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资源项目治理的社会网络动态分析

水资源项目治理中的利益相关方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关系网络,这种网络结构会随着项目生命周期发生变化,目前基于单阶段静态网络的研究难以满足这种动态治理角色网络分析的需要。科学合理的分析项目治理社会网络的动态变化,引导其健康发展对提高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合作水平,进而提高项目成功率意义重大。本文以某大型水资源信息系统项目为例,综合应用社会网络分析与系统动力学方法,分析水资源项目治理社会网络的动态变化过程,构建系统动力学模型,对大型水资源项目系统结构进行仿真模拟,通过敏感性分析,探索控制项目治理风险的有效途径。     

锂产业链贸易网络结构韧性的演化与评估

锂已成为新能源革命的驱动力,国际社会共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选择,同时也是实现碳中和的基础资源之一,其生产和消费对世界经济有着重要影响,从贸易网络结构韧性的角度出发研究锂产业链,对优化产业布局,锻造强韧产业链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通过构建“度分布-度关联”双变量贸易网络结构韧性演化评价模型,对比分析了2000—2021年全球锂产业链上游、中游和下游的贸易网络结构韧性类型及演化趋势,并针对美国制造业回流等现实背景,对全球锂产业链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结论表明：(1)就节点度而言,中国、美国和欧洲是全球锂产业链贸易网络中最为活跃的国家及地区,其贯穿了锂全产业链的全球贸易。(2)就网络结构韧性而言,上游和中游网络有扁平化趋势,其层级性较低;下游网络立体化特征明显。(3)就网络类型而言,锂产业链上游和中游仍处于同配性网络,下游网络已演化为韧性网络。(4)就网络结构韧性演化水平而言,锂产业链的网络结构韧性一直处于波动变化状态,综合水平表现为上游韧性<中游韧性<下游韧性。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对策建议：完善相关机制建设,打造产业链良好生态;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强化资源自给重要性;深化锂产业链的整合...     

我国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社区“自组织”载体刍议

当前,我国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社区"自组织"的载体是居委会,已经得到法律与行政层面的认可.本文认为,社区"自组织"的载体不能仅仅局限于村委会,无论在理念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村委会都存在着缺陷与不足,不能完全代表村民利益共同体.合作组织具有很多优势,应当成为我国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社区"自组织"的重要载体之一.当前,合作组织载体作用的发挥还面临着许多难题,例如如何处理与村委会的关系、如何保证合法性等等.为此,我们认为,当前必需把合作组织自身建设与政府支持以及规范相互结合起来,合作组织自身建设的重点在于规章制度等环节,政府支持的重点在于人力资源培训以及保证合法性等环节,政府规范的重点在于立法、监督以及矫正等环节.同时,我们还要加强合作组织网络、综合性合作组织以及跨村域合作组织的建设,形成利益嵌套格局,以真正发挥合作组织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中的载体作用.     

长三角地区生态补偿利益相关者及其行为响应

生态补偿是调整利益相关者利益、维护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重要政策工具,政府付费项目是生态补偿的重要类型。基于长三角地区上海、苏州和湖州生态补偿实践的调查,运用利益相关者分析和比较分析方法,辨识地方政府付费型生态补偿利益相关者属性、类型及其行为响应差异并揭示原因。按照影响力、参与度和经济利益性的不同,将生态补偿补偿利益相关者分为核心、次核心I、次核心II和边缘型。结果表明,三地实践中,市、县(区)政府是核心利益相关者,与我国地方政府权威具有一致性;现行补偿制度没有赋予乡镇和村等次核心利益相关者I讨价还价的资格,成为其在环境治理和民生改善项目上有限响应的法律约束条件;次核心利益相关者II(媒体、环保NGO、科研机构)虽然有主动响应的积极性,但参与度还不高;农户的利益相关者属性和类型因地而异,且农户、企业和社会公众的响应比较微弱。同时,不同利益相关者利益目标和属性亦存在冲突,不同地区利益相关者在监督与审计、制度调整以及环境治理和民生投入方面的响应也不完全一致。利益相关者属性、类型及其行为响应差异,与生态补偿制度安排、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地方政府偏好等深层次原因紧密相关,这也是今后我国地方政府付费型生态补偿项目设计需要重视的问题。随着我国生态补偿制度的不断发展,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地方政府付费型生态补偿项目设计,应注重增加利益相关者的满意度和公众参与度,注重生态补偿制度安排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融合。     

可持续发展治理的一个理论架构

治理作为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途径和重要保障,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是目前对可持续发展治理的理解存在着很大程度的模糊性和混乱.本文在界定可持续发展治理内涵的基础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治理的一个理论结构,对可持续发展治理的基本特征、要素组成、实施途径、操作模式以及制度安排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讨论.可持续发展治理的可操作模式有社会伙伴关系模式、企业自调节模式和利益相关者契约模式;制度安排有兰个核心:制度的结构和功能层、治理功能及其组织、关键制度的规则.     

