政策推广、执行力度,构建综合、完善的生态补偿宣传媒介;制定并实施差异化的生态补偿措施等具体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