我国耕地占补平衡政策主体互动模式探究——基于政策网络的视角

基于政策网络的研究视角,对我国耕地占补平衡政策进行实证分析。鉴于网络结构、行动者及网络互动的关联性,深入剖析我国耕地占补平衡政策网络构成,以及各种主体在政策制定到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互动模式关系变化,从而揭示耕地占补平衡政策网络运行的阻隔及根源——行政权力运用不当导致政策执行偏差、对边缘主体权利不够重视,以及政策网络未形成合力等。因此,以政策网络视角透视政策过程,即各种主体利用公共政策作为"网络规则",相互交换资源、调整利益,各种行动者之间形成互为合作、竞争、协助或对抗等多种关系类型,从而推动政策网络运行,以及影响政策结果和走向。最后,在政策网络视阈下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农村环境善治的逻辑重塑——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分析

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是我国实现十八届五中全会倡导的五位一体重大战略的突出矛盾,也是学术界需要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本研究利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法,对我国农村环境治理失灵的内在机理进行理论解释,认为政府、企业、城市、村民、环保组织、科研院校等利益相关者的不同利益诉求和行为导向,造成了目前农村环境污染的现实困境。分析发现:正是政府层面重视经济发展,轻视监管职责;企业层面重视经济利润,轻视社会责任;农民层面重视生计诉求、轻视安全需求;城市层面突破政府管制,转嫁污染成本;环保组织力量资源有限,难以提供环保功能以及科研院校重视环保技术研发,轻视科技推广,才导致了现阶段农村环境污染愈演愈烈。因此,只有明确政府、企业、城市、村民、环保组织、科研院校等利益相关者的角色定位,充分发挥好各自的环保功能,真正构建起农村环境的共同治理体系,才能克服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和相互博弈状态,进而实现农村环境善治的目标。研究结论表明:农村环境善治的内涵体现为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参与、共同治理乡村环境问题.其主要特征为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性、有效性,其实质是在乡村环境治理中,构建起强国家和强社会的"双强"模式。通过构建这种"双强"模式使国家与社会在乡村环境治理中达成利益均衡共识,彼此协同合作,共同致力于乡村环境的善治之道,以此彻底改变现在的乡村污染面貌,最终实现十八届五中全会倡导的生态良好农村战略构想。     

生态补偿主体的法律建构

生态补偿机制运行首要解决的是谁补偿谁即主体问题,生态补偿的主体制度即是生态补偿实践中首要需要解决的问题.过分强调政府的补偿主体地位容易形成一个封闭的和单一的生态补偿主体,不利于形成开放的生态补偿主体体系,生态补偿主体的类型化可能背离生态补偿立法与实践的客观需求,弱化生态补偿理论的统摄力.生态补偿主体是抽象性和具体性的统一,它以权属明确为一般前提,在主体的权利明确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各种利益之间的合作.生态补偿机制以政府补偿为主导,以厘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职责为关键.生态补偿主体的建构应以责权利相统一为一般思路,以生态利益相关者概念界定为重点考量.生态补偿主体的建构过程是生态利益相关者不断博弈与合作的过程.     

供应链环境成本内部化利益相关者行为抉择博弈探析

面对环境污染,供应链环境成本内部化是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途径。为明晰供应链环境成本内部化的过程机理,选取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集成供应链系统和消费者为主要利益相关者,基于对主要利益相关者环境价值诉求的识别及行为策略分析,构建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供应链三方动态博弈模型,并考虑消费者的行为策略对三方博弈的影响。运用三方动态博弈模型解析了供应链环境成本内部化各博弈方的博弈均衡策略以及各利益相关者行为选择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结果显示,个体利益相关者的行为策略会受到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影响,为保障供应链环境成本内部化的顺利实施,各利益相关者应协同合作。通过对供应链环境成本内部化协同机理的探讨,提出了促进供应链环境成本内部化实施的对策建议,即中央政府应发挥政策导向作用、地方政府应发挥监督主体作用、企业应发挥投资主体作用、消费者应发挥监督推动作用。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企业环境绩效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通过构建企业环境绩效与企业受到各利益相关者环境压力的计量模型,并在江苏常熟地区展开问卷调查,分析了影响企业环境绩效的利益相关者,结果表明:在该实证区域,以主动性环境管理行为度量企业环境绩效时,投资者、竞争者、消费者和社区居民等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提高有显著的正影响;政府虽然给企业造成了很高的环境压力,但并不是造成企业之间环境绩效差异的原因;媒体和环保非政府组织等外部利益相关者作用尚不明显.结论说明:我国政府通过引入利益相关者参与企业环境治理,已经取得一定成效.建议我国政府继续推动环境政策创新,积极创造更多利益相关者成长的制度空间,为我国企业环境绩效的提高提供更多动力.     

企业间绿色合作影响因素与绿色绩效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以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企业间绿色共生合作关系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将企业间绿色合作影响变量分为：承诺、信任等5项基础合作变量：和企业高层管理者的绿色合作意愿等7项特定合作变量。本研究通过对辽宁省沈阳铁西工业新区100家企业进行问卷调查，获得了122份有效问卷。在此基础上，应用SPSS统计软件和AMOS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软件包对上述研究中的基础合作变量和特定合作变量对企业间的绿色合作绩效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并给出了它们之间的结构方程路径图。研究结果表明，所设定的5个基础合作变量和7个特定合作变量与企业间绿色合作绩效所设定的5个变量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证实了本研究的理论假设，从而为探索企业间开展绿色合作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提供了支持性的论据。     

可持续发展新里程:问题与探索——参加“里约+2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之思考

"里约+20"峰会成果文件《我们憧憬的未来》重申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决定启动可持续发展目标讨论进程;肯定绿色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决定建立更加有效的可持续发展机制框架;敦促发达国家履行官方发展援助承诺。这是"里约+20"峰会取得的重要成果,这项成果开启了可持续发展的新里程,其理论探索和实践总结将是学术界不懈努力的方向。在《我们憧憬的未来》的框架下,整合现有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政策,综合考虑各国独特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问题的特殊性,认为可持续发展研究需要在以下6个方面做出努力:①绿色经济的概念、发展模式与政策创新研究,主要包含了绿色经济的内涵;绿色经济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绿色经济与就业、脱贫等之间的关系;衡量绿色经济的具体指标体系;对不同区域和不同行业经济发展绿化程度的测度;绿色壁垒的形式以及对我国国际贸易的影响;发展绿色经济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绿色经济的发展模式与政策创新研究等。②自然资本核算、生态补偿机制与政策研究,主要包含了自然资本的内涵;自然资本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各种生态服务之间的耦合关系;如何建立基于自然资本核算方法体系的多层次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投融资及其运行机制和生态补偿方式;如何从法律、体制、机制、政策等多层面构建一套完整、具有可操作性的生态补偿政策和制度保障体系等。③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治理机制研究,主要包含了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国际合作与冲突机制及有效的全球环境治理机制和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管理体制的研究;中国、巴西、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应该如何应对在未来全球可持续发展中面临的压力和责任及经济全球化对于可持续发展的负面影响等。④科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主要包含了科技创新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度;各类型产业可持续发展技术(或者是低碳技术、绿色技术等)的识别、评价和预测;可持续发展技术的创新机制研究;如何通过加强可持续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促进绿色产业发展和民生改善等。⑤可持续发展的投融资机制研究,主要包含了提高可持续发展中转移支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基金)、生态税、税收差异化等财政手段效率的体制和机制创新问题;如何推进投融资渠道和方式多元化,实现资金供给与资本结构优化的协调互动和资金配置与运作效率的高效互动等。⑥可持续发展利益相关方的有效参与机制研究,主要包含了系统研究可持续发展利益相关者参与机制创新的可行路径,建立中国可持续发展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分析框架;研究与设计能够在宏观(或共性)层面和微观(或个性)层面有效运行的参与机制;研究可持续发展利益相关者参与机制创新的制度相容性和实践可行性。     

我国生态旅游利益相关者分析

发展生态旅游需要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建立一个合理的利益协调和分配机制，而利益相关者角色的错位、缺位，其间关系的交叉、矛盾是制约我国生态旅游发展的关键。为了确保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对现有的利益相关者角色和关系进行调整。真正使政府、当地牡区，旅游企业、保护地、旅游者、非政府组织、学术界及相关机构、媒体分别扮演好调控者、参与和受益者、执行者、执行监督者、实践者。协助者、研究指导者、宣传监督者的角色。     

元治理视阈下中国环境治理的策略选择

针对当今社会提出的解决复杂性问题的需求,元治理理论主张简化模式和实践,以减少处理问题的复杂性,重视各种治理模式的相互协调配合;同时,要重视稳定关键角色的取向、期望以及行为准则。政府、市场、社会网络由于参与的身份和角度不同,必然会倾向于各自的偏好,但是对于环境治理这一复杂性问题,单一的治理模式均不足以解决环境问题。我国环境治理在传统模式下,政府以"统领"而非"治理"的姿态出现,各种治理模式、市场和社会网络机制无法有效运作。发展元治理理论,强化自治理,强调与政府权力相对应的责任,即政府运用手中的权力,承担起有效选择和协调各种治理模式"共振",防止治理模式之间的互相倾轧,通过保持必要的多样性增加治理的弹性以应对环境治理这个复杂系统的责任。首先,将政府定位在"同辈中的长者",意指政府的层级治理与市场治理和社会网络治理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政府不能也不可能介入环境治理的全部环节;在平等的基础上政府要起到带头作用,运用法律法规,通过强制力达成环境治理模式的共振。其次,强调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政府要加强制度建设,为市场经济运行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维护市场运行秩序,促进竞争,使市场的成本-收益机制得以有效运行,以此引导资源和技术在市场中的流向。第三,政府在促进公众参与的同时要适当鉴别和明确利益相关者,避免参与对象缺乏代表性和广泛性,同时注意杜绝环境相关政策的利益集团主导以及"一言堂"现象,畅通诉求表达机制和完善矛盾化解调处机制。第四,环境治理的政策制定要科学、明确、具体、细化。     

葡萄酒生态产业链的研究

葡萄酒产业链是由葡萄种植者、葡萄酒生产者、消费者、资源回收者等一系列利益相关者组成的系统，该系统以产区生态为条件，以葡萄种植为基础，以葡萄酒生产及其副产物资源利用为保证，使产业链条中一个产品生产中产生的废物为别一个产品的生产原料，最大限度地减少废物排放，体现了生态的统一性和资源的耦合性，形成了高效生态产业链。本文阐述了葡萄酒产业所具有生态产业链的特征，系统分析了葡萄酒产业链条中资源投入、新资源产出及其循环利用情况，重点对葡萄酒皮渣酿制白兰地、榨取葡萄籽油、提取葡萄红色素，多酚类产品、酿醋、配置饮料和基肥等产业开发状况进行了分析，并展望其发展前景，以期转变葡萄酒产业发展模式，实现产业与社会、经济、环境的和谐发展。     

基于突变级数的中国“城市矿产”产业生态系统评价研究

根据中国城市矿产产业链组成和相互关系,将其生态系统分为"管理、供应、回收、资源化、市场化"五元子系统。采用生态位和突变级数理论,从基于"态、势、能"的生态位角度,建立了包含共生模式、共生环境、共生水平的产业生态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标。运用突变级数法的控制变量与状态变量来描述关键因素与指标的质变、突变过程,从而对城市矿产生态系统稳定性进行综合评价。最后,将突变级数法运用到湖南汨罗城市矿产示范基地进行实证分析,所得结论和实际产业状态相吻合。     

不同情境下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的“行动”博弈与协同因素研究

我国区域大气污染治理模式主要分为属地治理与合作治理两种,合作治理已成为解决京津冀大气污染难题的共识。但从已有的治理效果而言,资源禀赋、经济结构、"政治位势"差异等引致的非对称利益博弈,使京津冀三方在治理进程中往往会偏好于不同的行动策略,呈现为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动态性重复博弈。基于地区利益博弈视角与联防联控行动逻辑探索实现"常态化"跨域协同治理的动态演化路径,是实现京津冀大气污染有效治理的战略要求与必然选择。针对当前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实情,构建无、有中央政府约束下属地治理与合作治理"行动"博弈模型,探讨各方主体行动选择的演化路径与均衡策略。运用数值模拟方法比较无、有中央政府约束下各类协同因素变动对京津冀大气污染合作治理联盟达成与巩固的影响,考察实现稳固性协同治理的动态演化均衡机制。研究发现:在属地治理模式下,无论中央政府是否实行约束,京津冀三方均倾向于选择"搭便车"策略,这将可能导致"诸侯治理"与"约束失灵"的两难困境;在合作治理模式下,基于共同发展利益目标,京津冀三方会更有效地选择合作治理策略,但存在基础条件差距所引致的行动"滞后性"问题,中央政府差异化约束是平衡地区发展差距、缩小行动策略"滞后区间"的有效保障。因此,京津冀三方要积极借助中央政府宏观约束措施的引导,建立健全信息共享机制、监督约束机制、利益分配机制、成本分摊机制、生态联动绩效机制等,通过生产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优化、新能源应用等途径全力挖掘提升合作治理收益、降低合作治理成本的潜力,以促进本辖区治理效益提升基础上的有效互动。同时,中央政府要基于京津冀三方的治理收益、成本差异,进一步研究如何以适当的约束措施与调控力度融入各类协同因素的调整过程,巩固京津冀"常态型"合作治理联盟的稳定性。     

基于Stackelberg博弈的循环经济闭环产业链研究

为揭示循环经济产业链的内在发展机制,本文基于循环经济产业链的特征建立了闭环产业链模型,利用企业间的Stackelberg博弈分析了消费者、企业和政府间的利益关联以及三大主体最优决策对闭环产业链的影响方式.研究结论表明,消费者的环境偏好越低,政府的环境税标准越低,且环境税的制定空间越小,企业收益越难实现从传统产业链到循环产业链的转移,消费者以新产品的消费弥补环境效用的损失;在政府的全局最优税收情况下,传统产业链的企业在横向企业竞争中仍具有先动优势,并不随环境税增加而改变;政府经济最优废弃物循环率能够保证循环产业链的回收资源供给,但只是在消费者容忍的范围内实现了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和生产总收益最大化.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废弃物循环率达到生态最优,这需要政府舍弃部分经济利益,实施更严厉的环境税政策约束传统产业链的发展规模,同时结合参与性政策提高公众的环境偏好,以保证循环经济闭环产业链的顺利运行.     

基于“过程-结构”视角的环境合作治理模式比较与选择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也是当代中国公共治理中极为紧迫而又突出的薄弱环节。围绕着如何打破"公地悲剧"和实现环境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学界提出了科层型、契约型和网络型三种合作治理模式。在总结三种模式基本特点的基础上,文章从"过程-结构"的视角出发,通过阅读大量文本案例和结合一定的实地研究,精选出太湖流域的河长制治理、库布齐沙漠的修复治理以及三江源曲麻莱县巴干乡的虫草与垃圾治理等三个现阶段环境合作治理的代表性案例,深入分析了三种环境合作治理模式在具体实践情境中的选择和运行机理、比较优势和局限,并讨论了特定情境下环境问题与治理模式的契合性。研究表明,环境合作治理模式的选择是既定制度(政策)、结构与作为能动者的组织、个人互动的结果,对环境合作治理模式优劣的评价不能脱离特定的情境和场域,每一具体的合作治理模式都有其特定的功能、局限与适用条件。研究同时表明,环境合作治理模式的选择必须适应特定环境问题的物理、生物和社会属性,必须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及所具备的资源禀赋相匹配。最后,文章从政府的"元治理"、互信契约、利益共享和社会资本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环境合作治理模式所"共享"的增进合作的规则及条件,认为环境问题的特殊性决定了政府必须摒弃以自身为单一主体的环境治理模式,并积极推动各种适用于不同情境的环境合作治理模式,以积累更多的推动环境治理集体行动的社会资本和提高整体性治理能力。     

区域旅游竞合视角的珠海旅游发展策略研究

本文分析了区域旅游竞合关系的前提条件,整合了区域旅游竞合生态位、博弈与共生相关理论,分析了竞合关系的演变,研究了区域旅游竞合机制。认为分析区域旅游竞合关系,可从竞合生态位开始,分析制定相应的竞合博弈策略,努力与竞合对象形成有利的竞合共生关系。基于相关理论,本文发现在珠三角,珠海旅游要突出特色,错位发展,促进开放共赢,在构建珠江西岸旅游品牌、构建珠三角旅游大环线等方面加强合作。与港澳旅游竞合,珠海旅游要在海洋旅游、文化旅游、会展旅游、旅游教育、旅游营销等方面广泛对接港澳。珠海区域旅游竞合要围绕共同开拓旅游市场、联合开发产品、共推精品线路、创建合作平台等内容,建立立体化的区域旅游合作网络,在区域旅游联动发展中强化自身旅游市场竞争力。同时要加强区域旅游合作机制、旅游人才、便利化环境等保障。